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 對農業國工業化思想的貢獻和地位進行評析

在經濟學發展歷史上，張培剛先生先后提出農業國工業化理論和新發展經濟學理論體系，兩次引領了發展經濟學的研究方向，為發展經濟學作出巨大貢獻，這必然奠定了張培剛本人及其思想在經濟思想史上的重要歷史地位。

第一次是在發展經濟學的創建時期。張培剛先生的《農業與工業化》被國際學術界譽為發展經濟學的開山之作，從而為發展經濟學的創立作出巨大貢獻；譚崇臺教授按照發展經濟學研究思路和理論模式的不同，將其演變過程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結構主義為其主導思想；第二階段是新古典主義為其主導思想；第三階段是新古典政治經濟學為其主導思想。發展經濟學的創立是在20世紀50年代，標志是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結構理論的構建。

“二元經濟結構理論”是發展經濟學的核心理論，但是這個理論構建的前提是工農業關系問題。而關于工農業關系，張培剛先生早在20世紀40年代就做過系統的研究并提出著名的農業國工業化理論?？梢哉f，張培剛的農業國工業化理論為“二元經濟結構”理論的創立發揮了引導或先驅的作用。而且，他關于農業與工業相互依存關系的論述，即工農業之間聯系的四大因素：食糧、原料、勞動力、農民作為買者與賣者，與后來庫茲涅茨提出的“農業五大貢獻理論”如出一轍。

庫茨涅茲提出“農業五大貢獻理論”,在很大程度上沿用了張培剛先生的觀點。由此可見，張培剛蔚然是發展經濟學的先驅者。第二次是發展經濟學的衰落時期。張培剛的新型發展經濟學理論體系解釋了發展經濟學的潛在生命力并將其推向新的階段。

由于早期的發展經濟學家對市場和政府的角色定位以及對世界經濟格局中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地位的錯誤認識和理解，他們提出的某些理論和政策自認而然地會存在片面性和局限性。這使得這些理論和政策不能被成功應用，除了少數小國和地區實現了經濟起飛，而對于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沒有顯著成效。世界上絕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依然面臨貧窮，生產力水平還很落后，與預期目標相隔甚遠。為此，發展經濟學的理論和政策主張遭到了嚴重的質疑，西方經濟學界作出了發展經濟學“衰落”甚至即將“死亡”的悲觀論斷。比如：英國倫敦大學的拉爾（Paul Streeten） 教授在當時提出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學興旺以經濟發展繁榮的同時存在可能受助于發展經濟學的死亡”這樣的說法。耶魯大學的G·拉尼斯（ Gustar Banis） 教授針對發展經濟學轉向問題發表了個人見解，他認為發展經濟學的理論和觀點不再適應當時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將其進行轉向時必然的趨勢。他提出了明確的“轉移方向”,即從宏觀經濟學領域轉移到微觀經濟學領域，由貝克爾的家庭效用最大化模型，轉向現代產業組織模型，并將它們運用于農業和非農業生產部門。當然，更消極的情況是，新古典主義主張將經濟發展問題納入到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框架，這種論斷無疑是在否定發展經濟學獨立存在的必要性。除此之外，還有其他的說法，但是大都贊成發展經濟學“轉向”

或者“消亡”.總體說來，在20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發展經濟學面臨“死亡”困境，主要源于三方面的威脅： 一是新古典主義的盛行，對發展經濟學的理論成果進行否定，并排斥其獨立存在的可能性；二是發展經濟學的研究領域由宏觀向微觀的轉向以及偏重于理論研究想政策研究的傾向；三是發展中國家內部對發展經濟學的不信任和深度懷疑。

張培剛教授深刻地分析了發展經濟學演變中存在的問題，并且另辟蹊徑，提出了完善發展經濟學理論的路徑，創立“新型發展經濟學”的構想。這不僅引導發展經濟學走出困境，并充分顯示發展經濟學的潛在生命力，將其推向一個新的階段。

綜上所述，張培剛的農業國工業化思想為發展經濟學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不僅是開創性的，而且也是促進性的，這也決定張培剛本人的歷史地位不僅是發展經濟學的先驅者，還是引領者，更是完善者。

