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上，當民族處于生死攸關的時候，第一個站起來論著德性建立的人就是著名的政治家與思想家梁啟超。德之分公德與私德，梁啟超把德放到民族存亡的大背景下來論述就別開生面，不拘一格。作為一個有良知、有遠見卓識的中國人，他在民族危難時期，深深地感嘆國家的不幸，深深地擔憂民族危亡，也深深感受到了要對國民性中劣根性改造的必要性，認為一個國家，只有人民的素質提高，培養出有獨立自主的人格的新民出來，民族才有希望，國家才有希望。也正是如此，他才寫出《新民說》，來論述國民性中種種的劣性，以期讓人們認識到自己身上的種種劣根性，并加以改造，拼棄私德，樹立公德，才能提升人民素質，才能使國家走上中國夢——富強的道路。[1]
一、梁啟超私德觀的內涵
梁啟超在《新民論》中談私德時說所謂私德就是指一個人“獨善其身”，是“一私人與他私人交涉的道義”，私德的內涵是“人人獨善其身者謂之私德”，這就從一個獨立的人自身的修為角度來論述了私德的內涵。每個人都離不開私德，沒有私德，也就沒有個性，沒有個體，正所謂“無私德則不能立”。同時他指出私德的內容還要遵從家族倫理，家庭倫理，“私德者，人人之糧，而不可須臾離者也?！边@里用一個形象的比喻，用人離不開糧食來說明私德與人一個個體人的關系。這也說明了私德的功能就是加強自身修養，讓自己成為一個符合家族、家庭道德修養，能獨立完善自己，使自己成為中規中矩，能遵循傳統禮俗的規范人。同時，在論述私德時，他對私德于人的作用與地位加以充分肯定，他說“養成私德，而德育之事思過半下焉?！?/p>
這也就說明了私德之于人成長與成材，作用之大可以想而知。[2]
在論述私德時，梁啟超是把私德與公德結合起來論述的。他指出傳統文化中，特別是儒家文化中，只重視私德而忽視公德的現象。如儒家經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都談到過德行，可是這些書中十有八九都是只談私德，而沒有談公德，他說“其中所教，私德居十之九，而公德不及其一焉?！盵3]
這也就是說儒家文化缺乏對公德的教化，而重私德的培養與教化。而梁啟超認為，私德與公德是兩個不可分的，它們是相互對應，但又是相互依存的。
從相對關系上看，私德論的是一個人的家族倫理方面，是一個人要加強修為，使自己遵循的家族倫理道德觀；而公德則是一個國家與一個民族倫理，是一個人的修為要符合、遵循國家首義、民族道義與社會道義。從兩者的關系上看，他認為公德比私德重要，把公德放到私德前面，也是儒家所說的“先國家之急后私仇也”，而私德是一個人立身修行，是一切公德的基礎，雖然私德是為公德服務的，但沒有私德，也就談不上公德。這既指出了私德與公德的主從關系，也指出私德的重要性。
二、梁啟超的“私德”觀的進步性
梁啟超在肯定私德的作用與地位時，同時指出私德的局限性與不足，從傳統儒家對私德的贊美聲中發出不同的聲音。進一步指出只重視私德，而忽視公德的危險性，結合當時的社會背景，指出私德的種種不足，具有很強的時代氣息。[4]
從修身的角度梁啟超指出了私德范圍窄小，無法成就一個人完善的人格。他認為私德與儒家的三綱五常，與五倫是一脈相承的，傳統的私德觀都是談人與人的關系，在處理人與熟人社會之間的關系。他說“舊倫理之分類，曰君臣，曰父子，曰兄弟，曰夫婦，曰朋友?！边@些舊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都是私德，是一私人對一私人的關系。傳統社會把私德與公德混淆了，他特別指出傳統文化中的“忠”字，把對君盡忠認為是對國家盡忠；他認為“忠”應是忠于國家之“忠”，而不是忠君之“忠”，“忠”字所表現的內涵是“報一國之義務”。[5]
他進一步指出，整個封建社會培養的全是忠君思想，而沒有培養出為國家、為民族盡義務的思想，這就是嚴重地把私德與公德混為一團。因此，他認為私德就是私德，不能替代公德，公德就是公德，不能埋沒在私德之中。過去，人們生活在私德代替公德的社會里，也就看不到公德思想，看到的只是私德，人的視野也就變窄了，人格也就有缺憾，不健全了。
