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危機事件具有突發性、不確定性及廣泛的危害性等特點,嚴重威脅公眾生命、健康、財產等安全,因此,危機事件本身孕育或存在著沖突,沖突的大小、強弱與事件的公共性程度、涉及的領域及范圍、涉及的人群及利益相關度等密切相關.危機事件中,沖突的本質是利益沖突,同時還包括責任沖突、關系沖突和補償沖突等.
危機事件的發生、處置往往會牽涉到多個部門,各部門之間積極、主動的協調與合作是有效減少事件的危害、避免更大的財產損失和減少人員傷亡的關鍵.但由于不同領域和不同部門之間存在錯綜復雜的利益關系,為避免本領域或本部門利益因事件處置而受到損害,各部門在事件處置中通常會在積極與消極、主動與被動之間進行選擇.選擇的原則就是利益最大化,基本策略就是有所為有所不為,即對本部門有利至少不會使本部門利益受損害的可以作為,對本部門無利甚至使本部門利益受損的少為甚至不為.其中最常見、最主要、甚至是"最優的"少為和不為方式就是沉默.
二、沉默: 作為規避沖突的一種管理策略
較早對沉默進行系統研究的是美國學者布林納\\( Brunneau\\) 、托馬斯·喬\\( Thomas J\\) 和理查德·L·喬漢森\\( Richard L Johannesen\\) .布林納和托馬斯·喬定義了三種沉默的形式,即心理語言沉默、交往沉默和社會文化沉默,并探討了交往沉默的四種功能,即尊重或不尊重權威者的標志,反對"暴力表達和憤怒"的策略,管理者\\( 權威者\\) 通過讓下屬思考而創造其獨立性的技巧,作為通過修辭控制行為的一種手段.[1]
這四種功能包含了沖突的存在以及通過沉默對沖突進行控制和管理的思想.喬漢森列舉了二十種潛在的沉默的含義,提出"因為害怕而逃避具有爭議的和敏感的問題的討論""通過排除話語傳播將沉默作為懲罰和挫敗他人的一種手段",并"作為憤怒的標志"等通過沉默回避或控制沖突的觀點.[2]29-30喬漢森認為,"沉默有時被當作社會保護的一種策略",并"經常被政治候選人在競選運動中用來回避問題、承諾和不必要的沖突".[2]32較早對沉默進行經驗研究的德國學者伊麗莎白·內爾·紐曼于20 世紀 80 年代提出了"沉默的螺旋"理論,該理論同樣強調了沖突規避在輿論形成中的作用.[3]
但并不是所有沉默均被認為是管理沖突的策略."雖然沉默無處不在,但并不是所有的沉默均是策略性的.只有當話語表達被期待時,沉默才成為策略.當某人被強制去說但又不說時,沉默才是策略性的."[4]289因此,作為沖突管理的策略,沉默須滿足以下條件: \\( 1\\) 話語表達可能導致沖突的發生或強化沖突的強度; \\( 2\\) 沖突導致的風險或利益損失比沉默導致的風險或利益損失要大得多; \\( 3\\) 存在外在壓力要求公開表達,而當事者因風險或沖突規避拒絕公開表達.由此可見,沉默是利益主體在利弊權衡之后的一種策略性選擇,目的是避免公開的話語表達所導致的沖突的發生、擴大和深化,從而有效保護個體或集體的特定利益.
作為沖突管理的策略,沉默亦呈現出文化的差異性.沉默的社會和文化狀態是社會互動的策略,社會和文化背景的差異使得沉默在不同民族、國家和文化情境中具有不同的意義和功能."因此,愿意或不原意公開表達自己的觀點因文化不同而變化,并且取決于社會文化對該行為的理解."沉默的意義、沉默行為的發生以及沉默的功能取決于沉默行為產生的文化環境,"作為一種傳播,沉默傳遞的各種含義取決于文化的詮釋"[6].
三、在中國特定的文化語境中理解策略性沉默
中國傳統上是一個權威和權力依附型社會,要求個體服從或依附權威和權力,迎合、順從權威和權力并在權威和權力的庇護下獲得生存和發展的機會與空間,缺少順從和服從的個體被認為是社會化不足,并且有可能喪失或縮減生存和發展的空間.因此,公開的反對觀點的表達被認為是公然藐視或冒犯權威和不服從或抵抗權力或命令的標志,或被認為是企圖挑戰或打破已經形成的支配關系.沖突性話語特別是公共場合中的沖突性話語通常是被社會禁止的.為避免沖突性話語導致的社會性懲罰,中國依附型文化向來鼓勵沖突語境下的沉默行為,從道家的"無為"到儒家的"中庸"再到法家的"少為",都或多或少地強調了沉默的正向社會意義,由此可見,在中國文化語境中沉默是對與自己相關的觀點或行為不以任何方式作出反應的狀態,既是一種"無語言"的狀態\\( 話語沉默\\) ,也是一種"無行為"的狀態\\( 行為沉默\\) ."言多必失""禍從口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等鼓勵沉默的話語已成為警世格言.
