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發展的“狂飆猛進”,似乎讓不少人沉浸于豐裕生活所帶來的物質享受。然而，在“經濟價值”高揚之際，倫理風險難以預測，即個體與國家“倫理同一性”的“精神”消解。 這不僅意味著個體與國家“原生臍帶”之斷裂，也同樣凸顯二者賴以依存的“倫理精神”撕裂。當“事不關己高高掛起” 衍生為社會普遍價值取向之時，社會發展之潛在困境已悄然而至！然而，最應引發警惕的，是以“思維與意志”統一為標識的愛國主義情感滑入危險的邊緣！

1“愛國主義”意涵之倫理關照

對“愛國主義”之理論詮釋，可謂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如果基于價值視閾，則存在著對這一概念闡釋的多樣性。 然而，無論對“愛國主義”的何種理解，其實都在力求表達一個最為基本之理念，即：個體與國家間的“倫理同一性”!

如果基于字詞構造審視，則“倫理同一性”存在多重可能性意義。 第一種“同一性”意義，就是指證“時間與空間”之同一，這種“同一”以“同一時間、同一地點”為顯著標識。 而另一種“同一”不僅包含“同一時間、同一地點”之特質，而尤其具有“跨時空”特色。

這種意義中的“倫理同一”最典型特征在于：“倫理精神”. 所謂“倫理精神”也就意味著，不僅意識到了我自己，同時也意識到我之外的世界。 即“理性已經意識到它的自身即是它的世界、它的世界即是它的自身時，理性就成了精神?！盵1]

可見，“倫理精神”最基本的規定就是 “單一物與普遍物的統一”、“思維與意志的統一”以及“知與行的統一”. 顯而易見，這種基于“倫理”的“精神同一”具有典型的“實體性”而非“原子式”特征。誠如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中的描述：“精神具有現實性，現實性的偶性是個人。因此，在考察倫理時永遠只有兩種觀點可能：或者從實體出發，或者原子式地探討，即以單個的人為基礎而逐漸提高。 后一種觀點是沒有精神的，因為它只能做到集合并列，但精神不是單一的東西，而是單一物與普遍物的統一。 ”[2]

作為倫理精神“同一性”的典型表征，家庭具有充分的詮釋意義。 因為，家庭是一個自然的倫理實體，所依賴的并非法律法規，也不是什么契約或制度，而是基于“血緣”這種原始自然之倫理藕帶。 黑格爾就認為：“對意識來說，最初的東西、神的東西和義務的淵源，正是家庭的統一性?！盵3]

因此，“家庭是實體性的整體，它的職責在于照料個人的特殊方面， 它既要考慮到它的手段和技能，使能從普遍財富中有所得，又要考慮到他喪失工作能力時的生活和給養?！盵4]

在《論語》中，存在著后來爭訟不休的“親親相隱”的探討，①恰恰是家庭倫理精神“同一性”之確證。 所謂“親親相隱”就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論語·子路》）。 其實，在倫理視野中，雖然“父子互隱”是一個典型的倫理式存在，但也必然存在著趨向不道德之可能，即“倫理的實體與不道德的個體”的悖論。 然而，其中隱藏著一個更應引發關注之信息：“直在其中”的“直”所指為何？ 其實，“直”所指的就是“同一性”的倫理實體性意義。 即無論是對于父親、 還是兒子而言， 他們都具有共同的基因與血緣。 因此，二者是“天然地”在一起，也是“倫理地”在一起。 這恰恰就是“直在其中”的根本旨趣所在。 可見，“直”就是倫理的實體性。 誠如黑格爾在《歷史哲學》中所申言：中國的“家庭的精神”就是實體的精神與個體的精神相統一的倫理精神。[5]

這樣來看，如果說上文所提及的第一種“同一性”標明的是“集合并列”或“原子式”的“同一性”. 毫無疑問，第二種“同一性”凸顯的則是基于內在的、必不可少的、通體式的“倫理精神”關聯，此種關聯正是倫理實體性的本質。

