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的不斷深入,諸如垃圾處理廠、核電廠、污水處理廠、焚化爐、精神病院、傳染病中心等鄰避項目陸續興建.這類項目具有負外部性、風險潛在性、非自愿承擔性和規避高成本性等特征,極易激起公眾的抵觸情緒,引發"鄰避型群體事件",比如近年來發生的寧波鎮海反PX 項目事件、四川什邡反鉬銅項目事件、安徽彭澤反核電站項目事件、北京部分小區反京沈高鐵事件等.
目前學界對"鄰避型群體事件"的研究可分為如下幾類:
1. 從宏觀層面探討鄰避型社會穩定風險的產生機制與防范策略.這一類研究沒有特定的切入點,而是以綜合性視角對鄰避沖突進行考察\\( 董幼鴻,2013; 孟衛東,2013; 陳仕梅,2013; 曹祖耀,2012\\)[1-4].
2. 鄰避型群體事件的社會穩定風險評估.如以民眾利益與項目建設密切整合為前提,構建重大工程社會風險評估的原則、內容、方法\\( 吳智文,2009; 楊雄,2010\\)[5-6]; 或借由具體案例,建立重大項目建設的固有風險評價模型\\( 田浩成,2012; 張玉磊,2012\\)[7-8]等.
3. 聚焦風險主體即"公眾"在鄰避型群體事件中的非理性行為,并進行防治.涉及公眾非理性行為原因分析,包括安全擔憂、公平性質疑、利益回饋失當、民主機制缺乏、政府公信力不足等\\( 潘永強,2008; 邱昌泰,2002\\)[9-10]; 公眾非理性行為對策探討,如"利益相關者導向型風險消減"\\( 胡象明,2011\\)[11],"一體兩翼"機制\\( 喬艷潔,2007\\)[12]等.
4. 進一步聚焦公眾心理因素,對鄰避型群體事件的生成動因及防范策略進行深層次探索.如: 以焦慮心理為視角探索鄰避型群體事件的防范措施\\( 譚爽,2013\\)[13],運用心理契約等理論分析鄰避型群體事件的生 成 及 規 避 \\( 胡 象 明,2012\\)[14],社會心理學視角下相關群體性事件的生成機制與應\\( 王二平,2012\\)[15]等.
以上研究從多側面為鄰避型群體事件開出藥方,為本文奠定了基礎.但多側重于利益剝奪、環境影響、權利保障等,從心理視閾入手的成果所見寥寥,尤其是拓展到事件對社會大眾的心理影響,并以積極的"心理資本管理"代替傳統"心理問題防治"的探討非常鮮見.但公共管理現狀已凸顯出對社會積極心理支持的迫切需求,管理者也逐漸意識到鄰避沖突的良好處置不再局限于先進技術的支持、科學制度的保障、高效管理的推動,更重要的是曉民以理,安民之心,得到民眾的理解與合作.故本研究聚焦鄰避型群體事件中,公眾的群體效能感,及其對項目和項目管理者的信任、合作、希望等心理狀態,以期將"心理資本"概念引入鄰避型群體事件,豐富危機管理理論體系.同時,通過提出公眾心理資本開發的政策建議,為鄰避型群體事件的科學、妥善處置探索有效路徑.
二、"心理資本"釋義
"心理資本"是隨著積極心理學的興起及其在經濟學、組織行為學和管理學領域的應用而催生的新興概念.2002 年美國心理學會前任主席Martin Seligman 提出了"心理資本"\\( psychologycapital\\) 的概念,將那些促使個體積極行為的心理因素納入心理資本的范圍.美國內布拉斯加大學管理學教授、美國管理學會前主席 Fred Luthans認為,心理資本是個體在成長過程中表現出來的一種積極的心理狀態.他根據實證研究將心理資本明確界定為符合積極組織行為學標準的四項能力: 即自我效能感\\( 有信心并能付出必要的努力來獲得成功\\) 、樂觀\\( 對現在與未來的成功有積極的歸因\\) 、希望\\( 對目標鍥而不舍,未取得成功時能調整實現目標的途徑\\) 和韌性\\( 當身處逆境和被問題困擾時,能夠持之以恒,迅速復原并超越以取得成功[16].心理資本吸引了心理學、管理學、社會學以及經濟學等各個領域的眾多學者的興趣,他們在研究過程中,不斷修正心理資本的結構、作用因素、影響效應、測量方法等,并從主觀需求視角進一步展開對心理資本開發的探索.
