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鎮化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轉型的重大事件，20世紀 90 年代末以來，我國城鎮化進程明顯加快，城鎮化 率 從 1999 年 的 30. 89%,提 升 到 2013 年 的53. 37% ,年均增長約 1. 5% .城鎮化給我國經濟社會帶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一方面，城鎮化創造出巨大人口紅利和土地紅利，有力地支持了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的發展。另一方面，城鎮化加大城鄉社會摩擦成本，引發多種社會矛盾和沖突，構成經濟社會的風險 “陷阱”.城鎮化 “陷阱”是我國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中繞不開的一道坎，它表明我國城鎮化的特殊性和艱巨性。本文將從經濟社會學的視角，結合我們對上海市楊浦區大橋社區外來人口的調研數據以及國內學者有關農民工和城鎮化的研究數據，分析我國城鎮化的社會摩擦成本和社會融合障礙，探索跨越城鎮化陷阱的有效路徑。

一、城鎮化 “陷阱”,一個必須正視的經濟社會問題

（ 一） 城鎮化的經濟社會學內涵

城鎮化是伴隨工業化而出現的農業人口向城鎮轉移的過程，它涉及人口聚集、產業轉移、生活方式轉變等多重內涵[1].城鎮化首先表現為農業人口向城鎮集聚，這是由工業化推動的農業人口向非農產業轉移的自然結果。這一過程必然涉及諸多經濟問題，如農村土地流轉，城市產業支撐和轉移人口就業，消費結構和產業結構轉換，經濟增長方式轉型等。從另一個角度看，城鎮化意味著眾多農業人口從傳統農業社會走向現代工業社會，它構成社會變遷的重要內容。因此，城鎮化又面臨許多社會問題，如農業轉移人口的社會融合，教育、醫療等公共資源的再分配，社會階層的分化和社會結構的變遷以及社會治理模式轉換等。城鎮化具有明顯的經濟和社會雙重屬性，徹底的城鎮化絕不僅僅只在經濟層面體現，更應當體現在社會層面，沒有社會和文化方面的成長與變遷不是完全的城鎮化。[2]

如若離開各種社會因素的作用條件，僅從經濟層面去關注城鎮化，勢必難以科學把握城鎮化的演變規律，難以全面算計城鎮化的成本和風險，難以找準新型城鎮化的有效路徑。因此，在經濟和社會多層面關注城鎮化，研究城鎮化的社會成本和代價，防范城鎮化的社會風險與危機，是推進新型城鎮化所應有之科學態度。

（ 二） 我國城鎮化的歷史與現實困境

城鎮化是一種世界性的經濟社會現象，其進程具有許多共性。從國際經驗看，很多國家在城鎮化（ 或城市化） 過程中，都出現過農民貧困、農村沒落、城市貧富嚴重對立甚至出現大量貧民窟等現象。

就我國情況而言，城鎮化還受制于由國情所決定的諸多因素的制約，呈現出自身特殊性。首先，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20 世紀 70 年代末我國總人口的 80% 為農業人口，城鎮化中需轉移人口數以億計，這在世界范圍內極為罕見。其次，20 世紀 50 到 70 年代，在我們大力推進工業化的同時，采取了 “逆城鎮化”的做法，將工業化與城鎮化人為分割開，限制了農業人口的轉移和城市發展，我們走了一段沒有城鎮化相呼應的孤立工業化之路，并且，這樣的工業化形成一定的路徑依賴。第三，我國長期存在城鄉二元分割的戶籍制度，這一制度成為農業人口轉移的最大障礙。

戶籍制度是計劃經濟年代形成的人口管理制度。它的存在具有一定的歷史合理性，然時至今日，戶籍制度的弊端日漸顯露。雖然，我們已經啟動戶籍制度改革的步伐，但這一實施了幾十年的制度安排完全退出還有待時日。戶籍制度及其慣性作用將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里影響我國城鎮化進程。第四，我國工業化吸納農業轉移人口的貢獻率已出現明顯拐點。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逐步推進城鎮化，越來越多的農業人口以農民工的身份進城務工，創造了巨大人口紅利。然而，隨著工業化的深入，經濟發展方式轉型要求日益緊迫，技術對勞動的替代，智能勞動對體力勞動的替代已經成為大勢所趨，日益集約的工業化與依然粗放的城鎮化形成巨大反差。