正是這樣一種“倫理精神”就構成愛國主義最為典型特征。所謂愛國主義，它所表明的是作為個體的“人”與作為實體而存在的“國家”之間所內蘊的“倫理精神”關聯。即“我的實體性的和特殊的利益包含和保存在把我單個的人來對待的他物（這里就是國家）的利益和目的中，因此這個他物對我來說就根本不是他物。我有這種意識就自由了?！盵6]因此，愛國主義因具有“倫理精神”之紐帶而與“原子式”具有本質差異。 它所標明的則是個體與國家之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倫理關聯。因而，愛國主義才真正呈現出這樣一種價值圖式：個體與國家的休戚與共！ 也正因如此，在中國文化情境中，個體與國家的關系， 就常常被詮釋為個體與母親一樣的關系！ “中國純粹建筑在這樣的一種道德的結合上，國家的特性便是客觀的‘家庭孝敬'. 中國人把自己看作是屬于他們家庭的，而同時又是國家的兒女。 ”[7]這種“倫理精神”正是愛國主義所具有的題中之義。

2 愛國主義之當代中國檢視

作為一種“文化標識”,愛國主義一直貫穿于中國歷史文化傳統。在中國歷史上之任何時代，愛國主義的經典題材從不缺乏。 而類似于“岳母刺字”②之典故，更是成為婦孺皆知、耳熟能詳之經典！ 這樣來看，中國歷史就堪稱為仁人志士愛國救國的“精神史”! 而愛國情懷則顯然已演化為民族血液， 烙印在中華文明的精神基因中，成為中華文明的內在倫理精神！ 然而，當歷史車輪駛入現當代，作為中華文明“精神標識”之愛國主義則顯現出某種“倫理精神”斷裂趨向！

政治領域。政治領域的當前生態可謂波云詭秘，復雜多變，各種不同的思潮魚龍混雜，進而影響與制約著人們的價值訴求。 但是，從當下所存在的情況看，國內不少人，其中包括部分掌控話語權的知識精英，也包括一些青年知識分子， 在政治取向方面呈現出 “去中國化”的典型特征，而一味地鼓吹“西式民主”,不知不覺中淪落為西方價值的“鼓吹手”.無可非議的是，西方文明作為人類文明的一種，是人類歷史發展的產物，對西方社會的發展乃至于人類文明的進步， 都具有不可忽視的積極意義。 然而，文明具有多樣性，西方文明只是西方社會的產物，正如同“一方水土養一方人”,③西方文明是根植于西方歷史與社會的產物， 它的起源注定其存在具有不可磨滅的局限性， 那就是它不可能成為包治百病的良藥。從當前來看，國內部分人為西方文明叫好，無非是出于兩種意圖。 一種是具有邪惡意圖，也就是為了一己之利，受人所托進行“西化”鼓吹。另一種是不能明辨是非，隨波逐流，為人所用，進而成為西方文明的附庸。 然而，不論是哪一種情況，在政治領域所存在的這種“異?！笔桥c愛國主義相違背的，其所存在的一切必然與愛國主義“倫理精神”價值相沖突。因為，無論是出于有意或者無意識， 都損害了國家與民族的利益，造成了個體與國家的“倫理精神”分裂。

經濟領域。經濟領域最為典型的標志就是“謀利”,是基于“需要的體系”.[8]黑格爾正是基于這種意義，才說市民社會是“一切人反對另一切人的戰場”.[9]對于經濟領域中的利益如何處理， 中國傳統文化歷來就不缺少這方面的智慧。因為，義利關系從來就是中國哲學家所極力要解決的問題。 從孔子的“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論語·述而》），到孟子的“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

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孟子·告子上》）。再到朱熹的“正其義而利自在，明其道而功自在”（《春秋繁露·考功名》）。中國先哲為日常生活中的“義利關系”處理無不貢獻了自己的智慧。 那就是“以義導利”! 然而，當代中國的市場經濟浪潮一方面無可非議地促進了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積累了豐腴的社會財富，人們參與社會建設的主體性前所未有之高漲。不過，在另一層面，也使人的“追名逐利”膨脹到了極點！ 為了蠅頭小利往往無所不干！ 官員腐敗導致國家財產的急劇流失乃至于成為當前社會發展的痼疾！這種“義利兩分”的惡性膨脹，正是導致當前中國社會個體與國家“倫理精神”斷裂的關鍵誘因！

文化領域。隨著經濟全球化步伐的加快，文化跨領域交流與互動已構成當今世界一大景觀。反過來看，文化的多層面互動也是當今時代發展的一個重要見證。

從實質上考量， 考察個體對文化的價值取向往往可以折射出其所固有的價值觀。 然而，在當今中國社會，在文化浪潮席卷全球的境遇中， 很多人在文化價值趨向上表現出令人匪夷所思的一面。一方面是文化西方化。

