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國雖然已進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定性階段，但伴隨著物質文明巨大成就的是一系列的不和諧音: 水污染、大氣污染、自然災害等生態問題及其衍生出來的生態災難，這些都嚴重地影響著人們的在世生存并制約了社會和經濟的健康發展，生態文明建設已經逐漸成為中國目前最重要的任務之一。中共 “十八大”報告再一次重申: “建設生態文明，是關系人民福祉、關乎民族未來的長遠大計?！仨殬淞⒆鹬刈匀?、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生態文明理念，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努力建設美麗中國，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美麗中國”正是中共中央對民眾生態訴求在實踐層面的積極回應。換言之， “美麗中國”是生態文明建設的具象化目標。然而，建設 “美麗中國”面臨著許多深層次的制約性因素，其中一個主要因素是生態倫理基礎的缺失。這是因為，生態倫理不但決定著人們對待自然的態度和行為方式，同時也決定著社會生產和生活的各個方面，正確的生態倫理觀能為保護生態及合理生產、健康生活提供一個恰當的道德根據。然而，作為后發國家，我國的生態倫理理論主要是引進和借鑒西方的綠色生態理論，體現為完全移植、認同生態中心論或人類中心論的理論觀點，致使我國的生態倫理理論 “西方化”、“后現代化”的傾向較為嚴重。生態倫理的含混和生搬硬套會導致理論與實踐的沖突，因此，批判地借鑒西方環境倫理學的合理思想，結合目前 “美麗中國”建設的國情和實踐，建構一種馬克思主義理論譜系中的生態倫理，是 “美麗中國”能否實現的哲學依據和重要前提。
一、從 “紅綠之爭”到 “紅綠聯盟”
20 世紀中葉以來，人類在反思人與自然之尖銳沖突中產生的兩種綠色思潮: 生態中心主義和生態馬克思主義。生態中心主義是在批判 “人類中心”價值觀的綠色思潮中產生的，之后便成為 20 世紀70—90 年代綠色生態運動的主要指導思想，它的代表人物及理論主要有美國著名學者利奧波德的 “大地倫理學”、羅爾斯頓的 “自然價值論”，以及挪威學者阿倫·奈斯等人的 “深生態學”等。生態中心主義從整體主義角度出發，把整個生物圈乃至宇宙看成一個生態系統，人類和其他自然存在物都是這個系統中的平等成員，都具有天賦的 “內在價值”。
在他們看來， “人類中心”價值觀正是生態危機的根源所在，要徹底擺脫危機就必須重新審視人類與自然的關系，將道德關懷擴展到一切存在物，并在此基礎上變革從價值觀、經濟觀到生活方式的方方面面。生態馬克思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阿格爾、佩珀、奧康納和福斯特等人。他們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提出了對生態中心主義的 “紅色”批判理論，認為 “生態中心主義存在走向反工業化的生態浪漫主義危險，而生態社會主義要成為一個有力、有效且連貫一致的理論，必須脫離生態中心主義，重返人類中心主義立場，以 ‘人類尺度’來重新檢討人與自然關系并解決生態危機?！?/p>
不管是在追問生態危機的根源及解決之道上，以及在對待科學技術和工業文明的態度上，還是兩者的理論性質和立場等方面，生態馬克思主義和生態中心主義都各有其獨特的致思路徑和理論體系，這就是當代生態理論發展過程中的 “紅綠之爭”。
在這些對 “綠色”思潮進行 “紅色”批判的聲音之中，最為旗幟鮮明的代表人物是來自英國的左翼學者戴維·佩珀，他在其著作中明確指出資本主義制度才是生態危機的罪魁禍首，因此要克服生態危機就必須建立一個公正的、綠色的、消除了私有制及異化的生態社會主義 \\( Eco-socialism\\) 。其中，他批判了將歷史唯物主義與生態學對立起來的西方綠色理論，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以建立 “新人類中心主義”為核心內容的 “紅綠聯盟”理論，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其主要內容概括為以下三點。