長期以來，我國城鎮化在理論上缺少戰略性審視，在實踐上缺少制度性建構，重土地城鎮化，輕人的城鎮化； 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釋放利用，輕農業人口轉移與社會融合。這樣的城鎮化，在創造了巨大的人口和土地紅利的同時，也產生不少隱患。這其中，最大隱患就在于農民工的社會融合障礙。農民工的社會融合是指農民工作為一個社會群體，融入主流社會關系網當中，能夠獲取正常的經濟、政治、公共服務等資源的動態過程或狀態。[3]

農民工的社會融合障礙意味著在農民工與城市居民之間存在著較大的社會距離，這種社會距離既包括各種客觀存在的物質差距和空間距離，也包括心理距離---在價值觀、生活方式、社會心理等方面的排斥與歧視。城鎮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鎮化，也即農業轉移人口的市民化。城鎮化的過程，就是農民身份轉變的過程，就是農民在生活方式，行為習慣，社會心理等方面逐步向市民靠攏的過程，這一過程是否順利，將決定城鎮化的質量和可持續性?！吧钤诔鞘?，卻沒有市民的待遇，沒有市民的生活方式和對城市的歸屬感，物理空間的轉移并不代表心理空間的轉換，缺乏后者的城鎮化最多是表面的城鎮化，半城鎮化?！盵4]

（ 三） 城鎮化 “陷阱”---一個基于我國城鎮化實際進程的假設

我們把城鎮化 “陷阱”定義為： 在城鎮化進程中，存在著農業轉移人口社會融合的嚴重障礙，由此而生成多重經濟社會風險與危機。城鎮化 “陷阱”所帶來的經濟社會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第一，城市社會 “二元”化。城鄉 “二元”結構是我國城鎮化的重要推力，城鄉收入和消費的巨大差距是農民進城的主要誘因。然而，如果農業轉移人口不能真正融入城市社會，原先城鄉二元社會結構勢必轉化為城市二元社會結構。城鄉 “二元”結構向城市延伸，“二元”社會所固有的頑疾自然就在城市蔓延。城市社會 “二元”結構，是我國城鎮化進程中出現的突出問題，如若應對不力，會引發諸多社會風險。風險之一，貧富對立加深。城市社會 “二元”結構，將加劇城市貧困人口的聚集效應。農業轉移人口與城市低收入群體在一定的作用條件下，有可能結成弱勢群體同盟，這兩類人群在就業方面存在一定的競爭關系，大橋社區調研數據顯示，在低端勞動市場（ 如餐飲服務員、保安、護理、賣場銷售員等） ,來滬人口的進入，確實會產生明顯的擠出效應。但在消費和生活等許多方面，兩者存在互補性，本地居民為來滬人口提供低廉的居住條件，來滬人口為本地居民提供廉價的商品和服務，在本地居民和來滬人口混居地，馬路經濟超常發達，群租現象難以根治，都是有對應的需求力量支撐的。這種情況進一步演變，出現類似貧民窟的貧困群體集聚地就不可避免。風險之二，文化沖突加劇。在農業人口向城鎮轉移過程中，文化 “裂縫”將在較長時間內留存?！岸鄙鐣Y構則可能加劇文化對立，使農民工的文化融合更為艱難。農民工與主流社會的疏遠，說到底是文化隔閡，如果這種文化隔閡不能消解，文化沖突便難以避免。

