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類似“骯臟的第一桶金”和“企業家原罪”等負面認識,與創業者倫理的討論如影隨形。一些學者發現,創業活動常常給社會成員帶來損失或傷害,因為創業者特有的“破壞性創新”勢必影響部分利益相關者的福利,即便他能夠為其他利益方帶來新的福利。與此同時,也有不少學者指出,創業者倫理是創業內涵本身的應有之義,創業者倫理對全球經濟具有重要作用。由此,化解爭論的一個關鍵切入點,在于從創業機會的視角來探究倫理與創業的內在關系。創業機會是創業實踐和研究的核心,創業者的角色是發現和利用創業機會。
基于創業機會識別和利用的過程,開展創業者倫理研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研究主題。
1 理論假設
1.1 基本概念
\\(1\\)創業者倫理意識與行為本研究借鑒已有相關主題的研究,將倫理和道德視為內涵相同的概念,不對二者進行區分。創業者倫理是指創業者所秉持的合理或者可接受的規范。創業者倫理包含創業者倫理意識和倫理行為前后2個層面:倫理意識是指創業者對所處情境是否具有倫理意義,以及能否從合法性視角進行考察的思考;倫理行為則是創業者實施倫理決策、判斷的過程。倫理意識與倫理行為之間具有緊密聯系,倫理意識的缺失,勢必造成行為上對倫理的忽視。
\\(2\\)創業機會的識別與利用創業機會是通過新手段、新目的、新手段-目的關系的形成從而引入新商品、新服務、新市場和新組織方式的狀態。創業機會的識別和利用是一個動態過程,創業者在其間具有能動性。創業機會的識別,是創業者有意識地系統搜集、處理并識別信息,從成千上萬繁雜的創意中進行選擇的過程;創業機會的利用,則意味著創業者不斷對機會的潛在預期價值以及創業者的自身能力進行反復的權衡,進而通過主觀努力利用和實現創業機會價值。雖然創業機會全過程可以細分為很多環節,但對創業機會的發現和對創業機會價值的實現,通常是創業者開發創業機會的2個緊密聯系的階段。據此,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1創業機會識別對創業機會利用具有正向影響。
1.2 創業者倫理意識與創業機會的識別
創業過程中,資源是稀缺的,環境是不確定的,風險難以預測,規則尚未完善,還有時刻存在的競爭壓力。面對這些挑戰,創業者通常會在追求個人利益與遵循倫理規范之間陷入兩難困境。此時,倫理意識會影響創業者在兩難困境中的認知和思考,從而影響創業者對創業機會的評判。研究發現,創業者自律等倫理意識特征影響了創業機會的選擇,較為自律的人在實現目標的過程中,會更愿意承擔風險和更具有機會導向。還有研究提出,積極的倫理意識,通常伴隨對自我實現的高度關注,這有利于提升自我地位和獲取收益回報,從而提升對新機會的感知。一些學者提出,創業者相信“社會進步車輪的潤滑劑,是個體的寬恕、健忘和包容”,所以他們會在善惡的沖突之中做出合理的選擇。據此,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2創業者倫理意識水平對創業機會的識別具有正向影響。
與此同時,環境中的倫理規范水平也會影響創業者倫理意識以及創業選擇。已有的研究更多關注創業背景下的倫理問題,缺少對倫理背景下的創業問題研究,實際上,個體的倫理意識會受環境要素的影響。實證研究發現,規范的外部環境可以降低個體的交易成本,從而提高創業者成功的可能性;同時,創業者傾向于遵從大眾的規范,公共環境對規范的合理認知,會鼓勵和激勵創業活動發生。為此,本研究認為創業者倫理與創業機會識別的關系,還會受到環境中倫理水平的影響,由此,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3環境中倫理水平對創業者倫理與創業機會識別之間的關系具有調節影響,即環境中的倫理水平越高,創業者倫理對創業機會識別的促進作用越大。
1.3 創業者倫理行為與創業機會的利用
與創業機會的識別不同,創業機會的利用更多地從行為層面,關注機會如何實現價值并讓創業者獲益。在這一轉化過程中,創業者倫理行為發揮了重要作用。一項調查顯示,創業者倫理行為水平較高,會影響到創業者風險承擔的水平。研究發現,創業者越關心他人的福利,越難以實施不道德的行為;反之,創業者越是以自我為中心,其行為缺少普遍倫理規范的約束,就越會在機會利用過程中,導致一些負面問題的發生,具體表現在談判行為、對侵犯他人知識產權和隱私權的接受程度、社會責任性投資行為以及具體決策行為等方面。不過,倫理行為并不是直接作用于創業者個體的行為決策,破壞規則的行為在風險承擔與創業結果產出之間更多地發揮調節效應。由此,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4創業者倫理行為對創業機會識別與利用之間的關系具有調節影響,即創業者倫理行為水平越高,創業機會識別對創業機會利用的促進作用越大。
