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關于群體性事件的眾多研究當中,很多學者都注意到了一種新情況,即“無直接利益沖突”現象。但筆者以為,把群體性事件劃分為直接利益沖突與無直接利益沖突進行考察,無論是從學術嚴謹性還是從社會現實性看,都未必經得起推敲。事實上,發生在轉型期中國的群體性事件,很難找到沒有直接利益訴求的情況。筆者認為,把群體性事件的參與者分為兩種類型或者說兩部分人群會更恰當、更嚴謹:一部分是與事件有著直接利益關系的主體,即直接利益主體,他們往往是最初的參與者,事件的發起者,他們的行動完全是出于明確的利益訴求;另一部分人則是與事件起因并無直接利益關系的主體,即非直接利益主體,他們是在事件發展過程中慢慢介入或被卷入其中的,他們介入群體行動的出發點與直接利益訴求幾乎沒有關系,更像是一種偶然性的激情式參與,但是這部分人往往占到了人群中的絕大多數,對群體行動會產生重大影響。因此,當我們在考察群體性事件的時候,既要關注參與事件的直接利益主體,更需要關注非直接利益主體,因為,非直接利益主體對群體性事件產生的影響往往比直接利益主體更大,甚至影響到整個事件的變化趨勢,影響到事件的妥善處置。
一、群體性事件中非直接利益主體之特征考察
戴維·波普諾曾經指出,集群行為“是指那些在相對自發的、無組織的和不穩定的情況下,因為 某 種 普 遍 的 影 響 和 鼓 舞 而 發 生 的 行為”[1]\\(P566-567\\)。集群行為一般具有三大特征:
一是集群行為是由某種共同信念引導的;二是集群行為不是確定的行為,它的制度化很低,是一種為了應付不確定的環境而歪曲或形成的行為;三是參與集群行為的人認為憑借集群的力量能夠重建正常的社會行為[2]\\(P8\\)。非直接利益主體介入群體性事件的行為顯然屬于典型的集群行為,毋庸置疑,他們具有集群行為的內在特征。
筆者通過大量的問卷調查和深度訪談,在全面解剖群體性事件中大量非直接利益主體的個性特征基礎上發現,介入群體性事件的非直接利益主體總體上具有四方面的典型特征。
\\(一\\)成員組成的多元化與社會地位的弱勢化
從表面看來,介入群體性事件的非直接利益主體的出發點似乎是出于對弱勢地位當事人的同情、對政府在某些問題上的處置方式不滿,但深層次動因則是長期累積起的對政府、對社會的強烈不滿和極大怨憤。這種對涉及不滿的寬泛的情感志向決定了其主體成分的多樣性和復雜性,常常來自社會的各個層面,主要包括無業人員、失業工人、失地農民、拆遷居民、病退職工、農民工、無知青少年、殘疾人等。這些弱勢群體、邊緣群體和困難群體,大多屬于擁有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等資源較少的群體,屬于改革代價的承擔者和轉型過程中的利益受損者。他們手中可資利用和支配的資源極端匱乏,無論是在經濟生活還是在政治生活中,越來越多地失去了話語權。殊不知,在一個“貧富差距存在巨大鴻溝的社會里,正規的利益表達很可能是由富人掌握的,而窮人要么保持沉默,要么是時而采取暴力的或 激 進 的 手 段 來 使 人 們 聽 到 他 們 的 呼聲”[3]\\(P230\\)。那些擁有資源較少的社會階層,由于資源劣勢,很難有可行辦法和能力去解決自身面臨的各種問題,加上利益表達渠道的限制或堵塞,他們幾乎沒有話語權,甚至受到社會歧視,只能“走向社會”,借助街頭政治,借助非制度化的表達方式,通過非常態的政治參與途徑來表達利益訴求,尋求政治參與,拓展話語權,希望以此影響政治過程。
\\(二\\)表面上的無直接利益與事實上的直接利益
