FIFA所頒布的 《足球競賽規則》 \\(Law of the Game\\)規定 “每場比賽都由被指派的裁判員所掌控,對所執法的比賽享有完全的權威 \\(Law 5\\)”[1]。它賦予裁判員完全的權威,即使誤判錯判。這是一種典型的形式主義倫理,它將裁判員自身的錯誤歸結為建構規則體系所不得不容忍的惡,或者說必要的成本。規則所伴隨的是這樣一種裁判倫理:只要不違反規則,裁判員不對錯判誤判承擔責任。

但這正是為人們所詬病的地方。形式主義職業倫理對規則容忍范圍之內的錯判誤判沒有任何約束力。然而在各項賽事當中頻頻發生直接、間接影響比賽結果的錯判、誤判、漏判,不僅讓人們對裁判的專業素質有了更高要求,也對裁判職業倫理提出更高要求。本文就傳統裁判職業倫理的缺陷進行討論,嘗試摸索后果主義視角下職業倫理建設的可能性。

簡而言之,本文探討在當前的足球環境中,足球裁判如何成為一名 “好”裁判,怎樣執法 “好”一場比賽。

1 對判罰準確性要求的提升與解決途徑

足球運動是世界第一運動。它的觀眾群體、社會影響以及經濟價值非同一般。一場重要的足球賽事可以牽動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神經。但從2010年南非世界杯英格蘭隊的“門線冤案”到2013年德甲賽場的 “幽靈球”,因為錯誤判罰而導致的直接得分失分時有發生,更不用說由于越位、點球等的錯誤判罰。在這種情況下,改善裁判技術,引進科技輔助手段的呼聲越來越強烈,人們希望裁判能夠更加準確地進行裁判。

快速提高裁判準確性的一種手段是引入先進技術?？茖W技術在一些體育項目的裁判活動中早已普及。比如在田徑比賽中早已使用起跑器來甄別搶跑,用高速攝影機將運動員成績精確到毫厘之間;在擊劍、射擊等項目當中,機器設備承擔了大部分的裁判工作,而人所要做的工作僅僅是監督比賽進程、核實機器統計數據、維護機器正常運轉。還有一些科技輔助裁判手段甚至改變了規則,并且成為比賽看點的一部分,比如說網球場上的 “挑戰鷹眼”等等?？梢哉f,科學技術對于裁判工作的支持由來已久,并且以其準確性、可靠性贏得了人們的信賴。在對抗性比賽項目當中,特別是在有身體接觸的比賽項目當中,至今為止仍然主要依靠人的主觀判斷。但是在像 足 球 這 樣 的 體 育 項 目 當 中,裁 判 的 易 錯 性\\(fallibility\\)通常為人所詬病?？枴げㄆ諣朳2]、保羅·利科[3]很早就反復強調人的易錯性,這是人不可能避免的問題。因此,在 “門線技術”率先引進國際大賽的同時,已經有人呼吁 “邊線技術”和 “底線技術”的引進。對于這些新裁判技術的引進,技術本身已經不再是障礙———比賽轉播早已能夠實現實時錄像回放。鑒于足球項目的特殊性,即一個誤判常常會直接導致比賽勝負關系的變化,可以大膽設想,未來將會有更多的新裁判輔助技術被允許進入綠茵場。

另一種提高裁判準確性的有效途徑是轉變職業倫理。形式主義的裁判倫理要求裁判員在規則的范圍內實施 “自由裁量”,并且不為這種 “自由裁量”承擔責任。即使賽后真的確認確有裁判過失,也對比賽結果不產生任何影響。即使承擔誤判不利后果的一方提出申訴,一般也不會得到有利的答復,更不會采取恢復誤判影響的措施,如重賽、補賽等。這種規定當然并不完全是形式主義的,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兼顧到可行性和實踐效果———只有豁免裁判員因為人本身固有的“易錯性”而犯下的錯誤,這對于裁判員本身才是公平的,因為沒有人能夠完全不犯錯。但是形式主義在豁免裁判員責任的同時,也為規則內的惡意裁判敞開了大門。因此,形式主義職業倫理在這一點上具有局限性。如果能夠找到另外一種倫理觀念,使裁判員為自己的惡意裁判承擔責任,將大大有利于裁判準確性的提高。