沉默總是在特定的情境中發生,特定的情境存在著沖突或存在著導致沖突產生的因素.對于情境主體來說,包含有沖突或導致沖突產生的情境存在著導致利益受損的風險,風險的發生與主體的反應存在較強的相關性,因此,主體往往選擇沉默來規避沖突發生的風險,沉默是情境主體在特定的情境中作出的規避沖突發生的策略性行為.具體來說,在中國特定的文化語境中,發生沉默行為的沖突性情境有四種: 一是因觀點或行為與大多數人不一致或與社會統一性要求不一致,觀點或行為的表達可能使自己處于被排斥或被孤立的境地; 二是在具有較大風險的事件中,觀點或行為的表達可能使自己卷入事件而帶來沖突的風險; 三是在有利益沖突的環境中,觀點或行為表達可能會增大沖突的強度,導致關系惡化,從而使利益受損; 四是因事件性質或特點不明朗,風險尚不明確,為避免不準確甚至錯誤的觀點或行為出現而采取沉默的策略,以便觀測事件的風險而采取相應的對策.
沉默作為規避沖突風險的管理策略,既與情境中存在的沖突性風險大小相關,也與沉默本身的特點相關.沉默具有兩個主要特點.一是沉默的依附性.語言和行為具有一致性、連貫性的特點,易于形成整體性的文本,從而形成自己特定的語境,在特定的語境中不需要借助語言或行為之外的條件亦可傳播較完整的語義,根據語言和行為的先后關系、邏輯關系等,語言和行為可以較明確地、清晰地傳播各種意義.但沉默是靜止的、單一性的符號,靜止性和單一性使沉默缺少明確地傳播特定觀念的能力,因此,必須將沉默以及形成沉默的語言、行為、事件等組合在一起才能準確、清晰地理解沉默的意義.沉默僅是其所處的多重文本的一個組成部分,其本身不具有獨立性,始終依附于沉默的整體性情境,脫離沉默的整體性情境,沉默不具有任何傳播價值.二是沉默的多義性.沉默采用依附性的表達方式,其意義取決于沉默的情境,情境具有客觀性和主觀性的特點,即情境由客觀物質和客觀事實以及對客觀物質和客觀事實的認知構成,包括語言、行為、事件、意義和文化等."在人際交往中,一個人也許會賦予另一個人的沉默以什么樣的含義取決于參與者的背景、場合,以及圍繞沉默的語言和非語言的 語境."[2]29由于情境認知建立在各自不同的知識、背景、習慣和觀念等的基礎之上,因此,主體對客體認知存在差異."個性以前的經驗以及個體的文化環境將影響他如何認知沉默以及賦予沉默何種意義."[2]29由此可見,沉默因情境的變化及主體認知的差異而又具有多義性的特點.沉默的依附性和多義性使得沉默天然具有規避沖突的特質.
雖然沉默行為是沉默者在特定的情境中采取的沖突規避的策略,但沉默行為本身在中國特定的文化環境中,依然被理解為間接性表達意義的符號,即作為語言和行為表達的替代性符號,因此,在中國特定的文化環境中沉默具有多重意義.
一是表達置身事外的態度.話語或行為最低限度地表達了言說者對事件或人物的態度及觀點,而態度和觀點的表達意味著參與或卷入事件的利益之爭,可能給表達者帶來利益沖突的風險,即因支持或參與具有利益之爭的事件而可能導致利益被損害的風險.因此,避免利益受損的最佳行為就是沉默,即以沉默來表達中立的態度或不表達任何態度與觀點,從而避免參與或卷入某個事件而達到置身事外的目的.
二是不滿、否認、反對和抵制的形式.即以沉默的方式表達不滿的態度,或表達對某一觀點、行為的否認、反對,甚至是以沉默的方式對某一觀點或行為進行抵制.因為明確的話語或行為對抗可能導致雙方沖突強度增大,從而使一方或雙方受到更多的損害.
三是表達順從或妥協的態度.雖然不認可對方的觀點或行為,但由于處于被支配的地位或相對弱勢的地位,為避免因明確的話語或行為表達而導致沖突的風險,于是采取沉默的方式表達順從或妥協的意愿.而順從和妥協又滿足了中國依附型文化的要求,從而有效地避免了沖突的發生,最大限度地保護了既得利益.