在論述健全人格與私德關系時，梁啟超說“關于私德者發揮幾無余蘊，于養成私人\\(私人者\\)對于公人而言，謂一個人不……之資格，庶乎備矣。雖然，僅有私人之資格，遂足為完全人格乎?是固不能?！?/p>
他認為傳統意義上的私德是對于一個人的人格完善起到了阻礙與抵制作用，不利于獨立人格的蘇醒。他認為一個人的人格內涵是指人的價值、心理與精神方面的問題和內容，它具有一定的社會性與廣泛性，而私德則是一個人的品性與自律方面的問題，它只是個人的修為問題。所以，私德有力地阻礙了人格的完善，不利于人格的發展與完善。
從社會與國家的角度梁啟超指出私德阻扼了社會公共道德與意識的建立。這里用阻扼指阻礙與扼殺，這是雙層意思。梁啟超認為私德的形成與提倡，不僅阻礙了社會公共道德意識，而且還扼殺了人們的公德心。[6]
從阻礙的角度看，他認為傳統的私德觀是家族倫理觀，而家族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團體聚民，它只是一個族的人團聚，它“上不與國接，中不與群接”，范圍的狹小，也就道出私德的不足。
這種私德觀由于視野的過于低下，它就不會培養一個人的社會公共道德觀。也正如他所說“僅受范于一族之中。以己身為家族之身，一若舍孝弟而外別無道德，舍家族而外別無義務?！豹M小的家族觀阻礙了人們公共意識的形成與發展，人們看到的是家族利益，而沒有看到社會與國家利益。從扼殺的角度來看，以私德為培養標準的封建主義里，私德培養的是一種人際關系，是協調人與人的關系學。在研究幾千年的中國社會后，梁啟超提出了私德觀是培養人的一種“束身寡過主義”行為。過去社會里的人際關系大都是“譏諷、懷疑、指責”等，例如文章中指出“若微生畝譏孔子以為佞，公孫丑疑，孟子以好辯?！闭f的就是這種人際關系，于是，人們為了調節這種人際關系，就來約束自我，走中間路，事不關己，高高掛起，不行超越自己“本分”的事，老老實實、踏踏實實地做人，也就為自己躲避社會，不關心社會找到一個合適的借口。這種私德，扼殺了人們的公德心。結合現實，梁啟超說，當前的中國是一個衰落的國家，就是因為私德扼殺人們的公德心，都是因為人人都是事不關己，明哲保身，都只注重個人修身求名，而不重視社會與國家的利益。沒有公德心，不把國家的事當自己的事，豈有不衰落，不敗的道理。人雖然多，四萬萬人，但不僅不能把國家的事當自己的事，反而扼殺公德心。
最終結局也正像他在書中所說“夫安得不日蹙也”。[7]
梁啟超對德的闡述，特別是對私德的論述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他結合當時社會與國家處于危難的環境，批駁了傳統的私德觀不利于人的人格發展，扼殺了人們的公德心，提倡人們要“立新德”，進行一場“道德革命”，實質上也就是號召人們以國家復興為己任，拼棄只重個人修身養性，要團結一堅固有力之機體，向西方人學習，擔當起維護國家與社會的任務。要排斥甚至摧毀舊道德，建立新生的道德觀，國民的素質就能得到提高，國家就能扭轉積弱，走向富強。在反復論述之中，也能看到梁啟超認識到國民素質改造是一個長時間培養的過程，但，我們也不難看到他的希望，他希望國民立刻實現一個道德質的飛躍，國家才有希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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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馬永山.梁啟超改造傳統文化的思想和實踐[J].內蒙古民族師范學院學報,1993,\\(2\\).
[5]趙炎才.世紀更替與公德私德的近代重構[J].重慶師院學報,2003,\\(1\\).
[6]張豈之等.近代倫理思想變遷[M].北京: 中華書局,1993:125.
[7]程立濤,蘇建勇.私德外推即為公德嗎-兼論梁啟超的公德私德觀[J].河北師范大學學報,2007,\\(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