2 形式主義裁判倫理的淵源

足球運動雖然起源于我國,但是現代足球的規則體系則是在西方確立起來的。因此現代足球的裁判理念是同西方文化,特別是西方法律文化聯系在一起的。不同于儒法思想重視社會修復,重視對人本身的關懷這樣一種理念,西方文化對純粹理性精神的崇拜由來已久。這表現為對抽象的規則、權利的崇尚。其具體表現形式就是對形式正義的重視程度,要遠遠高過非希臘傳統的文化共同體?？梢钥吹?西方的司法系統就忠實遵循了這樣一種 “文化DNA”。西方法制當中的 “追溯時效”“終審制度” “不當程序采集的證據不被采用”等等原則就體現了對規則體系、對形式的尊重。在球場上,裁判就是規則體系的 “道成肉身”。因此,現代足球從規則制定上無不體現了對裁判員人身和判罰的尊重。觀眾和球員都不能夠影響裁判員的判斷;而對裁判人身進行攻擊也會比對球員進行攻擊受到更重的處罰。另一方面,希伯來傳統也是現代足球裁判倫理的一個重要淵源。馬克思·韋伯認為,宗教改革對于資本主義精神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4]。

世俗化的 “天職” “禁欲”等觀念同資本主義的 “經濟理性主義”是相契合的。 “禁欲”觀念使得帶有后果主義傾向的“享樂”成為倫理上否定的對象,與此同時將勞作的過程奉為目的本身?；浇涛幕J為重要的是精彩的比賽,敬業的態度,而不宜拘泥于比賽結果。這也是形式主義文化形成的一個重要因素。

因此,賦予足球裁判員 “誤判”特權的是一種理性至上和 “禁欲克己”的倫理。這種倫理的杰出代言人就是對西方哲學史、思想史和文化史有著重要影響的德國哲學家康德。他認為真正的道德命令應該是以行為本身為目的,而不是以行為本身所造成的結果為目的。只要行為本質上是善,人們所秉持的是 “善良意志”,那么這在道德上就已經足夠。

而 “至于后果如何,則聽其自便?！盵5]顯然,從足球裁判規則的設置當中可以看出,康德道德哲學的影響非常明顯。足球規則賦予裁判員一種至上的身份,而尊重裁判員這種身份,尊重裁判員所代表的規則本身,正是形式主義和道義論倫理主張的典型形式。

3 后果主義視角中的職業倫理

西方也是一個多民族、多文化交融的一塊大陸,除開理性主義所主張的形式倫理這種西方正典之外,另外一種具有較大影響力的倫理主張,即后果主義倫理。這種倫理認為評價人行為的好壞與否、是否正當,其標準不應該僅僅由 “善良意志”來決定,而要從行為后果、影響等多方面來綜合判斷。后果主義倫理思想家經常使用保羅·高更在倫理上獲得的正面評價作為例證。他們認為高更之所以被視為成功畫家,并且免于受到道德上的責難,其原因是他獲得了巨大的成功。而試想高更一生默默無聞,沒有在藝術領域有所建樹,那么勢必被譴責為拋棄家庭和妻子的罪人[6]。這個例子很清楚地表明,在現實生活當中,并不是動機良善就萬事大吉。在足球比賽當中,裁判執法的好壞同樣是如此。事實上,如今人們判斷裁判工作的好壞并不是考察他是否具有“善良意志”,是否嚴格按照競賽章程和職業操守進行執法,而是考察其誤判錯判的頻率,考察他對于足球比賽是否造成了不良影響。

