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是人類無法回避的問題,生死關切是貫穿于中國傳統哲學始終之主題。面對明清之際“天崩地坼”之時局,作為哲學家的方以智尤為著力于生死之思,他對于生死的關切與詮釋進一步拓展了中國傳統哲學生死觀的內涵,形成了其特色獨具的生死智慧。方氏對待生死態度的理智與超脫,不僅對其自身的生命路向的選擇影響巨大,且對當下處于浮躁世風之民眾超脫生命困境、考量生死之意義亦不無助益。以下即以方以智的生命際遇為起點探討其對生死的詮釋向度及影響。
一、方以智的生命際遇
方以智一生正處于明清交替的動亂時期,這使得他個人的際遇十分坎坷。崇禎七年\\(1634\\)“桐城遭兵后,流寓南京,潦倒詩酒。接武東林,主盟復社,裁量人物,諷議朝局,朋友益眾?！?/p>
寓居南京時期與東林黨人交友結盟,參議朝政,得罪了阮大鋮并遭到排擠。崇禎十七年,方以智被李自成的起義軍所獲,后又逃至南京。此時當權的阮大鋮借口方氏沒有“殉節”而進行報復,方以智只有逃離南京,經過浙江、福建輾轉到達廣州避難。后來他迫于無奈暫且為僧,過著饑寒交迫的生活。這一階段,基于政治和社會的理想與抱負都已化為泡影,于是他將全部精力傾注于著書立說。不幸的是,他“晚年為流言蜚語中傷,再陷囹圄。押赴嶺南,病骨難支,舟次萬安惶恐灘,疾卒”。順治十年\\(1653\\),方以智回鄉看望父親方孔炤,堅守民族氣節不仕清朝官,為清廷所逼皈依南京天界寺的覺浪道盛法師,隨即閉關高座寺看竹軒?？滴跏闬\(1671\\)方以智在青原突遭清廷逮捕,在押解至江西萬安惶恐灘頭時結束了一生。
對于明亡清立的慘痛變局,當時不少具有民族氣節的有識之士皆進行了深沉的歷史反思。方以智感嘆道:“天地傷心久托孤,彌縫自肯下紅爐。支離藏卻人間世,破碎人間有世無?”\\(《藥地炮莊·人間世》\\)值得注意的是,政治上他站在忠君的立場上,對于所處的政治環境采取既抨擊又回避的矛盾心態,“他雖然祟尚東林精神、積極主盟復社,但他思想上卻認為黨爭是為了各自的私利?！黄榷萑敕痖T之后,他且存身方外,卻又念念不忘方內;他雖為避世而逃禪,卻又入禪講‘救世’?！?/p>
學術上,正如余英時先生所言:“密之于思想不喜立門戶。不徒禪宗之內不應有門戶,即所謂儒、釋、道之界限亦當‘泯’而‘統’之?！币虼?在家學、師友及其人生經歷等因素的影響下,他力圖會通儒釋道三教,希圖為傳統文化另辟新的境界。作為明末遺民,方以智在生死詮釋方面也凸顯這一特色。
二、方以智對生死內涵的詮釋
\\(一\\)“生死之技”
方以智非常重視考量生死的內涵,對生死存亡之真諦尤為關切。他認為:“人生視死,誠大事哉!知生死,生死小矣?！笨梢?生死乃人生之大事,人們應該關注對生死真諦的認知與涵養,超脫于生命困境,反之,人若不重視生死之事也就無法真正懂得生死之真諦。他強調“有言生死一大事者,豈非醒世第一鐸乎?”\\(《東西均·生死格》\\)顯然,關乎生死之真諦的體悟與踐行乃人生第一要務,不可不給予高度重視。