風險之三，利益失衡加重?！岸鄙鐣Y構導致利益的二元分化，除了收入和財富嚴重分化外，社會公共資源的分配也面臨公平理念與現實困境的嚴峻挑戰。大橋社區問卷調查數據顯示，外來人口對醫療服務、養老服務、幼托服務、幫困救助、計劃生育、就業服務、市民教育等指標的滿意度普遍低于本地居民。我國城鎮化并未完全實現社會的帕累托改進，相反，它可能導致城市弱勢居民的福利損失，外來農民工擠去了部分本地居民的就業機會，拉低了低端勞動的市場價格，稀釋了公共服務和福利。對部分城市居民而言，城鎮化帶給他們的不全是正收益。風險之四，治理難度加大。社會二元對立，使得社會治理的投入產出更加失衡?！岸鄙鐣?，難以形成社會治理共識，難以實施涉及多方利益關系的政策舉措，難以平衡公共資源的分配。在社會治理成本不斷攀升的同時，治理效果卻不盡如人意。人是社會性的存在，如果一個人受到重要社會關系的排斥，其負面情緒和行為就會增多。城市中的外來人口集聚地，往往成為計劃生育的死角，成為臟亂差和治安案件高發地。據大橋社區警署提供的數據，近些年大橋社區 80% 的違法案件與來滬人口有關。

第二，農民工群體邊緣化。在城市社會網絡中，農民工的邊緣性特征非常明顯。在我國，農民工是個特殊群體，他們脫離于農村，又無法真正融入城市，是一個亦工亦農又非工非農群體。處于社會邊緣地位的農民工，無法平等參與城市各類社會事務，無法平等享受公共資源和公共服務，無法正常表達自身的利益訴求。最重要的是，農民工的邊緣化，無法實現身份認同，即城市社會拒絕認同農民工的市民身份，農民工也無法認同這個社會。在城鎮化初始階段，農民工與本地居民處于相對隔離狀態，本地居民普遍排斥、疏遠農民工。隨著城鎮化的深入發展，出現農民工選擇性社會融入現象，即農民工與本地低收入群體一定程度的融合，也部分參與社區事務。然而，這種選擇性社會融合并不能從根本上改變農民工邊緣地位。由于農民工的經濟資本、社會資本和人力資本普遍不足，加上長期形成的對外來人口的社會性歧視，農民工邊緣化的命運在短期內無法根本扭轉。事實上，農民工在城市普遍遭遇社會性歧視，“二元經濟結構下的城市福利制度對進城務工人員是排斥的，就業指導、醫療、教育、安居等公共服務遠未真正惠及農民工?！盵5]長期處于邊緣地帶、不能為主流社會認同的農民工，自然缺少對社會共同體的歸屬感，繼而會產生被剝奪感。那些聚居在一起的相對不快樂、相對不信任的農民工，一旦發生某種觸發機制，就極易在相互影響中形成群體性事件，對城市的公共安全和社會穩定構成極大威脅。

第三，人口轉移泡沫化、短期化。農民工在城市安身立業困難重重，相當一部分農民工象候鳥一樣在城鄉間不斷遷徙、流動，他們不能確定是留下還是回故鄉。農民工新生代對自己的未來也同樣充滿迷惑，他們迷戀現代城市生活，但面對社會融入的種種障礙又顯得無可奈何。一旦遭遇經濟危機，許多農民工只能選擇回原籍謀生。2012 年我國名義城鎮化率已超過 52%,但國家統計局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當年戶籍城鎮化率卻只有 27. 7%,近 25 個百分點對應著 3 億多人口，其中絕大部分為農民工及其家屬。城鎮化中農民工的短期行為，徒增巨大經濟成本和社會摩擦成本，僅每年春運這一項就造成無法估量的經濟和社會成本。

如果不能有效解決農民工的社會融合問題，城鎮化的動力將會枯竭。與早先進城務工的農民工有所不同的是，當下的農民工除經濟利益外更加關注各種社會權益。在大橋社區來滬人員的訪談中，我們得到一個有價值的信息，許多來滬人員的來滬動機已經不是獲取比較經濟利益，而是分享上海的優質教育資源。農民工的社會融合度將決定未來城鎮化進程，如果農民工長久不能獲得城市居民身份并享有與城市居民同樣的待遇和權利，農民工在城市發展的預期將越來越不樂觀，城鎮化進程將會受阻。

