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張培剛農業國工業化思想的主要內容及其創新性

3.1 農業與工業依存關系學說

3.1.1 靜態視野下農業與工業之間的聯系

在靜態視野下考察農業與工業之間的聯系，就是分析在生產技術一定的前提下，農業在工業化過程中的作用和地位。在農業國家工業化進程中，以農業為基礎是被相關研究證明了的正確處理農業與工業關系的一條具有普遍適用性的經濟準則。張培剛先生指出，不論在何種經濟社會中，農業與工業總是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有著非常密切的聯系。有人認為一個國家的某一時期是農業經濟，而另一時期又是工業經濟，無疑這種說法太簡單粗略了。對于任何國家來說，不論工業化程度有多高，如果不能將工業與農業維持一種動態的平衡，不能與它國的農業工業保持緊密的關聯，那么這個國家的經濟活動一定不能保持持續發展1.

同時，他還對假定生產技術保持不變，農業對工業乃至整個國民生產總值的貢獻因素進行了深入的考察和研究，進一步說明農業在一個國家工業化進程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張培剛先生從以下幾個方面研究了靜態視野下農業與工業之間的關系：

一是食糧。張培剛先生認為，農業始終是糧食供給的主要源泉。他分別闡述了糧食與人口變動、收入變化的關系、經濟活動區位化問題等，進而論證農業與工業的緊密關聯。他同時指出，人口自然增長、人口職業轉移（農業轉移至工業或其它生產部門）、收入增加等是影響糧食需求的增加或結構改變的主要因素。

而糧食供給主要受土地面積、勞動力數量和農業技術等因素的影響。鑒于土地屬于非再生資源，想要增加耕地面積非常困難，因此，假定農業技術保持不變， 在耕地上增加勞動是糧食產量增加的唯一方法。而同一土地的勞動集約使用又遵循報酬遞減的規律，因此，一旦一個國家的區耕種技術不能得到有效發展， 必然會導致糧食供應的缺乏。然而農業技術的進步與工業化進程又是并行不悖的，因此，耕種技術與工業發展的速度差就是糧食問題解決的關鍵之所在。

二是原料。張培剛先生認為，原料供給的主要源泉是農業，原料需求的主要力量來自工業。他分別從農業與經濟周期的關系和農業與工業區位的關系兩個方面進行了詳細論述。關于農業與經濟周期，不同歷史時期二者的關系是不同的。

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到較高階段后才產生經濟周期這一現象，處于較為主動的地位，而農業卻日益成為“工商業腳下的足球”.但是，在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初步階段或者在產業革命以前， 農業卻對經濟周期引起和形成起著至關重要的支配作用。關于農業與工業區位， 張培剛先生指出，決定工業區位的一個主要因素是原料來源，一個工業區位普遍建立與原料的來源地或者消費市場， 而不會定于其它任何中間位置。

三是勞動力。張培剛先生認為，勞動力是農業與工業聯系的又一重要因素。他借鑒當時社會較為流行的“適當人口量”的概念，即當土地、生產技術、資本及組織等因素的數量一定時， 能生產“最多產品”的人口量。同時，他對人口的職業分配進行了分析， 尤其是針對農業與工業間的分配，因為農業不僅作為糧食、原料的主要源泉，還是填補勞動力的主要力量。勞動力可以在農業與工業間互相轉移， 但隨著工業化進程， 生產技術發生顯著變化， 勞動力自發性地會從農村向城市轉移。另外，生產季節性和經濟周期性兩方面的因素也會對勞動力轉移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譬如：在經濟蕭條時期，很多來自鄉村的農民工就會被迫回到農村繼續從事農業生產。

四是作為買者和賣者的農民。張培剛先生認為，對于城市制造業來說，農村家庭既是糧食、原料及勞動力的賣者，同時還是化學肥料及農場機器的消費者。他引用當時先進的“不完全競爭理論”分別對農民買者市場與農民賣者市場進行了論證與分析。通過分析得知，農民在在這兩個壟斷競爭市場中都處于不利地位，明顯是弱勢群體， 被迫接受“賣方壟斷”和“買方壟斷”.他認為， 與在純粹競爭的環境下相比， 壟斷競爭環境下的商品價格更高， 但生產規模更小。作為購買者，農民主要購買以下三種貨物或勞物： 用于生產的農具和肥料；用于日常使用的鞋靴、衣著和其它用具；用于農業運輸的汽車等。以上這些商品除了衣著、靴鞋等家常用具外， 其余的都劃入“壟斷”市場。因此，對于同量貨物，農民在工業品市場上支付的價格比在純粹競爭的市場中要高。 同樣，作為賣者，農民出售農產品和勞動力時，不完全競爭或“買方壟斷”競爭同樣也存在， 因此，對于同量的農產品和勞動力，農民在壟斷競爭下出售的價格比在完全競爭市場中要低。