從表面上看,非直接利益主體似乎與事件本身無關,但是從根本上看,他們的介入行為仍然是一種來源于終極意義上的利益關系。非直接利益主體介入群體行動不是利益“有無”問題,而是“直接”與否問題。馬克思說過,“這個世界之所以充滿危險,是因為世界是許許多多利益的天下”[4]\\(P164-165\\),“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4]\\(P82\\)?？梢哉f,利益是一切社會沖突的根源,發生在當下中國的群體性事件,同樣也不可能超脫利益之外。?？怂固?、格爾都曾指出:“社會沖突的重要起因在于資源分布的不均等。在現實生活中,這種不均等主要表現為結構性資源分布不均等和分配性資源分布不均等?！盵5]
在一個特定社會中,相對剝奪感達到無法忍受程度時,要么發生社會沖突,要么積累社會怨氣。因此,美國政治心理學家威廉·F.斯通說,利益“是最具有激發力量的一種因素”[6]\\(P226\\)。盡管中國人一向素守明哲保身的處世哲學,但在關乎自己利益時,是不可能無動于衷的。非直接利益主體介入群體行動遠遠不是一種單純的情緒表達與發泄那么簡單,蘊藏在其背后的仍然是深層次的利益問題,也許他們與事件并沒有直接利益關系,但并不代表沒有利益關系,這種關系也許是一種間接的或潛在的利益關系,例如,可能正在遭受利益損害的直接利益主體與自己是親戚朋友關系、鄰里宗族關系等。
因此,非直接利益主體的介入行為也許沒有直接利益,但可能有間接利益;也許沒有即時利益,但有長遠利益;也許沒有任何看得見的物質利益關系,但或許有理想、價值、文化上的認同與排斥等。
\\(三\\)集群行動的非組織性與參與的偶合性
布魯默曾經將集群行為分為四種類型,其中一種就是偶合行為,又叫臨時集群行為,這是結構最松散的群體形式。它僅僅是一群個人的集合體,其成員很少或沒有共同的目標,個人很少受群體的感情約束,大街上的普通人群就是這種偶合群體。很顯然,非直接利益主體就是典型的偶合群體。偶合性的集群行為,一般來說是自發的,盡管某些集群行為或源于某些人挑唆,或源于某個社會團體的策動,但絕大多數參與者并不是受到什么明確的指令,而是受到他人的影響自愿加入集群行為行列之中;集群行為也是短暫的、不穩定的,它幾乎總是一哄而起、轉眼即逝的現象,不可能持續穩定地存在于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集群行為又是無組織的,如果把各種社會行為排列成一個從最有組織性到無組織性這樣一個等級序列的話,集群行為當然處于最無組織性這一端[7]\\(P399-400\\)。如果要區分群體性事件中參與主體的不同特征的話,那么除了利益關系的核心區別之外,群體行為的組織性與非組織性也是一個明顯特征。從已有的大量群體性事件觀察中可以發現,對于直接利益主體來說,他們的參與行為也許會經歷一個漫長的發酵和組織籌劃過程。但是非直接利益主體由于行動的偶然性,大都是臨時介入到事件中來,一般沒有明確的組織者,也找不到磋商對象。他們的介入行為基本上都沒有事先的預謀、沒有經過組織策劃,純屬偶發性行為。他們每個人并非都有同樣的期望,更不具有共同的行為目標,其情境相對模糊不清,情境本身也無結構性特征。他們的行動既無組織,也無領導,是一種無序的參與,而且活動也無計劃。事實上,也沒有任何個人和組織具備策劃如此規模的碎片化、原子化的個體參與到群體性事件當中來的能力和資源。正如肖唐鏢所言,社會泄憤事件參與者的參與行為往往是臨時起意的,參與者之間也沒有固定的組織聯系,因此,現場的情緒感染和變動中的情境定義,成了解釋此類參與的主要因素[8]\\(P10\\)。
\\(四\\)訴求的盲目性與行為的瘋狂性