5.3 對農業國工業化思想的當代價值進行評析

張培剛畢生致力于農業國工業化問題的研究，這也是一個世界性的命題，當前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仍處于工業化的進程中，只是階段可能不同。就我國來說，工業化已經達到一定高度，可以說進入了工業化的中后期，國民經濟取得了相當可觀的發展，但是也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問題，如資源消耗大、環境污染嚴重、生態系統失衡、貧富差距懸殊、農業發展依然緩慢等，這些問題直接導致我國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不協調和不可持續，也成為制約我國工業化進程的障礙。為此，2012 年，中央召開十八大之際，明確提出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的“新四化”同步發展的重要決策。這是目前中國經濟發展的總體戰略和目標，也是當代中國發展經濟學研究的重要方向，已然受到發展經濟學學者及其他人們群眾的重視。而且，與此相關聯的關于農民、農業、農村的“三農”問題在近幾年也是人們關注的焦點。而通過解讀張培剛的農業國工業化思想，可以看出無論是從研究內容，還是從個人情感，它都深深地扎根于中國的土壤中，很貼切中國的現實，對中國當代的經濟問題仍有很重要的啟示意義，對以上所說的“新四化”及“三農”問題都有一定程度上的指導價值。

5.3.1 對推進“新四化”同步發展的啟示

所謂“新四化”就是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道路，推動信息化和工業化深度融合、工業化和城鎮化良性互動、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相互協調，促進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在此，分別從以下幾個方面探討一下張培剛農業國工業化思想對推進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的啟示。

（1）市場經濟思想方面

長期以來，中國的工業化發展明顯超前，而城鎮化、信息化和農業現代化的發展比較滯后，近幾年，信息化的發展程度有所提高，基本與工業化呈適應性發展，其他“兩化”仍然滯后于工業化，這種“滯后”所表現出的經濟社會現象就是貧富差距擴大、尋租腐敗盛行、環境生態惡化等一系列問題。國內有相關專家稱：這些問題從根本上是由于中國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體制所造成的，在一定程度上，中國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仍然沒有理順。

對于這樣的說法，我比較贊同。因為依據張培剛的農業國工業化理論，在一個發展中國家進行工業化的初期，政府承擔的責任十分重大，既是工業化的發動者，又是工業化的管理者，但是到工業化的中后期，競爭和市場機制應占主導位置，政府通過鼓勵和支持市場經濟活動而起到“催化”和促進的作用。目前我國的工業化進程已達到一定高度，在某種程度上來說已經進入工業化的中后期，如果忽視市場機制的主導作用，勢必會引起諸多問題。

張培剛先生始終是真心實意地探討如何才能讓發展中國家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問題，而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又必須讓廣大民眾真正參與發展過程和享受發展的益處。也就是說，張培剛的農業國工業化思想及理論始終體現了市場經濟的思想，是以競爭和市場機制為基礎的。例如：他將工業化定義為“一系列基要的生產函數連續發生變化的過程”;他運用了“壟斷競爭理論”和“不完全競爭理論”分析農業市場；他將“企業家創新精神和管理才能”和“生產技術”看成是農業國實現工業化的最重要的發動因素；他以國際競爭和市場關系為基礎分析國際資本流動和國際貿易方面的問題等。

由此可見，張培剛先生的市場經濟思想，對像中國一樣的發展中大國進行工業化非常重要。對于解決我國推進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過程中出現的一系列問題，應該從深化市場化改革，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等層面去制定相關策略，從而消除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的制度障礙。

（2）農業與工業平衡發展方面

“新四化”內容中所包含的工業化與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強調的就是農業與工業的平衡發展問題，農業現代化要跟得上工業化的步伐。理解這一點就需要對農業和工業的屬性及相互關系有比較準確的把握，而張培剛早在《農業與工業化》一書中就對此進行了深入地探討和論證。例如：他將“工業化”定義為：

“一系列基要的生產函數”不再處于停止狀態，而是發生著連續的變化；然后基要生產函數的變化引起和決定其他生產函數的變化，并進而導致生產過程、經濟組織、社會結構、乃至人們的生活方式、消費方式、行為方式和思維方式，都發生一系列相應的變化。這個定義意在說明工業化不僅是工業本身的機械化和現代化， 同時也包括農業的機械化和現代化，工業現代化和農業現代化要平衡發展。