除此之外，農產品的出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幫助發動工業化，這是農業與工業的又一種聯系。張培剛先生將這幾方面的農業與工業依存關系的論述于 1945年寫入他的博士論文《農業與工業化》，這與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庫茨涅茲于 1961 年提出的農業貢獻理論（產品貢獻、市場貢獻、要素貢獻和外匯貢獻）不謀而合。由此，充分說明張培剛關于農業在工業化過程中的作用與地位的論斷是具有開創性的、富有遠見的。

3.1.2 動態視野下農業與工業之間的關系

張培剛先生考察了靜態視野下的農業在工業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在此基礎上，他又進一步分析了在動態視野下，工業生產技術發展與農業勞動和農業生產的關系。

（1）工業化對農業生產的影響

張培剛先生闡述工業化對農業生產的影響，技術和組織是兩個不可忽略的方面，農業改良的必要條件是工業發展。同時，他還說明了另外一個事實，即工業化發展與農業化改革是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但是，在不同的時期，這種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程度是不一樣的。譬如：在工業化初始階段，農業化改革會明顯促進工商業的發展，然而這種改革僅僅是組織上的變化，主要依靠農場合并的規模效應；在工業化發展至中后期，工業發展對農業改革的影響遠遠大于初始時期的農業對工業的影響，也就是說在工業化進程中產生的動力機器和化學肥料不斷在農業中得到應用，對農業生產的改良起到決定性的作用。若沒有工業為農業帶來先進的機器及工具，則不可能真正地實現農業機械化；若沒有冷藏、消毒技術的進步及交通運輸系統的現代化，則不可能實現大規模的農產品的產出、加工與出口。張培剛先生的這個思想已在中國、韓國等多個處于工業化進程中的國家得以運用，都是按照“農支工為先，工促農為后”這個規律。

張培剛先生還論述了工業發展到成熟階段時必然帶來農業結構的變化。他指出，在工業化進入到成熟階段時，農作方式必然在市場規律作用下重新定向。這是因為隨著工業化的進一步發展，人們的收入相對增加，在需求收入彈性作用下，人們的有效需求結構必然發生顯著變化。這種變化在衣食住行等方面都會有著明顯的體現：就食物來說，人們會隨著家庭收入的增加，對細糧、魚、水果等有效需求逐漸增加，而對粗糧的需求日益減少，這種需求的變化會促進畜牧業和種植業的擴張和發展；就衣著來說，人們對于衣服的需求在不斷改進與增強，從穿暖到對各種流行衣服的轉變，這必然會促進植棉、養蠶等行業的興旺和發展。隨之農產品出口所需的種植業與加工業也會乘興而起。

另外，通過考察可研究，張培剛先生得出另一個結論，即隨著工業化的進展，農業生產增長速度趨于緩慢，農業的相對份額趨于下降，但農業生產總量和單位產量都是不斷增加的。也就是說，隨著工業化進程不斷發展（技術不斷進步），農業土地產出率（絕對產量）將不斷增大，但農業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與農業生產總值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卻呈現下降趨勢。通過分析，得知農產品需求的收入彈性較低，從而嚴重地限制了農產品需求數量的增長，同時，農業生產絕大程度上依賴自然環境和土地質量，農產品具有生長規律，從而農產品供給數量的擴張受到很大的限制。相反，工業部門產品的需求收入彈性較高，工業生產是依賴與生產技術的發展與進步，因而在供需方面擴展更快。由此可見，張培剛先生在70 多年前對農業與工業相互關系的辯證分析就已經相當透徹和深入了。

