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愛國主義是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團結全國各族人民的精神紐帶， 是維護中華民族核心利益的精神基礎，是歷史地形成的熱愛和忠誠自己祖國的思想、感情和行為，是對待祖國的一種政治原則和道德原則。 它的具體內容取決于一定的歷史條件……在中國現階段，愛國主義同社會主義有機地統一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中。 要求發揚自尊、自信、自強的民族精神，以貢獻全部力量建設和保衛社會主義祖國為最大光榮，以損害國家利益、國家尊嚴為最大恥辱，維護國家主權，實現國家統一。

而偉大的導師列寧則指出“愛國主義就是千百年來鞏固起來的對自己祖國的一種最深厚的情感”.愛國主義反映了個人與祖國之間的關系，彼此之間互相依賴，共同依存。 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人們在發展的過程中對生活的地理環境、文化傳統、價值觀念、經濟生活、政治傳統、宗教信仰等形成了一種共同的認同，并且把她與自身的利益相結合在一起， 不斷地孕育、 積累、沉淀，最后形成了在人們心中的對祖國、民族、同胞的一種深厚的而崇高的情感。

中華民族是一個多民族和諧共融的民族，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不斷地碰撞，不斷地交融，最終形成當今這樣一個團結友愛、自強不息、和諧共處、共同發展的偉大民族。 在這個融合的過程中出現了多方利益的整合并產生了種種的表現，如戰爭、外交、和親、游行、示威等等，這些行為和表現在主體利益一方我們稱之為愛國主義行為，也由此而產生了許多關于愛國的人物和事件。 總結我國歷史上的愛國主義進程，我們大致可以將愛國主義傳統分為以下三個階段。 這三個階段每一次的內涵和外延都在不斷地充實和擴大，出現不同的變化，筆者稱之為愛國主義的歷史三重變奏。

二、愛國主義的三重變奏

愛國主義是一個歷史范疇， 它的發展隨著歷史的發展、時代的變遷而不斷發展變化和發展。 在每個不同的發展階段，愛國主義也呈現出不同的表現形態，每個階段也有不同的精神內涵和特點，涌現出不同的代表人物和代表事件。 對這一歷史發展過程作階段性的區分，有助于我們更清晰地認識我國悠久的愛國主義傳統。 筆者認為，從我國古代到 1945年抗日戰爭時期，愛國主義的發展過程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也即三重變奏。

（一）家國之別---戰國末年的愛國主義

我國有五千年燦爛的文明， 遠在夏朝就建立了第一個階級國家。 國家意識就逐步形成并建立起來，經夏啟、商湯、文武、 周公、 秦始皇最終在中華大地上建立了第一個統一的國家。若將五千年的國家發展歷史進行分類，我們可以概括為秦代以前是“邦國時代”（主要是西周以后），秦代至清代是“帝國時代”,民國時代至今是“共和國時代”. （易中天語）邦國時代的特點是天下共主，帝國時代的特點是天下同主，共和國時代的特點是人民當家作主。邦國時代貴族以血緣親疏、地位高低分天子、諸侯、大夫、士四等。天子為大宗，擁有天下，諸侯為小宗，封有“國”,為諸侯國，天下共推一個大宗（天子）為宗主國，其他諸侯“國”,則拱衛宗主國，形成一種眾星拱月的局面。

《歷代愛國名人辭典》將先秦周文王、周武王、鮑叔牙、子產、晏嬰、公輸般、勾踐、屈原、廉頗、藺相如等列為愛國名人。

他們都為了增強自己國家的實力，擴大自己國家的版圖，增加人口，發展經濟，完善政治，最終實現或幫助自己所效力的君主實現王霸天下的理想。 這些人在歷史上對中華民族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在文化上也產生很大的影響。而至于為何將他們都列為愛國名人，將他們的行為理解為愛國行為，則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其中最著名、最具代表性的是屈原。 屈原為楚國大夫，多次勸諫楚王聯齊抗秦，堅持改革，勵精圖治，增強國力，才能完成統一大業。他希望能夠輔佐楚王實現這一理想，可惜事與愿違，屈原進諫不被采納反遭奸佞誣陷以致被楚王多次流放，最終回國無望，報國無力，投汨羅江而自盡。屈原的精神千古傳頌， 我們現在將屈原稱為偉大的愛國主義詩人，其中有一部分情感是受到屈原行為和精神的感動，不免帶有同情的色彩和封建教化的宣傳意味。 而屈原所愛之“國”也并非我們現代意義上所說的“國”.對于屈原而言，他之所以愛楚國，是源自于一種宗族血緣關系。他所堅守的信念是擁護自己的宗族國家而并非當時的整個天下， 著眼點在于以家族為基礎的與自己有親族關系的楚國而并非周天子的天下或者其他諸侯國，他對于自己祖國的情感遠勝于對天下的情感。這是愛國主義在中國歷史上的第一重變奏。