按照以前傳統的工業化定義，人們慣常把“ 工業化”理解為只是單純地發展工業， 而不顧及農業的發展，.這種理解是片面的， 而且是十分有害的。在當今的中國依然存在這種錯誤理解，例如，中國地域面積廣闊，不同區域的地理環境、氣候以及人文素質不同，具有的比較優勢也不同。有些地方由于各方面的條件和因素，很適宜發展農業，但是當地政府沒有正確的認識，過渡重視制造工業的發展，從而盲目地投入人力、財力和物力建設工業園區，由此對當地經濟造成很多負面影響。

由此可見，在發展工業的同時，也要重視農業的發展，工業和農業的平衡發展是十分重要的。而且，農業發展需要政府的大力扶持，這是由于農業的屬性和農產品的市場規律決定的。這就提醒政府在制定發展策略時，應該認識到：并非全國范圍內所有地區都要重點發展非農產業，應該因地制宜，在具備相關條件的地區重點發展農業，堅持推進農業的機械化和現代化，推進農業現代和和工業現代化的同步發展。

（3）推動工業化的要素方面

目前，我國還處于工業化的進程中，實現工業的現代化是我們經濟發展的目標，那么究竟哪些方面的因素可以對推動工業化的發展有積極作用呢？明確推動工業化的因素，也可以為我國的經濟決策者制定促進工業化快速發展的戰略政策指明方向。然而，張培剛先生早在其農業國工業化理論中就關于推動工業化的要素方面做了深入的論述，他把基礎設施的建設作為工業化的“先行官”,把創新管理才能和生產技術作為工業化的發動因素，把資本的積累作為促進工業化發展的重要方面。

關于基礎設施的“先行官”作用，張培剛先生最早用交通運輸、能源動力等部門來解釋?；A設施由于具有規模大、配套性強、資金密集、周期長等特點，因此不能完全依靠市場來解決，政府在其中承擔尤為重要的角色。一般而言，基礎設施具有很強的外部經濟作用，能夠引起工業集中和創造規模經濟，可以帶動工業化和城鎮化的進一步發展。例如，良好的交通運輸可以節約運輸成本，時間成本，有很強的經濟帶動效應。

我國自解放以來，就面臨工業化的歷史任務，但是由于對基礎設施建設的重視程度不夠，使得工業化進程中產生許多“瓶頸”問題和難關。改革開放后，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化、工業化及城鎮化的發展，我國迅速成為全球最大的基建市場。

我國政府主導投資，修建了大量的公路和鐵路，特別是投入大量資本建設高速鐵路并將之推向國際舞臺。我國如今如此重視基礎設施的建設，是因為基礎設施可以帶動工業化進程和社會經濟發展，是全球任何一個發展中經濟體的強烈需求。

關于創新管理才能的發動作用，張培剛先生也在其農業國工業化理論中進行過詳細的論述。他認為，企業創新管理才能是工業化發展到一定高度后才會出現，在發達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中，企業家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了充分的體現，而在發展中國家比較缺乏這種精神。在發展中國家，由于社會制度方面或者其他方面的限制，不能為企業家提供良好的創新和管理環境，但是這種精神即便是少見的，也對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我國現階段的工業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進入了中后期，政府和市場的角色在發生著調換，企業家的創新管理才能也成為一種強烈的需求。因為工業化過程中充滿了大量的不確定性，而潛在的收益和機遇正是蘊藏在這些不確定性中，這就特別需要一批勇于冒險、精明肯干、有判斷能力、富有遠見和充滿信心的企業家去創新和管理，而不是僅僅依靠政府的計劃安排和“大推進”.另外，相關研究表明，市場形成越不完全，就越需要企業家的創新精神。我國是去全球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而理論上市場失靈在發展中國家很普遍，為此，我國更加需要企業家創新精神和管理才能。這就提醒我們注意，我國應著力鼓勵和培養更多優秀的企業家或者管理人才，應該完善社會制度和法律法規，采取切實可行的方式為這樣的人才提供良好的生存和發展環境。