四是對不當或錯誤的觀點或行為的認可.不當或錯誤可能或已經損害了他人的利益,因此,不當或錯誤本身包含著沖突或導致沖突加劇的可能性.當不當或錯誤發生時,拒絕通過話語或行為的方式向他人明確承認或否認不當或錯誤的存在,因為以話語或行為的方式承認過錯即意味著過錯的明確性,也意味著明確的責任承擔,而沉默是逃避責任承擔的有效方式,即承認過錯但不愿意承擔責任.而以明確的話語或行為否認不當或過錯的存在,則有可能導致沖突升級或加劇沖突的強度.
四、策略性沉默規避沖突風險的機制
沉默的依附性及多義性要求必須結合具體語境才能準確理解沉默者的意圖,當語境不明確時,沉默多重意義的復合會使人無法理解,因此,沉默通常被認為是讓人難以接受的表達方式.但沉默的依附性及多義性使得沉默通常又被認為是最恰當和最佳的表達方式,因為其有利于形成規避沖突的管理機制.
危機事件的巨大破壞性且其處置過程中涉及原因、責任、賠償及恢復等問題,使得各種利益沖突在較短時間內變得集中、劇烈且錯綜復雜.利益沖突導致利益主體在危機事件處置中選擇沉默的表達方式以形成規避沖突風險的機制,主要有以下五種.
\\( 一\\) 背離機制
即背離沉默者本意進行歪曲理解.此種管理策略是基于沉默行為的依附性和多義性而導致的對沉默行為的理解及使用的可選擇性.即明知沉默本意,但故意反向理解或故意誤讀沉默意義,選擇并使用了對自己有利的方面.
\\( 二\\) 辯護機制
由于沉默行為的多義性,對于沉默者來說,任何關于沉默行為意義的理解均具有可辯護性.即沉默者可以拋開沉默的本來意義,在受到批評或話語攻擊時根據自身的利益對任何關于沉默行為的理解或關于事件的觀點進行辯護.沉默為觀點和行為的適時表達提供了較大的回旋空間.
\\( 三\\) 糾錯機制
對沉默行為的理解以及在理解基礎上產生的行為可以因沉默的依附性及多義性而脫離沉默者本來的行為取向.因為沉默的編碼意義與解碼意義具有較多的不一致,由此產生了編碼者的行為期待與解碼者的實際行為不相符合的情況,而這種不一致恰恰可以成為雙方應對事件的策略.當實際行為出現不當或過錯時,雙方均可以以對沉默的誤讀為借口而逃避責任承擔和懲罰,并可以以誤讀為借口對過錯或不當進行合法的糾正.
\\( 四\\) 強化機制
因為沉默給基于對沉默的理解而產生的行為提供了較大的空間,當實際行為趨向于被公眾或他人肯定的方面發展時,可以通過對被肯定的行為的強化,而賦予沉默以正向的意義.換言之,不管沉默本來的意義是什么,均可朝正向的意義去闡釋,并將闡釋的意義附加于行為或事實之上.
\\( 五\\) 弱化機制
當因不當或過錯而導致或可能導致沖突發生或加劇時,針對不當或過錯,長時間的沉默使沖突性話語或事件逐漸從公眾視野中消失,或者被其它話語或事件取代,從而間接壓制或緩解了沖突爆發或深化的可能性.
五、策略性沉默在沖突管理中的風險
危機事件因其突發性、不確定性、復雜性以及廣泛的危害性而具有較大的風險.風險之一是事件性風險,即危機事件本身導致的對生命、財產等損害的風險; 風險之二是外圍風險,即由危機事件相關的外圍因素引起的風險,這是圍繞危機事件而產生的各種利益沖突及關系沖突而導致的利益受損害的風險.事件性風險通常由肇事者本人采取措施來規避,其后果也通常由肇事者來承擔,但外圍風險通常由參與者或卷入者本人來預防,一旦發生,其后果通常也是由參與者或卷入者來承擔.因此,外圍風險發生的條件就是參與或卷入事件,不參與或不卷入就成為規避外圍風險最基本的條件,而不參與或不卷入的最優選擇就是沉默.在危機事件中,以沉默的方式來規避沖突主要通過兩種方式,即不回應和不作為.
回應和作為是危機事件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處置行為,是積極、主動應對危機事件,減少事件危害性最有效的處置方式.但對當事者而言,如果危機事件涉及復雜的利益沖突或關系沖突,或者危機事件牽涉重大利益或敏感利益時,回應和作為則意味著以主動的姿態參與事件,存在著導致外圍風險發生的可能.對當事者而言,外圍風險在某種意義上比事件性風險具有更大的危害性或導致當事者更嚴重的利益損失.為避免外圍風險的產生,特別是事件性風險與外圍風險難以同時避免時,當事者選擇了預防外圍風險發生的策略---沉默.
危機事件中,當事者為預防外圍風險的發生而采取的沉默策略,是以犧牲國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為代價來維護個人利益和部門利益,這種以個人利益和部門利益為中心的處置策略極有可能使危機事件喪失最佳處置時機,縱容違法和不道德行為,導致危機事件惡化,甚至危及公共安全.
