緣起：一個偶然的機會

1983年6月，我從黨政機關“歸隊”到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做研究工作。剛剛“歸隊”，個人的研究方向漫無目標，只是大致確定了進行中國近現代史方面的研究。一個偶然的機會，使我在學術研究的十字路口，把“終身”許諾給南京大屠殺研究的神圣事業。這年秋，南京市政府鑒于日本少數右翼勢力不斷否定南京大屠殺歷史的國際局勢，又收到大量群眾來信呼吁為南京大屠殺中的死難同胞建立紀念館、紀念碑，便組織了“南京大屠殺”編史、建館、立碑籌備小組，在駐寧各高校、科研、文博單位，廣招人才，參與其事。歷史所負責人沈嘉榮派我去參加編史工作。剛好主持籌備小組工作的南京市政府副秘書長張允然先生，是30年前我在揚州中學讀初中時的教導主任，是我的恩師。張副秘書長素有愛惜人才的美德，加之師生之誼，故在修史過程中，放手交給我任務，悉心指點。在1987年出版的我國首部研究南京大屠殺專史《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稿》中，我不僅承擔了較多的撰寫任務，而且還改寫了其他部分章節。從此，我與南京大屠殺研究結下了不解之緣。

我從1957年秋離開家鄉揚州到南京大學歷史系讀書開始，一直學習、工作和生活在南京，在這里，結婚成家，生兒育女。南京是我的第二故鄉。我也決心通過對南京大屠殺的研究來報效南京一方水土和南京人民。

自參加編寫《史稿》開始，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江蘇省檔案館、南京市檔案館、南京圖書館等單位，便成了我工作的主要場所。我的妻子李德英，利用工休假日等一切可以調劑的時間，陪伴我一起抄錄與搜集資料。有時，為了爭取時間、節省開支，兩人吃一口饅頭，喝一口開水，以此權作午餐。我們的工作，不僅緊張勞累，而且心情沉重。那血淚的訴說，慘痛的場景，常使我們不忍卒讀，熱淚盈眶。

《史稿》的出版，奠定了我國對南京大屠殺研究的基礎，在國內外也引起了強烈的反響。但是，它畢竟只是一項巨大、系統工程的開端，篇幅也只有17萬字。為了將這項浩大的工程深入進行下去，我從1991年開始，主持了國家項目《南京大屠殺》課題，經項目團隊全體專家的6年努力，終在南京大屠殺發生60周年之際，以50余萬字的篇幅，正式出版。該書的出版，在學術界和社會上引起了不小的轟動，數十種報刊予以推介、評論。先后被評為國家社科基金優秀成果三等獎、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并被譯成日文出版。我個人也因此獲得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和被評為江蘇省優秀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

實證：關注埋尸統計

國際上對南京大屠殺問題的爭論，最根本的一個問題，便是遇難者的人數。日本少數右翼分子否認南京大屠殺的存在，也是在遇難人數問題上大作文章。我國官方及學術界主流對于南京大屠殺中遇難者人數，均界定并表述為30萬人以上。作出這種認定，其最早的根據是中國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1947年3月對戰犯谷壽夫的判決書?！杜袥Q書》中認定，在南京大屠殺中，“我被俘軍民遭日軍用機槍集體射殺并焚尸滅跡者，有單耀亭等十九萬余人。此外零星屠殺，其尸體經慈善機關收埋者十五萬余具。被害總數達三十萬人以上?！?/p>

中國軍事法庭對南京大屠殺遇難人數的認定，當然是在大量搜集罪證、認真調查的基礎上作出的，但是，它畢竟沒有列出一份30萬人遇難的詳盡統計表。如將當年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判定的各起集體屠殺的人數相加，也只是整個南京大屠殺中屠殺規模較大的那一部分的總和，但面廣量大的分散、零星屠殺中，遇難者的人數則很難求證。

我在研究中發現：有死人，總有尸體；有尸體，就需要掩埋和處理。

而在掩埋和處理尸體的過程中，又必然要涉及人力、時間、經費、工具等多方面的因素，這就會自然地形成一批檔案和口碑資料。這些資料，正是我們實證30萬人遇難的寶貴線索與素材。于是，我便將主要精力移向埋尸資料方面。我正是通過這樣鍥而不舍地點數尸體，使這項實證研究逐漸接近歷史的原貌。