對于直接利益主體而言,他們有著明確的利益訴求,其行為相對比較理性并會加以克制,而且只要問題能夠解決,事態往往很容易得到平息。但非直接利益主體由于沒有直接的、明確的利益訴求,只是借題發揮,發泄其對社會、政府的不滿情緒,很多時候,他們對于現場發生了什么,為什么介入,介入為了什么,準備做什么之類的問題,也似乎沒有答案。他們是一群真正不明真相的人,但未必是受少數人挑動或唆使,更多的是一種發自內心的自愿參與行為。然而,也正是因為非直接利益主體訴求的不明確性,導致了群體的無意識和狂熱行動,在不計后果的情況下,他們總喜歡不斷地擴大事態。又由于他們臨時組合而成,也就造就了這樣的一個偶合群體難以采取一致行動,他們群龍無首,天馬行空,無所禁忌,這種特性使得他們的行為非常容易失控而演變為暴力事件,具有很強的攻擊性,表現為打、砸、搶、燒等行為。究其原因,在于他們的行為受到社會焦慮、不公平感、不安全感、相對剝奪感和受挫感等的刺激和影響,在這種激情與狂躁的情緒支配下,每個參與者的情緒都十分亢奮,行動完全是在喪失理性下的一種非常規宣泄,一般的道德規范和理性約束都失去了應有的功能。法國心理學家古斯塔法·勒龐就曾指出,孤立的他可能是個有教養的個人,但在群體中他變成了野蠻人———即一個行為受本能支配的動物。他表現得身不由己,殘暴而狂熱,也表現出原始人的熱情和英雄主義[9]\\(P51\\)。這種喪失理性的英雄主義情緒在相互感染中盡情釋放,無論違法與否,行為者根本不考慮自身行為給自己與社會帶來的消極后果,其結果是不僅給國家造成財產損失,而且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產生極為惡劣的負面影響。
二、非直接利益主體之于群體性事件的影響分析
非直接利益主體介入群體性事件是一種典型的集群行為,即一種在人們激烈互動中自發發生的無指導、無明確目的、不受正常社會規范約束的眾多人的狂熱行為[10]\\(P255\\)。這種行為具有明顯的自發性、狂熱性、非常規性和短暫性等特點。參與者情緒都比較激動,處在狂熱之中,行動完全被這種狂人所支配,他們聚集在一起是為了發泄情緒、相互刺激、盲目行動,完全不考慮后果,行為不受正常社會規范的制約,不受理性指導,而是完全借一時的沖動做出各種違反常規的行為,具有不可預測性[11]\\(P55-56\\)。轉型期的中國群體性事件本來就存在多元主體與多種利益矛盾并存,歷史問題與現實問題相互交織,多數人的合理訴求與少數人的無理取鬧并存,多數人的過激行為與少數人的違法行為交織的復雜情況,加上大量非直接利益主體的介入就變得更加復雜。具體來講,非直接利益主體之于群體性事件的影響主要有四個方面。
\\(一\\)影響群體性事件的規模
謝茨施耐德指出,沖突不像現代足球比賽,后者是固定數量的隊員在一個確定的場地上比賽,觀眾全然被排除在場外。沖突更像早期的足球比賽,往往是一個鎮上的所有居民與另一個鎮上的 居 民 比 賽,每 個 人 都 可 以 自 由 地 參加[12]\\(P16-17\\)。在每一次沖突中,其主體往往包括兩部分:處于沖突核心地位的積極參與者和被吸引到現場的旁觀者。與沖突的直接參與者一樣,觀眾也是整個局勢的重要組成部分。旁觀者之所以構成整個局勢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因為他們很可能決定沖突的結局。而這種決定作用往往在于他們在人數上常常是直接卷入沖突人數的上百倍。一旦有大量旁觀者開始介入沖突當中,可能會在極短的時間內,沖突規模發生爆炸性的擴大。沖突如同化學反應一樣,一旦發生,其規模往往難以控制。所以,要理解沖突,有必要時刻牢記沖突各方與旁觀者之間的關系,因為旁觀者的所作所為有可能決定沖突的結局。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旁觀者在人數上占絕對多數;他們對于沖突各方的態度也從來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不偏不倚;沖突所激起的情緒直接傳遞給旁觀者。