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論文目錄導航：

【題目】中國上市公司管理舞弊現象探究
【第一章】國內上市企業管理舞弊控制研究引言
【第二章】管理舞弊概述
【第三章】我國上市公司管理舞弊現狀分析
【第四章】基于“GONE”理論的公司管理舞弊動因
【第五章】我國上市公司管理舞弊的防范對策
【結論/參考文獻】上市公司管理舞弊問題研究結論與參考文獻

1 引言

1.1 研究背景及意義

上市公司作為面向社會公眾公開募集資金的主體，能獲得更多的資金來源，具有更強的市場影響力，也表明其比非上市公司有更雄厚的勢力和競爭力。但同時，它需要將其利用的資金、資源充分合理的進行經營安排，并以此回報投資者和社會。作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和先進生產力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證券市場為上市公司的資金籌集提供了場所，也為廣大投資者提供了投資的重要渠道，為我國社會資源的高效配置和經濟體制改革做出了巨大貢獻。在資本市場上，風險對于證券價格和特征是一大重要的決定因素，而風險的識別和認定又是依據不斷更新的、來源于各種渠道的信息，所以信息對證券市場的價格發現功能具有至關重要的影響力。然而，在證券市場中不同的主體在信息傳遞過程中所處的位置各不相同，導致其所能獲取的信息也存在差異，即信息不對稱，這就可能導致上市公司管理層通過披露虛假的財務或非財務信息進行融資圈錢。在我國，隨著上市公司數量的不斷增多、規模的不斷擴大，所涉及的經濟事項也越來越多種多樣，同時，被曝光的造假案例也接連不斷。近年來，我國相繼發生了紫光古漢、勝景山河、萬福生科、綠大地等一系列的舞弊案例，舞弊案件一浪高過一浪。根據被曝光的案件來看，上市公司很多舞弊、造假行為已經難以推脫的和管理層有關。近些年來，我國所查處的較為嚴重的舞弊案件大多涉及管理當局的合謀、指示，甚至直接參與。

通過對證監會、會計師事務所披露的舞弊案例進行研究，發現涉及管理層舞弊的財務或非財務作假的比例非常高，在我國舞弊案件中，管理舞弊已不僅僅只是一席之地。由于管理層在公司中所處地位特殊，使得管理舞弊較一般舞弊而言隱蔽性更強，影響范圍更加廣泛，極大地損害了投資者等利益相關者的信心和權益，對證券市場的健康發展也造成了嚴重的沖擊。

被查處的管理舞弊案件已不在少數，更何況還有一些沒有被發現的，這部分的舞弊案件數量我們無法估計，但可以想象它們的存在給我國經濟帶來多大的危害，上市公司管理舞弊現象已經超越了微觀的財務范疇而演變成為一個不容忽視的社會問題。在這種情況下，研究如何防范我國上市公司管理舞弊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符合投資者等相關利益主體的需要。上市公司為了獲得或保持股權融資的資格以使其繼續成為圈錢的工具、由于上市公司實際控制人追求自身利益操縱股價以謀取暴利、由國有企業脫胎而來的上市公司的高層管理人員為了粉飾政績以博得升遷機會或個人私利等等上市公司管理層進行舞弊的原因，使投資者成為了最大受害者。管理舞弊的識別以及管理舞弊防范對策的建立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審計人員發現管理舞弊的幾率、減少信息不對稱帶來的不利影響，進而維護投資者等相關利益主體的權益，增強公眾對上市公司的信心和對監督機構的信任度，提高契約的完整性。（2）符合上市公司對自身發展的需要。我國經濟發展相對落后，導致很多公司盲目的追求利潤最大化，特別是短期利益最大化，從而忽視了對內部控制、內部審計制度等的建設和維護，特別是在管理層行為方面，存在操縱利潤、獲取不當收益等現象。另外，我國上市公司的價值觀念、倫理規范、道德觀念、意識形態等非正式約束比較弱，這也使得管理舞弊行為更容易發生。若上市公司要想持久、健康地發展，建立誠信的公司文化、完善自身的內部控制和內部審計制度、關注管理層行為是必不可少的。（3）符合我國資本市場發展的要求。從現階段來看，我國資本市場還不夠成熟，各方的監管水平還有待提高，相應的法律法規也不夠完善、執行力度不夠，這一系列的問題都使得管理舞弊行為發生的概率增大。管理舞弊行為不僅損害了利益相關者的權益和公司自身的聲譽，更嚴重的是擾亂了我國市場秩序，大大降低了資本市場的信息質量。因此，提高對管理舞弊的關注度、采取有效措施防范管理舞弊是市場經濟健康發展的迫切需求，進而更好的維護我國市場經濟健康、有序的發展。