其一，佩珀重塑了 “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堅持人類的主體性地位，對于生態中心主義所提倡的整體主義價值觀持反對態度。他認為，生態中心主義之所以反對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并將生態危機的根源歸咎于此，原因主要在于人類中心主義表現出強烈的控制自然的欲望并強行將人從自然中分離出來，使它們成為完全對立的存在。但是以“生態智慧”作為人類一切行動的指南，以自然界具有 “自然權利”、“內在價值”、“生態平等”來反對一切對自然界的利用和破壞，這對于人類來說是根本不可能的。佩珀強調，生態危機并不是直接由 “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導致的，而是由資本主義制度造成的，尤其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使生產成本外在化為自然資源，從而造成對資源的掠奪和對自然的破壞。為此，“最好的立場應該是堅持一種發揚人道主義且關愛世間萬物的新人類中心主義，即重建社會主體”。
這種 “人類中心主義是一種長期的集體的人類中心主義，而不是新古典經濟學的短期的個人主義的人類中心主義”。
這種價值觀將人類和自然萬物的共同發展作為目標，但無論何時，它決不放棄人類的主體性地位。佩珀認為，一旦放棄主體地位，人類就會陷入精英主義或厭世主義的泥淖，只有堅持新的人類中心主義才能既善待自然界生物又積極發揮人的主體性作用，致力于實現人類的可持續發展。
其二，佩珀堅持現代主義的理性思維，反對生態中心主義反理性、反增長、反人類的后現代主義立場。生態中心主義的部分理論的確扎根于 “后工業社會”，它不僅表現為對支撐現代主義的啟蒙理性的批判，而且對主導著工業文明進步的價值觀進行了全面否定，“主張無等級社會、非中心、地方自治和適宜技術”，“試圖通過批判人類中心主義樹立起生態中心主義價值觀念，并最終建立一種無等級差別的理想的生態社會?！?/p>
總之，它試圖在對現代性的批判上建立起一種新的本體論和思維方式。因此，生態中心主義被劃入了后現代主義的領地并被認為是代表了后現代主義的發展方向。
正是基于此，佩珀指出生態中心主義 “強調現代主義的破壞性，質疑它的進步觀念，并悲嘆它如何貶低和抑制了其他文化、價值體系和立場”。
正因為 “這種后現代主義價值觀帶有明顯的非理性主義和神秘主義色彩，其發展觀和價值觀帶有‘向后看’的消極傾向”，佩珀明確提出生態倫理應當改變價值觀的思維方式，堅持理性思維，擺脫自由主義、神秘主義和唯心主義，重返理性主義和現代主義。因為不管何種社會形態都需要生產力的發展，但這種發展不是資本主義制度下以追求利潤為唯一目標的非理性的發展，而是在其目標中注入有益于發展的生態意蘊，創建一種理性的、公正的、符合生態規律的經濟增長方式。由此，佩珀“充當了現代性和現代化運動的衛道士的角色，在理論上割斷了現代化運動與環境破壞的必然聯系，站在今天的立場上捍衛了現代性這一雖然有缺點，但仍具有解放潛力的設想”。
其三，佩珀主張通過 “紅綠聯盟”來建立一種生態與經濟、社會和諧發展的生態社會主義社會。
在佩珀看來，“生態主義目前在更大程度上是受到無政府主義的影響，同時也被注入了深生態學和新時代主義”，必須通過一場政治變革來廢除資本主義制度、建立生態社會主義，由此才能徹底解決生態危機并拯救人類生活。因此，佩珀主張推動紅綠聯盟，其中紅色代表了馬克思主義，綠色代表了無政府主義，他認為紅綠聯盟的實現必然會為生態運動帶來嶄新的發展。在辨別了紅綠二者本質異同的基礎上，佩珀指出 “優先考慮社會的公正必須是所有紅綠聯盟的最根本的共同基礎”，綠色理論者應該放棄自由主義及無政府主義而與生態馬克思主義協調，而生態馬克思主義者應該堅持社會主義傳統，如非集中主義、唯物主義和人的全面發展等并以此來與綠色理論者協調。當然，紅綠聯盟首要的基礎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紅色領導，在此基礎上有 “選擇性”地接納和吸收綠色理論中的一些積極因素，如此才能消除生態社會主義的虛幻色彩。需要強調的是，生態社會主義的經濟理論基礎仍是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因為它推崇的是一種理性的經濟增長，它是符合生態規律的，能夠促進生態和諧。
二、“美麗中國”建設的生態倫理向度
立足于前文對于紅綠聯盟理論的對比和分析，我們會發現: 紅綠兩派發生分歧的基點在于對生態危機根源的理解不同。生態中心主義特別是深生態學將生態危機的根源歸結為現代社會的文化危機，認為必須對人的價值觀念和現行的社會機制進行徹底的改造才能解決生態危機和生存危機。佩珀等人則認為資本主義制度才是生態危機的罪魁禍首，必須對其生產方式進行變革以徹底根治生態危機。實際上，生態危機作為社會歷史發展的具體道路和具體方式的產物，既有其普遍性更有其特殊性。換言之，每個國家的生態問題都有其獨特根源，這關涉到國家制度、文化根源、價值觀念，以及經濟政策等方方面面的問題。將所有的生態危機根源 “一刀切”地歸咎于 “人類中心”價值觀或是單純歸于資本主義制度，都是不合理的。