在創業者認知體系中,自我效能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代表著創業者對自己有效完成特定任務或勝任某項工作的信念。研究發現,自我效能感高的人,更有可能采取超前行動,而自我效能感低的人,為了避免行為失范,通常更容易放棄機會,積極的自我效能感有利于創業者尋找機會并實現風險價值。據此,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5創業者自我效能感對創業機會識別與利用之間的關系具有調節影響,即創業者自我效能感水平越高,創業機會識別對創業機會利用的促進作用越大。
由5個研究假設構成了理論模型\\(見圖1\\)?！緢D1】
2 研究設計
2.1 樣本與數據來源
南開大學創業管理研究中心作為跨國研究“創業動態跟蹤研究項目\\(panel study of entre-preneurial dynamics,PSED\\)”聯 盟 的 重 要 成員,在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點課題的資助下,于2009~2010年發起并組織實施了中國首個聚焦于揭示微觀層次創業活動規律的調查研究項目———CPSED項目。本研究樣本和數據均來源于此。
CPSED項目以新生創業活動活躍程度為依據將中國劃分為東部、西部、東北和中部4個層級,在考慮地區間創業強度差異的前提下,選擇北京、天津、杭州、廣州、武漢、沈陽、成都、西安8個城市開展調查。在每個被調查的城市中,CPSED以各城市18歲以上成人數量為依據,按照各城市人口規模為標準確定每個城市內調查樣本分配權重,進而形成各被調查城市的樣本量分配方案。在實施正式調查之前,進行了3輪探測性調查。
2009年7~9月,CPSED首輪調查在上述8個城市同步開展,在接觸69 990戶家庭的基礎上,電話訪問了20 424人,從中識別出新生創業者974名,其中601名新生創業者完成第1輪電話訪談。
2010年8月,針對上一輪的601個成功樣本開展了第2輪的跟蹤電話訪談,訪談提綱在第1輪的基礎上予以拓展,并同樣進行了探測性調查,目的在于時隔1年之后追蹤創業活動的進展狀況。其中,103名受訪者徹底失去聯系,19名受訪者中途退出電話訪問,158名受訪者因多方面原因未能成功接受訪問,最終對321位新生創業者完成了第2輪電話訪談。本研究選取這321位新生創業者為樣本,其中,有117位退出,175位處于籌備階段,29位已經運營。
2.2 變量測度
\\(1\\)創業倫理意識與行為關于創業者倫理意識的度量,參考了GRANT等“調整焦點測量量表”的思路。他們認為個體具有2個基礎的自我調節系統,一個調節對可能的獎勵積極爭取,焦點集中于提升的目標;另一個調節對可能出現的處罰進行規避,焦點集中于防御的目標,而且,這2個調節焦點的形成與家庭和社會培養密切聯系。為此,本研究對創業者倫理意識的測度,選擇了CPSED如下2個問題:“我 努 力 去 干 每 一 件 家 人 期 望 我 干 的 事 情\\(EI1\\)”和“創業成功的人會取得很大的社會關注和尊重\\(EI2\\)”。
關于 創 業 者 倫 理 行 為 的 度 量,借 鑒 了BRYANT用倫理決策考查倫理行為的做法,選取CPSED中3個有關倫理決策標準\\(如義與利、個人與集體\\)的調研數據反映創業者倫理行為水平,問題包括“為了生意成功,把生意上的事情放在第1位\\(EB1\\)”、“為了生意成功,很少管家里的事情\\(EB2\\)”、“將大部分時間用于創業,投入在照顧家庭上的時間較少\\(EB3\\)”。
\\(2\\)創業機會識別與利用本研究遵循已有研究,對創業機會開發過程的階段劃分思路,用321位樣本創業者在CPSED第1輪訪談中對創業機會的感知評價來度量創業機會的識別,具體題目為“已經識別出某個創業機會的程度\\(OI\\)”,包括創業者對“想抓住當前有利的商機”、“通過調查研究發現了某個商機”、“很偶然地發現了某個商機”、“通過自己的觀察發現了某個商機”和“當前關注某件事物可以解決現實中存在的問題或填補未滿足的需求”這些機會識別問題的認可程度。