（二）夷夏之別---宋代的愛國主義

中國文化在其濫觴之初，并無尊卑貴賤正統與否之分，在中原文化沒有崛起之前，華夏文化的中心尚無確定，而夷夏之別也并不明顯，中原的部族也沒有后世的優越感和文明中心意識。 整體的中華文化的狀態呈現出多格局并存的狀態，如龍山文化、紅山文化、良渚文化、二里頭文化、廟底溝文化、安陽殷墟、三星堆文化等等，經過夏商周三代近三千年的積累，在中原地區形成了一個文化發達、禮樂昌盛、實力雄厚、政治文明、制度完整的邦國，中原部族---即華夏族，并且開始以居高臨下的姿態鄙視四夷，即北狄、南蠻、西戎、東夷，而華夏族在中國諸族中的優越感也就越來越明顯。

中華民族是一個多民族國家，民族之間的交往頻繁，摩擦也不斷。 秦始皇統的統一全國和大漢王朝的理論文化建設使得天下一統、四海一家的觀念更加深入人心。 在秦漢時期，北方的匈奴游牧民族經常進犯中原大地，掠奪資源。 為了抵御北方的游牧民族，秦始皇興師動眾，修筑萬里長城，而漢武帝則多次主動發動對匈奴的戰爭，企圖擊退匈奴。 此后中原政權與北方少數民族政權斷斷續續發生過不少摩擦與交往，西晉時更是發生了五胡亂華，夷夏之別的觀念得到加強，此時的愛國主義觀念在民族矛盾中也逐漸被突顯出來。 直到北宋末年，北方的女真族對大宋王朝構成了巨大威脅，并在戰爭中取得了勝利，占領了宋朝的半壁江山，出現了以岳飛為代表的一批愛國名臣，而真正民族意義上的愛國主義精神也在此時得以確立和彰顯。 此前國家的滅亡意味著一姓一家的消亡，而在家國保衛戰爭中往往出現亡國之君，亡國之民，而沒有亡國之臣。 北宋以后，政權的更替不僅表現為家國之爭，更增加了新的文化內容和矛盾，這種內容和矛盾不僅表現為華夏內部文化的沖突，也表現為華夏族與非華夏族之間的沖突，家國內部的矛盾也逐漸轉變為民族之間的矛盾，也即夷夏之間的矛盾。這是愛國主義在歷史上的第二重變奏。此后北方的又一強大民族蒙古族滅金滅宋建立蒙元帝國，南宋出現了？以文天祥為代表的抗蒙名臣。 明朝末年，東北的女真族建立的滿清帝國南下滅明，出現了史可法為代表的抗清名臣。 在這些民族沖突中，愛國主義的內涵已明顯不同于此前以屈原為代表的愛國臣子所表現的愛國主義的內涵。 一種更加強調華夏文明中心主義的民族主體意識得到增強，而在這個過程中也并未丟失原有愛國主義中的那種對家國之愛的成分。 正是出于對家國之愛，才使得民族在收到外族入侵，民族利益收到外族侵犯的時候，這種原有的愛國主義才得以更加強烈地升華，而現代民族國家的愛國主義雛形也由此基本確定。

（三）華洋之別---近現代的愛國主義

愛國主義的第三重變奏出現在近現代時期。 這一時期的愛國主義與以往的愛國主義相比有了新的變化，主要表現在反抗的對象從中華民族內部轉向中華民族外部。 1840 年鴉片戰爭爆發，中華民族開始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救亡圖存保種的愛國主義運動，從洋務運動、戊戌變法、五四運動到抗日戰爭，這場抵抗外來侵略者的民族保衛戰一直持續到 1945 年抗日戰爭結束。 而這些外來侵略者在當時稱為“洋人”,包括西洋和東洋的許多國家，他們所使用的武器被稱為洋槍洋炮。 為了反抗外來侵略者，中國人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指的是向洋人學習先進的技術以抵御洋人。

洋務運動時期，凡涉及對外的事物多稱為“夷務”,1870 年曾國藩曾說：“道光庚子以后辦理夷務，失在朝和夕戰，無一定之至計，遂至外患漸深不可收拾。 ”但“夷”字在中國傳統中帶有侮辱、輕慢的意味，在與外國人的往來中，外國人是不愿意看到的。 1860 年，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新簽訂的《天津條約》規定“視公務應需，衙署相見，會晤文移，均用平禮”,此后，凡一切對外交涉中皆逐漸改“夷務”為“洋務”.