1.2 文獻綜述

1.2.1 關于管理舞弊動因的文獻回顧

西方國家對于舞弊動因的研究起步較早。AICPA（1987）認為初次發行上市的公司的管理當局為了使公司達到預期盈利目標，有較強的美化財務報表的動機。持有類似觀點的還有 Kinney & McDaniel（1989），他們也認為管理當局為了使公司達到較為苛刻的財務或經營目標，有較大的舞弊需要，從而達到市場及利益相關者對公司的期望。

目前，對于舞弊的動因形成了舞弊 GONE 理論、舞弊風險因子理論、舞弊三角形理論和舞弊冰山理論等四個代表性的理論觀點，進而將舞弊動因理論應用于學術研究中，形成了對甄別管理舞弊規范性的理論支持。這四個理論將舞弊動因從不同的方面分解開來，相互差異又相互聯系，都很具有說服力。

“GONE 理論”是由美國著名的審計學者 Bologna G. Jack et al.（1993）提出的，“GONE”來源于四個英語單詞的首位字母，分別為“Greed”、“Opportunity”、“Need”和“Exposure”.該理論主要分析了舞弊的動因，并將舞弊動因分為貪婪、機會、需要和暴露四個方面。

“舞弊風險因子理論”是 G.Jack. Bologana & Lindquist Robert 提出的，該理論認為舞弊風險因子可以分為個別風險因子與一般風險因子兩種風險因素。個別風險因子是外部環境難以控制的因素，因人而異，主要包括道德品質、動機；而一般風險因子是能夠由外部環境控制的因素，包括舞弊的外在機會、被披露的概率及受到懲罰的性質和力度。當兩種風險因子組合在一起時，很有可能發生舞弊。

W. Steve Albrecht et al.（1995）提出了“舞弊三角理論”.舞弊的動因由壓力、機會和借口這三個因子組成。它們相互作用，共同影響舞弊的產生與否，形成一個三角形。李敬、項晶和王澤霞（2013）通過構建灰色關聯模型①，以保牌動機下 的ST 公司為樣本，對其進行實證研究發現，舞弊壓力、機會和借口三個因素共同決定舞弊行為是否發生。

“冰山理論”是由 Bologna G. Jack & Lindquist Robert J.（1999）提出的舞弊因子理論。根據該理論，舞弊就像海中的一座冰山，在海面之上的僅僅只是一小部分，而真正起主導作用的部分在海面以下。導致舞弊的關鍵因素是行為方面的，在研究舞弊時應重點分析。

除了上述比較權威的理論外，我國學者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資本的趨利本質得到充分的發揮和體現，許多學者都認為舞弊的成因主要是行為人追求經濟利益。李爽和吳溪（2002）著重分析了財務報告造假行為，發現上市公司進行財務報表造假的動機大部分是公司股票首次發行上市、獲得配股資格和避免特別處理，另外，還對審計人員在執業的過程中與管理層等公司內部人員之間的利益偏好進行了研究分析。秦江萍（2005）針對國內外上市公司管理舞弊現象進行了對比，就舞弊動機方面發現了一些不同之處。雖然證券市場存在著共性使得國內外上市公司管理舞弊存在著相同的動機，但由于我國的社會、經濟體質和相關的法律法規與國外存在很大的差異，使得我國上市公司管理舞弊的動機還帶有符合我國國情的特色社會主義色彩。在我國，舞弊的根本動機主要是獲得私人利益最大化。邵子復（2008）指出，殼資源②的稀缺性也是導致我國上市公司進行舞弊的一大因素。證監會對公司上市提出了明確的規定，公司要想上市需要滿足一系列較為嚴格的要求，因此，并購成為了很多擬上市公司借殼上市③的方式。價格是并購過程中很重要的一個考慮因素，在證券市場中盈利水平高的上市公司其股價自然就高，進而并購價格相應提高，因而上市公司有可能為了抬高并購價格而進行舞弊。