為了闡釋生死之真諦,方以智將“生死之技”與“生死之道”區別開來。他認為,“存亦樂,亡亦樂,是齊生死也;聚則有,散則無,是泯生死也;名立不朽,沒而愈光,是輕生死也;安時俟命,力不可為,是任生死也。齊、泯、輕、任,謂之‘四勝’?！浴膭佟蓝梢澡I人,可以糊口,亦一技也?！盶\(《東西均·生死格》\\)這里,方氏認為道儒兩家分別所倡導的“齊生死”、“泯生死”、“輕生死”以及“任生死”,都只是可以“鐸人”、“糊口”的“生死之技”,包括佛教的“六道輪回”的“一懼”,皆非其所謂的“生死之道”。因為,此“一懼而四勝”,雖然“知其莫可誰何而立言廣意以勝之,然終為生死所囿,非真知生死者也?！币簿褪钦f,雖然這些對生死的看法和觀念廣泛通行,甚至為廣大民眾所信服,但其實它們都沒有掙脫生死的桎梏,沒有悟透生死之真諦。由此看來,要真知“生死之道”實屬不易。方以智以莊子的生死觀為例,指出:“惟以逃生死之說為敵生死之勢,以平其養生之懷耳!其流必愛生而避死矣?！鼻f子本來是針對世人樂生忌死而強調養生,但此做法必然導致眾人愛生而避死之思潮。
那么,善惡與生死之長短是否有關聯呢?對此,方氏說:“方齊壽夭而嘆大全夭者,則陋巷不及東陵之盜,而況彭祖八百乎?蝸牛暮死,即彭祖矣?！庇纱丝梢?有德者或許短命,作惡者卻能長壽,因而不能以壽命的短長來衡量人的全夭,關鍵應該注重精神層面的涵養與體悟。因此,他認為“圣人通晝夜而知,‘朝聞道,夕死可矣’,知其故矣?！?/p>
\\(《東西均·生死格》\\)\\(二\\)“生死之道”。
方以智認為,人們要真知生死之道,體悟生死之真諦,就必須從“心”開始。
1.“心通生死”
方氏認為,世人對待生死之態度,其實都應歸結為人心能否知生死。他說:“總以征心,心即生死、不生死之原?！边M一步,方以智闡釋了人心是如何能知生死之故的,他指出:“微哉危哉,道心即人心也,惟其危,所以微。故《易》于《離》象心火,而于《習坎》言心亨。心之險也如此,險習則通矣?！盶\(《東西均·生死格》\\)可見,心是檢驗生死與不生死的源頭,因而具有感知體悟生死之道的獨特功能,生死之“微”皆可以通過“心”之“?！背尸F出來,因此,人心只有歷經艱險后方能真知生死之意涵。
為此,要通過“盡心”來把握生死之道。方以智說:“生死即此心也,故燒之則能盡,盡之則能空,空之則能舍,舍之則能出?！錾勒?不為生死所累而已?！盶\(《東西均·盡心》\\)這樣通過“盡心”就能使人不被生死觀念所拖累。值得注意的是,孟子提出的“盡心”說主旨在于通過自我修養向內尋求本具的善性,而方以智所言“盡心”則摻入了佛道的因素。他對“盡”的解釋是:“其實盡心之聲義用心之至矣:有知而無知之義焉,有成人究竟之義焉,有勇猛到頭之義焉,有薪盡火傳之義焉?！边@里,他把孟子“盡心”的修養功夫詮解為外部用功,盡心的目的就是要“化”人,使人明白他的“生死之道”:“化字古作匕,從倒人,人終必化;后加人于旁作化,則生死之道盡此。便就字義,亦足會心?！笔聦嵣?方氏從訓詁入手,通過旁解“化”字,以推出生死之意涵,確有新意。此外,他又說:“天何以生燒人乎?
