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市場效率發展體制彰顯人性從壓抑向張揚的飛躍.
效率發展體制的經濟哲學智慧主要體現在斯密的人性與經濟自由說上,斯密對于經濟分工的內容體現了哲學智慧.斯密認為人與動物不同,人類社會的每一位成員都需要其他人的幫助,如果僅僅依靠其他人的慷慨或恩惠而不幫助他人,肯定不能普遍可行,這就要求互相交換、互通有無、通過互利而互助.斯密認識到利己是利他的前提和基礎,且利己和利他是共生、共處和互利的.可以說斯密繼承了休謨的人性論觀點,認為人性中除了利己的一面,還有利他的一面.斯密認為人類如果沒有互通有無、互相交換的需要傾向,每一個人就必須親自生產自己生活的必需品和便利品,人們之間的工作就全無分別,那么才能的巨大差異也就不會產生.斯密對人性利己的看法可以概括為》每一個人首先和主要的是他自己;無論在哪一方面,每個人都比其他任何人更適宜和更能關心自己.
這就是不論斯密是否自覺意識到他的觀念,都無疑是對市場體制條件下人們從事生產經營活動動力的考察,盡管這也許存在于商品經濟社會之中.最難能可貴的是斯密發現了.人性利己《和》看不見的手《之間的內在關聯.》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處于本意的情況下更能有效地促進社會的利益. 而斯密認為的《看不見的手》指的是自然法則,人類的最大幸福是神創造的.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斯密的經濟哲學智慧即:眾多個體利益的活動導致社會利益自然實現的法則.
斯密整個經濟學的靈魂實質是經濟自由.他提出了經濟活動者人人都必定會實現自己的最大利益,并且能夠在自發的活動中無意識地實現自己社會的最大利益,由此可見他洞悉了市場經濟的自由本質.只要人們自由地進行經濟活動,經濟就會最大效能且最大價值的實現其發展,全體成員的幸福就會自然實現.斯密認為 自由競爭是避免壟斷、促進經濟最有效的發展手段.普遍的自由競爭勢必驅使經濟行為者采用良好的經營方法,包括技術的改進,提高經營效率等;而壟斷是良好經營的最大敵人,只有靠普遍自由的競爭,才能確立聯合、良好的經營秩序,因此自由競爭是反壟斷的關鍵;同時從社會經濟生活的各個行業來說,競爭越自由、越普遍,就越有利于各個行業的充分發展,促進整個社會的進步.時代越發展,哲學對經濟學的發生、發展以及范式革命的影響就越大.實用主義哲學對邊際效用學派就產生了重大的影響,該學派以《經濟人》最終如何獲得最大效用和最大滿足為研究對象,研究范疇限定在資源的合理使用或最優配制的領域之內;他們強調消費、效用和需求,把經濟學改造為消費、交換、生產及分配相互關系的理論體系;他們以邊際均衡原理闡明《經濟人》所遵循的法則,并以數學的方法或數學的模型加以解釋.
二 凱恩斯主義宏觀調控體制凸顯政府的 社會集體理性
亞當·斯密是反對政府在經濟發展中《有為》的,他主張政府的任務是保證《自由競爭》,充當《守夜人》.而凱恩斯則主張政府應該依法作為《社會集體理性》的代表,并通過依法宏觀調控使市場自發性服從社會集體理性.
