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路即絲綢之路，它是古代連接中土與西域的重要通道，因由東方中國向西部諸地輸送特產絲綢而享譽世界。西域，古代用作泛指中國以西諸國，或只限于用來稱呼蔥嶺以東的所謂天山南路地方，它是古代游牧民族的聚集地。在古代有限的技術條件下，絲綢之路的開辟不僅使東西方之間有了物質貿易和往來，也讓眾多原本封閉的文化空間獲得了相互溝通和認識的機會。在這條縱橫萬里的陸地長廊上，來自農耕與游牧兩大文明體系的數百個民族有政治的對話，軍事的沖撞，經濟的交往和文化的互動。近年來關于絲綢之路文化背景下的音樂、繪畫、舞蹈、體育等研究時有見聞，然而從武藝這一古老身體運動文化入手的研究極為少見。其實，在古代中國與西域文明的碰撞中，武藝的蹤跡曾經十分明顯，仔細考察當時歷史條件下的中西方武藝發展態勢，既能清楚認識到古代中國與西域在文化上存在的本質差異，也能合理解釋此后中國武術最終定型的文化動因。本文將就絲綢之路的歷史流變對古代范疇的“中西”即中原與西域武藝的交流與分化做嘗試性探究，試圖解析絲綢之路文化發展歷程對中國武術的形成與演進所產生的影響。
1馬戰與地斗---文化反差下的古代中西武藝
中國古來曾多次對西域朝廷經略，“保有此地，除了達到避免北方剽悍民族侵掠其本土的主要目的外，還能確保通往西方的貿易交通。而從北方民族的角度來看，經略此地除了獲得貢物外，還便于攻略中國內地”.絲綢之路開辟的最初原因是要打開阻隔在中國與西域之間自由交往的障礙。這一障礙從國別的角度看是不同地域間的國與國的政權隔閡，從文明差異的角度看則是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在歷史早期的相互抵牾。
秦漢時期，橫亙在中西交通上的游牧民族政權極其繁多，其中尤以匈奴最為著名。公元前209年匈奴冒頓單于實現部落前所未有的統一。匈奴先后征服大月氏、樓蘭等二十多個西域小國，并占領了中原王朝的河套地區[2].這個后來被歐洲人驚嘆為“上帝之鞭”的民族“盡為甲騎”,“控弦之士三十余萬”.他們垂涎早熟的農耕文明之富足，一心南下以牧馬。自此，中原王朝與游牧政權間的軍事對抗接連不斷。在雙方的沖突中，文化差異表現在武藝上的對比差別十分明顯。漢政治家晁錯曾有精辟分析：“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眾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遠及疏，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不能支也；下馬地斗，劍戟交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p>
農耕民族在馬戰、騎射上與匈奴人相比劣勢盡顯。但是他們擅長構造勁弩、長戟等裝備，強于戰陣的布置，而且士兵掌握有“劍戟交接，去就相薄”的長技。此處的中原長技顯然與游牧騎射有很大不同，它應是早期的武術，與荀子所言的“齊之技擊”（《荀子·議兵》）當屬同類。體格相形弱小的農耕漢人為了應對強悍野蠻游牧人的入侵，發揮動作靈活、武藝純熟的特點。撇馬戰為地斗，這是漢人先輩戰略的精妙之道，也是“技術反映文化，文化影響技術”原則在特定歷史環境中的真實體現，也應當是引導早期中國武術發展的強大動力之一。
2胡人善撲---政治博弈背后的身體文化交流
自絲綢之路開辟后，中原與西域間在各個層面的交流日增。漢代稱西域人為“胡人”.據呂思勉先生考證：“胡之名，初本專指匈奴，后乃貤為北族通稱，更后，則凡深目高鼻多須，形貌與東方人 異者，興 以 是稱焉?！盵5]
古代史籍中不乏“胡人善撲”的描寫，其中可以找到胡人與漢人身體文化交流的憑證。據許多記載看，胡人在赤身肉搏的武藝造詣上水平不低?！稘h書·金日磾傳》記載，馬何羅入宮刺殺漢武帝，“日磾得抱何羅捽胡投何羅殿下，得禽縛之”[6].金日磾本為匈奴休屠王太子，后流落到漢室為武帝所重。