測度創業機會利用的具體題目為“對創業機會進行開發的程度\\(OD\\)”,通過創業者是否“已經開展了營銷推廣工作”、“已經購置或租賃了廠房、倉庫、店面或辦公室等大型資產”、“已經向其他人或機構融資”、“已經雇傭了員工”“已經對外公布了企業的電話、網站等聯系方式”等舉措進行反映。
\\(3\\)環 境 中 的 倫 理 水 平參 考MEEK等的研究,從社會規范中的義利權衡來度量創業者所處環境中的倫理水平,包括“大部分創業者都在想辦法來繞過政府規定\\(EE1\\)”、“在不違法的前提下,大部分創業者會為了利益而違反規定\\(EE2\\)”、“在周圍,許多人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從事非法活動\\(EE3\\)”。數據來源于樣本創業者對上述問題的主觀判斷。
\\(4\\)創業者自我效能感根據SPIEGEL等對自我效能感屬性的分析,本研究用“在前景不明朗時,傾向于用積極的行動來抓住機會,而不是維持現狀\\(S1\\)”、“對創業未來營業額水平的預期\\(S2\\)”、“對創業未來個人收入水平的預期\\(S3\\)”、“對戰勝其他競爭者的難易程度評價\\(S4\\)”來度量創業者自我效能感,反映創業者對創業成功的信念水平。
\\(5\\)控制變量本研究將“創業者人口統計特征”和“創業者先前創業經驗”作為控制變量。目前已有研究圍繞創業者特質與創業機會關系開展實證研究,同時,研究還發現,創業者積累的顧客知識、市場服務方式知識、市場知識造就了創業者的“知識走廊”,這些先前經驗導致創業者在面對同樣的機會信息時,解讀出的往往是與其先前知識密切關聯的機會。為此,本研究選擇了創業者“性別\\(CD1\\)”、“年齡\\(CD2\\)”、“教育程度\\(CD3\\)”、“是否有過與創業有關的教育或培訓經歷\\(CP1\\)”、“是否有過創業經驗\\(CP2\\)”測度控制變量。
3 分析結果
3.1 信度檢驗與因子分析
表1是使用SPSS 20.0軟件獲得的變量信度分析結果和進行因子分析所得的旋轉成分矩陣。從表1可見,本研究變量的Cronbach系數均不低于0.50的可接受水平,表示所選擇的研究變量信度達到可接受的標準。實施因子分析之后,共提取出4個因子,首先交叉變量的因子負載沒有超過0.50的,顯示出變量之間具有良好的區分效度,而且各個題項在其相關聯的變量上的因子負載值都大于0.50,顯示出變量具有良好的收斂效度?！颈?】
3.2 層次回歸分析結果
表2是針對本研究的假設進行的層次回歸分析檢驗結果。從表2可見,假設1、假設2和假設4通過檢驗。具體而言,創業機會識別對創業機會利用確實具有正向的影響,其影響在p<0.01的水平上統計顯著,標準回歸系數是0.196,p值為0.002。創業者倫理意識水平對創業機會的識別確實具有正向的影響,其影響在p<0.05的水平上統計顯著,標準回歸系數是0.144,p值為0.018。創業者倫理行為對創業機會識別與利用之間的關系確實具有調節影響,標準回歸系數是0.130,p值為0.033,調節效應對應的系數在p<0.05的水平上統計顯著,同時加入此調節效應后R2的改變值ΔR2為0.017,F的改變值ΔF為4.598,也在p<0.05的水平上統計顯著?！颈?】
檢驗結果不支持假設3和假設5,這就意味著環境中倫理水平對創業者倫理與創業機會識別之間的關系不具有調節影響,創業者自我效能對創業機會識別與利用之間的關系不具有調節影響。假設3調節效應對應的系數在p<0.05的水平上未達到統計顯著,標準回歸系數是0.054,p值為0.370,同時加入此調節效應后R2的改變值為ΔR2=0.003,ΔF=0.805也未在p<0.05的水平上達到統計顯著。假設5調節效應對應的系數在p<0.05的水平上未達到統計顯著,標準回歸系數是-0.047,p值為0.444,同時加入此調節效應后R2的改變值為ΔR2=0.002,ΔF=0.588也未在p<0.05的水平上達到統計顯著。
4 討論與啟示
數據分析結果進一步驗證了創業機會識別與利用之間的緊密聯系,勾勒出創業者倫理與創業機會之間的作用脈絡,即創業者倫理意識水平有助于創業機會的識別,創業者倫理行為水平越高,創業機會識別對創業機會利用的促進效果越大;同時,外界環境的倫理水平和創業者自我效能感對創業者倫理與創業機會之間的關系并無明顯調節作用。上述發現還需要結合我國創業實際進行深入剖析和探討。