國內對于心理資本的研究起步較晚,且多集中于"個體"層面,剖析個體心理資本的結構與培育,在"團體"尤其是"群體"層面的探索尚不成熟.張紅芳,吳戚是較早將心理資本從個體層面拓展到群體層面的學者,將"群體心理資本"界定為"群體表現出來的對環境、組織、未來、彼此關系的共同態度,包括群體效能感、信任和合作三種積極的群體心理能力."[17]但其探討僅止于此,未對群體心理資本的內容、影響與培育等進一步深究,也缺乏與具體領域的結合.
目前,管理實踐對于組織或群體心理資本的需求已在不斷凸顯,尤其在公共管理領域,隨著公民主體意識和權利意識的覺醒,執政效果從單純依賴技術手段進入對民眾心理支持和社會認同感強烈需求的復雜階段.在此背景下,將社會群體的心理作為一種可建構、可調節、可增值的資本進行培育,對于優化公共管理效率有重要意義.
三、鄰避型群體事件及特征
\\( 一\\) 鄰避型群體事件的數量增加、頻率走高.從 2007 年廈門 PX 散步抗議、2008 年麗江反水泥廠環保糾紛、2009 年廣州番禺居民反垃圾焚燒廠運動、2011 年錫林郭勒盟煤礦群體沖突到2012 年江西彭澤核電站修建遇阻、四川什邡反鉬銅項目、江蘇啟東抗議紙廠污水排放、寧波鎮海反PX 項目等等.盤點近年來的群體性事件,不難發現源自鄰避工程安全風險和環境污染的案例數量正逐漸增加.據原國家環?？偩职l布的數據顯示,1995 年至 2006 年,環境信訪的總數在 11 年間增長了 10 倍,僅北京市 2008 - 2011 年間反映環境問題的群體信訪數量就以每年 30% 的速度遞增[18],而環境受損的源頭大都來自于周邊的鄰避工程.此外,事件的發生頻率也隨著公民維權意識的增強和媒體傳播效應的助力而愈發密集,僅2012 年眾所周知的鄰避型群體事件就超過了前 3年的總和.諸多事件中,有訴求明確的環保運動、也有訴求模糊的大型集會或騷亂,有從政治層面出發的針對基層政府不作為的,也有出自利益受損的求償性協商.盡管類型不同,造成損害的能量卻很大,若不能有效治理,勢必威脅社會穩定.
\\( 二\\) 鄰避型群體事件呈現"雙輸"與"惡性循環"的特征.如果說以往單向度的決策能夠得到社會的容忍,鄰避項目最終還能得以修建,但今天隨著社會的進步和人們維權意識的增強,有一定地位與資源者,可通過制度內渠道反對立項,普通大眾則無奈選擇"弱者的武器",通過散布不良信息或直接付諸非理性行動.互聯網時代群體行動極易蔓延與升級的現實使管理部門不敢怠慢,暫停項目成了第一時間的妥協之策,如: 2009 年 2月,南京 5 000 多居民聯名反對建設南京天井洼垃圾焚燒項目,并將江蘇省環保廳告上法庭,項目擱置; 2009 年 9 月,廣州番禺垃圾焚燒發電廠周邊小區居民和廠址所在的會江村村民一行數百人集體前往市政府上訪,發電廠被叫停; 2012 年 10月,寧波鎮海灣塘等村數百名村民游行示威反對興建 PX 項目,直至政府宣布停建,沖突才得以解決…而這一暫停,則不知何時再起.[19]鄰避項目無奈走入"上馬---抗議---暫停"的死胡同,呈現經濟與社會雙輸局面.