因此對于后果主義者而言,對裁判員誤判錯判予以容忍的理由只能是:如果允許任意地推翻或者改變裁判判決,那么足球運動,特別是商業化的足球運動不僅完全沒有效率,甚至不具有可操作性。但一旦效率和操作性因素被克服,那么對于 “門線技術”和 “底線技術”這種實時精確的裁判輔助技術,后果主義者將找不到拒絕的理由。因為在后果主義者看來,足球運動顯然同周遭的其他事物一樣,深刻地受到事實和后果的影響———每每發生的門線懸案、越位冤案等事件,總能引起社會輿論的廣泛關注和熱烈討論。尤其是在重大比賽當中,甚至可能造成激烈的沖突和混亂。也就是說,后果主義者傾向于認為,不僅要要求裁判員具有 “善良意志”,還要保證比賽判決符合事實,這才是 “好”裁判和“好”比賽的評價標準。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對 “門線技術”的引進,事實上也彰顯著人們對于比賽實質正當性,而不是規則形式正當性的重視[7]。

3.1 后果主義倫理對裁判身份認同的影響

后果主義裁判職業倫理觀并不僅僅要求裁判員更加倚重科技手段,或者簡單增加裁判數量就能夠解決問題,它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問題。最重要的問題在于裁判員的自我認同或者裁判的身份認同。 “門線技術”或者 “邊線技術”認定的得分或者越位可能會同肉眼判斷相左。這是否意味著裁判員喪失了裁量的權力,而僅僅只承擔宣布裁判結果的功能?這正是一個自我認同的問題。形式主義裁判職業倫理把裁判員本身視為規則的 “道成肉身”,賦予其絕對的權威。因此在形式主義的視角下,裁判員在規則允許的范圍內無異于上帝。但是,從后果的角度來看,我們 “上帝”的有些錯誤實在是不能令人滿意。因此人們希望借用 “門線技術”以及未來或許將會引入的科技裁判輔助技術來撼動這種絕對的權威。眼下 “門線技術”已成現實,這意味著裁判員不能夠再謹守規則賦予的絕對權威,裁判員的身份勢必發生變化。但是這種變化同樣也不意味著裁判員從球場上的 “上帝”淪落為輸出各種判罰的 “自動販賣機”或者是宣布裁判結果的“播音員”。因為從經驗來講,任何手段也代替不了裁判員的自由裁量權在球場上的作用。比如 “合理沖撞”與犯規之間的界限,必須依靠裁判員的判斷,而無法依賴科技手段。從這個意義上講,當今的足球運動所呼喚的是一種弱化的裁判身份,一種介于 “上帝”與 “機器”之間的自我認同。

后果主義的裁判職業倫理下的自我認同顯然更為符合要求。一方面,后果主義視角下的倫理維護了對裁判員基本權威的尊重。鑒于沒有權威裁判員便無法執法足球比賽,足球裁判行為便不具有可行性,因此后果主義必然會賦予裁判員基本的權威,但是這種權威以事實為限。形式主義倫理賦予裁判員在足球場上的絕對權威,這種權威不僅凌駕于球員、球隊以及觀眾,甚至在某種程度上說也凌駕于事實之上。因為按照比賽規則,即使賽后提供完整清晰的錄像作為誤判的證據,仍然不能夠改變判決業已生效、比賽業已完成的現實。當然,本文所討論的情況都是主觀善意的狀況,但事實上,裁判員在球場上同 “指鹿為馬”的獨裁者并沒有本質上的區別。而后果主義倫理則不贊成這種絕對的權威。后果主義一方面肯定裁判員對于其他人具有權威,這同樣也是基于后果主義的考慮,因為只有保障裁判員的權威才能夠保證足球項目的有序運行。另一方面,后果主義則不認同裁判員有凌駕于事實之上的權威。后果主義傾向于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將所有誤判導致的后果回復原狀。因此, “門線技術”等科技裁判手段的引入,要求裁判員必須適應后果主義倫理所要求的身份改變。具體而言,這要求裁判員充分尊重事實,不能夠一意孤行。 “善良意志”或者說 “問心無愧”不能成為裁判員的借口,裁判員需要考慮到判決的后果,需要就誤判承擔相應的責任。但同時,裁判員還必須甄別中立中肯的意見和傾向性的要求。這對于裁判員而言,無疑大大增大了執法的難度。