4.1 創業者倫理在創業機會開發過程中的角色
\\(1\\)創業者的機會 識 別 并 不 是 非 倫 理 導向研究發現,創業機會的利用由創業機會的識別決定,而創業者作為創業主體,其自身倫理意識水平勢必影響創業機會的識別,但這種影響并不是讓創業者變得“投機取巧”,而有可能是讓創業者更有效地感知、評判和選擇創業機會。此外,合乎道德標準的創業,可以防止組織停滯不前和內部腐化。最優秀的創業者必須致力于創新,并堅持道德行為。當前非營利組織創生、企業內部社會創業行為以及生態創業活動等綠色創業實踐的興起,也佐證了創業者倫理意識對機會識別所起到的正向作用。
\\(2\\)創業機會開發過程受創業者倫理行為的積極影響本研究顯示,創業機會的開發并不是創業者奔走鉆營的結果,在創業機會從識別階段到利用階段的遞進過程中,創業者倫理行 為 發 揮 著 正 向 調 節 作 用。 這 一 結 論 與CHAU等的命題較為一致,他們認為創業組織通常會設置更高的行為標準規定哪些行為可接受、哪些行為不可接受。不少風險投資家也提出,投錢就是投人,而“誠實守信”是評判創業者的關鍵甚至首要標準。這些都反映了創業者倫理行為的積極作用,但是,也不能忽視一些創業者淪為以詐取勝者。創業者的超前行動、風險承擔屬性,會在這些人身上轉變為對勝利的沉迷,從而造成他們將是否有利于勝利視為衡量所有行為的標準,最終淪為追名逐利者。
4.2 創業者倫理與創業機會關系的影響因素
\\(1\\)環境中的倫理水平本研究表明,環境倫理中的倫理水平并不會影響創業者倫理對創業機會識別的促進作用。這一結論可以運用新興的創業效果邏輯理論進行解釋。傳統的創業因果邏輯理論認為,在穩定和可預測的創業情境下,創業者強調通過尋找行為之間的特定規律以理性思維模式去開展創業活動,強調因果關系的客觀性和時間序列性。然而,效果邏輯認為,成功的創業者不會試圖去預測結果,而是控制邏輯,個人的主觀能動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塑造環境并獲取創業成功。還有學者指出,創業組織內的參與式管理模式和開放式態度可以抵消來自外界的不道德決策壓力。由此,在當前不確定的創業情境中,環境中的倫理水平高低,并未明顯干擾創業者強調手段導向的創建新事業行為。
\\(2\\)創業者個體特征基于本研究數據結果,創業者自我效能感與創業者倫理行為不同,卻并未對創業機會識別與利用之間的關系具有調節影響。換言之,雖然人們通常期望創業者德才兼備,或者有時候主張才者為先,但是,在創業機會的開發過程中,創業者的自我效能感不如倫理行為發揮的調節作用明顯。研究還發現,創業者教育程度和先前創業經驗會影響創業機會的識別,而創業者性別則與創業機會開發存在聯系。創業者的個體特征,與創業者倫理存在或多或少的聯系,還可以分別進行檢驗。
4.3 啟示與展望
本研 究 基 于CPSED調 查 數 據 的 分 析 表明,創業者倫理對創業的影響,表現在創業者倫理意識對創業機會識別具有正向作用:創業者倫理行為水平越高,創業機會識別對創業機會利用的促進作用越大。理論貢獻主要體現在3個方面:
①突破了以往直接檢驗倫理與創業一般關系的思路,細化了創業者倫理的考查視角,探究了“何種倫理問題怎樣影響創業”這一基本問題。
②延伸了創業者倫理的作用過程,基于創業機會開發過程,解釋了不同倫理問題在創業機會識別和利用不同階段的不同作用,從動態視角勾勒了創業者倫理的作用過程。
③考量了環境倫理水平的影響,發現外界環境的倫理水平對創業過程的作用并不及創業者倫理水平,這不僅充實了倫理與創業關系研究的要素體系,而且有助于從內外2個層面豐富創業倫理問題的理論架構。
本研究的實踐價值包括以下幾點:
①進一步明確了創業倫理會對創業過程產生積極作用。
②社會環境并不是影響創業者倫理作用發揮的決定要素。
③創業者倫理與創業機會開發之間的聯系是一個動態的過程。
本研究的局限主要表現在對創業者個體倫理和環境倫理水平的測度指標,還有待進一步細化和完善;調查對象的創業階段,還可以從CPSED關注的創業前期拓展到創業初期和企業成長期;樣本所在城市和行業的選擇,也可以進一步擴大范圍。在此基礎上,后續研究可以圍繞不同創業階段、不同區域環境開展實證檢驗,更重要的是圍繞創業者倫理的內在規律,剖析其與創業的聯系以及作用機理,提煉出切實可行的優化對策,有助于創業的可持續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