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師造化，中得心源”說雖然是一個藝術創作論命題，但也包含著藝術本體論之內涵。 “本體”與“現象”相對而言，體現著事物的內在屬性、生成本原，對事物存在具有質的規定性，事物的性質、特征、生成、發展等從根本上受其影響。因而藝術本體論是藝術理論的最根本理論問題之一，王岳川先生說：“關于藝術的一切論爭的深層，都在本體領域展開。 ”因為對藝術本體的理解和認識，影響到對藝術其他理論問題的理解和認識。所以，分析“造化心源”說的本體論內涵，有助于對中國古代藝術之本體特征、審美特點等問題的理解、認識和研究。
“造化心源” 說的藝術本體論內涵， 主要體現在“心源 ”說上 。 藝術創作以 “心 ”為源 ，藝術作品也以“心”為本，把藝術本體與藝術家之“心”聯系起來 ，是中國古代藝術理論家對藝術本體的最基本觀念。
一、“心源”說與繪畫藝術本體
“心源”說認為繪畫藝術源于畫家之 “心 ”，那么 ，自然就會得出這樣的邏輯結論：畫家之“心”當然也就構成了繪畫藝術之本，繪畫藝術之本體只能是繪畫藝術家之“心”。 所以，“寫形”是古代畫論中的一個重要問題。顧愷之的“以形寫神”說、張彥遠的“以氣韻求其畫，則形似在其間”說、荊浩的“畫者，畫也”說、王履的“舍形何所求意”說、莫是龍的“傳神者必以形”說等等，都包含著對“寫形”的肯定。 顧愷之的“以形寫神”說，以“神”為本，寫形為手段，“寫神”才是目的。顧愷之是論人物畫，人物畫就是要畫出人物之“神”，并通過人物之“神”來體現畫家之“心”。山水景物畫也同樣如此。 中國古代的山水景物畫以 “傳神”“寫意”為本，特別是宋元文人畫派，畫山水景物向來不以“寫形”為重，而強調對山水景物之“神”之“意”的傳達。南宋鄧椿《畫繼》云：畫之為用大矣！盈天地之間者萬物，悉皆含毫運思，曲盡其態。而所以能曲盡者，止一法耳。一者何也？曰：傳神而已矣。世徒知人之有神，而不知物之有神。此若虛深鄙眾工，謂雖曰畫而非畫者，蓋止能傳其形，不能傳其神也。
元代倪贊《清閟閣全集》卷九云：余之竹，聊以寫胸中之逸氣耳，豈復較其似與非，葉之繁與疏，枝之斜與直哉！鄧椿把“傳神”看做曲盡萬物之態的“一法”，即根本方法。 并指出，不但“人之有神”，而且“物之有神”，萬物皆有其神。畫出萬物之“神”，才是佳作。倪贊畫竹之目的，在于“寫胸中之逸氣”。 郭若虛在《圖畫見聞志·論氣韻非師》中把缺乏“氣韻”的畫看做“雖曰畫而非畫”。 所謂“氣韻”“傳神”“胸中之逸氣”，皆本于畫家之“心”，或者說是畫家之“心”的體現?！爱嬇c書一源，亦心畫也?！贝魑酢读暱帻S畫絮》云：“以目入心，以手出心，專寫胸中靈和之氣。 ”所謂“從于心”“心畫”“胸中靈和之氣”等，都是畫家的心靈精神，是畫之本體所在。 以“心”為本的繪畫本體論， 又往往把繪畫看做性情的抒發表現。
如《宣和畫譜》卷七載北宋李公麟之語曰：吾為畫，如騷人賦詩，吟詠性情而已，奈何世人不察，徒欲供玩好耶？李公麟把自己的畫作看做類似抒情的詩歌，畫是自己感情精神的表現。 而對世人不解其情，只把其畫當做“供玩好”的消閑品，非常不滿。郭若虛《圖畫見聞志·論氣韻非師》云：“依仁游藝，探賾鉤深，高雅之情，一寄于畫?！碑嬍钱嫾摇案哐胖椤钡募耐?，“高雅之情”是畫之本體。 石濤說：“筆墨乃性情之事，于依稀仿佛中，有非筆墨所能傳者。 ”