二、農業轉移人口社會融合困境的經濟社會根源

（ 一） 二元戶籍制度及其附帶的二元社會保障、社會福利制度是農民工 “社會融合”的制度障礙我國戶籍制度不是單純用于人口統計和公民民事權利證明的一般制度安排，在計劃經濟年代，戶籍制度是一種剛性人口管理制度，其最大功能是限制人口遷移。長期以來，二元戶籍制度導致城鄉分割與對立，城鄉差距不斷拉大，城鄉社會的特質差異也越發明顯。不同社會形塑了不同社會群體，城里人和鄉下人這兩種不同身份的群體，在人格、價值觀、生活習慣和行為方式等方面，都存在明顯差異。如今，戶籍制度限制人口遷移的功能在退化，社會分層的功能卻依然存在。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已不能阻擋農民進城的步伐，但它仍會影響農民工市民化進程。一方面，戶籍制度及其衍生的各種權利，人為制造了農民工與城市居民的差距。戶籍制度嚴重限制了農民在城鎮化過程中的參與權、發展權和成果分享權，受戶籍限制，農民工不能像本地居民那樣平等享有社會保障、醫療、住房 （ 經濟適用房和廉租房） 、就業、子女教育、政治參與等權利，農民工與本地居民權利上的差別，形成社會距離的物質內容； 另一方面，戶籍制度造就了農民工與城市社會的心理隔閡。戶籍是市民身份的標志，缺少戶籍身份的認證，就意味著農民工的市民身份難以認同，農民工便會選擇疏遠這個社會，在心理上排斥這個社會。許濤 （ 2012） 通過實證分析，發現 “心理距離對公民同外來人口之間的社會距離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影響作用超過了其他變量的作用?！?/p>

我國已經啟動戶籍制度的改革，但改革不是簡單的取消。我國大中城市普遍面臨人口數量過多的壓力，人口的數量控制和結構優化成為大中城市社會建設的重要目標。如何控制人口數量、優化人口結構，盡管各地做法不盡相同，但大多采用提高進入門檻、增加社會融入成本的辦法，以化解城市人口壓力。這些都對農民工的社會融合帶來不利影響，尤其對學歷層次較低的農民工群體影響更甚。

（ 二） 鄉村文化與城市文化的巨大反差是農民工“社會融合”的文化障礙

心理距離是農民工與城市居民 “社會距離”的重要表現形式，而心理距離的產生則根源于文化“裂縫”.相對本地居民而言，農民工在價值取向、行為規范、生活態度以及受教育程度等方面表現出明顯的群體 “差異性”,這是文化層面的差異，是鄉村文化與城市文化的反差對城鎮化的影響?！笆忻窈娃r民工不同的社會化過程，造成了二者的文化分化。市民的社會化過程本身就是現代化的過程，社會化的結果就是現代性和城市性的獲得?，F代性和城市性的匱乏是農民工實現市民化和與市民成功融合的重要影響因素，也是歧視產生的重要前提?！?/p>

鄉村文化形塑了農民工的人格，使之表現出與城市居民截然不同的異質性，只要人與人之間存在異質性，那么群分效應就會產生。在大橋社區訪談中，我們發現本地居民對來滬人口存在較多負面評價，主要集中于生活習慣、行為方式和處事態度等方面。而農民工對當地居民在人格尊重等方面頗多怨言，對城市文明 （ 大到規則、制度文明，小到如廁文明） 也難以適從。農民工與城市居民之間存在隔閡與偏見，這與國人等級觀念強烈，人文精神缺失不無關系，而更為重要的是，當下的制度環境和文化生態對于農民工和城市居民在文化層面上的融合并未出現積極的改變。

（ 三） “三種資本”匱乏是農民工 “社會融合”的主觀障礙

農民工的社會融合困境也有其主觀原因，這就是農民工的經濟資本、社會資本和人力資本普遍匱乏。三種資本的不足嚴重影響到他們融入城市社會的能力和自信。

首先，農民工經濟資本普遍短缺，無力在城市購置住房和其他生活設施，在物質生活方面必然拉大與城市主流社會的距離。農民工大都來自相對貧困的農村地區，經濟資本積累本來就極其有限，進城后，一般從事低收入工作，是典型低收入群體，短時間也難以積累經濟資本。在大橋社區調研中我們發現，這里的外來務工者多為低收入群體，月收入 3000 元以下超過 80%.他們大多在二級舊里和棚戶簡屋舊區租房生活，生活環境極其惡劣、生活條件相當艱苦，這樣的農民工群體脫不開被社會邊緣化的命運。

