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國實行改革開放以來,市場經濟是越搞越活,我國的經濟發展也進入了飛速發展時期,經濟總量持續上漲,那隨之而來的還有企業經營中出現的一些不符合社會倫理道德的行為,近幾年頻繁被報道出來的食品安全問題,就是一個鮮活的例子,經濟領域內的倫理道德的缺失已經給我國的經濟建設造成了巨大的負面影響,生產經營時應該遵守的道德規范在在企業經營者那里似乎都已經蕩然無存,那為什么中國在生產環節的倫理問題如此突出,有以下幾方面的原因:

第一、生產者的逐利本性使然

商品生產者組織龐大的機構,購買生產設備,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最終的目的必然是追求企業利益的最大化,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市場競爭中弱肉強食、唯利是圖、急功近利等各種社會現象層出不窮,久而久之,人們的思想觀念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生產者的"良心、善心"早以被"重利潤,輕道德"的社會現象所侵蝕,生產者在經濟利益的驅使下,無視消費者的利益,逐漸忘記或者忽視了倫理道德問題,對他人的生命沒有一絲的憐憫和關懷,嚴重缺乏人道主義精神,喪失了人為之人的道德底線,例如,在生產中只要求效率,不考慮勞動者的生命和精神的健康問題; 在生產過程中使用不合格的原料,以次充好,假冒偽劣、缺陷出售,甚至是科學已經發現的對人身體有毒有害的原材料,而生產者對這些傷害置之不理或者抱有一種僥幸心理.

第二、國家法律和政策存在漏洞,執法存在不嚴格問題

生產者在生產過程中能不顧千萬消費者的生命安危,如此猖狂的做出違背道德法律的事情,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國的法律不健全和執法的不嚴格,不規范.市場經濟現象是千變萬化的,法律政策在制定之初不可能窮盡一切,難以做到百密而無一疏,導致法律政策本身在很多細節方面存在滯后性和漏洞,尤其是犯罪手法隨著科技的進步更是層出不窮,又有各部法律在銜接時不夠嚴密,政策的制定過于原則化等問問,使法律和政策在面對現實問題時出現監管尷尬,也導致商家有恃無恐,鉆法律和政策的空子,使法率的規范約束效果受到影響,或者雖然法律和政策對某項生產標準或程序有嚴格明確的規定,但是卻對違法行為的處罰過于輕微,使生產廠商認為,即便是自己違法操作,一旦被相關部門發現并處理,付出的代價遠不會對企業造成傷害,企業還是有很大的利潤空間.還有一個原因,執法人員在執法過程中存在腐敗現象,人情關系網錯綜復雜,官官相護,金錢權色交易,為了經濟利益對違法行為輕描淡寫的懲罰,甚至是視而不見,第三、消費者對頻繁出現的商品安全問題麻木.

近幾年,中國屢次爆出諸如問題奶粉、飲用水污染、食品添加劑超標、礦井傷亡等等很多讓人觸目驚心的事件,尤其是食品安全的事件頻發,商家為了自己的利益,早已把社會責任拋到九霄云外了,道德素養大滑坡,而國家在治理方面似乎總是困難重重,不能及時有效的處理,對違規生產者不能嚴厲懲罰甚至取締,對受傷害群眾的賠付不夠合理,導致消費者對政府處理社會危機的能力失去信心,對商家更是沒有信任,人們即便是面對這些丑聞,也是只發幾句牢騷,似乎對商家的無良行為習以為常,甚至調侃,找其他途徑解決自己的問題.這也說明了為什么近幾年國外奶粉代購形成一種風潮,人們更依賴進口的產品,人們對這些本應該在心靈上受到震撼的事故,因為事故屢禁不止和處罰的偏袒不公、群眾上訪總被攔截等,已經不會再喚起他們在道德上的呼喊和譴責,對于商品安全方面的法律維權意識逐漸淡漠.

我國的商品生產中存在的這些嚴重的倫理道德問題,為了社會的安定,我們不能坐視不管,任其發展,而應該根據這些現象出現的原因尋找出對策,發揮各方面的力量,采取多方面的努力,減少直至杜絕此類事情的發生.