洋務運動、戊戌變法等都是這種“師夷”的表現。然而這種單純學習西方近代科學技術、 制度和近代工業的做法并沒用能夠阻止洋人侵凌中華民族的腳步， 清廷瓦解之后這股救亡圖存保種愛國的烈火由于五四運動在全國總爆發，從此，中華民族走上了新民主主義道路，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反帝反封的號角四處吹響。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在愛國主義熱情鼓舞下，中華民族逐漸擺脫屈辱，走上獨立自主，強國富民之路，而愛國主義這一優良傳統也得以延續和傳承， 成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道路上一股不可缺少的民族精神力量。

三、愛國主義的理論基點

（一）家國同構的文化根源

家國同構是指中國古代社會家庭、宗族、國家在組織結構方面存在著同一性， 國家政權的組織形式以家族的血緣關系為基礎。中國是一個具有悠久農業傳統的文明古國，土地是農耕民族賴以生存的保障， 血緣是種族繁衍和社會秩序規范的基礎。 任何民族性、國民性或文化心理結構的產生和發展，任何思想傳統的形成和延續，都有其現實的物質生活的根源。中國古代思想傳統最值得注意的重要社會根基，李澤厚以為，是氏族宗法血親傳統的強固力量和長期延續。

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和決定了中國社會及其意識形體所具有的特征。 儒家把父母對子女的愛解釋為一種天性，反過來，子女孝順父母也就在情理之中。 孔子有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的說法；（《論語·陽貨》）《孝經》中引孔子的話又說：“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 ……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 立身行道，揚名于后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保ā缎⒔洝ら_宗明義章》）將國家的制度規范建立在情子之間的情感之上， 把僵硬的制度與柔軟的親情聯系起來，為社會的制度設計和道德準則找到了理論依據。在家為孝子，在國為忠臣，孔子所謂“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孟子所謂“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韓非子所謂“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 ”（《韓非子·忠孝》）這樣，天下一體，四海一家也就有了理論上根據，后來宋儒把它發展成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論，成為中國古人完善自我，實現人生價值與理想的理論基礎和動力來源。在這樣的基礎之上，愛國就等于是愛我，愛父母，愛家族，愛整個社會。個人的主體價值也只有在家國的整體背景下才是最有意義的。 屈原、岳飛、文天祥、史可法、鄧世昌、林則徐以及抗日戰爭中的無數英雄人物，他們生命的價值也就因為背后有家國、民族的巨大利益和榮耀，才顯得更加的璀璨奪目，光耀千古，流芳百世。

（二）“我”與“非我”的區分

愛國主義是一種強烈的保護自我群體或共同體利益和情感的行為，利益是基礎，情感是升華。 這其中首先區分了“我”與“非我”的利益訴求，從而為了這種利益訴求而采取了相應的行為表現以及情感表達。 在表達利益訴求的過程中如果自傷了“我”方的利益時，我們稱這種行為或表現為非理性愛國行為或表現。 檢驗是否是理性愛國的標準---是否利“我”或損“我”,是否利“他”或損“他”.愛國主義情感的加深與“我”與“非我”的區分度有關系，當“我”與“非我”的關系部是那么明顯的時候， 這種情感的表現則沒有那么劇烈。 這種區分度越大，則情感表現越強烈。

