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作為視聽終端，集溝通、支付、文化、娛樂和傳媒等功能于一體，成為繼紙質媒體、廣播媒體、電視媒體和網絡媒體之后的 “第五媒體”.較之其他媒體，手機功能強大，便于攜帶，因此迅速擁有大量不同文化背景、社會地位的用戶，其中包括龐大的大學生用戶群。
已有相關研究顯示，在抽樣的大學生中，“68. 40%的大學生使用智能觸屏類手機，近 80% 的大學生表示自己一半多的信息是通過手機媒體獲取的”.
可見，手機媒體正影響和改變著當下大學生的思維方式、價值取向、道德規范和行為習慣。若上述影響還是潛移默化的話，那么手機媒體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論課（ 以下簡稱高校思政課） 教學的干擾則是顯而易見的。
一、手機媒體對高校思政課教學的干擾
近些年，在高校思政課堂上學生使用手機媒體已成為司空見慣的現象，多數學生并不否認自己曾在課堂上使用手機媒體。然而，除一部分學生在課堂上利用手機拍攝教學課件、板書以及查閱與課程有關知識外，更多的學生利用手機媒體進行與課堂內容全然無關的活動。手機媒體對高校思政課的干擾已愈加明顯。
（ 一） 削弱教師授課的積極性
課堂是一個由教師和學生共同營造的 “互動場域”.當聽課的學生表現出專注和理解，會讓教師覺得講課其實是一種愉快的思想對話和相互啟發。
但是，由于諸多主客觀因素的影響，高校思政課教學難以受到學生重視，手機媒體的出現對原本就不盡如人意的課堂，無疑是雪上加霜。不難想象，當滿腔熱情的教師望著盡收眼底的忙于玩弄手機的 “低頭族”、面臨無人喝彩的悲涼時，教師授課的激情和積極性難免大打折扣。
（ 二） 弱化學生學習的能動性
搜索引擎和自媒體的出現使信息交流變得更加通達，便攜的手機滿足了人們隨時隨地交流和獲取信息的需求。但過于便捷的信息獲取方式可能造成許多大學生對 “現成答案”的心理依賴。當教師在課堂上提出問題時，不少學生的第一反應往往不是沉思或討論，而是用手機搜索相關答案，并且將未經加工過的搜索結果作為自己的結論直接提交給教師，這顯然有悖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初衷。思政課教師提出問題的目的是引導和啟發學生思考，“把本階段、本社會對人們的思想政治品德要求變成人們實際的思想品德，使人們實現從 ‘現有’向‘應有’的轉變”.手機媒體的出現，使部分大學生陷入思考的惰性，弱化了學習的能動性。
（ 三） 破壞課堂紀律的嚴肅性
沒有規矩不成方圓，良好的課堂紀律是保證課堂教學效果的必要前提。手機作為當前較為普及的通訊和社交工具，學生隨身攜帶進課堂本可以理解。但是，手機影響課堂秩序的情況時有發生，如課堂上常有手機鈴聲響起； 一些學生通過手機媒體看小說、玩游戲。這些明顯與思想政治教育倡導的守紀、誠信等原則背道而馳的情況，卻在高校思政課教學課堂上屢有發生。
（ 四） 降低教學效果的有效性
手機媒體無論對教師、學生，還是課堂紀律都產生了負面影響，而這些最終影響的一定是思政課教學的有效性。若思政課教學效果難以保證，將會使更多的大學生對思政課不感興趣，形成惡性循環。此外，大學生正處于成長的關鍵時期，是價值觀形成的重要階段，有很強的可塑性，參與未經引導的手機媒體的輿論，極易導致情感異化、自我迷失。長此以往，思想政治教育將很難引起學生的共鳴，“有得于心”和 “外化于行”便無從談起。讓人更為擔憂的是，在手機媒體帶來的良莠不齊的信息面前，部分大學生不自覺地受到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利己主義等錯誤價值觀的侵蝕，以至于是非不分、善惡不辨、甚至以丑為美，嚴重地消解了思政課教學的效果。
二、應對手機媒體干擾的策略評析
手機媒體進入包括思政課在內的高校課堂，從起初的零星個別，到現如今的較為普遍，其帶來的干擾和壓力，許多思政課教師深有感觸。面對這些影響，人們的反應各有差異，應對策略不盡相同。
（ 一） “無為而治”