我國學者經過研究發現，政府的干預也是導致舞弊的一大因素。由于我國一些上市公司是由國企改制過來的，公司的管理人員由地方政府委派，這些上市公司的經營狀況與管理人員的政治待遇具有很緊密的關聯。秦江萍和張勇（2006）指出，各地區政府之間、地區政府與中央政府之間關系微妙，相互之間存在利益偏差，這導致地方政府很容易卷入上市公司舞弊行為中，他們會為了本地區有更多的上市公司或業績良好的上市公司而直接或間接參與到上市公司的造假行為中，成為上市公司舞弊的行動者或庇護者。安琪（2008）提出，國有企業對管理人員的考核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管理者進行舞弊。企業管理層為追求獎勵與晉升而粉飾財務報表與為了保全職位而粉飾財務報表別無二致。當企業需要提交財務報表時，往往會迎合政府或其他部門機關的需求來編制報表。

除了經濟利益、政府干預等內部因素外，管理舞弊的動因還有一些外部因素。

在市場經濟大背景下，法律是調節個人與社會、服從與權威、自由與秩序三大矛盾的工具。一套完整的法律法規體系需要配備相應的懲罰機制，這能夠加大違法違規行為的成本，從而對行為主體產生威懾力。然而，就我國的目前情況而言，現有的法律法規還存在著不足之處亟待完善。李世權、周舟（2008）認為我國證監會等監管機構對舞弊公司及個人的處罰力度不夠，舞弊行為被查處的概率不高。

程勇（2007）指出，我國關于信息披露的法律法規尚不健全，并且沒有跟上當前市場經濟發展的步伐，滿足不了市場的需要。在我國，會計準則是由財政部制定，信息披露準則又由證監會制定，在關于會計信息披露的要求和標準上兩者沒有達成很好的統一，會計信息披露規范化建設還亟待加強，這使得舞弊者有利可乘，給舞弊創造了條件。

1.2.2 關于管理舞弊識別的文獻回顧

國內外一些學者認為管理舞弊行為的發生多與管理層其個人因素相關。

Albrecht & Romney （1986）以問卷的方式進行調查研究，發現許多管理舞弊的預警信號都與管理人員的個人素質密切相關，例如管理層獨斷專行等。Loebbecke &Wllingham （1988）針對存在舞弊的公司，從管理當局、公司層面和外部因素三個方面進行分析發現，管理當局缺乏誠信、公司內部控制薄弱、經營狀況不良、關聯交易頻繁、所在行業為夕陽行業等都很可能導致管理舞弊的發生。這一觀點整合了 Albrecht & Romney 和 Loebbecke & Wllingham 的觀點。洪葒、胡華夏和郭春飛（2012）基于“GONE”理論，通過實證研究發現在控制了一系列因素以后，由于剩余索取權和風險偏好導致的管理層自身越發貪婪，公司內部治理結構不完善的程度越高，為了達到融資、配股等資格所需要的條件越高，就越可能發生舞弊。

在公司內部的因素方面，王澤霞、李青和牟輝（2013）也持有類似觀點。她們采用實證研究的方法，選舉一系列存在管理舞弊的上市公司為樣本，通過對樣本公司的內部控制進行分析，發現舞弊公司的內部控制薄弱，存在設計不合理或形同虛設的情況。如果內部控制系統存在缺陷，或是形同虛設，就會給舞弊提供極為有利的內部條件，大大增加舞弊發生的可能性。COSO（1999）通過對 1987 年至 1997 年間發生財務報表舞弊行為的公司進行研究發現，存在舞弊的大多是規模較小的公司，并且這些舞弊公司的在內部控制和內部治理方面均存在著一些共同之處：舞弊主體通常都有公司的管理人員；董事會中外部董事所持有的公司份額很少；公司內部沒有設立審計委員會，或者內部審計委員會形同虛設；公司的集權程度高，內部人控制現象嚴重。

