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頡剛的角色是多元的，最為重要且當之無愧的是史學家。而依據他一生的作為，也是民俗學家、編輯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此外還多，不一而足。近三十年來，顧頡剛的學術淵源、史學成就、歷史地位等問題，始終被研究者關注，形成的論文、論著也浩如煙海。然而，關于顧頡剛的愛國思想，特別是他的愛國實踐活動，還鮮有人作全面的整理。顧頡剛原本是“為學問而學問”的知識分子，可國家的內憂外患，民族的四分五裂，讓他 萌發了救亡圖存的愿望，下定了走出書齋、走向社會的決心，繼而成為一名優秀的愛國知識分子。梳理顧頡剛的愛國實踐活動，有利于我們更好地解讀這位史學大家憂國憂民的赤子心襟。

一、參與時事政治，流露愛國熱情

古往今來，“兩耳不問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是絕大多數讀書人的心愿。但是，國難當頭、大敵當前，總會有不少知識分子投身于救國救民的時代洪流之中。顧頡剛正是這類知識分子的一個代表。家庭教育的熏陶，五四文化的洗禮，山河破碎的陣痛，亡國滅種的危機，一系列的外因與內因的結合，促使顧頡剛果斷地沖到了拯救民族、振興中華的前線。

1925年5月30日，上海發生了震驚全國的“五卅”慘案。時在北京大學的顧頡剛用民歌形式寫了一首《傷心歌》，并與他人集款購紙把歌詞印成傳單，親自上街散發。當時，北京大學成立了救國團，顧頡剛積極參與，還被推選為出版部主任，負責編撰“救國特刊”刊于《京報》的副刊。為了昭示國人、喚醒民眾，顧頡剛還多方收集近代各不平等條約依次登出，加以說明，并義憤填膺地指出帝國主 義 列強在“寄居”、“免罪”等名義下，“奪地、奪錢、奪權、為所欲為，以致使中國主權日益淪喪”.[1]89

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更是激發了顧頡剛的愛國熱情。當時，日本侵略者步步緊逼，而國民政府消極抵抗。大多數中國人痛心疾首，顧頡剛卻“心中暗喜”,因為“我以為如果沒有這件事，我們國家是亡定了，我們的民族是滅定了，再也翻不起來了”[2]73.也就是說，顧頡剛比一般的民眾有更加清醒的認知。在國破家亡的危機面前，許多中國人麻木不仁、醉生夢死，反倒是這樣一次巨大的民族陣痛迫使國人正視日本企圖占領中國的狼子野心。而先知先覺的顧頡剛則已作挺身而出、奮起抗爭的準備。

隨著日寇侵華態勢的加劇，顧頡剛的愛國熱情也與日俱增。1936年11月，人在西安的顧頡剛先后兩次與張學良見面。據王振乾、沈偉東等人回憶、分析，顧頡剛曾經向張學良宣傳“促蔣抗日”的主張，勸說張學良要學民族英雄岳飛，要吸取岳飛抗金失敗的教訓，“爭取全面團結抗戰，不要孤軍作戰和孤注一擲；力量要集中，不要抵消；準備要充分，不要輕舉妄動；爭取當成功的民族英雄，不要甘做失敗的民族英雄”[3].誠然，顧頡剛的建言是書生之見，卻不乏真知灼見。盡管不能確切估量顧頡剛的面諫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及張楊發動西安事變所起的作用，但一介書生的拳拳赤子心、濃濃報國情，卻是天人共鑒、日月可表。西安事變之后，顧頡剛及時以燕大中國教職員會的名義聯合北平各大學教授致電國民政府及張學良，希望他們以大局和民意為重，通電稱：“凡有利于我民族國家之統一生存者，皆擁護之；凡作分崩離析之行動，陷我國家民族危亡者，皆棄絕之?！盵3]顧頡剛又寫信給張學良，在肯定、欽佩他的抗日愛國舉措的同時，主張以和平方式解決西安事變。

“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痹谧鎳ｋy和人民疾苦面前，顧頡剛不再做書齋里靜默的學者，而是選擇了書生報國之路。在緊密關注、熱心參與時政的過程中，他的一腔愛國熱情予以充分展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