而在這個過程中,政府、企業與公眾之間的關系則是"循環下行"的.一方面,在某些群體事件中,管理方對項目的維護與辯解以及對事件處置的簡單粗暴,一點一點磨蝕掉民眾對政府與企業的信任.另一方面,政府感受到人們難以緩和的抵制情緒,愈發不敢將立項信息公之于眾,因為公開可能就意味著失敗.于是,以政、企、民良性互動為標志的社會資本遭到損害,不僅激化了民眾與公共部門及鄰避項目的對立,而且導致惡性螺旋---公眾越不信任,政府越不敢與之商榷,政府的封閉又強化人們的不信任,進而導致群體沖突,沖突讓政府恐懼,決策過程便進一步封閉起來,反復循環,下行不止.
\\( 三\\) 鄰避型群體事件中公眾的心理狀態成為關鍵因素.鄰避型群體事件都是以對項目修建或運營的抵制為導火索,但左右著情勢發展,使矛盾激化、事態升級的,卻是公眾的心理狀態.Kraft和 Clary 提出了導致鄰避效應的 5 方面心理與認知因素: 不信任政府和項目發起人、知識與信息欠缺、缺乏社會責任感帶來的狹隘觀點、對鄰避設施的情緒化評價以及風險規避傾向[20].而我國發生的多起鄰避沖突也證實了公眾對政府的滿意度、對自我風險應對能力的評估、對項目安全的信任度、對同類事件處理方式的認同感等心理因素會作用于其風險認知并投射到行為選擇中.可見,鄰避型群體事件中的"經濟性補償和社會心理性補償之間的互動關系在我國社會發展過程中正在逐漸顯現"[21],若忽略公眾的心理疏導,會降低社會穩定風險的預防效果,也會使負面心態固化,成為公共管理的潛在威脅.
四、心理資本視角下鄰避型群體事件的生成機理及影響
\\( 一\\) 心理資本視角下鄰避型群體事件的生成機理
根據已有的對個體、團隊和群體心理資本的研究,筆者將"群體心理資本"界定為某一群體在應對困難或風險時表現出來的整體的積極心理狀態,這種狀態形成于群體與外界的互動,以及群體成員間的溝通交流過程中.以個體心理資本的要素為參照,結合鄰避型群體事件的特征,筆者認為"群體心理資本"應包括"內部心理資本"與"外部心理資本".前者意指群體與外界交互過程中的心理狀態,包括群體信任、群體合作意愿、群體希望感; 后者則是群體對自身的心理感知,包括群體歸因、群體效能、群體韌性.
諸多事件證明,利益受到鄰避項目損害的群體所存在的負面心理狀態是觸發群體事件并使之升級的重要誘因.結合"心理資本"理論,鄰避型群體事件的生成機理可解釋為相關群體心理資本的損失及其耗散.
1. 外部心理資本受損
\\( 1\\) 群體信任流失.群體信任是心理資本中尤為重要的因素,表現為鄰避項目修建及群體事件處置過程中公眾對政府部門、項目企業的信賴與依靠.群體信任能減少政府與公眾的溝通成本,降低沖突可能性.但現實中,由于存在政府與企業為了立項成功有意隱瞞項目信息、項目修建過程中利益分配有失公允或對沖突事件處理粗暴簡單等狀況,對公眾的信任感造成創傷.作為社會的粘合劑和助推器,信任損失會激化民眾與管理部門及鄰避項目的對立,同時負作用于公民社會中最重要的支持與理解機制,也使群體性事件因失去了最后一堵防護墻而爆發.
\\( 2\\) 群體合作意愿淡薄."合作意愿"是良好社會關系的顯著表現,但其現實卻不容樂觀.一方面,鄰避項目有關決策本應是政府、企業與當地民眾經合作協商而制定,但目前這方面的工作呈現信息公開缺失、形式化參與甚至單方決策的狀態,公眾的主體地位受到漠視.長此以往,人們自知難以參與決策,便逐漸失去合作意愿,將制度內的"建議"轉化為制度外的"抗議",群體事件由此而生.另一方面,管理者仍習慣在賠償上做文章以換取民眾對鄰避項目的"支持",而忽略了對其權力的尊重和安全焦慮心理的溝通與疏導,致使二者關系岌岌可危,從"合作"滑向"對立".