上世紀90年代，我將埋尸研究鎖定為：紅十字會南京分會、崇善堂、紅十字會、同善堂四家慈善機構，上新河、城南、回民三支市民掩埋隊，第一、下關兩個偽區政府收尸的架構與模式。上述單位總共收埋了22.4萬余具尸體。進入21世紀后，隨著學術界對南京大屠殺研究的深入，大量新鮮資料公布，我個人又進一步從歷史檔案中進行挖掘查找，終于又發現紅十字會八卦洲分會、代葬局、順安善堂、明德慈善堂四家慈善機構，北家邊、雙和村、仙鶴門、南通路四支市民掩埋隊，第二、第三、第四三個偽區公所以及偽政權衛生機構等也進行了收埋尸體的工作。這些新發現的單位和機構共埋尸3萬余具。這樣，迄今為止，我所搜集的埋尸統計，在扣除少數相互交叉、重復統計的數字后，總數已達24.6萬余具。需要特別指出的是，近年來大量涌現的日軍軍方文獻和官兵日記、回憶證實，日軍曾動用部隊“成千上萬”地掩埋遇難者的尸體或拋尸入江、焚尸滅跡。

新近，我又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發現了一份“二一〇一——1058”號卷宗，名為“督辦南京市政公署衛生處籌辦掩埋尸體計劃書”。該“計劃書”竟于公認埋尸已經結束的1938年5月提出，全市還有“暴露之尸體約五萬余具”，等待收埋。若是說能夠成立，則又將重新改寫現今對遇難人數的實證。

我的研究表明，當年中國軍事法庭對30萬南京大屠殺遇難人數的認定是有充分依據的。事實終將擊破謊言。

紀念：國際交流與民族訴求

由于國際社會對南京大屠殺事件日益關注，而我的主要研究方向又正是南京大屠殺，因此我曾多次到美國、日本、加拿大等地參加國際學術研討會及去高校作學術講座。在這些國際交流活動中，全世界各地華人、歐美社會、日本人民對南京大屠殺事件的高度關注，對和平的強烈訴求，給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1996年12月，我應邀去美國舊金山參加一次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期間，會議組織者世界抗日戰爭史實維護會組織了一次別開生面的“南京祭”活動。100余名炎黃子孫與中外來賓，在萬里之外，遙祭59年前慘遭日軍屠殺的30萬南京同胞的亡靈。與會者均身穿黑色或深色服裝，胸前佩戴統一置辦的藍絲帶，絲帶上印著黑色的“南京祭”三字。會場設有祭壇，祭壇兩旁立著白色蠟燭，正前方祭著香火。主祭者中華總會館的李建安先生與三位陪祭者向死難者上香，全體肅立、致默哀。在凄美的小提琴聲中，詩人楊華莎誦讀了用詩歌寫成的長篇祭文。隨著低沉的安息號聲，數十只黑白兩色氣球緩緩升空。祭祀禮完畢后，人們三五成群地向30萬亡靈上香致意。海外的祭祀禮，莊嚴隆重，震撼心靈，表達了千萬炎黃子孫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永恒的緬懷。

1997年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殺發生60周年紀念日。我應邀赴日本東京出席南京大屠殺國際學術研討會并參加祭悼南京大屠殺死難者的提燈游行。這天晚上，出席研討會的200多名中日與會者，手提白色燈籠，上書“南京大屠殺60周年”、“前事不忘，后事之師”、“追悼”等字樣。游行的人群中，以日本朋友為主，他們中有教授、職員、家庭主婦，也有一部分中國僑民和留學生。游行者不斷振臂高呼：“不能忘記南京大屠殺！”“揭露南京大屠殺真相！”“我們不要再進行戰爭！”這樣的游行，這樣的口號，出現在當年挑起侵華戰爭，并一手制造了南京大屠殺慘案的國度里，實在令人遐想和感動。這說明，時代不同了，侵略戰爭與踐踏人性的屠殺暴行，遭到一切有良知的人們的唾棄。包括日本人民在內的世界人民都深深地同情當年中國人民的遭遇，期盼南京大屠殺的悲劇永遠不再重演。

每次國際學術交流活動中，中外人士對南京大屠殺事件的重視，及對遇難者的深切懷念之情，都使我深深感到，南京大屠殺已經遠不是南京一個城市和中國一個國家的事件，而是一個國際性的、牽涉到全人類命運的重大事件。而當時我國每年對南京大屠殺死難者祭奠的規模和級別，仍停留在南京市與江蘇省這樣的層面上。這樣的祭奠，與南京大屠殺事件的巨大國際影響，以及國際社會對重大災難死難者祭奠的通行做法是不相稱的?，F在，我國人大已決定將12月13日設定為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

這一決定，十分必要，完全符合全國人民和世界炎黃子孫的心愿。這是銘記南京大屠殺這一有重大國際影響事件的恰當方式。這是反對侵略戰爭、捍衛人類尊嚴、維護世界和平的有效舉措。中國人民將通過這一莊嚴、隆重的國家級公祭，告慰在南京大屠殺和一切日軍暴行中的死難者，永志不忘南京大屠殺這一歷史悲劇，共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