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多次思想上的解放以后,批評家內心深處自主的批評意識被喚醒了,社會民主正在向更高的境界前進,人們的審美意向也在不斷地發生著變化,作為社會一員的批評家,獲得可以站在大眾潮流之前,也可以佇立在大眾潮流身旁評說的自由。坦率地說,由于自由度過分,某些偽批評人士甚至贏得了“罵街”的權利。而與此同時,卻有不少文藝批評家突然發現,批評并非可以那么自由地進行,好多人都感受到了束縛,在某些藝術領域,本質性的批評正在逐漸走向蒼白,代之而起的是無原則的吹捧和按創作者要求的各種庸俗的解讀。因此可以說,雖然我們所處的開明的社會環境并沒有任何不自由,但我們批評的言詞卻會常常另類化而被強迫裝在寶瓶里?？磥?文藝批評環境缺少人文關懷,是所有問題的癥結,它遮蔽了公眾的視野,磨鈍了批評家的鋒刃,在一個多元化的社會里,這樣的批評環境多少讓我們有些尷尬。

現在偶有文學史家們談到批評發展的歷史,就會舉出南朝齊、梁間的經典性批評文獻作為例子,這就是鐘嶸的《詩品》、昭明太子蕭統的《文選》和劉勰獨樹一幟的《文心雕龍》。以《詩品》為例,用現在的眼光看,鐘嶸評論前輩和同時代人的詩作,簡直膽子大得出奇,他將那些藝術大家的詩作分為上、中、下三品,在他眼中,曾經喊出“老驥伏櫪,志在千里”而不可一世的魏武帝曹操,他的詩作只能評為下品;而魏文帝曹丕和陸云、嵇康、陶潛等“文化大師”,則也僅忝列中品;相反,倒是那位投降了匈奴、大節有虧的大漢都尉李陵、政治上站錯隊的曹植、漢婕妤班姬等卻能與陸機、謝靈運、左思、潘岳等一起榮登了上品。他還敢將同朝的左光祿大夫沈約評為中品、將梁中書令范縝評為下品,這就有點“大嘴巴”了。要知道,沈約可是文壇的首領,他的聲望和權勢可是絕對比今天的文聯主席或作協主席還要顯赫的,他倡導并領銜的“永明體”詩歌,那是代表了一個時代的。然而,“永明體”詩歌連同他本人,卻受到另一位小文人陸厥的批評,兩人就“永明體”提倡的宮商四聲利弊進行過一番論戰。沈約與他的論辯是絕對平等進行的。而齊、梁間文藝批評能夠實際開創文學批評史風氣,關鍵在于齊、梁統治集團和文士們共同營造了一個批評的健康環境,大家都認為,文藝評判是可以自由發表看法的,決不會引導到人際糾葛上去,更不會將批評與政治理念掛鉤。
在現時文壇,雖然沒有任何一個人公開宣稱拒絕批評,但是,文藝批評開展難卻是許多批評家感同身受的。例如,假如某名家出版了一部實為平庸、但卻得過大獎的小說,沒有哪個批評家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去當出頭鳥得罪當事人;又如,假如某地送來了一臺大戲,盡管觀者寥寥,演出水平很糟,但本地的批評家休想在任何一家媒體上找到發表批評文章的一席之地。這就是說,我們的批評環境充其量只是表面寬松而已,其實有許多因素制約著批評,也就是鉗制著真話,更沒有爭論,這種看不見形卻無處不在、沒有表面的壓力卻分明感到緊張的氣氛,這種反批評的逆潛流,實際上就構成了一種“批評的壓制”。
這樣看來,要發展健康的文藝批評,首要的是要有一個充滿善意的氛圍,無論是批評者還是創作者,都必須基于一種為藝術而藝術的善意愿望,互相切磋,拒絕媚態,可以心平氣和,也可以為藝術而激動,甚至接受酷評,但是,絕對不意氣用事。其實,文藝批評就其本質而言,是為作品“施肥”、“澆水”、“剪枝”、“治蟲害”,而不是為否定而否定。在一個沒有了粗暴的政治干預的藝術氛圍中,批評從來都制約著創作的發展趨向,沒有了健康的文藝批評,就沒有創作水平的提高。