\\( 3\\) 群體希望感不足.希望是一種積極的、對未來有良好預期的心理狀態.反映了公眾對政府、企業管理行為的期待,以及對自我效能的認知.在鄰避型群體事件中,公眾的希望感體現為:
首先,希望鄰避項目的修建能夠尊重民眾參與權,決策公開; 其次,希望鄰避項目的運營能減少風險,保障安全; 再次,希望有關部門對失利群體能做出合理補償.最后,當上述期望未滿足時,公眾能找到新的途徑敦促其實現.但事實是,鄰避項目對安全與環境的切實傷害和有關部門并不圓滿的處理方式,尚不能滿足公眾的良好愿景.隨著此類問題的反復出現與屢屢不能解決,難以為繼的希望感最終激起公眾的憤怒,也因此帶來謠言、沖突與社會失序.
2. 內部心理資本耗散
\\( 1\\) 群體歸因消極.鄰避型沖突的產生部分來自于相應群體對項目風險或事件原因的推測與判斷.根據群體認知特征,歸因可以劃分為兩種類型: 積極的內部歸因和消極的外部歸因.前者是面對問題和困難所展現的一種樂觀分析,表現為群體認為鄰避項目對自身的危害是短暫的、偶然的、可規避的,并且能夠通過群體自身的共同努力影響項目決策.而后者則充滿了悲觀情緒,對鄰避項目的修建感到無能為力,也難以應對相應的傷害.目前,人們掌握的維權途徑十分有限,雖然通過較為激烈的手段暫時阻止了鄰避項目興建,但不久后仍有部分復建,這使公眾感到群體的抵制無濟于事.同時,信息不對稱帶來的風險規避困難使人們覺得項目危害是外部固有且必須承受.對事態的消極歸因挫傷了公眾理性解決問題的動機以及與項目共處的信心.
\\( 2\\) 群體效能不足.群體效能感是自我效能在群體層面的擴展和延伸,通過群體互動和認知過程建立起來[22].良好的群體效能可以促進團隊協作和學習,提升群體有效性.面對鄰避項目,公眾的群體效能感體現為兩方面: 第一,群體相信自己能應對項目帶來的危害或從源頭處規避風險; 第二,群體相信其權益在商榷后將得到保障.但反觀目前的案例,群體效能感往往遭到挫傷.
一方面,鄰避項目的安全隱患不斷挑戰公眾底線,人們因無法了解、預測和控制風險而感到焦慮.
另一方面,制度性的協商途徑往往走不通,借以較為激烈的群體性事件有時也難達到維權目的.典型的案例是 2011 年北京市海淀區蘇家坨垃圾焚燒廠遭抵制事件: 該項目啟動前,6 家環保組織進行聯合調查,提出其規劃欠缺依據、程序違法,當地居民也多次就以上問題向海淀區市容委員會等政府部門反映情況,要求解決.然而,北京市環保局在未回應質疑的情況下批復此項目,阻塞了雙方理性溝通的渠道,激起公眾的極端化情緒[23].
該事件并非個案,廈門 PX 項目、京沈高鐵、乳山核電站等都有過類似經歷,當公眾通過合法渠道申訴無法獲得滿意答復時,公眾對項目及其管理者的認知會變得消極,并對自身社會角色失去信心,感到無能為力.
\\( 3\\) 群體韌性脆弱.韌性指當身處逆境和被問題困擾時,能夠持之以恒,迅速復原并超越,以取得成功.韌性的產生與鞏固有賴于內外環境的共同支持.而在鄰避事件中群體對政府和企業的信任度、合作意愿、希望感,以及對事件的歸因、自我效能評估等諸多因素都較為負面的情況下,群體很難堅持信念、采用有理有節的方式來面對和控制事態發展.而韌性一旦崩塌,群體的理性也可能在瞬間流失,激烈的維權行為在所難免.
\\( 二\\) 鄰避型群體事件中心理資本損失的影響根據"風險社會放大"理論,當風險事件與社會、制度、文化,特別是心理過程相互作用時,會增強或減弱公眾的風險感知和風險行為,繼而產生次級的經濟或社會后果[24].鄰避項目由于涉及多利益主體且存在多種風險因素,若缺乏良好的社會心理資本作為保障,當項目風險受到公眾消極心理的加工,將引致更廣泛的漣漪效應.