3.2 后果主義倫理傾向對執法目的和標準的影響

科技手段的引入對于專業裁判而言,還意味著執法風格的變化。確切地說,科技手段所代表的后果主義倫理傾向,對裁判執法的靈活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實,足球運動并不是唯一一個受到后果主義倫理影響的體育項目。體育倫理領域同世界上諸多倫理領域一樣,都為一種重新發現人、重視和關注人的思潮所籠罩。規則和法度不是不重要,而是說規則和法度必須有根基,而這個根基就是人本身。因此,倫理領域的當代趨勢就是對于人的肯定。這就容易理解,為什么2012年倫敦奧運會我國羽毛球女雙組合會被取消比賽資格。這是由于在形式主義和后果主義的博弈當中,后果主義開始獲得更多的支持。對 “規則至上”的形式主義進行一定的限制成為當今倫理的一個特色。因此,體育運動對運動員和裁判員的要求就不再僅僅是 “符合規則”,而必須考慮體育精神和社會后果。

同樣,足球裁判員在執法過程當中也不能一成不變地固守規則。當然,這并不是說后果主義倫理要求裁判員罔顧規則。事實上,后果主義裁判倫理的要求只不過是要求裁判員在必要的時刻,具有相對的靈活性。比如對于 “消極比賽”和 “假球”的非正常狀況,后果主義倫理要求裁判員不能因為比賽是在制度中進行,就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在明顯 “消極比賽”或 “假球”的情況下,裁判員如若能夠采取適當的措施進行干預,未嘗不是一種低成本的解決方案。例如在中甲聯賽當中就出現過最后5分鐘狂轟自家球門的詭譎情況,連球迷都表示:“假球打得太囂張了”[8]。在這種情況下,裁判如果能夠當機立斷中止比賽,或者罰下假球球員的話,顯然是有好處的。足球場上發生突然事件的概率不小,特別是在這種情況下,后果主義倫理要求裁判員更多站在社會和觀眾的角度上來考慮問題,而不是僅僅站在規則的角度考慮問題。換句話說,裁判員的 “隱形人”角色并不是一成不變的,在特定的時候需要裁判員主動站出來承擔責任。

4 申明裁判員倫理觀念轉變的價值和意義

裁判的倫理觀念是伴隨著足球運動的價值取向而變化的。雖然裁判員看似是足球運動的旁觀者,但事實上這個群體無時無刻不在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整個足球運動。我們認為申明裁判員倫理觀念轉變的意義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裁判員倫理觀念的后果主義傾向從消極意義上說是對于裁判權威的一種重申。后果主義雖然并不認為從概念上、從形式上、從理性尊嚴上,裁判員具有一種不可置疑的權威,但是后果主義者從實用和社會效果的角度出發,對裁判員權威的維護是不遺余力的。正如前文已經提到的,后果主義裁判倫理肯定裁判員對于人的權威,但是否定其對于事實的權威。

第二,裁判倫理觀念的后果主義傾向還意味著對人本身的重視。后果主義的目的論不再強調作為概念和形式的足球運動,而是強調作為人類活動和人類存在的足球運動。對于裁判而言,這意味著重新面向于人,服務于人,以人為本。當然,其對象不是具體的人,而是作為整體對象的一般的人,或者說社會大眾。

第三,裁判倫理觀念的后果主義傾向本身也極大地彰顯了裁判員本身的價值。上文提到過,對后果和目的的追求必然伴隨著執法靈活性的增強。從這個意義上說,實際上科技手段是把裁判員從事實判斷當中解放出來了。如此一來,裁判員會有更多的精力來關注球場上出現的價值判斷的問題。因此,科技手段在減輕了裁判員工作量的同時,其實帶來了更多道德上的責任。