生而累,累而死,不如不生;而必生而燒之,故憐之曰可憐生?！运罒?生本不生。當知生所以燒,燒所以生?！盶\(《東西均·盡心》\\)從這里可以看出,方以智出入儒釋,精于老莊,加之坎坷的人生歷練,使他通過詮解“化”與“生燒”來對“生死之道”的人生體驗更加深刻與獨到。
2.“生死不二”
方以智認為,不同的人對于“生死之道”的體悟是不一樣的,他說:“百姓日用不知,圣人通晝夜而知,‘朝聞道,夕死可矣’,知其故矣?！敝允ト恕巴〞円苟?是因為圣人之“真心”能深知“生死不二”。此外,“生死一晝夜,將貴晝而賤夜邪?”就是說,晝夜即生死,晝夜循環交替運動是沒有分別的。而普通百姓則因虛妄之心所起之分別,才有了生死之別,方氏稱之為“分別即生死”\\(《東西均·生死格》\\),以致他們很難真知生死之道。這里,方以智主要還是依據其“交、輪、幾”的觀點來詮釋生死關系的。他說:“交也者,合二而一也;輪也者,首尾相銜也。凡有動靜往來,無不交輪,則真常貫合,于幾可征矣?！盶\(《東西均·三征》\\)由此,他認為:“以《易》觀之,動靜即生死”,即生死不過是一種動靜。事實上,方氏在提出“生死不二”的觀點時無疑吸取了莊子生死觀中的因素。莊子曾提出:“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盶\(《莊子·大宗師》\\)生死是不可避免的,如晝夜之更迭,人力無法干預。他還主張“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莊子·大宗師》\\),認為生死只不過是人生的不同階段,并沒有質的差別,因而在精神上已經超越生死。當然,方以智也主張“天地間凡有形者皆壞,惟氣不壞”\\(《東西均·所以》\\)。
認為作為能生萬物的本原之氣有形態的差異但其本質不會改變,而處于萬物之中的人及其身體當然也是由氣化生來的。由此,此主張為方以智提出“生死不二”的觀點提供了理論前提。
實際上,方以智還進一步提出:“生死不二,則榮辱得失何足以二?”即是說,既然無生死之別,那么還談什么榮辱得失之別呢?圣人因為能不起分別之心,做到“心心無心”,即沒有虛妄心和無心可得之心,因而能隨時看破生死,不為生死之表像\\(榮辱得失\\)所束縛,達觀地對待生死際遇。而對于普通百姓則應善于抓住稍縱即逝的機會鍛造自己,不斷趨向對“生死之道”的體悟。他強調:“是故以倏忽之機鍛之,倏忽即造次之電拂也?！盶\(《東西均·生死格》\\)就是說,對哪怕如電流之快的錘煉自己的機遇也應該不放棄。由此可見,方以智對于“生死之道”的深刻洞悉以及對民眾開悟生死之期盼之情。
3.“置之死地而后生”
由于“心通生死”,且心須“險習則通”,所以方以智強調應該“以重險待處憂患之人,置之死地而后生也”\\(《東西均·生死格》\\)。通過種種艱險對心的錘煉后才能真知生死之意義,并且強調此種憂患意識應該“懼以終始,存存慎獨”,這類似于“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周易·文言傳》\\),而且只有做到“不可以忘”才能達于“精一”。
通過使心經歷各種磨練,達到“惟其危,所以微”的境界,進而使人深具一種“憂患”意識,才能體悟人之生死意義之“精微”。事實上,這一思想與孟子的“生于憂患,死于安樂”之說并行不悖。孟子曰:“故天將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然后知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也?！盶\(《孟子·告子下》\\)只有通過苦難的歷練,人的心智才能漸趨堅強與成熟,才能真正體悟生死之道,知曉人生的真正價值。