（2）工業化對農業勞動的影響

張培剛先生論述了工業化對農業勞動的影響，即工業化的發展對于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和勞動力轉移的影響。他以市場機制的作用為基礎，詳細闡述了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多種情形和先后順序。他指出：“當工業化發展到特定階段時，受到城市的吸引，農村剩余勞動力將自發地向城市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這種轉移主要受城市工業或其它行業‘拉力’的作用和農村‘推力’的作用兩方面因素的影響?！?/p>

由于這兩種力往往是同時一起發生作用的，因此，要區別哪些勞動力是被‘拉’到城市，哪些勞動力是被‘推’到城市，需要進行大量研究與論證，十分困難。依據西方國家發展經驗，隨著工業化的發展，勞動力發生轉移，往往是按照以下順序進行的：首先是城市手工業者或工場勞動者；鄉村手工業者僅居其后， 排在最后的農業勞動者。就發展中國家來看，尤其是中國，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相當大的比重，生產力水平還比較落后，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過程勢必是緩慢的和艱辛的。

另外，張培剛先生還關于工業化對實現農業機械化的影響作了深入的探討和研究。一般說來，工業化的進程必然會帶來農業的改進和農業機械化的發生，隨之就會出現勞動力價格相對昂貴而資本價格相對低落的現象，以規模農場經營的美國就是很典型的例子。但他認為，中國的現實情況不同于美國，由于受限于人口密度、耕作方式、農田地勢和農場規模等，在短期內實現農業機械化，可能性不大。張先生曾經這樣寫道：“像中國這樣的農業大國，由于人口密度過大，農耕操作歷來以人力、畜力為主，農村勞動力的價格遠比機器低，因而即使工業化達到一定程度，此種情況恐怕也難以改變。又因為農田面積零碎分散，一些土地位于山區，交通不便，這就導致農業機器的應用在技術上極為困難，當前階段中國農業機器化實現的可能性不容樂觀。但從改善農民勞動條件的愿望出發，我們可以使用并予以推廣一些小型農業機械，如抽水機、脫粒機等?！?張培剛的這個論斷無疑是十分貼切當時的中國現實情況的。

3.2 農業國工業化理論

3.2.1 工業化的定義

張培剛的學術思想在發展經濟學領域有著極高的歷史地位，很關鍵的一個原因是他提出了最具獨特性和創新性的農業國工業化理論，其中他對“工業化”的定義更是全面而獨創的。在這之前，很多包括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經濟學家及決策者，對工業化的認識是存在一定問題的。他們視工業化進程為制造業在國民經濟中比重不斷攀升的過程，尤其是指重工業，因此產生了兩個傾向性錯誤：其一是忽視傳統農業，即農村經濟的發展，只為集中資源投資制造業；其二是只注重引進先進技術與裝備，從而忽視去變革社會經濟結構。因此必然導致二戰后發展中國家工業化進程舉步維艱。

張培剛認為，把工業化的涵義僅僅界定為制造業的發展，不僅在理論上失之偏頗，而且在實踐中貽害無窮。工業化的內容很廣泛，涵蓋整個國民經濟，絕不應該僅局限于工業部門，而至少應該包括工業和農業（國民經濟的兩個基本產業部門）的機械化和現代化。張培剛先生從技術創新和技術革命的角度來定義“工業化”,認為“工業化”首先表現為“一系列基要生產函數”的變化，然后引起和決定其他生產函數的變化，即被有誘導的生產函數的變化，進而通過一種支配的形態，使得生產過程、經濟組織和社會結構發都生變化，甚至對改變人們的生活和思維方式都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那么，這些決定其他生產函數變化的基要生產函數的變化，應該用交通運輸、動力工業、機械工業等部門來進行說明。

張培剛先生進一步指出，工業化的定義可以用多種方式來解釋：若從資本要素來看，則工業化可以定義為生產結構中資本化的過程，即資本廣化和資本深化；若從技術因素來看，則工業化也可以定義為一系列基要生產函數發展變動的過程；若從勞動因素來看，則工業化還可以定義為每人勞動生產率迅猛提高的過程。

總而言之，工業化的過程就是一國經濟起步和飛躍的過程。1比較“張培剛的工業化”與“傳統工業化”的定義，首先，我們可以發現前者突出工業化過程本身，更加著重于要素組合方式的變化或者技術的改進；而后者說明工業化產生的后果，更加強調產業結構的變化和升級。顯而易見，前者概括了工業化的根本特征，揭示了工業化的本質，而后者只是停留在表面，描述了工業化的表象。其次，前者包含的內容比較廣泛和全面，而后者定義過于狹窄，即張培剛先生把工業發展和農業改革都包括在工業化過程中，而傳統的定義只是包括制造業的發展。將農業的機械化和現代化包含在工業化中是張培剛“工業化”

