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這門學科的存在，表明這一學科有其特定的研究對象，就應當不會存在人們對經濟學研究對象進行研討乃至爭論的各種觀點。但是，經濟學帝國主義和反經濟學帝國主義的爭論表明經濟學的邊界是模糊的、不確定的。經濟社會學、社會經濟學、政治經濟學、經濟倫理學和經濟學哲學等學科的存在也表明經濟學和其他學科“劃界”是模糊的。事實上，在經濟學發展史上，每一名經濟學家對經濟學研究對象的觀點一直不是一致的，甚至出現了爭論。經濟學發展史上關鍵性人物是：

斯密→李嘉圖→馬克思→穆勒→馬歇爾→凱恩斯→薩繆爾森。

從這一發展史上關鍵性人物可以看出： 這些經濟學家對經濟學的理解肯定是有差異的。比如，馬克思和西方經濟學對經濟學的理解是不同的，甚至被有的學者認為是對立的。因此，經濟學研究對象究竟是什么依然沒有取得一致的結論，這就需要學界再探討、再反思。

由于經濟學哲學是對經濟學進行研究乃至反思所形成的一門學科，其中包含著對經濟學中“元問題” （ 包括經濟學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等問題） 的探討，所以我們可以從經濟學哲學名篇中來梳理和提煉出他們對經濟學研究對象的觀點，這是最重要的一種研究途徑。同時，也參考一些著名經濟學家的論著，來論述經濟學家對經濟學研究對象的探討。

本文認為，經濟學是研究人和物的關系。經濟學不僅僅是研究物的，更主要偏重研究人。穆勒、凱恩斯、羅賓斯和弗里德曼對經濟學研究對象的理解和馬克思的觀點并不是 “水火不相容的”,而是相通的。將經濟學歸于研究物的，歸于科學，尤其是自然科學是片面的、有問題的。

一、經濟學說史中關于經濟學研究對象的變遷

在有關經濟學的論著中，古希臘的色諾芬是最早使用 “經濟”一詞的，“經濟”僅僅指家庭管理。其經濟思想主要表現在 《居魯士的教育》和 《經濟論》兩部著作中。他用 “經濟”一詞主要來概括奴隸主對生產的經營和財產的管理。

他認為，奴隸主的經濟任務，就在于管理好自己莊園的財產，并使之不斷增值。財產管理是一門技藝。按照當今的學科分類，他的經濟學就是現在的管理學。在經濟學著作中，第一次正式使用 “政治經濟學”這個名詞的是 17 世紀初法國的重商主義者蒙克萊田。1615 年，蒙克萊田出版了一本非常有價值的小冊子，即 《獻給國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經濟學》。他認為， “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是整個國家范圍和社會范圍的經濟問題，而不是只局限于研究家庭經濟或莊園的經濟問題。蒙克萊田具體分析了國家的經濟狀況，提出了國家干預經濟、保護本國工業和發展對外貿易等思想。特別是，他認為政治經濟學的主要研究對象是財富及其源泉，并和其他重商主義者一樣，認為財富即貨幣，對外貿易是財富的源泉。馬克思依然采 用 “政 治 經 濟 學” 一 詞。

1875 年，麥克勞德在 《什么是政治經濟學》 中將 “政治經濟學”替換成 “經濟學”.1879 年，英國經濟學家杰文斯在 《政治經濟學理論》著作第二版開篇中，贊成麥克勞德的觀點，認為去掉 “政治”一詞更加符合經濟學學科研究的對象及主旨。馬歇爾和薩繆爾森采用 “經濟學”一詞，而沒有使用 “政治經濟學”.真正確立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從斯密開始的，經過了新古典主義集大成者馬歇爾的理解，發展到了現代經濟學家羅賓斯、凱恩斯等的理解。由于羅賓斯的經濟學定義在下面將詳細論述，這里僅僅論述經濟學說史上斯密、馬歇爾和凱恩斯的經濟學定義。

1. 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 把財富作為研究對象

馬克思認為，“在亞當·斯密那里，政治經濟學已發展為某種整體，它所包含的范圍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形成”[1].斯密[2]認為，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財富，其目標是富國裕民。他把政治經濟學簡單地理解為致富術或取財術。正如斯密的 《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 （ 即《國富論》） 書名所明確表示的，此書研究的是財富的性質、來源及其增長源泉等。斯密把國民財富確定為其研究對象，和他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目的的看法直接相關。