其次，農民工社會資本存在較大局限。我們把社會資本理解為 “個人通過自己所擁有的網絡關系及更廣闊的社會結構來獲取稀有資源的能力?！盵8]“當社會網絡被人們加以工具性的利用時就成為社會資本?！盵9]因此，社會網絡的規模以及利用社會網絡的能力是社會資本的決定性因素。社會資本影響著農民工的行為邏輯，決定著農民工的工作生活圈，制約著農民工的社會參與和交往。農民工進城，最初依靠的是鄉村社會網絡和人際關系，大多數農民進城務工都離不開親戚老鄉的關照、幫助。大橋社區的調查數據也揭示這樣的規律，即來自同一地區的農民工，所從事的工作具有高度的相似性，這種情況只能用社會網絡效應加以解釋。然而，農民工在鄉村積累起來的原始社會資本并不能給農民工進城后的社會融入帶來幫助，相反，原始社會資本越充足，農民工就越難跳出由老鄉結成的小圈子，社區參與的障礙更大。農民進城后脫離了農村熟人社會，進入開放、陌生、相對有隔閡的城市，面對工作環境、人際關系、生活習慣的巨大變化，會產生社會融入的巨大困惑。農民工要獲得城市社會的認同，必須重建社會資本，“農民工重建社會資本的過程實際上是農民工再社會化的過程”, “并在這個過程中重建自己的城市公民身份。

而公民身份需要獲得三個方面的權利： 在城市擁有自己的財產和訂立有效契約的權利； 作為城市社區的成員行使政治權利的權利； 享有城市經濟福利與安全和社會文明生活的權利。這是一個艱難而復雜的長期過程?！盵10]

再次，農民工人力資本存量不足?！叭肆Y本是個人具備的才干、知識、技能和資歷?！盵11]由于教育資源在城鄉的配置嚴重失衡，農民工受教育程度普遍較低，進城后又缺乏系統的職業培訓。大橋社區外來人口的文化程度普遍較低，初中及以下程度的占60% 以上，受自身素質的制約，他們就業層次普遍較低，以餐飲酒店服務業、其他低端服務業以及個體工商業為主，超過外來就業人口的 60%.農民工受教育程度對他們的社會融合的關聯是明確的，任遠、喬楠等學者 （ 2010） 對紹興市人口流動的研究得出“教育程度影響流動人口對城市的長期期望，也決定了流動人口在城市的地位和與城市的互動”[12]的結論。沈映春等學者 （ 2013） 對北京市農民工市民化情況的調查數據，提示文化水平與農民工市民化水平存在正相關關系，文化水平是對農民工市民化影響程度最高的因素之一。[13]

另外，農民工受教育程度也會對農民工社會資本的重建產生一定的影響，王桂新、武俊奎 （ 2011） 對上海外來農民工和本地居民的抽樣數據分析，得出如下結論，“對農民工來說，受教育水平越低交友意愿也越低，相反受教育水平越高交友意愿也越高。這是因為受教育水平較高的農民工，與城市居民的社會融合比較容易，心理認同感也比較接近?！盵14]農民工個人素質低下產生了城鎮化的人口“素質裂痕”.這種素質裂痕，不僅使得農民工不能適應產業升級和經濟轉型，而且對社會融入也產生極其不利的負面影響。

三、跨越城鎮化 “陷阱”的路徑選擇

《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從城鄉一體化發展的高度，對我國城鎮化作出戰略性安排，要求 “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城鎮化道路，推進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意在強調人的城鎮化，強調農業轉移人口的市民化。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是個系統工程，單純的經濟手段或社會政策都難以奏效。因此，采取綜合治理的方式，在經濟、社會和文化多層面推進農民工的社會融合，是跨越城鎮化 “陷阱”的科學路徑。