之所以會有“批評的壓制”存在,源于以下三個原因:一是某些由行政領導組織或參與的集群創作,猶如使作品完成了一次加冕或修筑了一堵防火墻,其藝術成果往往與主管\\(或參與\\)官員的政績等同起來,若受到意見式的批評指出其重大不足之處,便會被視為否定政績和批評了官員本人,因此,這樣的作品便具有了抵擋一切批評刀劍的能力。二是有的作者對自己的創作過分自信,平時聽慣了“一炮打響”的過頭話,于是便過分寵愛自己的“壞孩子”,對來自他人的任何批評都不屑于理睬,生怕降低了自己的文化含金量。三是有些文藝工作者出于一種“藝術幻覺”,使自己與作品完成了精神重疊,遂誤認為別人批評作品就是批評自己,將對作品的自信轉變為一種自我的矯情,在借“反批評”而意氣用事,羞辱、打擊對方之外,有的還走向了訴訟?？梢韵胍?一個沒有文藝批評的時代,便實際上失去了自由學術表達的權利;而一個只會用炒作來代替批評的時代,文藝也就讓接受者失去了娛悅。
在一個文藝政策和諧開明和媒體十分發達、批評方式多元的時代,是不應該使批評的聲音失落的。在大多數情況下,讓批評的聲音響起來,并非是不可逾越的目標,而是可以攀登的境界。首先,我們能否擯棄批評的異化?所謂批評,是用主流價值為標準,對作品進行一種適當的評價,而不必把批評異化為一種有意整人或理念打擊。批評的出發點是為作品凈化價值環境,而不是否定別人的才智和勞動,即使是對作品內容、形式進行局部或大多數的否定,也只是否定了該被否定的部分。應該創造一種氛圍,一種境界,能讓批評的尖聲變得悅耳起來,讓批評的學術爭鳴使論辯各方的思想活躍起來、精神亢奮起來、氣氛和諧起來。
其次,當前營造批評的環境,最要緊的是使政界因素同文藝批評徹底剝離。我這里講的政界因素,并不是意識形態領域的政治標簽或思想、路線、方針、政策的強勢干預,而是指融入于創作過程中本身的“長官意志”和“政績意識”。我們當然不反對主管官員或更上一級領導為作品貢獻智慧,但是,一旦這些官員進入創作的境界,那么他們此時就應被視為藝術隊伍的一員,而不再是可以發號施令的官員,他們為創作出的一切主意,都只是藝術點子而不是政策指令,這就是一種自覺的“剝離”。因此,當批評降臨這類作品時,批評家也僅是對作品發表“孔見”而不是在全面評說、否定官員的指令和政策方針,當然,更不必視為是打擊官員的威信或政績。只有創作過程實現了平等,批評者與被批評者也才能站在一個平等的起跑線上。
再次,批評的健康開展,關鍵在于批評家自身的勇氣,以及批評的出發點:歷史責任感。藝術家面對批評家,既有內心需求的沖動,也有怕被否定的恐慌感,越是在這個時候,藝術家更需要善意的、準確的批評去撫慰他們并不自信的創作心靈,這個時候是批評家和被批評的藝術家都需要勇氣去面對。藝術家并不是與生俱來就習慣于接受批評,尤其是尖刻的語言和不公正的評說,對于他們來說,也有一個逐漸接受、習慣的過程,而造就藝術家接受批評的素養,其責任全在于批評家的勇敢堅持。在一個不太習慣批評的時代或領域,批評家是一個并不受歡迎的群體,但越是這樣,批評家就越是應該介入,在某些藝術家的反彈中去強烈地體現自己的存在和價值。
批評與創作是一對孿生兄弟。一個創作繁榮的時代,一定是批評發達的時代,一個能出藝術大師的時代,又豈不能出大師級批評家的時代?而一個大批評家多出的時代,“大嘴巴罵家”也就沒有了他們的位置,健康的批評也一定能走出人為的“潛規則”窘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