“捽胡”被認為是勾扭頸項的摔打動作，胡人金日磾無疑是摔跤能手?！侗饼R書·南陽王綽傳》載，南陽王高綽深得北齊后主寵愛，后綽被告謀反，“后主不忍顯戮，使寵胡何猥薩后園與綽相撲，殺之?！盵7]
何猥薩也是善撲之胡人?！独m高僧傳·魏洛京永寧寺天竺僧勒那漫提傳》是提到，時任信州刺史的綦母懷文曾評論蠕蠕客“此所知當與角伎賭馬[8]”.蠕蠕客即是柔然人，當時西域諸胡之一。懷文言語雖輕薄，卻可看出柔然人當時多精于角力的事實。生長于西域游牧環境下的胡人多以肉食為主，體形高大、力量驚人，摔跤角力的能力強于中原漢人實屬正常。
正是由于胡人體格矯健、勇猛難敵，漢人常以與胡人角力獲勝為殊榮，并上升到極高的政治高度?！稌x書·庾闡傳》中稱“武帝時，有西域健胡趫捷無敵，晉人莫敢與?！?庾闡之父庾東“以力勇聞”,“帝募勇士，惟東應選，遂撲殺之，名震殊俗?！盵9]
《續高僧傳·唐京師法海寺釋法通傳》中記隋文帝時，“有西蕃貢一人云大壯，在北門試相撲，無敵者。文帝患之，詔通令與胡人角力?！盵10]后法通贏下大壯后，“舉朝稱慶”.《云溪友議》所載，李紳在督大梁時挑選和考核鎮海軍所進“悉能拔撅角抵之戲”的四名健卒富蒼龍、沈萬石、馮五千、錢子濤，其目的居然是“真壯士也，可以撲殺西胡丑夷”[11].
通過這些資料可以解讀出自漢代始，西域胡人與漢人間的身體交流并不少見。庾東、釋法通因撲殺胡人受到褒獎，李紳選拔健卒以應對西胡，東西武藝對抗的背后有著極強的政治動機---在胡漢相爭的立場上，除在戰場上與胡人爭斗以取勝為目的外，個體的較量中也要能以武力戰勝對手。因為體形、力量上總體處于劣勢，中原漢人要想在單個比試中贏取胡人，精研武術是其必要途徑。有學者指出，絲路沿線“惡劣的生存環境，致使當地各民族形成一種強悍、勇猛、好武的習性，構成了武術發展極其緊密的文化淵源關系”[12].
3停留與演進---文化差異造就中西武藝分化
絲綢之路帶來的巨大經濟利益令游牧與農耕政權為爭奪各自的生存空間始終保持時戰時和的局面，這條貫通東西的通道也處于時斷時續的態勢。隋唐時期通過征伐突厥曾保證絲路的長期通暢，但后期吐蕃占據河西要道，東西交通一度受阻。加之隋唐航海技術提高，海上絲路興起，陸上道路地位日頹。此后的五代政權割據嚴重，宋代經營西域能力有限，絲綢之路雖然存在，但其影響力大不如前[13].在此期間內，交流的減少造成中西間武藝上的分化。自宋代開始，在空前繁榮的商業經濟背景里，不但軍事武藝繼續精進，民間武藝形式如相撲、角抵等形勢大好，勾欄瓦舍中還出現了“與相撲曲折相反”的“使拳”即“套子武術”.（《耐得翁·都城紀勝·瓦舍眾使》）武術套路被認為是“中華武術集中體現的活動形式”,古代中國武術逐步走向成熟期[14].而與其同時，西域各地的游牧政權雖更迭交替，但游獵習性與農耕民族仍然不盡相同。以戰馬創造的機動性為作戰基石的游牧人，“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鋋”,武技文化多凝固于弓箭和馬刀之上。即使是下馬地斗，仰仗體力的徒手角力也是主體，遠不及中原農耕武藝豐富。
元代的建立是古代游牧民族對中原政權第一次徹底的勝利。蒙古勃興后在掌控中原前已舉族西侵蕩平了西域。同在蒙古勢力范圍之內，東土至西域暢通無阻，絲綢之路再度激活，但是極端的民族政策和復雜的社會局勢令中西武藝間的分化從此更為嚴重。一方面，同為馬背民族的生活習性讓蒙古時期的東方與西方在武藝上的公開對抗多表現為摔跤比賽。如《多桑蒙古史》中窩闊臺和部將伊勒赤歹互相選派力士比拼摔跤：“翌日，伊勒赤歹以其隊中一人至，與比烈角力。
二人相撲時，蒙古力士投比烈于地。比烈曰：‘堅持我，否則我將脫身而起?！Z甫畢，亟反執蒙古力士而投之地。用力巨，聞骨骼相觸聲?！盵15]比烈是來自西域的波斯人，他與蒙古人的比拼競力成分大于競技，與武術的精彩紛呈相比相去甚遠。