這里的國民財富包含三個層次： 第一，國民財富具有時間維度，它不是存量，而是流量，是指一年生產的產品和勞務。第二，從實物形態上看，國民財富是由 “每年消費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構成的”.第三，勞動是國民財富的源泉。這種將勞動視作國民財富源泉的觀點同當時在歐洲各國流行的重商主義僅僅將金銀視作財富唯一形式的觀點是直接對立的。

2. 新古典經濟學的研究對象： 經濟學既研究財富也研究人

邊際革命使得經濟學對財富的研究轉向更加注重對人的行為尤其是人的心理研究。邊際革命的先驅---英國經濟學家杰文斯從作為消費者的經濟人的個人角度去理解經濟學，認為經濟學的目的是如何以最小的痛苦來換取最大的幸福。這種經濟學建立在三個最基本的命題之上： 每一個人都選擇對自己最大的利益； 人類欲望早晚都會被滿足； 延長勞動會增加痛苦。在這些基本命題上，杰文斯運用數學方法把人的主觀感受加以量化，來研究經濟人的經濟行為。

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門格爾把追求欲望滿足最大化的消費者作為經濟學研究的起點和對象。他深受當時自然科學中占統治地位原子論方法的影響，把商品價值還原成孤立的經濟人對財貨的主觀評價，進而提出了著名的邊際效用價值論。

新古典經濟學的集大成者馬歇爾認為，經濟學是一門研究財富和人的學問。特別強調的是：

一是 “一切財富是由人們要得到的東西構成的；那就是能直接或間接滿足人類欲望的東西。但并不是一切人們要得到的東西都可算作財富。例如友人的情感……”[3]

二是 “經濟學家所研究的是一個實際存在的人： 不是一個抽象的或 ”經濟的“人，而是一個血肉之軀的人”[3].“主要是研究在人的日常生活事務方面最有力、最堅決地影響人類行為的那些動機”[3].顯然，新古典經濟學將對人的研究納入其經濟學研究范圍，這是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財富的極大補充。

3. 凱恩斯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基于宏觀分析的視角

在經濟學研究對象上，凱恩斯認為，古典學派經濟學是立足于單個廠商和消費者的經濟行為，進行的是個量分析或微觀分析； 而其 《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的經濟學研究對象是立足于整個經濟體系的就業和產量變動，進行的是總量分析或宏觀分析。他說： “古典理論的前提只適用于某種特殊情況，而不適用于一般情況。

它所假定的情形只是各種可能的均衡位置的極點，而且古典理論所假定特殊狀態的特征恰恰不符合我們實際生活于其中的經濟社會的特征，如果我們企圖將它應用到實踐中，結果勢必成為一種誤導，甚至造成災難”[4].在經濟學研究范圍的劃分上，凱恩斯認為，“我們認為把經濟學劃分為價值與分配理論以及貨幣理論是一種錯誤。正確的方法應當是，一方面是關于單個行業或公司的理論，即研究某一特定資源如何在不同用途之間的分配與報酬的理論，另一方面是適用于社會團體的產量與就業理論”[4].凱恩斯正是借助對古典經濟學研究對象的糾正和對經濟學研究范圍的突破，從而完成了對古典學派經濟學的革命。

二、經濟思想史中經濟學哲學名篇關于經濟學研究對象的論述

從經濟學哲學名篇中來概述經濟學的概念尤其是研究對象，既是最合理乃至正確的途徑，也是最有效的研究方法。

1. 穆勒的 “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是在人性法則下的財富生產和分配問題”

穆勒首先分析了以前政治經濟學的定義，進而提出了自己的定義。穆勒認為，“政治經濟學是一門自稱是傳授國家致富之道的科學”這一定義是有問題的。其原因就在于： 一是科學講事實，而技藝則講戒律。二是科學的語言是： 這是什么或不是什么，而技藝的語言則是： 這樣做，不要那樣做。三是科學研究的是一個現象，去尋找這一現象的規律，而技藝則在自身給定目標條件下，尋找影響這一目標的種種手段。四是科學是真理的集合，而技藝則是規則的總和[5].因此，如果政治經濟學是一門科學的話，則它就不可能是技藝。當然，穆勒認為，技藝是以科學為基礎的。雖然促進國家財富增長的規則不是一門科學，但它是科學的結果。