所謂文化西方化，指的是不少當代中國人，尤其是青年一代，盲目崇拜追求西方文化，或者是以西化為榮。 比如，頭發由黑變黃、迷戀好萊塢與韓劇、沉迷于西方圣誕節與情人節，等等，不一而足。美國著名學者塞繆爾·亨廷頓在《文明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早就以“文明的沖突” 向全世界發出預警：“和平與文明的未來都取決于世界各大文明的政治、 倫理精神和知識領域之間的理解和合作?！谡趤砼R的時代，文明的沖突是對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 而建立在多種文明基礎上的國際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戰的最可靠的保障?！盵10]

而文化價值趨向的西化顯然已經演變為國家意識形態安全問題，關乎國家民族的未來。 歷史已經表明，中華文明博大精深，是迄今為止，全世界唯一沒有中斷過的古老文明，文化傳統已經成為一種“基因密碼”而融入到每一個體的生命歷程， 過度的文化西化浪潮必然導致個體與國家“倫理精神”的渙散，進而發展成虛無，導致文化層面的“倫理精神”斷裂。

社會生活領域。 在社會生活領域中個體與國家的“倫理精神”危機，尤其體現在社會公德的淪喪。公共道德是基于倫理同一性為根本旨趣的道德主體性， 其生成與發展有賴于個體與社會、國家倫理普遍性之基礎。

即個體既要感覺到自我的存在， 也要體會到自我作為倫理普遍性之存在。從另一層面來看，個體只有體會到自己作為國家的公民之時才具有真實意義。 而這一切都是建立在個體與社會、國家之間的同一性基礎之上，即“單一物與普遍物的統一。 ”[11]

然而，在當代中國社會， 個體自身所應有的這種倫理普遍性卻遭遇某種程度的肆意凌辱。 究其表現， 除了任意損壞公共財物之外，公權私用與貪污受賄更為突出……①誠如美國傳教士明恩溥在其所著《中國人的特性》一書中的描述：“中國人有私無公或公私不分的脾氣，其實還不止于此，他不但對于’公家‘的事物不負責任，而且這種事物，要是無人當心保管或保管而不得法，便會漸漸的不翼而飛，不脛而走。 ”[12]

正是這種對倫理同一性的“肆意凌辱”,不斷肢解著個體與國家存在的同一性基礎， 進而成為整個社會公共價值生成的障礙與社會和諧的絆腳石。

可見， 在中國社會經濟快速發展的進程中， 在政治、經濟、文化以及社會生活諸領域都存在著倫理精神的祛魅、個體與國家分離的趨向，這種以“單一物”顛覆“普遍物”的倫理精神鏡像，正是當前愛國主義情感式微的重要表征。

3 愛國主義情感式微之倫理病灶

從根源看， 愛國主義之根本在于一種終極意義的倫理：我與國家在一起！如果說“我”是作為個別性而存在，國家作為一種倫理實體，就是普遍性。因此，我與國家“同一性”就意味著“單一物與普遍物的統一”.相反，當這種同一性的“倫理精神”鏈一旦遭遇外力破壞，則“同一性”將變為一種虛妄，也進而意味著個體與國家“同一性”的解體，造成愛國主義的虛無。 可以預見的是，愛國主義“同一”的倫理基礎在于：個體-國家。 因此， 探尋愛國主義情感弱化的病灶必然基于如下兩種元素：作為個體的“我”與作為倫理實體的“國家”.從“我”而言，個體與國家“同一性”建構的難題在于克服個體之“私”. 之所以成為難題則在于這種“私”起源于中國文化的傳統慣性。眾所周知，中國文化發展呈現出的歷史圖式是“三一體”的立體模型，這種“三一體”的立體模型內在著三種至關重要的文化元素：儒、釋、道。 在中國社會發展的歷史進程中，儒家因其與中國歷史發展需求的高度契合， 最終發展成為中國歷史文化的主流。正如很多學者所論證的那樣，儒家文化具有“憂國憂民”的公共情懷。

[13]

也就是說儒家文化是建構在“由家及國”、“家國一體”的基礎上，“家”是縮小了的“國”,而“國”是擴大了的“家”.誠如黑格爾所描述的那樣：“中國人……在家庭之內，他們不是人格，因為他們在里面生活的那個團結的單位， 乃是血統關系和天然義務。 在國家之內，他們一樣缺少獨立的人格；因為國家內大家長的關系最為顯著、皇帝猶如嚴父……”[14]