定義的獨特之處，也是創新點所在。張培剛的經濟思想中強調工業和農業的平衡發展，其意義非同小可。第三，張培剛先生不僅從生產與技術方面，還從制度的變革與創新方面去更深刻地理解工業化。他認為，基要生產函數的變化和基要的創新更加著重于伴隨現代化工廠制度、銀行制度及市場結構而帶來的‘組織上的’的變革與創新，這些變革與創新都對農業與工業的生產結構有著巨大的作用。同時，工業化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的且不能脫離的部分是技術變革所帶來的制度變革，這是張培剛“工業化”定義的又一個獨到創新之處。

從張培剛先生對工業化的定義中，我們也有了全新的認識和理解。工業化不是以犧牲農業為前提的，也不是一個獨立的發展過程，而是一個廣泛的概念，是發展中國家實現經濟起飛的必經過程，是牽動整個國民經濟體系的核心動力，是促進社會經濟形態發生革命性轉變的關鍵環節。

3.2.2 工業化的性質

關于工業化的性質，張培剛先生也做了深入、細致的分析。他指出，在工業化進程中，工業進步的利得主要是以報酬漸增的形式全部地或局部地不斷創造出來。不僅如此，工業化的發展還可以使報酬漸增的邊際提高。一般在人們看來，制造業的邊際報酬是漸增的，而農業的邊際報酬是遞減的。然而，張培剛先生認為，在工業化發展過程中，不僅有越來越多的報酬漸增的制造業部門被創造出來，農業部門的生產率也會通過機械化和市場規模的擴大間接地得到提高。

把工業化與報酬遞增聯系起來的著名假說是“卡爾多定律”,也叫“維登法則”.1967 年，英國經濟學家卡爾多從關于發達國家的一個實證研究中得出結論：經濟增長與制造工業生產的增長具有很強的正相關關系。原因在于工業部門的報酬遞增直接促進了工業的快速增長，而工業的快速增長又直接帶動了整體經濟的增長。他認為，工業報酬遞增源于兩個方面：一是報酬遞增的制造業的生產率與本行業的規模呈正比例函數關系，即制造工業的生產率隨著本行業產出的增加而提高；二是報酬遞減的農業的規模隨著勞動力轉出而不斷減小，二者呈反比例函數關系。1這兩個方面證實與張培剛先生于 1945 年在《農業與工業化》一書中所論述的情形不謀而合?？ǘ酄柕挠^點比張培剛先生的理論要晚十幾年，由此可見，張培剛先生關于工業化性質的這一論斷仍具有開創性。

3.2.3 工業化的演進

從張培剛先生對“工業化”的定義中，可以理解工業化不是一個靜態的過程，二是一個演進的、動態的系統。工業化的演進涉及到一系列的問題，如工業化如何起步？工業化起步后，又如何推進工業化的進程？工業化各階段在整個演進的全過程中處于怎樣的地位并發揮著什么樣的作用？如何衡量工業化的速度？針對這些問題，張培剛先生逐一進行探討和研究。

（1）關于基礎設施和基礎工業在工業化中的“先行官”作用

張培剛先生指出，在工業化的起步階段，基礎設施和基礎工業的建設就是至關重要的，發揮著“先行官”作用，甚至可以說，工業化的起步首要表現為交通運輸（基礎設施）和能源動力（基礎工業）的發展。張培剛先生的這一觀點在過去幾十年來的很多國家和地區都得到了印證，就二戰后工業化戰略實施成效非常有效的亞洲“四小龍”來說， 自上世紀 60 年代至今，其投入大量資本，著力改善海陸空交通運輸與水電等基礎設施，從而保證生產向前發展和人民生活逐步改善。而我國自建國以來，雖然歷屆政府越來越認識到基礎設施建設的重要性，但是實施力度不夠，對能源、交通在工業化進程中發揮的作用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因而不可避免地走了很多彎路，遇到許多 “瓶頸”問題，難以解決。但是，后來我國隨著經驗的不斷積累，認識的逐步提高，逐漸開始制定相關政策，采取有效措施，改變和改善這種緊迫的局面。