穆勒認為，“政治經濟學告訴我們調節財富生產、分配和消費的法則”這一定義，也是有問題的。這是因為這一定義附上了這樣一個說明，即： 政治經濟學是就國家而言，而家庭經濟學則是關于家庭而言的。由于家庭經濟學是由關于節儉的箴言或規則構成的，目的在于維持家庭得以存在所必需的物品，且通過大量規定的手段得到盡可能多的物質享受或快樂，所以家庭經濟學是一門技藝，就不可能是科學，也就不是政治經濟學了。此外，穆勒還認為，這里的 “財富”一詞是模糊不清的?！柏敻弧蓖ǔ１徽J為是一切對人類有用或合意的東西。但就生產領域來說，如果合意于人類的一切物質東西的生產法則都包含在政治經濟學之中，那么，幾乎全部的物理知識、化學知識和地質學知識都包括在政治經濟學之中，這樣，經濟學就很難說終止于何處，也就很難和物理學等最終區別開來。穆勒還認為，人與自然的相互作用取決于以下兩個因素： 一是作用物的特性，即物質法則。二是被作用物的特性，即人的精神法則。比如，谷物生產就是如此，其物質法則是指使種子生根發芽的土壤、植物的特性以及其為人類生存提供營養成分的人的生理特性。其精神法則是指人渴求生存的欲望、獲取生存必要手段的愿望。

穆勒認為，物理科學研究的是物質現象及其法則，沒有涉及到人類精神。而精神科學則涉及到人類精神，研究的是精神現象及其法則。由于植物活動等現象涉及到的是物質法則，而與精神法則無關，物理科學就沒有涉及到人類精神。由于精神現象本身要部分地依賴于人的機體生理法則，所以一切精神科學都必須以這些物理原則為條件。因此，政治經濟學一方面以全部物理科學為前提，另一方面涉及到產品的生產、分配和消費的精神現象及其法則。穆勒認為，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就是取決于人性法則而言的財富生產和分配問題，即 “政治經濟學是研究財富生產和分配中的道德和心理法則?！?/p>

穆勒認為，政治經濟學討論的既不可能是人類全部的財富生產和分配問題，也不可能是人類的全部人性，這就是說，政治經濟學只可能研究的是財富、人性的一部分。穆勒還認為，雖然人類有各種各樣的動機，甚至一些人不把財富看成是其主要的追求對象，但是，政治經濟學僅僅把人看成是獲取和消費財富的，即把人看做必然是以最小勞動、最小生理節制獲取最多的必需品、奢侈品。這實際上提出了理性經濟人假定。因此，穆勒又得出了另一個完整的政治經濟學定義，即： “政治經濟學要找出一些社會現象的規律，這些現象是人們為了生產財富而聯合活動產生的，而且不因為對其他現象的追求而受到修正?！边@本質上是說，政治經濟學是研究在理性經濟人假定下人及其社會運行的規律。只要人性法則不變，人們為了生產財富而聯合活動產生的社會規律就不會變，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及其規律、理論也就不會變。

2. 凱恩斯的 “政治經濟學是研究產生于人類社會經濟活動中的現象的科學”

凱恩斯認為，弄清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范圍，應該是研究者的首要任務。如果連政治經濟學是關注實際還是關注理想、關注 “是什么”還是關注 “應該是什么”都搞不清楚，就必然會導致對經濟事實的錯誤理解，進而有損經濟科學的權威性和影響力。為此，凱恩斯比較了兩大學派對政治經濟學研究范圍的爭論： 一是英國學派，把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實證的、抽象的和演繹的科學。二是德國學派，把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倫理的、現實的和歸納的科學。該派認為，政治經濟學不僅要研究 “是什么”,更要研究 “應該是什么”.凱恩斯總結道： “片言只語不能充分地描述政治經濟學的方法； 沒有哪一種方法能說自己不需要與其他方法相配合，相反，只要看看政治經濟學的個別分支或某個方面，合理的方法既是抽象的，也是現實的； 既是演繹的，也是歸納的； 既是數學的，也是統計的； 既是假說的，也是歷史的”[6].

雖然凱恩斯將經濟學分為實證經濟學、規范經濟學和處于兩者之間的作為手段的經濟學，但是，凱恩斯認為，離開道德判斷和經濟規范的構造，研究經濟一致性是可能的，即有理由建立一個獨立的實證經濟學。因此，“政治經濟學作為實證經濟學可以說獨立于倫理學”[6]. “政治經濟學原理的討論越是獨立于倫理和現實方面的考慮，這門科學就越能盡快走出爭論階段。倫理學闖入經濟學只能導致已有的爭論不斷擴大并無休止地延續下去?！彪m然 “在經濟研究中把實證方法與倫理的和現實的方法剝離開來在邏輯上是可能的，”但 “不能以為這樣的剝離既令人滿意，又天衣無縫”[6]. “經濟學家為了建立自己的科學基礎，需要經濟學本身所不能夠提供的好多東西。在最廣泛的意義上說，經濟學家應該是政治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學生。經濟學家也應該解決社會倫理的基本問題”[6].