為了使人們能踐履“生死之道”,方以智告誡世人要時時警惕自己,愛惜生命,奮發圖強,不能“浪死虛生”。他說:“惟不浪死虛生以負天地,故當然者無不可為?！蔽ㄓ胁还钾撎斓囟怂捞撋?才能使人明白人生的真諦。與此相反,方以智認為那些處于安樂之中或“營營逐利”者,“如是乎忌諱生死,不聞生死之言,而日拖尸以趨死”。那些“華腴”者只是為“名、利”而生,根本不考慮“生死之道”,雖生猶死,現實的安樂之狀其實就是埋葬他們的墳墓。因此,方氏感嘆曰:“嗟乎!人無奈死于安樂,憂患疾病為生死之藥,誰傾軋我?誰事刃我?頡啎捼莎,非我之恩人乎?人生不覯憂患,不遇疾病,則一隙蝸涎皆安樂槨也?！盶\(《東西均·生死格》\\)這里,方氏再次強調了安樂是生死之禍,憂患疾病乃生死之藥,各種人生的困境是體悟生死之道的因緣。這其實是方以智對自己人生坎坷經歷的一次回顧與反思,同時也是堅定自己人生道路的內心真情之表達。
正如余英時先生所言:“在中國思想史上,對生的問題的關注似乎遠勝于對死的問題的追問?！泵鎸ι鐣巷L行的諸種祭奠亡者的做法,方以智很不以為然,認為“知生死無生死者,全不系乎此”。因為那些為了紀念死者的辦法,在事實上已經失之偏頗,這樣的做法反而為人們放縱自己提供了借口。因此,他感嘆道:“孔子‘知生’一語,足為骨髓銘旌之格?！边@就是說,在沒弄清楚什么是生時,就不要盲目去談論所謂的死,這是人們應該謹記的“標準”。
由此,方以智強調:“道不可聞,死無不可;以不聞聞,聞其在我?！盶\(《東西均·生死格》\\)若真是無道可聞,也就死而無憾了,但若有道可聞就應關注生死,況且真知“生死之道”也無逃乎己身。這里,方以智呼吁人們關注并真正體悟“生死之道”之急切心態可見一斑。
三、方以智生死詮釋之檢視
\\(一\\)生死詮釋之特征
1.“三教會通”之集成
“坐集千古之智,所衷其間”\\(《通雅·考古通說》卷首\\)是方以智心胸與抱負的自我表達。事實上,方氏的確力圖在學術方面集儒釋道之大成,表現在生死詮釋上也不例外。
《易》、《中庸》等儒家元典把整個宇宙天地包括人在內都視為一個“生生不息”的大生命體。方以智正是積極汲取了先儒生死智慧,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如“以《易》觀之,動靜即生死”觀點。事實上,方以智認為《易》作為第一生死之道,也是生死之技。他說:“真通晝夜而知危微、交輪之幾者,洞精一元之大生死,即一瞬之小生死?！盶\(《東西均·生死格》\\)這種觀生死之視界完全是基于《易》中倡導的宇宙視野,其表達方法卻類似于莊子的表述語氣。值得注意的是,方以智非常服膺孔子提出的“未知生,焉知死?”\\(《論語·先進》\\)強調未真知何為生之前,無需過多關注死之后。
此外,方以智在詮釋“生死之道”時針對佛教“六道輪回”,雖斥之為“生死之技”,但也承認其具有極強的說服力和極為廣泛的信眾。因此在他論述生死之道時亦摻入了佛家的生死觀,諸如用其“交、輪、幾”之“輪”說明生死問題,提出“此一念未生前,即前一念已死后”,“時乘其中,應節如環,是真無死生而隨死生矣”\\(《東西均·三征》\\)。等等。
對于道家的生死觀,方氏雖也批駁其相對主義的“齊生死”、“泯生死”之“生死之技”,但又在諸多方面直接吸收了道家特別是莊子的生死觀,諸如,他的“生死一晝夜”即是來自莊子《至樂》篇:“死生為晝夜”;他的“生本不生,死本不死”、“生死無生死”\\(《東西均·生死格》\\)就源自莊子《齊物論》“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只要稍作留意,就會發現“他的語言最似莊子,他也以莊子的同調自命,他的思想中有著和莊子同樣的性格:剛健中帶著苦痛,博大中帶著憂傷,深刻中帶著無可奈何”。