關于生產技術的發動作用，張培剛先生認為，發展中國家無論是實現工業的現代化，還是農業的現代化，都必須依賴于技術進步。農業國工業化的過程，本質上就是生產技術不斷進步的過程。我們知道，技術進步包括技術變遷和技術創新，前者反映了科學技術和生產技術的任何可能的變革，后者則僅限于技術的第一次商業化應用。

我國工業化初期取得的發展主要受助于技術變遷，體現為對國外的技術引進和技術模仿。但是，現階段我國的工業化已經步入了中后期，如果還僅僅依靠技術變遷，則會引發諸多問題，阻礙經濟的健康發展，不利于工業化的繼續推進，此時，技術創新就變得尤為重要和關鍵。技術創新可以調整和優化產業結構，推進工業化進程，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全面提高社會生產力水平。然而，我們應該認識到，技術的創新不能僅僅依靠政府發動，更重要的是發揮微觀主體的活力，未來的中國應該是一個“創新大國”,而絕非是一個“制造大國”.

關于資本積累的促進作用，張培剛先生認為，工業化可簡稱為“資本化”的過程，即發生資本的“擴大利用”和“加深利用”（寬化和深化）的過程。就全世界而言，在不同的國家，經濟發展不同，資本要素很容就有從單位投資收益較低的區域或國家流動到單位收益較高的地方的一種自然趨勢。這種國家之間的資本流動，是資本積累的一種快速且有效的方法。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國內資本嚴重不足，依靠出口積累外匯又非常有限，因此，引進外資是必須推薦的。我國的經濟發展也證明了這一點的重要。

我國早期的經濟發展基本上依靠國內自有資本的循環利用，國內資本非常有限，因此，工業化進程受到很大程度上的阻礙。隨著經濟全球化時代的到來，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對外貿易和引進外資成為了我國資本積累的有效途徑，到目前為止，我國依然是一個對外貿易和外資引進力度都非常大。這在相當程度上促進了我國的工業化進程，當然也產生了一些問題，在此不作討論。

（4）工業區位的重要影響方面

隨著工業化的進程，農業機械化也取得一定程度上的發展，但是，農業機械化提高了農業生產率，勢必降低了對勞動力的需求，從而產生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他們無法在農村生存，而城市工業的發展對勞動力有相當的吸納力，為他們提供了一定的就業空間和生存機會。在這種情況下，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已然成為一種自然趨勢，而這種“轉移”的成功與否，就是近幾年城鎮化所探討的問題之一。由此看來，城鎮化是隨著工業化的進程而發展，工業化為城鎮化的發展提供強有力的支撐。

城市工業的發展引起了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那么轉移后的狀況如何呢？是呈現平均分布的態勢還是引發集聚效應？這就不得不提到工業區位了。一般而言，工業區位的發展會帶來人口的集聚，也會影響了城市的區位，因此，工業和城市在空間上的布局的合理性對工業化和城鎮化的實現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張培剛先生曾在《農業與工業化》一書中運用區位理論分析方法對經濟活動的區位進行了論述，他認為，區位在農業與工業關系方面有著重要的影響：一是食糧生產與經濟區位的關系。糧食生產的地域分布決定人口的分布及定居方式，還決定了糧食加工業工業及紡織工業的區位。而且，在任何國家，在產業革命以前，食糧是工業、商業、及其他各種經濟活動確定其區位的主要因素，一旦這個國家已經明顯地開始工業化了，糧食資源就不再是主要的定位因素，而須讓位于他種資源；二是原料成本與工業區位的關系。原料成本對于一個工業的區位有重大的影響，但是，隨著城市工業化的的進一步發展，原料來源地和市場之間出現了分離。這種分離使得原料不再是唯一決定工業區位的一個方面，市場也參與了進來，市場和原料來源地都是作為決定工業區位的兩個單獨的力量而存在著。因此，工業可以定位于原料來源地，也可確定于市場，主要取決于原料成本對于總生產成本的相對重要性；三是生產技術與工業區位的關系。隨著工業化的進程，生產技術將會發生相應變化，這種技術上的變化可以從根本上改變工業的成本結構，即為工業節省了大量的經濟成本和實踐成本，還可以促進外部經濟的發展或創造利用外部經濟的新機會，從而使工業重新確定區位；四是勞動力與工業區位的關系。勞動力如何在農業和工業之間轉移，報酬差異是一個方面，工業區位也是重要的影響因素，同時也受到季節性周期和生產性周期的影響。