20世紀30年爆發了長達4年之久的經濟大危機,西方國家稱這次大危機及其引起各種蕭條為《30年代大蕭條》.經濟大蕭條是一種普遍的現象,幾乎影響了所有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以美國為例,美國從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變成一個成千上萬人生活在貧困失望的境地之中的國家.面對前所未有的危及和失業,統治階級認識到傳統經濟學的弊端,因為傳統經濟學不承認危機和失業,否認危機和失業在資本主義國家的發生.這樣統治階級也就從中無法找到解決辦法.在這種悲慘的境況中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MaynardKeynes\\)在1936年出版的《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這本書提出了解決就業與失業這個關鍵問題的辦法.當時很多人已經放棄了重建世界繁榮和穩定經濟系統的希望,這本書從理論上論證了世界經濟問題的嚴重性,但還不至于絕望,并為恢復經濟開出了自己的藥方.可以說凱恩斯的經濟學是一種契合了當時統治階級愿望的新經濟學,它是20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的直接產物.凱恩斯提出了經濟哲學智慧的新范疇:運用政策調節經濟的宏觀調控主張.斯密至凱恩斯以前,都是主張《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從凱恩斯開始進入了政府調控式的市場經濟新階段,這是市場經濟實踐水平的一次歷史性飛躍.凱恩斯主張政府采取財政赤字政策、適度通貨膨脹政策、利用商品輸入與資本輸出的對外經濟政策來干預經濟.凱恩斯主張的宏觀調控經濟政策所體現的經濟哲學智慧在于改變了經濟實踐同社會有機體的關系,社會特別是國家不能對經濟發展中依靠經濟自身無法解決的問題采取聽之任之態度.政府政策代表社會公共利益、代表社會的《集體理性》,因此,政府應恰當地運用政策杠桿,對經濟發展大有可為.《運用政策調節經濟的宏觀調控主張》,從經濟哲學視角看就是提倡經濟實踐中的社會集體理性,貫注經濟主體能動性.
凱恩斯主義的經濟哲學意義是揭示了現代市場經濟內在的包含著經濟自覺性、能動性理論.斯密建立了《市場君主》的理論,但是,歷史實踐表明市場經濟如果缺乏理性的自覺,就會引發毀滅性的災難,1929年至1933年的《大危機》及其今天的世界性生態問題,都是有力的證明.凱恩斯主義告訴我們,政府依法的宏觀政策調控政策對于現代市場經濟體制不是外部強加的,而是市場經濟體制自身的訴求.
三 庇古福利經濟理論體現發展的《普惠》性社會本質.
發展必然增加財富的總量.財富增量的分配歷來是一個敏感話題.在資本主義制度主導的現代化中,由于基本制度的利益架構是對少數有產者的有利設計,加上市場經濟的效率偏好作用,致使資本主義社會的兩極分化問題十分突出.馬克思主義對解決資本主義社會的兩極分化問題提出了社會主義革命的根本解決途徑,但是,革命是需要條件的.正如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所說,舊制度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它是決不會滅亡的.那么,在社會主義革命勝利條件成熟前的過程中,工人與勞動人民是否面對《兩極分化》的局面就毫無作為了呢?也不完全是這樣.通過斗爭,迫使資本家階級放棄部分剩余價值,用以改善工人及其他勞動人民的生活狀況是可能的.這種可能性及其實踐被反映為庇古的福利經濟學理論.在18世紀初葉,資本主義還處在工場手工業時期,勞工就意識到自我保障的重要性,他們自發組成了《預防互助會》,《共同救濟會》等集體互助組織,來共同面對工廠生產條件惡劣,工傷事故經常發生等情形.1832-1834年,由議會批準的《濟貧法》調查委員會的調查報告生效,英國有了新《濟貧法》,這標志著社會保障制度在資本主義國家的初步形成.庇古指出,經濟福利是經濟實現心靈愿望的滿足.經濟福利和國民收入的大小和使用有關.但是,國民收入的大小和經濟福利的關系不一定是呈現正比例的關系.國民收入的增加是否會和國民經濟福利的增加呈正比例,取決于多個因素,其中兩個因素最為重要.第一是國民收入的增加是人們的自愿不是受強迫參加工作獲得.如果國民收入的增加的獲得是以強迫方式獲的形式,那么就違反了人民的自愿原則,并且損害了人們參加更多工作的愿望,因而就減少了人們的福利,而獲得更多的國民收入,即使能夠增加經濟福利,也未必能補償強迫所產生的福利損失.第二是國民收入增加的部分是否落到了窮人手里.