Rezaee Zabihollah & Riley Richard（2009）認為舞弊是有標志可以預防的，我們可以據此來防范舞弊，這些標志主要涉及對交易或重大事項的隱瞞、對財務信息的虛假陳述等。B.Heiman-Hoffman et al.（1996）向美國的審計人員收集了表明可能存在舞弊跡象的因素，這些因素又稱為紅旗標志，并在舞弊領域被廣泛運用。在收集整理后，他們將這些紅旗標志按重要性進行了排序。如表 1-1 所示。

Loeb-becke & Willingham （1988）收集了大量的證監會對上市公司所作出的處罰決議，對這些決議書進行歸納整理，整合出了 46 個舞弊風險因素，并且建立了L/W 模型①，將舞弊風險因素劃分為以下三種類型：與管理當局舞弊動機有關的風險因素；與管理人員自身道德水平、價值觀有關的風險因素；與舞弊外在機會條件有關的風險因素。從外部影響因素來看，公司所處的行業比較蕭條或正在走下坡路，則舞弊發生的幾率會增大；從內部影響因素來考慮，公司高管自身缺乏誠信，公司的內部控制系統不合理等，也都會增大舞弊發生的概率。次年，Loebbeckeet al.（1989）對 L/W 模型進行測試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孫青霞、賈瑞敏和韓傳模（2010）采用實證研究的方法，以 2002 年至 2008 年七年間受到證監會處罰的相同數量的舞弊公司和非舞弊公司作為樣本，對二者的財務比率進行了對比，根據對比顯示的結果，公司的資產負債率、現金收回比率和財務報表舞弊相關程度很高，也即當公司的資產負債率遠遠超過正常水平、現金收回比率大大低于正常水平時，很可能產生舞弊行為。也有學者從理論出發，在現有的舞弊理論基礎上研究管理舞弊的識別，進而提出自己的觀點。黎四龍（2006）認為我國當前發現管理舞弊的效率和效果還不能令人滿意，需要建立一套新的理論來指導實務，改善當下的困境，同時，提高職業界對管理舞弊的關注度。他針對我國特定國情，結合舞弊三因素理論，探討了我國上市公司管理舞弊預警信號的識別，認為保留“殼”資源、職務升遷、國企 MBO①、財政減免政策、審計制度不健全等都可能導致管理舞弊的發生。

1.2.3 關于管理舞弊治理的文獻回顧

國外學者對于管理舞弊治理的研究已經較為深入而持久。通過建立合理、高效的內部控制制度，營造一個誠信的企業環境是防治管理舞弊的有力措施。這是Bologna et al.（1993）提出的。同樣從公司內部控制角度進行研究的還有 Mc Mullen etal.（1996），他們的研究也表明，在財務報表中要求披露有關內部控制的情況有助于提高內部控制質量，從而使得財務報告更加真實可靠。鑒于我國具體國情，國內學者更多的是從監管方面提出管理舞弊的治理對策。宋荷靚和張黎（2006）針對我國上市公司管理舞弊的成因與行為特征進行分析，認為這種行為是管理層的集體行為，是權力資本化的結果，因此加強對管理層的監管、著重制度建設、加大處罰力度是防范我國上市公司管理舞弊的重要舉措。宋寶雙（2011）基于舞弊動因理論分析了我國管理舞弊的成因，進而提出建立對管理層有效的外部監管機制、健全內部約束機制、建立完善有效的激勵機制，是管理舞弊高效的防治對策。