在歷史上，中國古代的愛國主義是在民族斗爭中產生的。季羨林老先生說過，中華民族之所以產生愛國主義，就是因為一直有外敵存在。外敵的存在首先確定了“我”方為內，“非我”方則為外，這種“我”與“非我”的區分和沖突首先在中華民族的內部產生，近代以后又在中華民族的外部產生。近代中國社會的兩對主要矛盾是中華民族與帝國主義的矛盾， 以及封建主義與人民大眾的矛盾。前者屬于中華民族外部產生的矛盾，后者則是中華民族內部產生的矛盾。 近代以前的愛國主義行為，前文述及的第一、第二重變奏，基本上都是屬于中華民族內部“我”與“非我”的區分而產生的，而近代以后的愛國主義行為基本上都是屬于中華民族外部“我”與“非我”的區分而產生的。這種區分本身是建立在對共同體的認同之上的，帶有自我保護的性質， 只是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才選擇了暴力反抗的手段。 毛澤東在《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說中華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對外來的民族壓迫， 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這種壓迫。 這種反抗所表現出來的愛國主義精神本身是不帶有侵略性質的，而是出于對自我共同體利益和情感的保護。

四、堅持理性愛國

愛國主義是中華民族繼往開來的精神支柱， 是維護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的紐帶，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動力，是一種把關心和維護祖國榮譽、 利益， 以及把推進祖國文明進步、獻身祖國人民幸福，作為自己政治選擇和道德取向的無比高尚的思想理念。

大學生作為社會主義的建設者和接班人，理性愛國要堅持歷史的角度，從整體上看待這個問題，要堅持正義的觀點和人道主義的情懷， 要明確愛國主義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強大內驅力和精神動力源， 明確愛國主義不只是空喊口號而是要落實到實際行動中，不斷提高自身，充實自己，完善自己，做好本職工作，堅守崗位，創造佳績。 要充分了解中國文化，只有了解才能理解，才會產生更持久更深刻的愛。自鴉片戰爭一百多年以來，中國人似乎對中國文化失去了信心，或是抱有一種懷疑的態度。 自古以來，中華民族在面對北方民族的侵略和戰爭中， 顯示了一種強大的文化自信，最終，中原文化總是能夠改造入侵民族的文化，將其同化，顯示了中國文化強大的包容性、同化力和改造力。 馬克思說，侵略他人的民族，最終被其所侵略的民族的文化所侵略。在鴉片戰爭以前的中國，這確乎是一條不變的真理。 然而，鴉片戰爭以后，中國人開始反思中國的落后情狀，起初認為西方只有船堅炮利是其優勢，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但仍改變不了落后挨打，割地賠款的局面。隨后的戊戌變法希望在政治制度上向西方學習，也失敗而終。 最后終于爆發的五四運動，對中國文化的態度從局部修改轉而為徹底否定， 取而代之的是西方的科學與民主，甚至有主張全盤西化的傾向。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文化岌岌可危，救亡的任務壓倒一切，文化上的反思、整理、重建被邊緣化，經濟和政治的建設進入了中心位置。 現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成為每一個中國人的歷史使命， 中華民族經過幾十年的改革開放，經濟不斷發展，救亡圖存的任務已經逐漸轉變為民族復興， 而這個復興不僅僅是實現經濟上的全球領先地位（清乾隆時期我國國民生產總值約占世界生產總值近三分之一）， 更是要求中華文化受到世界其他國家的認可，甚至影響其他國家的人民。 季羨林曾指出，愛國主義有兩種形式，一種是我愛我的祖國不受他人入侵，另一種更高層次的愛國主義是文化上的愛國主義， 即將自己和祖國的文化命運結合在一起。

文化上的愛國主義首先是文化上的自我認同， 文化上的自我認同使得我們有必要重新認識我們這個古老民族的過去，對文化進行整理、反思、重建、復興，并吸收世界其他民族文化的優良傳統， 豐富和深化我國文化的內容和內涵，才能更好地認清當前民族文化的發展處于怎樣的時期，文化對于國家的發展有什么重要的意義， 應該接受怎樣的文化教育才能更好地提升自我，服務社會，奉獻國家。 始終將自己的命運同國家的命運建立在一起， 而這種認同和熱愛應該是建立在對國家及其文化的全面而深刻的熱愛和理解的基礎之上，從而可以煥發出更長久認同，釋放出更大的能量。

參考文獻：
[1] 辭海[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0.1810.
[2] 列寧選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08.
[3] 何浩，等[M].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
[4] 張 海鵬。東 廠論史錄 ---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評論與思考[M].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80.
[5] 王 鐵崖 . 中外舊約章匯編 [M]. 北 京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957.97.
[6] 李 澤厚 . 中國古代思想史論 [M]. 天 津 : 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2004.284.
[7] 朱桂蓮， 愛國主義教育研究 [M]. 北 京 :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8.1.
[8] 季羨林。我的人生感悟[M].中國青年出版社，北京：2006.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