庇古認為,當國民收入增加時,加大窮人在其中所占的絕對份額,就會增加經濟福利.這是因為富人階級已經擁有大量財富和貨幣,消費愿望已經接近絕對滿足,如果國民收入新增加的部分在流到他們手中,那么給他們增加的滿足就不可能太大\\(我們可以稱之為滿足的邊際遞減效用\\),由于窮人階級連最基本的生活需要還沒有獲得滿足,因此,他們獲得這些新增加的收入所產生的滿足,會比富人階級獲得這些收入所產生的滿足遠遠大的多,這也就大大增加了整個社會的福利.總之,在國民收入的分配中,增加窮人的收入,減少富人的收入,是增大經濟福利的關鍵.實際上,庇古這一思想是以財富盡可能公平分配、消除貧富兩極分化、實現全體社會成員的幸福為旨歸的.他明確指出,改善窮人的生活水平,消除社會的各種悲慘狀況,增加全體社會成員的福利,不僅是福利經濟學還是全部經濟學所致力達到的實際目標.他說:《如果說,驚奇是哲學的開始的話,那么,對破爛街頭的貧困和對那些枯萎人群痛苦的關注,則是經濟學的開始.》在庇古的福利經濟學中,還有一個重要的經濟哲學觀念,這就是贊成理性的長遠經濟福利行為、反對非理性的、目光短淺的短期經濟行為.他認為,即使將來可選擇的快樂和滿足會大于當前可選擇的快樂和滿足,甚至將來的快樂和滿足會更大,一般來說,人們也還是寧可選擇當前的快樂和滿足.這表明,人們的遠視能力有缺陷,把將來的事情看的更小,這在經濟上就必然帶來這樣的問題:人們在現在、最近的將來、遙遠的將來之間分配資源和精力時,就會以這種非理性的偏好為基礎,庇古為了解決因人的非理性選擇而帶來嚴重社會后果的問題,他指出政府對急功近利經濟行為進行干預是必要的.
保護有效的自然資源,禁止對自然資源的破壞和掠奪使用,制止人們經濟行為的各種非理性算計,制止人們只顧自己不顧后代的經濟行為,這些是政府的明確職責.由此可以看到,庇古福利經濟學的主要思想要義是:公平比自由更加重要,長遠發展才是真正的發展.由于庇古的福利經濟學是人學意義上的福利經濟學,其哲學思想是人學意義上的經濟哲學思想.《失業不僅意味著工人工資的損失,而且可能會帶來工人工作習慣的喪失,特別是會導致自尊與自信心的摧毀、生命力的消耗、生存的不安等等種種不利于人性健康發展的結果.因此減少失業量,不僅可以增加工人的總收益,而且可以增進國家的總福利》四 生態平衡發展體制指引市場經濟向可持續徑向邁進.
20世紀70年代,可持續發展理念已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可,但那時還并未將其上升為一種體制.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提出科學發展觀后,發展問題被上升為世界觀與方法論的經濟哲學問題,凸現了發展體制的科學性意義.于是,可持續發展從對策層面上升到了發展理論層面,《唯效率體制》或《GDP就是一切》的發展體制得以動搖.從哲學層面看,任何時代具體的經濟體制都是那個時代普遍人性的制度化:原始平均主義是人類蒙昧時代受自然界強大壓迫下不自覺的集體生存狀態與意識的制度化;自然經濟體制是對自然與社會充滿愚昧的、對少數人利益傾斜的人性訴求的制度化;市場經濟體制是《合理、合法、利已主義》人性的制度化.同時,經濟體制又《形而下學》地連接著經濟實踐的工具理性系統.