另外，也有學者從審計角度提出了舞弊的治理對策。COSO②在《舞弊性財務報告： 1987-1997》中提出注冊會計師在發現財務報表舞弊時可以從以下幾個因素著手：測試被審計單位的持續經營能力；與前任注冊會計師進行溝通；判斷被審計單位的董事會和審計委員會是否形同虛設或沒有達到應有的職業水平；關注表外事項；考慮客戶的行業風險等。隨著法務會計這一新名詞的出現，Bologna &Lindquist （1995）又提出，法務會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減少管理舞弊的發生，并且對協助審計人員揭露舞弊也起著一定的作用。付光武（2003）歸納總結了我國上市公司管理層進行舞弊所運用的手段，進而提出一些審計人員提高發現管理舞弊幾率的策略，例如：保持職業懷疑、深入了解客戶狀況、分析性復核等，進而減少管理舞弊的發生。張海梅（2008）對我國上市公司管理舞弊審計失敗的原因進行了分析，并提出了類似的應對策略以防范管理舞弊。亓國榮（2012）認為管理層舞弊是審計監督的重要關注對象。在開展審計業務前，應關注與管理舞弊有關的外部環境要素，了解管理舞弊易發的區域，掌握管理舞弊預警信號，通過運用各種審計方法，必要時還需采用延伸性程序，盡可能發現管理舞弊，進而防范管理舞弊的發生。

1.2.4 文獻評述

縱觀國內外關于管理舞弊的研究，國外的理論觀點更加強調個體行為，而比較少的研究環境對管理舞弊的影響。由于我國政治制度、經濟制度與西方國家不同，因此，我國學者關于管理舞弊內部影響因素的研究沒有西方學者的多，而外部影響較多，如相關的準則制度存在漏洞、監管部門工作效率不高、懲罰力度不夠等。理論的研究應當與實際相結合，因此，在研究我國上市公司管理舞弊時應結合我國的具體國情。

已有的關于管理舞弊的研究成果，從研究內容來看，主要涵蓋了管理舞弊的成因、預警信號、防治措施等內容；從研究方法來看，既有規范研究方法又有實證研究方法?？傮w上來看，可以說是比較完善的。但仍存在著不足之處：

（1）我國對管理舞弊的研究還不夠系統。國外學者對管理舞弊的理論研究已經較為先進，取得了豐富的研究成果，并且也運用到了實際操作中。而由于我國關于管理舞弊的研究起步較晚，學者們對于管理舞弊還沒有形成權威而富有影響力的理論見解，并且針對財務報表舞弊的研究比較廣泛，而針對管理舞弊的研究相對來說較少。

（2）現有的管理舞弊研究分析沒有很好的與國情相結合。由于國外在管理舞弊研究方面較國內早，我國的很多學者都是借鑒國外已有的理論來分析我國管理舞弊的成因、如何識別管理舞弊以及提出治理對策，沒有針對我國證券市場不夠成熟、市場化程度不夠高的現狀，因此所做的研究運用于實踐中并不是很恰當。

1.3 研究方法和思路

本文的研究思路是：首先闡述管理舞弊的一系列相關理論，再基于我國上市公司管理舞弊的現狀及常用的舞弊手段，對其動因進行分析，最后根據動因提出相應的防范對策。

本文主要采用規范研究的方法，注重多學科的互動，把法學、金融學與管理學等學科相結合，對我國上市公司管理舞弊問題進行全面并細致的探討，并得出相關的結論。

1.4 本文框架

本文由三個部分六章組成，具體框架如下：

第一部分包括引言及相關理論概述。本部分首先介紹了本文的研究背景、意義以及研究思路與方法；接著對國內外關于管理舞弊的研究文獻進行了回顧；最后介紹了管理舞弊的基本概念及主流的四個舞弊動因理論，辨析了其與相近幾個名詞之間的異同之處。

第二部分為論文的第三章和第四章。該部分首先分析了我國上市公司管理舞弊的現狀；接著基于我國上市公司管理舞弊現狀，對管理舞弊的基本手段進行了分析；最后，根據舞弊“GONE”理論，從需要、機會、貪婪、暴露，這四個方面分析了我國上市公司管理層舞弊的動機。

第三部分為我國上市公司管理舞弊的防范對策，也是本文的主要寫作用意所在。在本部分中，基于以上對我國上市公司管理舞弊的分析分別提出相應的防范對策，為學者的研究及實踐提供參考，進而達到遏制我國上市公司管理舞弊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