（2）關于工業化演進的發動因素與限制因素

張培剛對影響工業化進程的因素進行了深入地分析，在工業化進程中，有發動因素，也有制約因素。他認為，工業化中最重要的發動因素是：企業家的創新管理才能和生產技術。企業家的創新管理才能可以理解為改變已有的生產函數或應用新的生產函數，也就是改變已有的生產要素的組合或應用新的生產要素的組合，而生產技術則著重于發明的應用；工業化中的限制因素是：人口和資源。人口的數量、分布是工業化進程的一個主要限制因素，張培剛先生認為，人口劇增不利于工業化發展，但是對于正處于工業化進程中的發展中國家而言，相比于人口過剩，人口減少會帶來更為嚴重的威脅，因為人口減少將會導致人口老齡化，有效需求的下降，勞動力的不足，進而導致工業的衰落。張先生 70 年前提出的這一觀點極具前瞻性，對于當代中國出現的日益嚴重的老齡化問題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另外，張培剛先生認為，社會制度--人的和物的要素所有權的分配，既可能是發動因素又可能是限制因素。至于如何判斷，取決于時間、地點等。因此，在分析農業國工業化問題時，他特地把社會制度看作是“給定的”因素，未作詳細說明與論述。事實上，這既拓寬了農業國工業化思想的應用范圍，又保持了其理論的持久解釋力。

（3）關于工業化的類型

關于工業化的類型，張培剛先生從不同角度，以不同的分類原則進行了探討，在相當程度上，這為工業化思想的進一步發展及工業化的戰略制定提供了豐富的理論模式。他認為，根據工業化發動主體的不同，可以將工業化分為三種類型，即政府先行發動的工業化、私人先行發動的工業化及政府與私人共同發動的工業化。一般而言，政府和私人的力量總是在一起發生作用，幾乎沒有一個國家的工業化是純粹由政府發動的或者純粹由私人發動的。但是，按照發動主體力量的主導地位，可以將英、法、美等國家的工業化劃分為私人發動的一類，前蘇聯歸入劃分為政府發動的一類，而德、日劃分為政府與私人共同發動的一類。通常，私人發動的工業化是依靠市場作用，是自動調節產業結構演進的結果，是自然演進的過程。而政府發動的工業化是依靠政府主導作用，是按照政府計劃調節產業結構變動的結果，具有既定的和革命的性質。由此，我們可以判斷，前蘇聯的工業化是革命型的，其他國家的工業化則是演進型的。而演進型的工業化是張培剛先生研究的主要內容。他認為，演進型的工業化遵循一定的發展程序和發展階段。

（4）關于工業化發展的程序、速度和階段

張培剛先生引用霍夫曼的研究結論去進一步論述工業化的發展階段，即消費品工業占優勢階段；資本品工業相對增加階段；消費品工業與資本品工業平衡，而資本品工業漸占優勢階段。同時，張培剛先生認為在工業化開始的階段，即消費品工業占優勢階段，紡織工業是最重要的行業之一。

此外，關于工業化的速度問題，他提出了衡量工業化速度的兩項指標，即生產指數和工業生產增長率。通過這兩項指標衡量一個國家的工業化速度的快慢，事實上，在工業化進程中，存在諸多因素影響工業化的速度，比如生產技術、社會結構、經濟結構、政府政策、資本籌措方式等。具體來說，若一個國家進入顯著工業化過程時，正值生產技術發展比較成熟，那么工業化的速度一定比較快，因為此時的社會結構和經濟結構都為采用最先進的生產技術提供了良好的環境，這就是所謂的后起優勢。另外，政府發動的工業化比私人發動的工業化速度更快，始于資本品工業的工業化速度快于始于消費品工業的工業化，利用外資有利于加速工業化進程。張培剛先生的這些認識，對于我們選擇工業化戰略都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3.3 發展中國家與工業發達國家之間的相互作用

從國際視野看，農業國工業化過程中必然涉及到與其他工業國的關系，特別是國際資本移動和國際貿易關系。張培剛先生視外資引進和開展對外貿易為一個農業國家發展與實現工業化的必備條件。