事實上,方以智基于會通三教的意旨使之傾向于三者的綜合,著重突出事物間的聯系與共相,而忽視了三教客觀存在的差異性,這就必然使他的思想帶有明顯的相對主義的調和論,在一些地方甚至陷入難以自圓其說的境地。如,如何將其倡導的“生死之道”落實于裂變的現實社會生活中。
2.“無神”之觀念
如前所述,方以智汲取了三教的生死智慧,其中也包括存有無神論的生死觀念。諸如,孔子提出的“死生有命”\\(《論語·顏淵》\\),老子指出的“天地地尚不能久,而況于人乎?”\\(《老子》第23章\\)莊子《天道》篇“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等等。事實上,方以智更注重吸取前人關于生死論述的客觀性方面。
他指出:“極深研幾,可以成變化而行鬼神,鬼神無如我何”\\(《東西均·生死格》\\)。這里,基于方氏已掌握有較多的科技知識,方氏提到的鬼神顯然是氣在形態變化時的作用機理,只不過當時人們不能理解而稱之為鬼神,而并不是民間流傳的鬼神觀念。與此相應,方以智駁斥了佛教“生死輪回”論以及道家“逃生死”之說。他指出:“陰陽在吾掌上,參之贊之,不外中和,豈特曰:‘人生死在十三萬四千四百萬年中,乃一塵之不知,何汲汲為’而以之自解也?”\\(《東西均·生死格》\\)只要掌握陰陽運行之機理,運用“中和”之方法踐履,就能達到“知生死必然之理,自勝四勝,而學問游心者,居易門生死也?！盶\(《東西均·生死格》\\)這里,顯然突出了包括生死在內的一切事物的運行都有其必然之規律性認識。
\\(二\\)生死詮釋之影響
方以智對生死的詮釋是基于他深厚的家學、豐富的知識積淀和坎坷的人生經歷。這些因素反過來不僅促使其對生死之思更加精深與獨到,而且對其整個人生的軌跡也有極大的影響。方氏生死智慧中含蘊有積極的人生價值觀,尤其是儒家積極進取的人生態度,這些促成了他堅持“不浪死虛生以負天地”之志。因之,他即使身在佛寺之中,仍念念不忘“塵世”之事。實際上,“方以智晚年放曠老莊,托跡繼流,看破生死,超脫生死。然家國身世之感未除,以文化傳統寄托于‘兒孫努力’,其志節亦堪與古之遺民若謝疊山,林霽山、鄭所南者相埓?！?/p>
可見此種理性人生態度在方以智的生命路徑選擇和人生哲學中占據主導地位。
此外,“置之死地而后生”既是方以智踐履“生死之道”的重要途徑,也是其藉以安身立命的必然之方。其實,方以智這種深具憂患的意識不僅是對傳統儒家文化關于“生于憂患,死于安樂”、“居安思?！彼枷氲睦^承和深化,也是他作為明末遺民人生境遇的真實寫照。方以智以其對生死的“精微”之見警示世人:只有深具危機意識,不懈努力,才能身處危境而能避開禍害,即使身處逆境,也能開創新機。正如牟宗三先生所言:“中國哲學,從它那個通孔所發展出來的主要課題是生命,就是我們所說的生命的學問。它是以生命為它的對象,主要的用心在于如何來調節我們的生命、來運轉我們的生命、安頓我們的生命!”
作為明清之際的思想家,方以智生前“姿抱暢達,早以文誼譽望動天下”。黃宗羲也曾說:“余束發交游,所見天下士,才分與余不甚懸絕而為余之所畏者,桐城方密之,秋浦沈崑銅,余弟澤望及子一四人?！盶\(《翰林院庶吉士子一魏先生墓志銘》\\)由此可見,當時學術界方以智的學問及影響之大。令人不無遺憾的是,其博大之思想在其身后湮沒三百余年,直至侯外廬先生的研究與倡導才結束了此種局面。
因此,對于通過發掘方氏思想中的生死處世智慧,呈現其深刻而積極的人生價值旨歸,不僅益于倡揚傳統文化,而且對于當下身處浮躁世風之民眾超脫生命困境、考量生死之意義亦極具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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