“美麗中國”作為對生態危機的總回應，為中國生態問題的化解帶來了新的視角和契機，這個契機其實就是再次考問我們: 我國的生態文明建設需要什么樣的生態倫理作為其理論支撐? 具體到當下就是: 建設 “美麗中國”的生態倫理究竟以何樣的面貌呈現? 筆者以為，建設美麗中國視域下的生態倫理至少應該具備以下三方面的特質。
第一，它應該表現出尊重自然的整體和諧?，F代生態學認為，在生物圈中每一物種所具有的特性都是對某一特殊環節適應的結果，沒有任何一個物種能夠單獨生存和發展，它們只能在共同維護生命、維護系統存在、促進生物圈穩定的前提下來實現自己的生存進化。因此，人類必須以整個生態系統的和諧為尺度，才能確立合理的生態倫理觀。我國古代的 “天人觀”也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認為人與其他自然存在物本是同源而生，人并不能離開天地萬物而獨立存在。雖然這種 “天人合一”思想以最樸素的形式呈現，但它以直接的實踐經驗為基礎，真切地把握了人類與自然界的有機聯系。需要指出的是，強調自然的整體和諧并非推崇生態中心主義的整體主義價值觀，因為建設 “美麗中國”必須堅持 “以人為本”的宗旨，而整體主義價值觀在實踐的意義上過于偏激，但這種以人為本也絕對不是工業文明視閾下的極端人類中心主義。以滿足人類欲望而肆意破壞自然的極端人類中心主義必須徹底摒棄，否則就無力從根本上阻止人以征服者的地位對自然進行野蠻的開發和掠奪，這勢必會損害人類經濟、社會和文化的可持續發展，從而極大阻礙“美麗中國”建設的進程?！懊利愔袊奔确磳O端人類中心主義，也反對極端生態中心主義。實際上，在解決這個問題時佩珀提出了一種可供借鑒的“弱”人類中心主義 \\( Weak Anthropocentrism\\) ，“這是一種有益于人類的 “弱”人類中心主義而不是把非人世界僅僅作為實現目標的手段、可避免的“強”人類中心主義”。它要求人類從整體和長遠利益出發去重申人與自然的關系，是一種以人的理性需要為出發點的 “弱”人類中心主義。這種“弱”人類中心主義將致力于人類和自然的和諧發展。建設美麗中國必須體現出對自然整體和諧的尊重，可以說這種 “弱”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內在地切合了 “美麗中國”建設的理論內蘊和實踐要求。
第二，它應該體現出整個社會生態的公平正義。生態危機的本質來源于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關系的不協調、不公平、不合理，因此生態文明建設必須把公平正義作為基本目標，換言之，這也正是 “美麗中國”建設的目標。建設 “美麗中國”的生態倫理必須關涉到代內公平和代際公平，因為自然環境是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和自足系統，良好的生態是惠及所有人、每代人的公共資源，代表全人類的公共利益，因此就要求公共理性的 “出場”，呼吁全社會堅持公共倫理，既反對只顧及某群體利益的本位倫理，也要反對當代人剝奪后代人生態權益的不公行為。同時，建設 “美麗中國”還要警惕生態殖民主義，反對發達國家從它們所施加的全球秩序中不公正地獲得利益，而將生態危機的災難拋給發展中國家獨自承擔，這就要呼吁國際社會的生態正義。在佩珀的生態社會主義理想中，社會公正是生態健康的前提。他指出 “社會公正或它在全球范圍內的日益缺乏是所有環境問題中最為緊迫的。地球高峰會議清楚地表明，實現更多的社會公正是與臭氧層耗盡、全球變暖以及其他全球難題做斗爭的前提條件?！?/p>
因此，他認為地球上的所有國家都應該將社會公正置于生態議題的首位?？梢哉f，“脫離社會正義的緯度是不可能真正實現人類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的，脫離社會正義緯度的環境倫理學也是不可能真正指導人類環境治理和環境管理的實踐的?！?/p>
如果沒有將公平正義的理念納入自身的體系，作為 “美麗中國”的生態倫理就不能占領人類道義的制高點， “美麗中國”建設也就很難落到實處。
第三，它必定抵制技術及消費的異化，倡導綠色、低熵的生產和生活?，F代人已經意識到，技術的發展給社會注入了諸多不安定因素，技術讓人類成為巨人，又將人改造成 “非人”，這就是技術的異化: “一是與技術相伴生的環境污染、生態危機、能源枯竭等負面效應，其后果是造成人類物質生產條件和生活環境的惡化，生活質量下降，從而嚴重阻礙了物質文明的進一步發展; 二是與技術相伴生的人類精神文明的衰退，其主要表現是人性的壓抑，道德風尚的低落?！?/p>
同時，在消費領域也出現了嚴重的異化現象。正如鮑德里亞指出的: 消費已經成為現代人的本質和倫理。在消費社會里，商品成為負荷文化意義的象征符號，成為人生價值以及文化意義的展現者，而人們 “就是這樣履行著一個極為確切的社會功能: 奢侈的、無益的、無度的消費功能?！?/p>