3.3.1 關于外資利用問題

從全世界來看，不同國家經濟發展的程度存在巨大差異，高度發達國家的資本豐裕，但是資本邊際生產率較低，一般而言，在預期收益大于投資的風險和轉移費用，則資本就有從單位投資收益較低的發達國家或區域向發展中國家移動的趨勢。發展中國家可以比較順利地利用外資來發展本國經濟，當然，這種對外資的利用和引進，必須保證其不擾亂政治穩定，并消除對于國際貿易和國際金融的障礙。

根據相關歷史經驗，農業國進行工業化對資本的需求是巨大的，工業化的速度與資本的多少密切相關，而往往發展中國家的國內資本是比較有限的，因此，利用和引進外資是發展中國家進行工業化的必要選擇。就中國而言，國內人民生活水平比較低下，儲蓄量較小，短期內無法集聚大量資本，因此，利用和引進外資是我國加速資本形成和工業化進程的重要手段，而且，這將有利于借貸雙方的利益。

3.3.2 關于對外貿易的開展問題

農業國與工業國進行貿易往來，但是貿易條件一般不利于農業國，原因在于農業國出口的產品一般為需求的收入彈性和價格彈性都比較低的農產品或者初級產品。當然，在隨著農業國的工業化不斷發展，其出口的產品中制成品和半制成品的比重在上升，與別國進行貿易往來的性質和內容開始發生變化，貿易條件逐漸好轉。而且，農業國實現工業化之后，國內工業制造品逐漸滿足人們的需求，減少了其他發達國家工業制造品的輸入，開始與仍以農業為主的國家進行國際貿易并向其輸出工業制造品，從而與老工業國變成競爭的雙方。

為了更好地理解農業國與其他國家開展對外貿易問題，我們有必要對以下三個重要的因素進行思考：一是農業國家某一時期的經濟結構，這對其貿易量的大小有很大的影響，若該國對機器設備需求較大，則會引起進口貿易的大量擴張；二是農業國進行工業的方式，若該國的工業化是演進型的，則會引起貿易額的大量增加；三是老工業國的調整能力，若老工業國調整生產結構的能力比較強，則國家貿易會成為老工業國獲利的重要途徑，農業國處于不利地位。

綜上所述，張培剛先生在 70 年前對“農業國工業化”探討的基本問題、主要觀點及工業化理論對我國現階段及未來工業化與經濟的發展具有重大指導意義，再一次證明了他的農業國工業化思想具有開創性與前瞻性，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和普遍的適用性。

3.4 農業國工業化思想的創新性

根據以上對張培剛農業國工業化思想的主要內容的分析，我們發現其中包含的諸多觀點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是獨創的，是富有遠見的，是全面的，是科學的。

當然，在今天看來，其仍然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那么，張培剛的農業國工業化思想的創新之處究竟體現在何處？我們將其歸納如下：

一是他對工業化的深刻理解，首次大膽地突破傳統工業化定義，提出了更加簡練、全面、經典的工業化定義，這個定義有力地揭示了工業化的本質。這是他整個農業過工業化思想很重要的一個創新之處。

二是他對農業與工業相互依存關系的論述非常系統而又深刻，具有開創性和引導性。通過食糧、原料、勞動力及市場四大因素解釋了農業與工業之間聯系，并深度概括了農業在工業化過程中地位和作用。后來庫茨涅茲提出的農業對國民經濟發展的四大貢獻（產品、市場、要素、外匯），就是由此引申出來的。而且，舒爾茨提出的人力資本理論，也是依據他對工農業聯系因素之一的“勞動力”的論述。

三是他對工業化的發動因素和限制因素的論證非常全面而又獨特，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他就意識到企業家創新管理才能的重要性，并闡述了其與科學技術發展的關系，這是極具前瞻性的。另外，他提出了資源和人口作為限制工業化的因素，而且對社會制度的影響作出靈活的判斷，這是很有預見性的。

四是他對工業化類型有了更新的劃分，在原先分類原則的基礎上，首次提出工業化分為演進型和革命型，這也是具有突破性的。他認為，落后的農業國家在發動工業化或者工業化進行的初期，只能采取革命型工業化的道路，但在工業化的中后期，要適當調整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和地位。

從以上的歸納來看，張培剛先生的農業國工業化思想在整個發展經濟學領域的確是開創性的，為發展經濟學的創立作出不朽的貢獻，而且其中的諸多觀點已然成為經典，值得我們后輩學者研究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