再來看我國目前的情況，現階段正在推進城鎮化的進一步發展，大規模的勞動從農村轉移到了城市，這就在相當程度上考驗著現有城市的空間承載能力，帶來了大量的“城市病”.而城市發展主要以工業技術或工業發展為前提，勞動力也由此被吸納過來，也就是說，哪里有工業，哪里就有勞動力的集聚。因此，要從根本上治愈“城市病”,那么，工業區位和城市區位在空間上的合理布局就顯得尤為重要，而根據工業區位選擇重點發展的城市區位，對于制定城鎮化戰略也是一個重要的方向和指導。近年來，我國出現了如“新農村建設”“縣域經濟建設”“城市群建設”“都市圈建設”等城鎮發展戰略，當然，選擇一個什么樣的城鎮發展戰略對于推進城鎮化的快速、健康發展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

（5）人本思想方面

張培剛先生始終站在發展中國家最廣大人民的立場上，研究農業國工業化問題，其農業國工業化理論和新發展經濟學理論體系均始終體現其“人本思想”,“人本思想”不僅包括“滿足人”,而且包括“依靠人”和“提高人”.例如：他在論證工業化推動因素時，特別強調企業家創新管理才能、生產技術和制度在工業化和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然而，無論是“企業家創新管理才能”還是“生產技術”都離不開人，人的主導作用在工業化進程中非常重要?！捌髽I家創新管理才能”體現了人的創新精神和管理才能，尤其是對作為經濟微觀主體的私營性質企業的成長和發展至關重要，“生產技術”則體現了人的發明創造能力以及對對科學技術實際應用。另外，制度是由人們制定并規范人們的主體行為。

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的最終目的都是是為了提高并滿足人的物質和精神需要，我國發展要實現的應該是“以人為本”的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要體現對人的終極關懷。因此，這也提醒政府及經濟決策者在進一步推進制度改革時應在“以人為本”的思想下進行，具體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努力：一是要提高保護生態環境的意識，增大監控污染減排的力度，加強鼓勵低碳經濟和循環經濟發展，推動“綠色城鎮化”,最終顯著改善人居環境；二是要加大教育投資和人力資本，提高人們的科學文化水平、綜合素質和勞動技能，從而促進勞動力的就業并增加收入，提高人們的生活質量；三是要完善各項社會保障制度，促進勞動力的轉移，解決“農民工市民化”的問題，逐步縮小并消除城鄉差異，提升農民的尊嚴感。

5.3.2 對“三農”問題的啟示

“三農”問題是指農村、農業、農民這三大問題。事實上，自中國建國以來“三農”問題就一直存在，只是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它才作為一個獨立的概念被提出來，后來逐年受到人們的關注，近幾年，已然成為中國最熱點的經濟問題之一。三農“問題是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過渡的必然產物，是農業國在工業化過程中各種問題的集中體現，其實質是農業國工業化問題。張培剛先生對”三農“問題給予深切的關注，他的農業國工業化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很好解釋”三農“問題，在此，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分析：

（1） 農業的機械化和農村的現代化是工業化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張培剛關于”工業化“的定義，表明工業化不僅包括工業本身的機械化和現代化， 而且也包括農業的機械化和現代化。而且他指出，我們所要實現的工業化，不但是要建設工業化的城市，而且還要建設工業化的農村。由此可見，農業的機械化和農村的現代化已然是工業化過程的一部分，不容分割。而”三農“問題就在于隨著工業化的進程，二、三產業不斷發展，城市不斷現代化，城市居民不斷殷實，但是農村的進步、農業的發展、農民的小康相對滯后。這就意味著農業的發展和非農業的發展不平衡，農村的現代化和城市的現代化不同步，農民的生活水平與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差距還很大。此問題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人們對工業化的片面認識造成的。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李佐軍詳細論述了片面理解工業化將可能導致的嚴重后果，一是過渡重視制造業，忽視農業和服務業的發展，認識不到工業和農業平衡發展的重要性，極容易造成產業結構扭曲，經濟發展不協調；二是過渡重視城市發展，對農村采用輕視或者冷漠的態度，進一步拉大城鄉差距，導致經濟結構惡化；三是過渡重視城市工人，不關心農民的收入和生活問題，引起社會階層的不平等，容易造成社會動蕩；四是過渡重視重工業，忽視輕工業的發展，容易造成工業內部結構失衡，市場內的消費品不能滿足人們日益增加的物質和文化需求；五是多度重視資本的轉移和流動，忽視勞動力轉移問題，造成要素配置不合理，城市化明顯滯后于工業化；六是過渡重視大企業，輕視小微企業，容易造成市場缺乏活力；七是過渡重視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輕視勞動密集型產業，容易造成大量勞動力的失業；八十過渡重視政府計劃，輕視市場作用，容易造成資源配合不合理等。1這就提醒我們要正確理解”工業化“的內涵，認識到農業的發展本身就是工業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要對農村現代化給予與城市工業化同等程度的重視。只有這樣，”三農“問題才有望得到進一步的解決。