1. 技術污名."技術污名"指風險事故通過媒體渲染和公眾認知,致使社會對該設施或技術恐慌與排斥現象.鄰避項目的安全事故侵蝕了公眾心理資本,導致其對管理者的失望以及對項目技術的質疑.民眾的談"核"色變,聞"PX"而逃,對垃圾站退避三舍等都說明鄰避項目的壞名聲已成為很難扭轉的問題,若不及時進行整改,重拾民眾信心,其未來生存必將遭遇阻力.
2. 經濟調速.近年來,我國通過各類鄰避項目催生了所謂的經濟奇跡,卻也付出了環境、民生甚至生命的代價.化工廠爆炸、垃圾場污染等事件頻發,正逐漸喚醒社會公眾對項目科學性的疑惑、對生命安全的焦慮、對倉促決策的憤怒以及對冒進經濟的擔憂.越來越多的人嘗試敦促管理部門加強對工程項目的審批與監督,并將對 GDP 的過分關注轉移到對社會大眾的人文關懷,花更多時間來解決人為經濟速增帶來的困擾.進而帶來的是核電戰略的放緩,化工項目的停擺等,可見民眾心理支持的減弱,將間接阻礙經濟的發展.
3. 社會失序.鄰避項目危機中,最令公民憤怒的并非事故本身,而是事故處理中相關部門和人員的傲慢、冷漠和逐利.公民意識的覺醒意味著當權者不能再以強制手段進行社會管理,而尚未認識到這一點的管理者在對公眾信任的漠視、希望的踐踏、合作的脅迫中,耗盡了社會的心理資本,將政府、企業與公眾的關系推至尷尬境地.公眾迫于無奈,只能通過媒體呼吁、游行示威、沖擊政府等極端手段來對權力施壓以爭取權利.社會失序若得不到緩解,則可能走向劍拔弩張的社會斷裂,屆時管理者將面臨更大的挑戰.
五、心理資本視角下規避鄰避型
群體事件的政策建議心理資本在項目建設、經濟發展與社會運行方面的影響力已充分證明,對其進行有意識的建構是非常必要的.西方在對心理資本的研究過程中提出心理資本的"投資性",即可通過"心理資本干預"\\( psychological capital intervention,PCI\\) 對個體和組織的心理資本存量和質量進行管理,以產生積極效應.因此,針對鄰避型群體事件,管理部門也可以通過一系列方法,有效培育社會公眾的心理資本,為項目發展和社會穩定提供支持.
\\( 一\\) 提升外部心理資本,塑造政、企、民良性關系
外部環境與心理資本的相互作用體現在相應群體對政府和企業的信任度、合作意識以及希望感.可通過開拓項目立項、修建、運營過程中多方協商決策的局面、加強鄰避項目危機發生時管理部門的有效處置等方式,達到優化外部心理資本的效果.
1. 項目決策公開,累積信任.鄰避型群體性事件的發生原因眾多,或是安全威脅,或是環境污染,也或是利益糾葛.但幾乎每次沖突都蘊含著同一個主張: 即公眾對項目決策知情權和參與權的訴求.立項選址中管理者與公眾的共同決策是提升項目接納度的途徑,也是培養雙方互信的開端.一方面,在親自參與決策并行使投票權的基礎上,公眾更容易面對項目風險并承擔一定后果.
另一方面,立項階段的合作,顯示了管理者對公民權的尊重和對公眾能力的信任,這種良好的心理資本的延續,有助于增強公眾對政府與企業的信任,以及對項目的理解與支持,減少沖突爆發的可能性.