在現實的教學實踐中，以 “無為而治”應對學生課堂上使用手機媒體的教師不在少數。究其原因，有出于自我反思的，認為手機媒體對思政課的干擾是對 “教師單向度灌輸”的傳統思政課模式的倒逼，需要思政課教師探索新方法、新模式，以此與手機 “爭搶”學生的注意力。更多的教師則是出于無奈，認為學生上課使用手機已成為大學課堂的 “新常態”,不僅思政課有之，其他課堂亦有之，若上課花太多心思管理手機媒體，很可能會顧此失彼，耽誤正常教學進度。
盡管上述選擇 “無為”的初衷不同，但在各自主張的解決對策中，均沒有涉及主動約束和引導學生課堂行為的措施。相較而言，前者并非徹底的“無為”,其積極尋求改變的態度應該得到認可。但課堂 “低頭族”的現象顯然并非只因思政課教師的授課方式或課程內容缺乏吸引力。因此，只強調教師在教學環節上的 “獨善其身”,對改變整個現狀而言，仍力不從心。而后者對在課堂上使用手機的行為不聞不問的 “無為”等同于 “不作為”,實質是對學生的放任和縱容，非但不能達到 “治”的目的，反而使更多學生在思政課堂上頻繁地使用手機媒體。綜上可見，欲解決手機媒體對思政課堂的干擾，“無為”的方法不僅不值得提倡，而且應盡量避免。
（ 二） “禁”與 “堵”
與 “無為而治”相反，近年來隨著手機媒體對包括思政課在內的大學課堂的干擾愈演愈烈，大有消解課堂教學效果的趨勢，不少高校相繼試行一些約束措施，設法禁止學生在課堂內使用手機，以保證課堂的教學進度和效果。如，華中科技大學物理學院曾出臺 《關于上課期間手機管理的規定》，學生若在課堂上使用手機，手機將被沒收一個月。
又如，揚州大學信息工程學院通過技術干預，實行 “限時斷網”,即在上課時段屏蔽教室的網絡信號，強制學生離開網絡，把注意力集中在授課內容上。人們關注最多的是打造 “無手機課堂”.顧名思義，“無手機課堂”就是不允許學生攜帶手機進入課堂，影響正常的教學秩序。通常的做法是設置 “手機收納袋”,要求學生在上課之前把手機上交，實現 “人機分離”,課后再歸還手機。這種做法正被越來越多的高校所實施。
盡管上述這些措施在形式上各有差異，但都是力求在 “堵”和 “禁”上下功夫，以破解手機媒體給教學帶來的困境。事實上，這些措施的確取得了一些成效，如可以幫助學生養成不再依賴手機的習慣，增強學生的自制力，提高學習效率等。然而，“禁”與 “堵”的措施在實施和推廣過程中也受到許多非議。如，有的人質疑學校禁止學生攜帶手機的有關規定是一種不文明的侵權行為； 有的人認為手機媒體是一種很好的教學輔助工具，不應該對其進行 “堵”和 “禁”,反而要加以利用； 有的人甚至認為在思政課堂上 “堵”和 “禁”手機媒體是一種欲蓋彌彰的行為，而最應該檢討的是思政課教學本身，如反思教學內容、教學模式、教學方式以及教師的教學藝術等?？陀^地說，這些議論不無道理，僅僅依靠 “堵”和 “禁”的強制性措施應對手機媒體對思政課堂的干擾，的確值得反思。
（ 三） “疏”與 “導”
與認同 “堵”和 “禁”的強硬措施的觀點相反，有些人認為手機媒體宜 “疏”不宜 “堵”.采取強制性的措施對學生實行監控，容易引起學生反感，以致這些措施難以實施，而為此付出的管理成本也將變大。因此，有些人提出要善于運用柔性管理措施引導學生理性地使用手機，使之有利于學習。如，一些高校采取滾動信息和教室貼標語的方式不斷提醒學生要 “專注課堂，勿玩手機”.還有人主張，用創新疏導的思維看問題，把 “手機當做一種教育資源去開發，或是當做一種教學工具去運用，這樣，手機在課堂上就能變干擾為增效，成為創新課堂的組成部分”.
“以疏代禁”的措施更加切合高校 “以人為本”的管理理念。但現有的疏導措施，在應對手機媒體對大學課堂的諸多干擾時仍顯乏力。自制力較差的學生需要教師經常提醒，還有學生對這種提醒置若罔聞。這些現象在大班授課的高校思政課堂更為多見。久而久之，疏導性的標語和倡議就會流于形式，思政課堂的教學秩序仍然難有起色。再者，許多人雖然看到手機媒體與課堂教學協同創新的可能性，但是在如何協同、如何創新等問題上還處于理論層面的探討，真正從技術和方法層面的探討少之又少。如此，“疏”與 “導”的應對策略顯得過于空洞，很難達到理想的預期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