過度浪費、感性消費、炫耀性消費等種種消費異化現象隨之產生了。技術和消費領域出現的異化，讓人類陷入了環境污染、資源耗竭、人性扭曲等生存和發展的危機之中，建設“美麗中國”必須抵制異化所產生的這些負效應，因此就必須用內含有人類理性和人類智慧的生態倫理來指導和約束技術及消費發展的方向。而這種生態倫理的價值指導必定體現為一種對于人們具體生產和生活方式的倡導: 即在社會生產以及自我行為上全面踐行綠色化、生態化、低熵化的發展理念，將可持續發展意識全面滲透到人類的所有活動中，才能將 “美麗中國”理念真正落實到具體的實踐環節中去。這也正是 “美麗中國”對于生態、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的美好內蘊。
三、紅綠聯盟理論對 “美麗中國”建設的生態倫理啟示
正如前文所述， “美麗中國”的建設必須有相應的生態倫理基礎，否則就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價值認識的偏差，進而將其轉化為各種生態實踐。建設“美麗中國”的核心是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具體目標是為了人類社會和自然雙雙受益，在此基礎上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實現 “人—社會—自然”復合生態系統的整體和諧。正是基于此，筆者主張 “美麗中國”建設的生態倫理基礎應當是一種建立在制度公平正義、新型 “人類中心”價值觀以及經濟可持續發展三維結構基礎上的生態倫理，而佩珀的紅綠聯盟理論給我們的相關啟示可歸結為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 “美麗中國”建設的制度公正之維。建設 “美麗中國”不僅要求我們在生態問題上合理協調不同地區、不同人群之間在生態環境權益上的分配，而且還要破除由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所主導的不公正的國際秩序和全球利益關系，維護民族國家的生存權、環境權及發展權，實現生態問題上的國際公平和正義，這樣才能使 “美麗中國”的理念不僅僅停留于抽象說教上，而是真正落實到現實層面去規范人們的實踐。紅綠聯盟的現實基點正是社會公平、正義。佩珀指出，實現社會公正是實現生態中心論者所希望的那種與自然關系類型的核心性問題，目前在綠色運動沒能產生實質效果的情況下，“優先考慮社會的公正必須是所有紅綠聯盟的最根本的共同基礎”。
這種公正不僅應該體現在社會財富的分配上，更應體現在生態環境權益的分配上，比之于經濟利益，生態權益更是所有人的根本利益，這種公平正是社會主義制度優于資本主義制度之處。佩珀認為，“收益內在化、成本外在化”的規則致使資本主義企業首先考慮的是把環境成本轉嫁給社會，轉嫁到全世界，轉嫁給未來，讓全社會、全世界乃至后代人承擔因環境破壞所付出的代價。因此，“最好的綠色戰略是那些被設計用來推翻資本主義、建立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戰略”。社會公正是生態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衡量社會全面進步的重要尺度，也是 “美麗中國”的題中應有之意。目前在資本主義制度 “根本改變”的可能性尚未顯現之際，我們只能從本國的社會制度公正方面進行努力，同時強化全球環境治理與國際合作的機制，積極推動更加公平而合理的世界秩序的建立，為生態問題的治理開辟出一條積極的道路。
二是 “美麗中國”建設的新型 “人類中心”價值觀之維。價值觀是一種內心尺度，支配和制約著人們的行為動機。正是對人與自然關系的倫理后果的不同反思，致使西方生態倫理學內部出現了“人類中心”與 “生態中心”的分野。生態危機提醒人類重拾對自然的敬畏之心，但是立足于 “生態中心”論展開生態實踐，不僅會將經濟發展和生態保護對立起來，而且也無法捍衛欠發達國家及地區的環境權，實現全球范圍內的環境正義。建設“美麗中國”必須以人與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為立足點，因此從其目的論來看，它的生態倫理基礎必然是傾向于 “人類中心主義”的，這是因為: “生態中心主義主張人類的一切行為應順應自然法則，反對工業生產力的增長，這實際上是一種生態烏托邦的幻想，對于我們解決當前的生態危機缺乏現實意義。而佩珀的 ‘人類中心主義’把人置于與自然關系的中心地位，把人類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作為人類行為的根本出發點和終極價值尺度，這為我們解決當前的生態危機提供了一條較為現實的思路?！