危機事件中,沉默的管理策略可能帶來以下風險.
\\( 一\\) 導致相關人物和政府部門的神秘性及事件處置的不確定性
話語表達具有明確性和理性的特點,特別是在危機事件處理的過程中,由于事件具有破壞性和不確定性,尤其需要相關部門對事件起因、處理措施以及影響等作出解釋和說明,以理性的話語給予公眾明確的信息指導.雖然策略性沉默在主觀上具有規避沖突的意愿,但在危機事件的處置中,最大的沖突則是由事件本身所導致的安全需求與供給、事件控制以及損失與賠償等沖突,最有效地規避沖突的策略應是積極采取有效措施控制事件的擴展與深化,提供充分的物質與技術援助滿足公眾的安全需求,努力尋求減少公眾損失的路徑等.而策略性沉默失去了話語的理性與明確性,使公眾無法獲取與危機事件直接相關的信息,導致事件處置處于"魅"的狀態,"魅"的狀態將與危機事件相關的人和政府部門以秘不可知的形象呈現在公眾面前,也使公眾感知到事件處置的不確定性.這種因策略性沉默而產生的神秘性和不確定性則會使公眾因為擔心公權力使用的公平性與合法性以及事件處置的有效性而處于壓抑和恐懼的心理狀態,極易發生公眾行為的混亂,從而無法形成一致的處置策略和步驟,加劇事件處置的難度,導致事件橫向和縱向升級.
\\( 二\\) 在公眾心目中形成了被動的人物與政府部門形象
危機事件因其公共性質以及對生命、財產等存在安全威脅極易引起公眾的關注,對事件影響的擔憂以及強烈的自我保護意識強化了公眾對事件處置信息需求的迫切性與系統性.即使相關責任者和相關政府部門圍繞事件采取了有力的舉措和有效的行動,但沉默使公眾處于不知情的狀態,這種不知情的狀態與公眾信息需求的強度及廣度產生沖突,沖突使公眾開始關注沉默本身,"當人們期待說出但卻沒有說出,策略性沉默便發生了.在這些情況下,公眾注意力被吸引到了沉默本身"[4]290.對沉默本身的關注形成了公眾期待,即打破沉默,當該期待沒有得到滿足時,則會引起公眾對相關責任人和政府部門的失望,進而形成了公眾對相關人物和政府部門對事件處置態度、能力和行為的猜測與懷疑,從而在公眾心目中形成了被動的人物和政府部門形象.
"策略性沉默,創造了一個被動的人物角色.人物也許是積極行動的,但是如果沒有向公眾傳播這些行為的說明,那么人物形象在話語上是被動的."[4]293猜測、懷疑及其所產生的被動的人物和部門形象,強化了讓公眾通過外圍渠道獲取事件信息的愿望,從而創造了小道消息及謠言需求,外圍信息的零碎性及不準確性導致公眾自行處置事件的行為存在較大的風險,風險的存在又進一步加劇了公眾對責任者和政府部門的失望和不滿.
被動的人物和政府部門形象使公眾在面臨危機事件時始終處于不確定的狀態,始終懷疑沉默者處理、解決危機事件的能力,"懷疑與不確定多數被認為是公共關系問題,它影響政治人物與公眾的關系"[4]299.政治人物和政府部門與公眾的關系首要是信任關系,被動的人物和政府部門形象破壞了這種信任關系,導致政治人物和政府部門公信力下降甚至喪失.
\\( 三\\) 無法獲得充分的決策信息,導致錯誤的決策
危機事件的發生很少具有偶然性,通常是由人類非理性的生產、生活活動引起的,相當一部分危機事件發生的原因是系統性的,是自然、社會等多種因素長期共同作用的結果.因此,危機事件的處置也絕不僅僅是針對某一具體危機的處置,具有系統性的特點,需要從因果關系入手,系統性地解決危機事件.從宏觀層面看,中國近年來發生的危機事件多具有重復性和相似性的特點,如地質災害、食品安全、房屋拆遷、火災和礦難等.重復性和相似性說明中國政府對危機事件的處置缺少系統性.系統性解決危機事件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宏觀方面的系統性,即在全社會范圍內根據因果關系從體制改革、法制建設、社會管理等社會宏觀管理方面消除危機事件發生的根源,并形成處置危機事件的系統性策略和措施; 二是微觀方面的系統性,即針對具體危機事件形成系統性的處置舉措.系統性處置危機事件的先決條件就是信息傳播的系統性和透明化,需要及時、全面地向公眾發布關于危機事件的各種信息.策略性沉默違背了危機信息發布的系統性和透明化的原則,使事件處置部門和相關個體無法獲取充分的決策信息,無法有效應對事件,甚至導致錯誤的處置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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