這種血緣倫理政治所昭明的是： 儒家具有濃厚的家國情懷。 然而，仔細考察即可發現：儒家的家國情懷是基于“忠恕”之道，而以人倫“差序”為顯著標識。[15]

在這種差序的“波紋”中，始終存在著一個兼具個體與實體意義的“中心”,這個“中心”就是“我”. 對這個“中心”,社會學家費孝通說：“這個網絡像個蜘蛛的網， 有一個中心，就是自己。我們每個人都有這么一個以親屬關系布出去的網，但是沒有一個網所罩住的人是相同的。 ”[16]

可見，儒家文化是一種宣誓“我”優先的倫理型文化，“我”與國家的“同一性”是建立在以“我”為前提的。 正是這種以“我”為優位的倫理構造，形成中國社會愛國主義情感萌生的倫理障礙。因為“中國傳統社會里一個人為了自己可以犧牲家，為了家可以犧牲黨，為了黨可以犧牲國，為了國可以犧牲天下。 ”[17]

“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就是中國文化中“倫理憂患”的真實寫照。

從國家來看， 國家所標識的倫理普遍性主要表征為權力與財富。按照黑格爾的觀點，權力的倫理合法性與倫理精神本性在于：“個體發現在國家權力中他自己的根源和本質得到了表達、組織和證明?！盵18]

反而言之，作為倫理精神表征的權力只有服務于國家與社會，被廣大人民群眾所共有，體現其普遍性的倫理本質，才具有合法性與合理性，也才能真正發揮其應有的價值。然而，在中國社會的歷史進程中，人們已經習慣于對權力的頂禮膜拜，“權力代表一切” 成為大多數人的價值共識，“以權謀私” 不可避免地成為很多人夢寐以求的事情。當前，監督機制相對匱乏、法制有待健全，制度存有的相對缺陷必然滋生權力分配不公， 乃至發展成為不少人打擊、報復的手段，權力的倫理普遍性由此喪失。

作為國家“普遍物”的體現，財富的本質也在于倫理普遍性。 因為“財富雖然是被動的或虛無的東西，但它也同樣是普遍的倫理精神本質， 它既因一切人的行動和勞動而不斷地形成， 又因一切人的享受或消費而重新消失?！奔础耙粋€人享受時，他也是促使一切人都得到享受，一個人勞動時，他既是為他自己勞動也是為一切人勞動，而且一切人也都為他而勞動”.[19]財富所具有的倫理普遍性表明：只有在大眾的普遍享有中，它才能真正體現出其存在的價值。那種“自私自利不過是一種想象的東西”.[20]

而在當代中國社會中，市場經濟不斷推進以及全球化進程的加劇， 財富積累已達相當程度，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升。 然而，呈現出的社會鏡像卻是： 財富的增長與財富普遍性的提升二者之間呈反比例關系， 財富普遍性的倫理本質并沒有因財富的不斷積累而得到提升。相反，財富的急速增長所導致的則是大量財富向少數人集聚， 財富倫理普遍性也因此蕩然無存。

作為國家普遍性的典型標識， 權力與財富本質的異化后果是：權力集中，財富集聚！ 本應大眾普遍享有的公權與財富卻因二者的“集聚”而化為幻影。 這不僅意味著二者倫理合法性的喪失， 也意味著國家倫理本質的喪失，更必然意味著“個體-國家”倫理精神的斷裂！更為嚴重的是，公權與財富的集聚必然導致中國文化構架中以“倫理優先”為主要存在標識的“我”感覺岌岌可危，喪失倫理安全感，最終催生“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自保型心態，而這種消極心態的持續化后果， 就可能演變為愛國主義倫理同一性的日漸消亡。

4 基于“倫理精神”的愛國主義情感培育

愛國主義情感的培育，就是對作為個體的“我”與作為實體的“國家”之間倫理同一性的持續建構。 實質地看，也就必須從根本上解決一個重要問題：如何使作為個體的“我”與作為實體的“國家”倫理精神的“同一”. 而“我”的倫理歸屬感之重建，有賴于國家最大限度地尊重與維護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簡言之，也就是要讓人民群眾真正當家作主。只有重建“我”與“國家”之間合理的“倫理精神”鏈，愛國主義情感也才具有培育與持續生成的可能。從政策制定來看， 能否尊重與維護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人民群眾能否真正做到當家作主，所有的前提與關鍵都在于要具備一套科學合理的政策體系。