而另一方面，隨著元代官方的禁武法令，漢人公開習武受限，缺少寬松環境卻已具有相當基礎的武術的習練和傳承被迫轉入地下狀態。武術在中國傳統宗法社會下的秘密傳承是造就武術形成眾多門派的社會動因[16].武術門派的大量出現則又被認為是“中國武術最突出、外顯的文化現象”[17].蒙元禁武效果雖是有限，但自此之后的中國武術轉變極大，除在技術上更為精進和在理論上更加完善外，在武術的內涵上更彰顯中國文化特點，直至明清時期呈現繁榮之勢，定型為一項獨具中國特色的文化形態。
4遺產和見證---絲路文化對中國武術的影響
4.1催生出鮮明的地域武術文化
地域武術文化是當前中國武術文化研究的一個熱點領域。由于承認構成文化的元素如器物、制度、精神等各層面受地理環境因素影響較大，因而認為武術以及對武術有影響的諸多文化在功能上是相互關聯的一個具有相對獨立性和永久性的整體，表現出極強的地域性特征[18].歷史地理學研究表明，歷史時期的地理環境比今天的地理環境對地域文化的影響更大[19].絲綢之路串聯的游牧和農耕兩大文明類型風格迥異，它們之間的文化對碰激烈而長遠。大漠草原與農田水鄉孕育的文明在對接時必然被迫做出多重應激反應。這表現在身體文化上的就是催生出了絲路沿途較強的地域武術文化形態。
唐代李筌《太白陰經》中總結有“秦人勁”、“崆峒之人武”、“涼隴之人勇”等地域居民個性特征，認為此乃“地勢所生，人氣所受”[20].此處影響秦、崆峒、涼隴等地的地勢、人氣與絲綢之路所處的地理與人文環境應該密不可分。離絲綢之路越近的地域，生活于其間的民眾群體感受到的文化差別更為直接。從生存角度出發，無論是少數民族還是漢族，為應對異族的侵擾，爭奪必要的生存空間，習武自保、擊退強敵是必要之舉，勇猛善武正是環境逼迫使然。此外，武術諺語云“南拳北腿，東槍西棍”.為何西方以棍術最為突出？有學者言：棍術之發達與兵戰之中應對北方游牧的重甲騎兵有極大關聯?！侗笔贰栔鞓s傳》中所論“人馬逼戰，刀不如棍”便是例證[21].直到今天，我國西北地區的棍術內容仍以內容豐富、風格獨特而著稱，其原因被歸屬于古代戰場的錘煉和絲綢之路文明的影響[22].所以說棍術之所以在西北地區相當普遍和繁盛，這本身就是絲綢之路文明給武術留下的地域歷史文化印跡。
4.2豐富了武術的內容和形式
文化的交往是相互的，絲綢之路給中國武術帶來的外部元素并不罕見。相撲是我國古代摔跤名目之一，但相撲出現與絲綢之路有極深淵源。朱慶之先生在《相撲語源考》一文中論證最早記有“相撲”名稱的文獻是在東漢竺大力與康孟詳所譯《修行本起經》卷上之中：“……調達到場，撲眾力士，莫能當者，諸名勇力，皆為摧辱。王問其仆：‘誰為勝者？’答言：‘調達?！醺骐y陀：‘汝與調達二人相撲?！y陀愛教，即撲調達，頓辟悶絕。以水灌之，有許多乃穌。王復問言：‘誰為勝者？'
其仆答言：’難陀得勝?！贝送?，他還列舉了東漢失譯的《興起行經》、東漢支讖譯的《雜譬喻經》和西晉竺法護所譯的《佛五百弟子自說本起經》等佛經的大量事例來說明，按漢譯佛經之一般規律，原典中所指某物若中印皆有的，漢語也取相應表達方式。若譯者語言系統中沒有表達方式，他們會選擇新造、音譯或意譯。因而，“相撲”一詞并非漢語固有，而是來源于印度古代一種搏擊術[23].我國最早的佛經從西域沿絲綢之路傳入已是人所共知，竺大力、康孟詳、支讖等著名譯經者也多是西域僧人。如若“相撲”詞源由印度循絲綢之路東來的推斷不誤的話，那么盛行于唐宋的相撲中極有可能沾染有西域身體文化的痕跡。
前文已經論及棍術興盛緣起于絲路獨特的歷史地理文化環境，其實在游牧騎兵隳突南北之時，他們創造過許多用于戰陣的武器，后來保留并傳襲為今日的武術器械。一個最為常見的例子就是連枷棍?！段浣浛傄分休d：“鐵鏈夾棒，本出西戎，馬上用之，以敵漢之步兵，其狀如農家打麥之連枷，以鐵飾之，利于自上擊下，故漢兵善用者巧于戎人?！保ā段浣浛傄で凹て鲌D》）連枷本為游牧騎兵創始，配合戰馬奔馳擊殺敵人。但之后很快被漢人接受和練習，以至“善用者巧于戎人”.