特殊經濟體制啟動、規范下的經濟實踐的工具理性系統的運作,從現象上看是《人的活動─財富─價值》的因果鏈,從本質上講是經濟體制的總體功能即戰略目標.市場經濟體制與自然經濟體制、計劃經濟體制相比,更能夠廣泛、持久地調動現代社會大多數成員的積極性.市場經濟體制的高效性是在與自然經濟體制、計劃經濟體制相較量下形成的.市場經濟體制在原始社會末期已經產生,跨越了原始社會末期、奴隸制、封建制三個不同的社會基本制度.總體看,古代商品經濟是一種《商品-貨幣》交易體制,現代市場經濟體制主要內容是資本運作,它依賴金融資本領銜的運作與擴張,創造了高效率的世界市場與各種《跨越式》發展奇跡.
1987年挪威前首相布倫特蘭夫人在《我們共同的未來》中提出了可持續發展問題,1992年在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上形成了國際共識.值得指出的是,國際上關于可持續發展的《共識》的主要內涵是強調正確處理當代人與后代人需求,中國學者對這個內涵作了重大補充,強調可持續發展要立足于滿足當代人生活質量的提高,同時又不損害環境、損害子孫后代的利益、不損害別的國家和地區人們的利益.顯然,這種補充具有合情、合理、更加人性化的特點.特別值得指出的是,以前關于可持續發展的認識,主要是立足于事實陳述、問題羅列,黨提出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以后,使可持續發展戰略更加具有理論和實踐的創新特色.從理論上講,科學發展觀使可持續發展戰略建立在《以人為本》的學術基礎上.從實踐上講,科學發展觀使可持續發展戰略同市場經濟體制的高效率體制之間具有《揚棄》的邏輯關系.同時,我們還應該注意的是,科學發展觀提出了統籌兼顧的方法論,為可持續發展戰略從一種要求、預期變成實踐行動指出了路徑.因為,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實施面臨各種悖論性的二難選擇,唯有統籌兼顧的方法論,才能使這種正確發展戰略從理論走向實踐.生態平衡發展體制體制與可持續發展戰略,從理論上講是一枚銅錢的兩面.
在西方經濟學家那里,制度和體制是并未做嚴格的區分,是經常通用的概念.在我國由于存在著以堅守生產關系為中軸線的社會基本制度的意識形態識別的制度概念,所以制度與體制是嚴格意義上區分的.我們講的體制不是涉及基本制度、在基本制度架構既定條件下的經濟體制,具體的來說是探討自然經濟、計劃經濟、市場經濟區別及選擇意義上的經濟體制.高效率的市場經濟體制絕不是現代市場經濟體制的《頂峰》.現代市場經濟的高效率雖然是建立在技術進步的《內生》與規模擴張的《外延》兩個基礎上的.但技術伴隨著高風險的存在,先進技術更能促進資源的消耗,進而增強對環境承載力的破壞.21世界人類在現代市場經濟體制的驅動下所消耗的資源、能源和造成的《環境問題》,已經威脅到人類自身.中國30年的發展也大體處于這樣一種發展態勢.因此,從國際國內發展的大勢來看,市場經濟形式的目標從單純追求高效率向生態平衡發展體制的飛躍已經提到了日程.在現實實踐中,生態平衡發展體制是建立在可持續發展戰略基礎上的,持久的可持續發展戰略成功實踐的積累將逐步形成生態平衡發展體制.體制能夠促進經濟發展動力的原因就在于體制確立了一個穩定人們利益的合理實現的架構.馬克思·韋伯認為,《利用交易機會取得預期利潤的行動,提倡人們以合法的形式獲得與增加個人利益,是資本主義的精髓.》諾斯認為,《制度提供了人們互相影響的框架,這個框架要同時形成人們的競爭與合作關系,這個框架是資本存量與勞務產出收入的過濾器.制度是促進人們合理選擇克服各種主觀偏好干擾的根本的力量與引導軌跡.》體制推動與實現發展的人性的哲學奧秘在于它可以啟動人們的利益需求,把萎靡不振的個體與群體變成充滿進取心、滿懷理性期望的實踐行動,使存量資本的產出《蛋糕》做大,從而實現經濟發展與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湘協調 生態平衡發展體制的構建,其價值遠景在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它的建構是實現是人的自由全面的發展必經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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