這是一切政治的基本模式[12]\\(P2\\)。對于絕大多數群體性事件而言,事件剛剛發生之初,規模都非常小,因為起初參與的直接利益主體都相當有限,幾個人,或幾十個人,很少涉及大規模的人群。但是,潛在的非直接利益主體數量成千上萬,事件發生地周圍的每一個人都有可能成為非直接利益主體。事實說明,凡是規模巨大的群體性事件,無一例外地都是由于大量非直接利益主體的介入才導致規模的瞬間擴大。如“甕安事件”開始時只是死者家屬十幾個人在游行,但是由于大量有著各種各樣怨氣和不滿情緒的非直接利益主體的不斷介入,到晚上八點已經發展成聚集幾萬人的大規模群體性事件,規模在幾小時之內就放大了數千倍。
\\(二\\)影響群體性事件的強度
沖突強度表示的是沖突的激烈程度,是指社會沖突主體雙方為爭奪利益而發生對抗的激烈程度。要精確測量社會沖突強度并不簡單,“要為測量‘沖突的嚴重性’這樣的概念設計一個令人滿意的尺度并非易事,收集和解釋資料也不容易”,“沖突的嚴重性在既定的體系內隨時間而異,在相同的時期內又隨體系而異”[13]\\(P100-101\\)。然而,我們仍然可以通過沖突的規模、方式、破壞程度等指標對沖突強度進行測定,其中,沖突的破壞性是衡量沖突強度最重要的指標,包括沖突使用方式的暴力程度、人員的傷亡數量、經濟財產的損失程度、社會秩序的動蕩狀況等。對于大量直接利益主體而言,訴求的達成是沖突的最大目標,沖突只是實現目標的工具。但是,非直接利益主體是另外一番景象,“黨派意識只是超個人性要求和斗爭的表現,它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事業,這就可以給沖突造成一種激烈和冷酷無情的特征,在某些無私的、理想傾向的人的行為中,可以發現類似的特征”[14]\\(P98\\),因為“參與者感到他們只是集體或群體的代表,不是為自己,而只是為他們代表的群體的理想而戰斗的時候,沖突似乎要比為個人原因而進行的斗爭更激進、更冷酷無情”[14]\\(P100\\)。由于直接利益主體的目標訴求明確,他們發起群體性事件是以利益的實現或獲取為目標,而不是把進攻性作為目標,因此他們的沖突行為在一般情況下比較緩和,往往是采取靜坐、對話、游行的方式,而且一旦目標實現,沖突馬上停止。然而,非直接利益主體由于沒有明確的目標訴求,他們的介入純粹是為了發泄一種怨憤與不滿,攻擊政府和損害財產成為他們行動的主要目標,打、砸、搶、燒就成為他們慣用的行動方式。為了歇斯底里的發泄,他們會付諸自己的全部情感與能量,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方式,進行最激烈的戰斗。
\\(三\\)影響群體性事件的性質
“實際上,每一次沖突的結果取決于旁觀者的卷入程度。在任何沖突中,介入的人數決定沖突的內涵”[12]\\(P2\\)。也就是說,沖突性質與非直接利益主體密切相關,非直接利益主體的介入與否、介入規模的大小都將對事件產生根本性的影響。簡單說來,假設C屬于非直接利益主體,A和B屬于直接利益主體。那么一旦C介入A和B之間的沖突,沖突的性質必然會發生改變,C可能與A聯合使力量向有利于A的方向發展,或者可能支持B而使力量向有利于B的方向發展,他也可能打破現有的對抗結構,或將自己的意志強加于A和B。然而不管C怎么做,他都將使一對一的沖突轉化為二對一或三方沖突。