明清之時，連枷已成為軍隊裝備之一，后又演化為當今風靡全球的雙節棍。在元、明、清三代的軍旅武藝中米昔刀曾占一席之地，它來自于埃及，元代時便見于史籍，其傳入途徑也應是絲綢之路。因為史籍中有關西域人攜刀劍入貢的記載不在少數[24].其他如脫胎于敲棒的狼牙棒和至今仍流行于西北的鞭桿等武械都是絲路文化背景下傳入并保留的，中國武術的內容與形式由此得到了豐富。
4.3造就了獨特的武術傳承群體
絲路通達后，大批西域胡人往來其間。隋唐時期，成規模的來自于波斯、中亞等地的胡人僑居于漢地。這些阿拉伯、波斯族系為主體的“蕃客”兼容吸收了蒙、漢、維、藏、傣、白等民族，以伊斯蘭為強有力核心而凝結成一個新的民族回族?！端囊酿^考》云：“回回在西域，地與天方國鄰”.在絲路文化環境中，回民先民未入中原前便容身西域，服役于多個軍事集團。蒙古西征后，回民因勇武善戰被編入“探馬赤軍”、“回回親軍”之中，成為蒙古治下重要軍事力量。軍事需求、宗教信仰、聚坊而居的習俗及民族特殊行業等因素，形成回民尚武的風氣[25].許多長期效力軍旅回民后又流落民間，但族群對于武術的研習和傳承之習俗始終未變，歷經元、明、清，一起到民國和現當代。后世回民群體中創編出了六合心意拳、查拳、八極拳、六合大槍、天啟棍等諸多自成體系、影響深遠的拳械武藝，同時誕生出大量彪炳史冊的軍事武將和一大批對武術傳播與發展做出突出貢獻的武術家、摔跤家。從某種意義上，回族是絲綢之路造就的民族，因而也可以說這一特殊的武術傳承群體的出現也得益于絲綢之路特殊文化背景的熏陶和孕育。
5結語
從絲綢之路的開拓和貫通歷程中，來自游牧和農耕兩大文明體系的各民族文化交匯、對話、融合，政治、軍事、宗教等外部因素的參與，讓中原與西域武藝因文化的反差而選擇了不同的發展方向。西域游牧文明的武藝始終與其以狩獵為主的生活方式相伴隨，簡潔實用，卻又頑固單調。中國武術則在早熟且發達的文化環境下很早就選擇了一條獨具特色演進道路，強調自身特長的發揮，注重個體極限的延伸，產生出大量凝結有中國文化本質特點的外顯特征。然而，由于絲路文化的出現，催生出中國絲路沿途特色鮮明的地域武術文化。絲路延續數千年的歷史讓中國武術的內容和形式中留下了鮮活的絲路文化印跡。絲路文化還締造了回族這個武術傳承群體，讓中國武術絢爛的篇章里又增添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當前，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偉大設想已經提出，經濟的發展應當以文化為先導，絲路文化的歷史和現狀必將成為一個研究重心。武藝是古代文化的重要構成部分，兵器和相關武藝的交流同樣是民族文化和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內容[26].我們今天可以從絲綢之路上曾經輝煌一度的敦煌發現的壁畫中識別出大量體現武術特征的圖像，分辨其中的徒搏、武舞、劍術等等多姿的武藝形式，這是中西武藝交流不容輕視的史實依據?？墒?，古代中西間的武藝交流畛域與影響意義決非此一斑可窺，我們應當更加深入地探究其中的奧妙，希望能為今后絲路文化發展做出更有價值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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