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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烈的愛國主義對任何一個民族國家而言都是寶貴財富。過去幾千年來， 中國從不缺乏愛國者， 遠有屈原、文天祥、史可法等諸位先賢， 近有解救國家危亡實現人民解放的眾多仁人志士。在人類社會實現“大同”之前， 這種愛國主義是每個國家聚集民心、合力向前的動力， 那種以“地球村民”身份侮謾愛國主義的人， 不是天真， 就是偽善。

隨著中國的崛起和復興， 整個社會的愛國主義情懷不斷迸發。正所謂民心可用而不可違， 我們當然需要和鼓勵這種愛國主義熱情， 它有助于全民共御來自境外的那些曾經風光一時、現卻江河日下的沒落思潮侵襲。但與此同時， 也要警惕愛國主義所具有的“雙刃劍效應”, 尤其一些宣泄狹隘民族主義甚至帶有沙文主義色彩的情緒， 在愛國主義的綠燈下暢行無阻。

如何避免愛國主義的負能量效應， 這是值得探討的問題?？傮w而言， 中國今天的愛國主義亟待深入人心的教化和調養， 因為它在很多方面表現得還比較初級。同樣喊著愛國主義口號的“鷹派”和“鴿派”之間， 存在長期的齟齬與爭論， 就是當下中國社會的愛國主義仍然不夠成熟的一種表現。

鷹鴿兩大群體除了彼此之間的認知差別， 各自內部也都還有不同。在“鴿派”中， 其中一些人過早陷入對于世界大同或世界公民身份的幻想， 因而鄙視看重國家利益。另一些“鴿派”則認為今天的中國無論如何不能強硬， 而應把力氣都用在發展上。以為“強硬”與發展， 是魚和熊掌不能兼得的關系， 這是十足的書生之見。

有關“鷹派”和“鴿派”的討論， 本質上說就是血性和理性的問題。一個國家的國民要有些血性， 尤其是她的軍人， 否則這個國家就沒希望。但歷史上從沒有任何一個大國的崛起完全依靠血性， 真正的大國崛起一定是把血性建立在充分的理性之上。理性是在崎嶇坎坷中尋找路徑， 血性是在崎嶇坎坷中百折不撓， 兩者缺一不可。

雖然中國軍人素有尚武傳統， 但對戰爭是兇器也有痛徹認知。一個頗具悖論性的現象是， 中國歷代主戰者多是文官， 從東林黨人到戊戌變法都是如此， 而主張慎戰者則多是武將。同樣， 在今天中國的主戰者中， 又有多少是軍人呢？這是中國軍人不敢言戰甚至不愛國嗎？顯然不是， 而是因為他們知道今天的戰爭機器一旦開啟， 影響將會波及國家各個層面， 牽一發而動全身， 因此不能不慎重言戰。自德國軍事家魯登道夫寫出“總體戰”理論， 軍人就比平民更深刻地意識到今天的戰爭要耗費舉國之力， 風險不言而喻。所以， 戰爭是國與國對抗和利益爭奪的最后選項， 只有萬不得已時才能祭出這個利器和兇器。這種理性認知與畏戰怕死是兩回事。

當然， 我們不能把今天中國愛國主義的初級狀態歸因于普通的愛國者， 這個責任應由我們的精英階層來負。歸根結底， 是我們今天的一些精英還很初級。沒有孬兵只有熊將， 精英階層是這個國家和社會的引領者， 那些從不會盤算國家利益、只準備隨時鼓動國民釋放血性的所謂精英， 顯然不是合格的領跑者。而那些一味主張融入國際社會卻不考慮國家利益的精英， 同樣不合格。只有精英階層盡快成熟起來， 民眾的愛國主義才能更加成熟， 否則我們的愛國主義難以自動升級， 特別是當國家步入新時代、將強未強之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