在某種意義上， 這就是愛國主義情感生成的最基本前提。而政策制定能否做到最大限度的科學且合理，當然不是取決于決策者的“拍腦袋”,而是基于對若干調研數據的收集、分析與整理?！皼]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

①可見，調研必然是政策科學、合理的首要前提。所謂“實踐出真知”,只有基于第一手數據的把握，才有可能制定出符合實際的制度決策。 其次，對調研數據的分析、整理與提煉，不能只是依賴于個別人的“獨斷”,而在于大多數人的意見， 這一點就必然涉及到政策制定的程序合理、合法性。只有最大限度地征求與吸收最廣大群體的意見與建議， 科學、 合理地決策也才有生成的可能， 也才有可能真正最大限度地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 當前，政策制定最應警惕的，是主觀臆測與獨斷，當離開具體語境進行政策制定則必然走向科學性、1制，不可能有一勞永逸的政策。 這也表明，政策制定只有不斷與時俱進，才能在時代發展的進程中，使政策趨向更加科學、合理。

從政策執行看，在一定意義上，科學、合理的政策只是尊重與維護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最基礎性前提，能否真正代表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 還在于政策的執行層面是否順暢。當政策的執行不順暢，再科學合理的政策都是海市蜃樓、空中樓閣，最終不免滑入政策制定的“形而上學”,代表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也就成為空談。因此，制度執行是否順暢，關鍵在兩點：一是強化制度執行者的道德建設。 黑格爾早就申明：“行為的外部定在是一種復雜的綜合體， 得被視為無限地分成各個單一性， 因之行為可認為首先只是與其中一個單一性相接觸。但是單一物的真理是普遍物，行為的規定性自身并不是限于外在單一性而孤立的內容， 而是在自身中含有復雜聯系的普遍內容。 出自一個能思維的人的故意，不僅含有單一性，而且實質上含有上述行為的普遍方面，即意圖?！盵21]

在客觀存在的政策法規面前，執行者具有何種目的與意圖直接決定著行動的性質與發展方向。首先，要通過多種途徑對政策執行者的道德品質進行提升， 提高這一群體的道德執行力與道德約束力，增強他們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意識。 其次，要實施問責制。無論政策法規的制定還是執行，本身既是權力也是義務， 對敢于知法犯法者要實施法律問責乃至追究刑事責任。 再次，最為重要的一點就是要強化監督。 這種監督既有自上而下、平級監督，更重要的是廣大人民群眾的監督。 要制定一系列科學、可行的監督機制，確保代表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政策得到真正落實。

當然，在“我”與“國家”而言，國家作為倫理實體在建構“我”與“國家”“倫理同一”的過程中更應該積極主動，讓廣大人民群眾真正感受到“我”并非“孤獨的舞者”,進而真正確立“我”對國家的倫理信心與倫理信念。 因此，“我”與“國家”的倫理同一性建構，二者是雙向互動關系。 這就表明，作為“我”而言，不僅僅是享受權利， 更應該承擔義務。 要做到權利與義務的倫理同一，就是要做到“我”的利益訴求與自身的責任擔當之統一。 因此，作為人民群眾而言，不只是利益的“單向度”訴求者，而是國家、民族大義與個人小利的統一者。

只有把維護國家利益作為自我存在的價值主旨， 作為“我”才能真正配享權利，并才能真正獲得自我的內在價值，“我-國家”的倫理精神才得以有效生成。

愛國主義的“倫理精神”培育，有賴于作為倫理實體的國家從根本上代表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 而人民群眾也必須成為“權利-義務”的倫理同一者，在“個體-國家”的倫理生態中，使“為人民服務”與“忠于國家”形成有效互動。

5 結語

“倫理同一”之建構存在于兩種層面：倫理存在與價值共識。而只有建構“同一性”的倫理存在，“同一性”的價值共識才有可能生成。因此，基于倫理同一性的愛國主義情感生成， 其實質在于一種倫理同一性的價值共識之培育， 而制度的合理制定與高效執行則是夯實倫理同一性的客觀基礎，“我”與“國家”“同一性”的價值共識也才具有生成的土壤。因此，當前的愛國主義情感培育，既要有賴于“同一性”的倫理建構，更要訴諸“同一性”的道德養成，只有持續訴求“倫理-道德”的生態同一， 才能真正化解當代中國社會愛國主義的倫理病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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