第一、發揮政府功能,加強法律政策的建設

政府作為市場經濟的監督管理者,要從宏觀上采取措施,進一步完善法律制度環境,規范市場主體的競爭行為.作家劉瑜在《民主的細節》這本書中的一篇名為《怎么樣悼念死者》文章中寫到:美國曾經也是礦難頻繁的國家,但是每一次大的礦難,都轉化成了相關制度改進的機會,致使礦難發生頻率不斷下降,從 20 世紀初年均 2000 多個人死亡到 50 年代年均 500 多人死亡,再到 90 年代年均 93 人.到現在,煤炭開采行業已經成為"本質安全行業",勞動安全性甚至好于農業、建筑業和零售業.百萬噸死亡率只有中國的百分之一.[1]究其礦難減少的原因,那就是美國政府在每一次礦難之后都會修改現有的法規制度,或者根據事故發生原因制定全新的規章制度,最重要的是這些規章制度的修改或者制定完全站在勞動者的立場上,以保護勞動者權利為原則,充分尊重了勞動者的生命和財產的安全權利,用可操作性非常強的語言要求礦主在細節方面保障曠工的人身安全,這些做法和手段都是我們中國政府相關部門應該學習和借鑒的.在法律的制定上,既有原則性的基本法做基礎,也要有可操作性強的行業法律,在政策法規方面,要對法律作出細節方面的補充,讓生產者在安全監管方面、生產標準等方面有法可依,進而規范自己的行為.同時,在執法方面對已發生事件在思想上高度的重視,迅速的作出反應,嚴厲打擊執法過程中的腐敗和瀆職行為,明確相關人員的責任,對施害者的懲罰、受害者保護補償等合法、合情合理.如果是涉及面比較廣、社會危害比較嚴重的事件,政府和媒體應清楚明確的向老百姓公布事件處理進展情況和結果,以此來提高政府的公信力.說到底,就是我們要杜絕不良社會現象的出現必須在制度上有所推進.

第二、政府保證消費者在監督違法行為方面的權利和途徑

消費者在參與打擊違法行為中有舉報、提供證據等權利,在現實生活中存在消費者的上訪舉報渠道總是不暢通,有些問題因為黑惡勢力的威脅消費者不敢舉報,劉瑜在《怎么樣悼念死者》這篇文章中寫道: 目前,美國礦務安全和健康局基本保證每 4 個煤礦就配有一個巡視員,美國的礦工甲一個電話就可以要求聯邦巡視員下來,如果巡視員不來,他可以要求工會干預,或者把礦主、礦務局告上法院.[1]我國的很多政策雖然也賦予了人民大眾類似的維權的權利,但是在實踐中,老百姓的舉報和維權行為卻受到打擊,不是渠道不暢通,就是相關部門互相推諉,事情遲遲得不到有效解決,所以,要發揮老百姓對無良生產商的監督,必須改變政府的工作作風,政府部門之間明確權責,提高為人民服務的意識和效率,鼓勵消費者敢于對生產經營中的有悖倫理的做法作斗爭,在問題反映后能得到有關部門迅速的回應,舉報或者反映問題的人的人身財產安全受到政府的保護,久而久之,形成人人都是監督員的社會風氣,迫使生產經營者有懼怕的心理,從而在生產過程中遵守社會法律,遵守社會道德.

第三、發揮社會輿論的參與和導向作用

當下,營造濃郁的社會道德文化氛圍是當務之急,社會文化結構與文化信念在很大程度上規定了經濟參與主體的道德價值觀,政府方面在社會輿論中應該加強社會道德建設,在社會、學校和家庭各個層面大力倡導和普及中國傳統道德文化以及西方先進倫理知識,使人們把握其中的精髓,積淀豐富的道德知識儲備,在此基礎上通過教育引導樹立正確的道德信念,確立積極向善的人生觀、價值觀.同時,加強職業道德教育,從某種程度上講,企業領導者本人的道德素質決定了企業倫理文化建設狀況,尤其是針對這幾年我國頻繁出現的食品安全問題,在全社會經常性的開展大規模的尊重生命、尊重人權、誠實守信、以義取利的宣傳,呼吁全社會企業、廠家、消費者提高道德水平,在追求利益的同時兼顧社會責任,在符合倫理道德的基礎上實現利益的最大化.各種大眾媒體對現實生活中的一些問題進行深度的揭示,使社會對其行為形成一定看法,對商家的行為造成社會壓力,使其有難以繼續生存的恐懼,從而對有違道德和法律的行為和活動進行有效的約束和控制,同時,也要呼吁人民群眾規范個人的網絡活動,發布積極向上的信息,傳播社會正能量.

由此可見,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不僅僅是基于其內生機制的,而是取決于更深層次的道德層面的基礎,解決道德層面的問題要依靠社會各界的力量,希望在全社會的努力下,我國的市場經濟下的生產環節的倫理道德素質能有夠有所提高.

【參考文獻】

[1]劉瑜.民主的細節[M].上海三聯書店,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