迸彗暌?“人類中心主義”為紅綠聯盟的基本價值取向，但他所贊成的人類中心主義其實是一種現代意義上的新型人類中心主義，它以全人類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為中心，充分顯示了比生態中心主義更為進步和廣闊的視野。同時，建設“美麗中國”還需要在新型人類中心主義的基礎上更新傳統的消費觀，即鼓勵人們追求健康而富有成果的生活。佩珀認為，在紅綠聯盟的理想社會形態———生態社會主義中，不管是作為生產者還是作為消費者的人類，都已經擺脫了 “虛假意識”的控制，能夠把自己的需求限定在合理的范圍之內，所以會有豐富的資源來滿足每個人的理性需要，“只有當每個人滿意于獲得微小與漸進的收益并且彼此信任不會竭力追求最大化的個體利益時，每個人才能從環境中獲益”。
這就意味著必須改變當前這種將消費等同于存在意義的幸福觀，轉而建立一種在創造性勞動中尋求生存意義的新觀念，提倡一種新的文明樣態和生活方式。這對于建設 “美麗中國”無疑是有積極意義的。
三是 “美麗中國”建設的經濟可持續發展之維。事實表明，經濟增長過快往往會造成資源的浪費和生態的破壞，使經濟失去持續發展的動力; 而增長速度太慢，又無法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需求從而引發諸多的社會問題。要建成 “美麗中國”，必須改變 “高物耗、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低效率、低技術”的生產模式，調節好經濟發展與資源、生態之間的關系，在此基礎上實現環境與經濟雙贏。然而，建設 “美麗中國”也絕不能走 “穩態經濟”的零增長道路，這不僅不符合人類的利益，也是對欠發達國家的一種不公正。佩珀強調，即使是生態社會主義也需要生產力的發展，生產和工業仍然是未來社會的一種解放性的力量。經濟增長是必要的，但 “生態社會主義的增長必須是一個理性的、為了每個人的平等利益的有計劃發展?！?/p>
佩珀在其生態社會的構想中闡明，應當在有益于生態的前提下實現理性的、適度的增長，這其中蘊涵了豐富的可持續發展思想?？沙掷m發展不僅是為了滿足當代人的需求，也是為了子孫后代的永續發展，所以既讓資源得到有效利用、又有利于生態平衡的適度增長才是最明智的選擇。只有將可持續發展理念融入經濟建設的全過程， “美麗中國”生態倫理的基本規范才會成為調節社會生產實踐的根本準則。
佩珀的紅綠聯盟理論并不完美，他的共同體所有制、社會變革方案等都帶有無法擺脫的烏托邦色彩，但他對于生態社會的探索和構想為我們當前“美麗中國”的建設提供了許多有益的啟示。因為，建設 “美麗中國”不只是一種理念或一項政策，而是必須付諸生產及生活實踐的根本性變革的戰略任務，要解決所有這些問題必須進行新的探索和嘗試。而佩珀的紅綠聯盟理論不僅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人的全面發展等社會主義思想，而且從價值思維方式、建構原則和目標等方面描繪了未來社會的藍圖，這些對于我們轉變個體的生態價值觀，并從宏觀上制定符合生態規律的經濟、社會發展模式等都具有積極的作用。如果能夠將佩珀思想中的合理成分應用到我國 “美麗中國”的建設中，那么無疑會推動 “美麗中國”的建成。
參考文獻:
［1］ 鄭湘萍． 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生態中心主義 “紅色”批判理論 ［J］． 前沿，2011 \\( 5\\) : 189．
［2］ 喬瑞金，李小紅． 不可顛覆的主體———對佩珀理性主義生態哲學思想的思考 ［J］． 山西大學學報，2012 \\( 3\\) : 24．
［3］ 戴維·佩珀． 生態社會主義: 從深生態學到社會正義 ［M］． 劉穎譯． 濟南: 山東大學出版社，2005: 2 －375．
［4］ 雷毅． 深層生態學思想研究 ［M］． 北京: 清華大學出版社，2001: 125．
［5］ 雷毅． 深層生態學: 闡釋與整合 ［M］．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2: 13．
［6］ 關雁春． 生態主義的紅色批判 ［D］． 哈爾濱: 黑龍江大學，2011: 54．
［7］ 陳學明． 永遠的馬克思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6: 337．
［8］ 王雨辰． 環境倫理學價值立場的轉換: 從西方化到中國化 ［J］．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2006 \\( 1\\) :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