2. 協同處理風險,培育合作意識.喚醒公眾合作意識的最佳時機莫過于危機中的共同應對
鄰避項目帶來的安全或環境危機發生過數次,如大連 PX 的潰壩事件,錫林郭勒盟煤礦的環境破壞事件,大亞灣核電站的燃料棒裂紋事件等.但對于這些事件的不同處理方式引發了社會的不同反響.潰壩事件發生后福佳大化拒不公布實情,甚至對記者動粗; 煤礦的環境污染多年未處理,置牧民生存于不顧; 唯有燃料棒裂紋事件被報道后,電站有關部門迅速作出解釋說明,并進一步加大知識宣教、開放電站讓民眾參觀.最終,大連發生了散步事件,錫林郭勒出現了牧民與礦工的惡性沖突,大亞灣的態勢至今仍較為穩定.這些例子充分說明,當鄰避項目風險爆發后,如果項目管理者能夠主動與公眾聯合,通過積極溝通與資源分享等方式幫助公眾理解并度過危機,既能規避社會秩序失控,又能促進共同規范和價值觀形成,建立雙方伙伴關系.
3. 注重反思改進,鞏固希望感.希望源于改變.每一起鄰避項目的事故都是一次血的教訓,每一次鄰避型群體事件都是一次社會的警醒,需要管理者從技術、制度等角度全面反省.沖突的反復發生不僅暴露出鄰避項目給人們帶來的心理陰影,也體現了以往多次群體事件處置的失敗與公眾的不滿.該如何淡化項目的污名,彌補公眾的心理損傷,是項目管理者的重要課題.
\\( 二\\) 強化內部心理資本,提升項目接受度與風險應對力
1. 體驗成功,改善群體歸因.每一次鄰避項目危機管理與沖突處置都宛如一面鏡子,其照鑒人本理念的落實程度,照鑒著公眾安全、社會利益在管理者心中的分量.公眾需要更多如同大亞灣核電站回應質疑的案例,來鞏固自己內心對鄰避項目風險可控的認知以及對自身決策影響力的信賴,進而得到激勵,對未來公民角色的扮演充滿信心.若目前停建的鄰避項目能夠真正止步,或在復建過程中實質性地吸納民意,讓公眾體會到自身的努力確有成功的可能,將進一步幫助公眾形成積極歸因,并與政府和企業形成相互尊重與理解.
2. 能力培育,促進群體效能.效能的提升有兩條徑路: 首先,公眾規避項目風險的效能.核電、化工、煤礦等項目的安全知識與社會影響對大部分民眾而言很陌生,而恰是這種陌生導致其對風險的恐懼和對項目的拒斥.因此,政府與企業有必要加大對相關安全指數的公布,以及對風險應對方式的宣教或應急演練,使人們從根本上了解項目,了解風險發生的概率和防范的可能性.
自我效能的增加可以緩解公眾對鄰避項目的某些誤解,降低抗議行為的概率.其次,公眾履行參與權和建議權的效能.正如上文提及,公眾普遍認為自己作為與項目最臨近的群體,有權力也有義務參加到立項決策中,而現實中參與渠道的堵塞是逼迫人們選擇激進路徑的根本原因.因此,主動搭建信息平臺,給予利益相關者表達訴求和實施監督的途徑,并培育其建言能力,是項目管理者的明智之舉.一旦公眾感受到自己對項目能產生有效影響,哪怕這種影響微不足道,也足以減少對立與責難.
3. 情感支持,增強群體韌性.鄰避型群體事件的發生與升級,除了源自公眾對項目的詬病,管理者冷漠、傲慢、不愿擔當的態度也是導火索之一.有關部門對自身利益的一味維護和對社會質疑欠妥的回應,樹起與公眾的隔閡,也使公眾難以維持理智表達情緒的韌性.這種韌性并非建立在強權的壓制或單純的財產賠付之上,而是產生于管理者的理解與安撫.心理的疏導能在一定程度上修復項目給公眾帶來的傷害,重新樹立起與政府和企業合作解決問題的信念.因此,若相關部門能在面對公眾的聲討和質問時堅持人本理念,保持誠懇謙遜、負責的態度,便能在心理上獲得社會認同和寬容,為爭取合作與支持奠定基礎.
當前,鄰避型群體事件已成為社會治理的重點和難點,管理范式的轉換呼之欲出.因此,除了技術手段的精進,法律制度的完善,政府和企業更需要建立一種"心理管理范式",著力探索公眾心理資本對于"轉危為安,化危為機"的重要意義,通過對心理資本的投資與開發,保持深層次的競爭優勢,從而獲取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的雙贏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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