沈宗騫《芥舟學畫編》卷二云：“畫與詩皆士人陶寫性情之事。 ” 繪畫是 “性情之事”，“性情”是繪畫之本。 “性情”即畫家之“心”。 與以“心”為本的繪畫本體論相關，古代畫論家又提出了“意在筆先”與“畫盡意在”等畫學命題。 如張彥遠認為:“意在筆先，畫盡意在，所以全神氣也。 ”郭若虛說：“所以意存筆先，筆周意內。畫盡意在，象應神全，然后神閑意定；神閑意定，則思竭而筆不困也。 ”他們都強調了畫家在執筆作畫之前，應先創立自己的意境。 唐岱曾具體地指出：“胸中具上下千古之思，腕下具縱橫萬里之勢。 立身畫外，存心畫中。 潑墨揮毫，皆成天趣。 ”
布顏圖的體驗最為深刻與透徹，他說:“意之為用大矣哉！ ……故善畫者，必意在筆先。 寧可意到而筆到，不可筆到而意不到。 意到而筆不到，不到即到也；筆到而意不到，到猶未到也。 ”他們從不同的層次與角度，指出了“意”在繪畫創作中的重要作用。 他們所說的“意”，或指藝術家創作構思時醞釀于胸中的審美意象，或指藝術家受客觀對象的啟發，在一定審美理想的觀照下，浮現在眼前的意境，或指藝術家自己的情意、意趣。藝術家創作時必須率先“立意”，因為此“意”為創作之本。
二、“心源”說與書法藝術本體
書與畫是最為接近的藝術?！爱嬚?，畫也”，繪畫藝術以“形”的描繪為基本形式。書法則是一種點線筆畫藝術、結構藝術，書法家運用一定的筆畫、點線和結構布局，通過書寫漢字而成，也以“形”的描寫為基本形式。 書與畫不但在形式上具有“寫形”的共同特點，而且在創作上也有共同特點，清代張庚《浦山論畫》云：“畫與書一源，亦心畫也。 ”書與畫有共同根源， 二者的共同根源就是 “心源”，二者都是寫心藝術。所以，“心”是繪畫之本體，也是書法之本體。清代周星蓮在《臨池管見》中從語義學角度闡釋了以“心”為本的書法本體觀，云：后人不曰畫字，而曰寫字。寫有二義：《說文》，“寫，置物也”；《韻書》，“寫，輸也”。置者，置物之形；輸者，輸我之心。兩義并不相悖，所以字為心畫。若僅能置物之形，而不能輸我之心，則畫字、寫字之義兩失矣。無怪書道不成也。此番議論顯然是這位大書法家創作經驗的肺腑之言，體現了書法創作的抒情本質。 《佩文齋書畫譜》卷五《記白云先生書訣》載書圣王羲之語云:“書法創作是‘把筆抵鋒，肇乎本性。 ’”這種以書寫心、借書“理性情”的藝術特征，同繪畫“從于心”“得心源”“陶寫性情”的藝術特征，在本質精神上是相通一致的。所以，張庚說“畫與書一源”，皆以心為源，以心為本。由于書法是人心的表現，書家之心不同，書法作品也呈現出千姿百態的面貌。因此，通過書法可窺探人心。 項穆在《心相》中說：“儒行也，才子也，佳人也，僧道也，莫不有本來之心，合宜之相者。所謂有諸中，必形諸外，觀其相，可識其心。 ”
書可“理性情”，書家在人生不得意時，借書抒憤，亦是常事。 如韓愈在朝廷受人打擊時，大書氣勢磅礴的“鳶飛魚躍”四字，以表達心中的激憤之情，這也就是“有諸中，必形諸外”?！靶沃T外”作品必內蘊著“有諸中”的性情，故“觀其相，可識其心”，也就是通過書作可識書家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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