（ 一） 推動農民工的社區參與和文化融合，培育農民工新型社會資本

“農民工進入城市后，必須理解和認識城市社會的生活方式、生活風格、行為模式、交往規則等等?！盵15]農民工只有更多地利用城市新生社會網絡資源，才更有可能產生城市認同。農民工獲取城市社會網絡資源的最有效途徑就是積極而規范的社區參與。

基層政府和社會組織應該為農民工的社區參與提供幫助，為農民工的社會交往搭建平臺。作為群眾自治組織的居委會，在推動農民工與本地居民的交往、幫助農民工熟悉城市規則、了解城市文化等方面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允許并鼓勵農民工參與居委會的各項事務，是加快農民工社會融合的有效途徑。

（ 二） 加強農村基礎教育和城市職業教育，實現教育的城鄉一體化

“教育對社會融合的影響最為明顯，受教育程度越高，在流入地的融合程度越高?！盵16]教育公平是最大的社會公平，也是加快農民工社會融合的重要前提。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推進城鎮化，必須為農民工參與市場競爭提供相對公平的環境和條件。接受良好的、現代化的教育，是農民工利用市場機制，參與市場競爭，積累社會資本和人力資本的必要前提，也是消弭文化隔閡，促進社會融合的重要保障。一方面，加強農村基礎教育，對農村傳統教育模式進行現代化改造，逐步實現城鄉一體化教育； 另一方面，完善農民工的職業培訓體系，實行全免費的職業教育，并使之常態化、普及化、終身化。

（ 三） 掃除社會融合的制度性障礙，逐步推進公共服務均等化

首先，建立農民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最低生活保障是我國憲法規定的每個公民享有的權利，應該盡快建立農民工與城市低保的對接機制。其次，采取以增量促公平的方式，逐步提高農民工的保障和福利水平。農民工為城市建設和發展作出貢獻，理應平等享有公共資源。但在公共資源有限的情況下，農民工平等享有公共資源，一方面會稀釋本地居民的福利水平，難免會引發本地居民的不滿，嚴重時可能導致社會沖突。另一方面則可能引發福利移民，我國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差距較大，如果一蹴而就地依據本地居民的水平來確定外來人口福利待遇的分配，那么比較利益的存在，必然誘使外來人口的過量涌入，就大中城市而言，這是不可承受之重?？s小本地居民與農民工的福利待遇差距的路徑無非兩條： 一是改變福利存量的分配格局，以減少本地居民福利含金量的方法增加農民工的福利； 二是在做大福利蛋糕的前提下逐步提高農民工福利水平。前一種做法必然會引起本地居民的反對，不具有操作性。后一種則以增量促公平的方式，在本地居民的福利至少不變壞的前提下，使外來人口的境況逐步得到改善。在促進農民工社會融合的同時，也避免了劇烈的利益沖突。從制度設計和可操作性角度看， “漸進式”是理想和可行的決策模式。再次，消除歧視性就業政策，規范農民工勞動市場，在經濟轉型中不斷提升農民工的就業競爭力。

（ 四） 創新社會治理，將農民工的社會融合目標有機植入社會治理之中

作為特殊群體，農民工的分散性、流動性和隱蔽性以及農民工與本地居民的相互隔離、互不認同等現象均給社會治理帶來新的挑戰，以往那種針對農民工防范式、規制式的管理模式，與農民工市民化的價值訴求很不合拍。必須進行社會治理創新，形成有利于農民工社會融合和政治參與的治理模式。首先，尊重農民工政治參與的訴求。農民工也是社會治理主體，社會多元治理離不開農民工的有序參與。農民工的政治參與，有利于農民工的社會資本重建，有利于農民工表達合理正當訴求，也有利于提高政府社會管理的效能。其次，把農民工社會融合作為社會治理的重要內容，通過政府的適度干預，推進農民工逐步市民化?！罢畬蛐偷母深A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加速或者實現融合的過程，包括直接的制度上的接納、公共服務特別是社會保障的供給，也包括政府通過促進教育的支持、促進居住社區的社會支持、提供組織化的方式強化社會資本等?！盵17]當然，政府干預必須適度，試圖通過運動式的方式推進農民工社會融合都會得不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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