（2）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職業轉移是工業化過程中的一種必然趨勢

張培剛先生認為， 工業化的過程， 不可避免地就會發生勞動力的轉移，而且是從農業部門轉移到其他生產部門，從從村轉移到城市。農村剩余勞動力為什么遷人城市呢？ 張培剛先生引用了”推力“和” 拉力“因素予以解釋。他認為， 工業化一旦開始，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是在”推“和”拉“雙重力量的作用下自發地發生轉移。在工業發展的正常時期， 農業經營所得到的報酬比較有限，城市工業部門可以給出比較高的名義工資，或者是工資并不高但是農村勞動力有較高的收入預期，從而城市吸納了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即這些勞動力而被” 拉“ 入城市。當然，勞動力被”拉“入城市，除了較高的貨幣工資外，還有一些其他的非經濟因素。而農村也農業機械化的實現，對勞動力的需求銳減，農民不能再在那里謀生，必須離開原有的農業經營，即這些勞動力被”推“出農村。農村大量的剩余勞動力就是在這樣的”拉“和”推“的作用下發生職業轉移，而”推“和”拉“這兩種力量往往是同時發生作用的。

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大多數人口生活在農村，農村需要的勞動力又非常有限，這就導致我國農村擁有大規模的剩余勞動力，而這些剩余勞動力為了生存，就需要轉移。將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成功地轉移出去，為他們爭取就業的機會，增加農村勞動力的收入，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是解決”三農“問題中農民問題的關鍵，而農民問題又是”三農“問題的核心，因此，為眾多剩余勞動力尋求出路，從總量上減少農民數量，是解決”三農“問題的迫切要求，也是為我國工業化道路清除障礙的關鍵之所在。

（3）”三農“問題的破解是實現工業化的核心和關鍵

張培剛先生認為，一個農業國家或者一個政權內的農業區域在保持政治獨立和安定的情況下，利用先進的現代技術對已有資源和資本進行開發，實現本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實現經濟起飛和發展，是他們的共同愿望和心聲。因此，實現工業化是農業國家的一種普遍趨勢，是他們的發展目標。

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也是以農業為基礎的國家，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也是我國社會的迫切要求，一直以來，我們都將此作為經濟發展的目標，但是，由于歷史原因、制度問題以及認識上的偏差，在我國工業化進程中遇到諸多”瓶頸“問題，如”三農“問題?！比r“問題是隨著工業化進程產生的問題，對實現工業化起到阻礙作用。

就目前來看，我國的”三農“問題依然突出，表現在我國農民依然占人口的絕大多數， 他們大多數仍然生活在農村地區；農業依然發展緩慢，農業現代化嚴重滯后于工業化；農村各方面體制依然不是很完善，絕大多數還比較貧窮落后。

盡管我國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但從經濟性質上看仍然是以農業、農民、農村為主體或基礎的國家。因此，”三農“問題得不到解決，我國就談不上真正實現工業化，解決”三農“問題是實現工業化的核心和關鍵。

綜上所述，張培剛的農業國工業化思想包含的諸多觀點是可以運用到中國當代經濟問題中去，并對其進行解釋。由此看來，張培剛的農業國工業化思想不僅沒有過時，反而時間越久越顯現出它的時代價值和學術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