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辭海 》 中愛國主義是歷史地形成的熱愛和忠誠于自己祖國的感情、思想與行為， 是對待個人與祖國關系的政治原則和道德規范。 從愛國主義的歷史發展來看， 最初愛國主義的對象是基于血緣、 地緣關系形成的自然的共同體（氏族 、部落 ）；當人們有了共同的文化心理、語言、歷史與文化傳統時，對自然的共同體的認同就演變為對 “想象的共同體”（民族）的認同，愛國主義的對象就是特定的民族。 18 世紀的資產階級革命由民族認同導向政治認同， 想象的共同體變成實然的國家， 愛國主義是對國家的認同， 民族認同奠定了資產階級國家的政治合法性。 隨著經濟全球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元化，傳統的基于共同的文化心理所形成的民族認同逐漸弱化， 愛國主義要么淪為國家的政治口號而與個人的認同脫離， 要么成為極端民族主義者分裂國家的工具。

愛國主義作為凝聚共識的力量之源亟待尋獲新的認同基礎。 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都是堅定的愛國主義者， 都是在拯救國家、 民族危亡的過程中確立共產主義信仰的。 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將馬克思主義引領下的愛國主義與中國傳統的愛國精神相結合， 為中國特色愛國主義找到了現實基礎。 對中國人而言，從歷史上的“華夷之辨”的民族之爭到清末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集體認同的基礎不是自然的共同體， 也不是想象的共同體，而是對“大一統國家”的向往與追求。 多民族統一的國家是認同的對象，也是愛國主義的基礎。 雖然這種基礎早已存在于中國歷史中，但歷史上的“大一統國家”是民族間的兼并而不是包容。 梁啟超最早提出“中華民族”這一概念，指出“變法必自平滿漢之界始”. 孫中山以“五族共和論”強調民族平等與民族團結，形成中華民族的 “多元一體格局”:“多元”指基于血緣、 文化傳統等因素形成的 5個民族，“一體” 指中華民國這一政治實體，“中華民族” 并非基于民族認同的多民族聚合體（族群），而是基于政治認同的政治民族或稱國族，是一個政治范疇。

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引下， 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 這種政治認同逐步具體化， 從毛澤東愛民族獨立的社會主義中國到鄧小平愛富強、民主、文明、統一的社會主義中國，愛國主義作為凝聚共識的力量發揮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的重要作用。 對 “大一統國家” 的向往與追求不再停留在抽象的整體主義思想上， 而是落實在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具體行動中。 愛國主義成為中國精神的核心和重要的社會凝聚力。

首先， 愛國主義以國家層面的民主為內容。 愛國主義的對象不是自然的共同體，也不是“想象的共同體”,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這一政治共同體，這一政治共同體形成于公民的民主實踐。

民主是自由的體制化， 是理想的政治形式，與專制相對立。 古希臘城邦作為民主的典范將權力的歸屬與權力的分配整合在一起， 在民族認同創建資產階級國家的歷史進程中， 民主成為國家認同的基礎。 資本主義民主建立在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基礎上， 是維護資產階級利益的工具， 一切權力歸于全民只是其制造的假象， 鼓吹愛國實際上使普通民眾處于權利與義務相分離的境況。 社會主義民主是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的人民民主， 民主權利不僅由憲法予以明確規定， 而且由國家為其實現提供經濟上和政治上的保障。 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是我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 是與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下的選舉民主相結合， 以統一戰線、人民政協為主要協商渠道，充分調動各方力量，創建穩定的團結基礎，使權力真正地歸屬于人民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 公民積極的民主實踐成為愛國主義的主要內容， 愛國主義就是熱愛和忠誠于人民創建與發展的政治實體。

其次， 愛國主義以社會層面的法治為抓手。 堅持黨的領導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根本要求， 法治就是用正當的法律導引國家權力的生成與運作， 在民主實踐中生成的正當的法律應當保證權力與人們的道德共識一致。 法治是實現民主的手段，法治的核心價值在于公平正義，終極追求是人的全面發展和自由權利。 現代法治的普遍有效一方面在于法律制度內在價值的合理性與合法性， 另一方面在于公民對法律規范的自覺遵守。 通過對法律內在價值的認同， 外在的行為規則內化為個體的價值追求， 法律成為共同體的普遍共識， 成為協調個體與共同體、個體與個體之間關系的根本準則。

愛國主義不僅是作為民族認同前提的民族精神的核心， 更是新時代政治認同的根本，與集體主義、社會主義一起鑄就當代中國社會的價值認同。 愛國主義是當代中國凝聚社會共識的力量之源，將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中國與整合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的中國精神作為凝聚的基本共識， 構筑了中國夢的現實支撐。 愛國主義是最能維系中華民族團結一心的精神紐帶、 是最能感召中華兒女團結奮斗的情感， 是集結民族意志、凝聚社會共識、為實現“中國夢”而奮斗的最深厚的政治思想基礎。 弘揚愛國主義精神能夠形成推動偉大 “中國夢”實現的磅礴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