所以,非直接利益主體的介入勢必會通過擴大沖突的范圍改變對抗結構,從而影響到沖突的性質。這是因為新因素的介入會改變原有的力量平衡。這也意味著,如果發生沖突,在注意直接利益主體的同時,需要密切關注非直接利益主體的行為動向,因為他們往往在沖突中發揮著決定性的作用。由于更多人的卷入,沖突的性質因此可能發生變化,以至于沖突最初參與者即直接利益主體很可能最后對沖突完全失去控制,而旁觀者即非直接利益主體則成為沖突的主角。因此我們常?？梢园l現,當A和B發生沖突時,如果在沖突的外圍,A的同情者是B的上百倍,A將會極力使沖突擴散,而B則會極力使沖突保持在一個盡可能小的范圍內。究其原因,在于沖突各方的成敗取決于他是否成功地使旁觀者進入或退出沖突。在極小規模的沖突中,沖突各方的實力對比往往是可以事先預知的。然而,進入沖突的旁觀者從來都不是中立的。因為在自由社會,沖突的擴散范圍會達到最大,所以假定旁觀者與沖突本身無利益牽涉是難以成立的[12]\\(P4\\)。
\\(四\\)影響群體性事件的處置
“控制沖突的最佳時機往往是在沖突發生之前,一旦沖突開始,便難以對之進行控制,因為在一 次 沖 突 中 很 難 排 除 外 在 因 素 的 介 入。
如果一方過于強大,另一方不可避免地要通過吸引第 三 者 介 入 沖 突 以 改 變 原 有 的 力 量 平衡?！盵12]\\(P2\\)在每一起群體性事件發生的初期階段,沖突的參與者非常明確,規模也都不大,因此控制和處置起來并不太難。但隨著事件的不斷發展,非直接利益主體的不斷介入,加上沖突的直接參與者與旁觀者的比例非常不穩定,以至于不可能對沖突各方的實力做出精確估計,因為等式中的所有變量直到所有旁觀者進入沖突后才能確定。大量非直接利益主體的介入,不但改變了群體的規模、沖突的強度,改變了沖突雙方的力量對比狀況,也引起了沖突的擴散,加大了沖突的處置難度。非直接利益主體的介入,使群體性事件變得撲朔迷離,變化多端,難以估計和預測,增加了群體性事件調控的難度。對于直接利益主體而言,利益的問題可以通過利益解決。一般情況下,只要能夠滿足訴求,事件還是能夠得到較快的平息和處理。但非直接利益主體的介入是源于一種不滿的社會心理,而要從根本上鏟除群體不滿的社會心理基礎很費時日,有些則要通過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的體制改革才能真正從根本上得以解決。比如,民眾對貧富差距、貪污腐化等方面的不滿,絕不會隨著單個群體性事件的平息而消除,如果又有導火索出現,在政府管治乏力的情況下則還可能釀成大的事端[15]\\(P152\\)。
三、結語
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在過去的三十多年里度過了一個美好的發展時期。隨著中國全面改革步入深水區,改革觸及了更多的社會核心問題,需要進行大規模的利益調整,中國社會將進入高度敏感時期,而且在今后很長一段時間里這種局面不可能得到完全改變。長期以來在社會發展中存在的不公平現象很容易導致在公眾心中產生失意感、剝奪感、恐懼感等不滿情緒。這些不滿情緒一旦遇到某種誘因,累積起的能量就會以一種高度集中的力量爆發出來,從而引發大規模群體性事件,讓眾多的旁觀者即非直接利益主體卷入其中,給社會政治穩定造成強大壓力和嚴峻挑戰,形成強大沖擊力。要防止非直接利益主體介入群體性事件,唯有實現社會的內生穩定,讓公眾少一份怨氣,少一份不滿,多一份認同,多一份滿意。內生性社會穩定是通過塑造一種和諧、有序、融洽的社會價值理念,依靠社會內在的運行機制,自動調節社會內部各種關系而獲得的內在穩定。內生性社會穩定是一種自發的由內而外生成的社會秩序,是一種高度自然和諧的社會狀態,是一種可持續的社會穩定,最終讓社會當中的每一個人能夠在制度的框架內行使自己的權利,維護自己的利益,而不必采取非制度化的途徑進行政治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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