當然,必須強調的是,裁判員觀念的轉變并不是非此即彼式的,即投身后果主義的目的論同時,完全拋棄形式主義的道義論,事實上兩者是相輔相成,各有側重的。兩者都不能妄圖全面取代對方。后果主義所強調的裁判員的靈活性、道德責任都必須被納入到公正執法的前提之下才是 有 意義的。

5 促進我國裁判員轉變執法觀念的幾點建議

雖然 “門線技術”等科技手段也遭到了一些保守人士的質疑,如歐足聯主席普拉蒂尼就認為科技將會破壞足球運動的自然屬性,但是為了公正的比賽以及合理的結果,科技手段的引入還是受到更多人的歡迎———其實沒有什么東西是不變的。因此, “門線技術”代表著一種趨勢。只要其它輔助裁判的技術能夠被證明是有用并且高效的 \\(“門線技術”的應用曾經也因為成本原因而擱置\\),那么可以預見將有更多的技術被運用于裁判輔助。我們可以看到,一批科技裁判手段的引入,其代表的那種后果主義倫理也在深刻地影響著我們的裁判員。為了應對這樣的局面,我們在裁判的培養工作和各級聯賽的組織上,就應該對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予以重視。

第一,在各級教練培訓課程當中加強相關培訓指導。我們足球事業的發展不僅需要高水平的足球運動員和聯賽,還需要高水平的裁判員。而高水平的裁判員同時還是聯賽水平的重要衡量標志。因此,由科技手段帶來的倫理變化,需要我們的裁判員好好適應和揣摩。鑒于國內的裁判員培訓多采用集中培訓的方式,因此,各級裁判員培訓機構、各地足協等相關組織應該重視科技手段背后,裁判員倫理取向的變化,要對后果主義趨向做好充分的準備。具體而言,這要求我們要向裁判員灌輸這樣的觀念,即在公正獨立執法的前提下,強調對事實的尊重,強調對比賽的靈活掌握,強調對誤判的反思糾正,鼓勵裁判員多站在社會的立場、觀眾的立場,在程序正義的基礎上努力追求事實正義。

第二,在國家級和國際級裁判隊伍中,嘗試推行職業制。職業裁判的出現,首先顯然會使裁判團體的執法水平得到更好的保障。其次,足球裁判的職業化可以使裁判以一種連續的姿態承擔責任,這在客觀上會使裁判執法更加考慮社會影響,會更符合后果主義的裁判職業倫理觀。最后,全職裁判除了執法活動和業務學習之外,會有更多的時間投身于低級別裁判的培訓工作,這能夠使裁判隊伍整體水平有所提高。因此,裁判職業化或許會是加速和確保裁判水平提高和倫理觀轉化的一種制度上的嘗試。

第三,我們還應該在國內有條件的比賽當中先行推行“門線技術”,爭取在硬件上同世界保持一致。既然國際足聯已經批準在世界杯這樣重要的比賽當中使用 “門線技術”,那么可以預見這種技術會在一段時間內從國際賽事向地區賽事普及。那么在這種情況下,在國內開始嘗試使用 “門線技術”就有多方面的價值。首先是可以促進國內比賽的公正和諧,其次可以實戰鍛煉我們的裁判隊伍,最后對體育轉播、體育后勤保障以及系統維護等相關領域也有積極作用。建議先從超級聯賽和國家隊國際A級賽事級別開始硬件搭設,并逐步探索出一套 適應于我國自身各級比賽現實 情 況 的方案。要看到,足球運動上的任何一次改革,不僅是對足球運動或規則本身的改變,還是足球理念和足球文化上的變化。而裁判職業倫理作為足球理念和足球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值得我們認真對待。

參考文獻:

[1]IFBA.Law of the Game,2013-2014[M].Zurich:FIFApublisher,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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