于是，凱恩斯將政治經濟學與物理學和心理學進行了比較。他認為，政治經濟學會把物理學的規則作為前提或先決條件，但是，不會把它作為結論。同理，政治經濟學會把心理學作為前提，但是，政治經濟學不是關于心理的科學。政治經濟學也不是一門政治科學，因為它不是研究人們的政治關系，而是研究人們的社會關系。因此，政治經濟學所關注的既不是物理現象，也不是心理的或政治的現象，而是產生于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中的人類活動。為了更清楚地表達這一點，政治經濟學可以定義為 “研究產生于人類社會經濟活動中的現象的科學”[6].

3. 羅賓斯的 “稀缺資源的合理配置問題”作為經濟學的研究對象

羅賓斯在對比了許多前人的經濟學定義之后，給出了其關于經濟學的定義。很多經濟學家習慣于把 “經濟學說成是研究物質福利的學問?！?“物質這一字眼在坎南和馬歇爾的定義中都能見到，甚至帕累托也同意使用這個詞，盡管他的分析方法在許多方面與那兩位英國經濟學家有很大的不同?？死说亩x中也含有物質這個意思”[7].通過分析，羅賓斯認為，這種定義是 “重農主義影響的最后殘跡”,“完全未能展示所有最重要法則的范圍或意義”[7].以工資理論為例，工資理論是經濟分析體系中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雖然有些工資有助于物質福利的增長，但是，有些工資，比如管弦樂隊成員的工資，則是與物質福利毫不沾邊的，所以工資理論不應該忽略 “非物質”勞務支出的金額，相反，還必須重視 “非物質”方面的花銷。

雖然人類活動有各種各樣的目的，但是這不能擺脫有效資源的限制?！叭鄙龠_到不同目的的手段，幾 乎 是 制 約 人 類 行 為 的 一 個 普 遍 條件”[7].因此，羅賓斯認為， “經濟科學研究的是人 類 行 為 在 配 置 稀 缺 手 段 時 所 表 現 的 形式”[7].也就是說， “經濟學是把人類行為當做目的與具有各種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間的一種關系來研究的科學”[7].羅賓斯認為，能夠滿足人類需要的物質手段之所以成為經濟貨物，并不在于它們的物質性，而在于它們與人的估價之間的聯系。具有重要意義的是它們與給定需要的關系，而不是它們的技術實質。經濟學家不關心技術本身，而把技術僅僅視為影響相對稀缺性的一個因素。經濟學要回答的問題是： “人們達到其目標的過程如何受制于手段的稀缺---稀缺手段的配置如何依賴于最終的估價”[7].在經濟學的目的和手段關系上，有人批評到，“經濟學家關注的是一種特別低級的行為?！钡?，羅賓斯認為，這是一種誤解。 “經濟學家不關注目的本身，而關注達到目的的行為是如何受到限制的。目的可能是高尚的，也可能是卑鄙的，可能是物質性的，也可能是非物質的---假如目的能夠這樣描述的話。但如果達到一組目的要犧牲其他的目的，那就具有了經濟意義”[7].雖然 “經濟學則根本不關心目的本身”,但是，“只有當目的影響手段的配置時，經濟學才關心目的”[7].在論述經濟史問題的時候，羅賓斯認為，“經濟史與其他歷史一樣，并不想全面描述各種事件，而只是想傾全力描述事件的某一方面。經濟史要描述的是不斷變化的經濟關系網，是目的的變化和達到目的所需的技術和社會環境的變化對經濟意義上的價值產生的影響”[7].直到晚年，羅賓斯仍然堅持自己的經濟學定義，“我將繼續我關于經濟學問題定義的立場”,“我堅持按照由稀缺性所限定的行為描述這一主題”[8].

4. 弗里德曼的實證經濟學關于現象做出合理的、有意義的預測科學

在實證經濟學與規范經濟學之間的關系上，弗里德曼認為，原則上，實證經濟學是獨立于任何特別的倫理觀念或規范判斷的，它研究的是“是什么”,而不是 “應該是什么”.同時，規范經濟學和經濟學規則不可能獨立于實證經濟學。

任何政策結論都必然依賴于人們對做某一件事而不是做另外一件事的后果所做的預測，而預測必須隱含地或明確地依賴于實證經濟學。弗里德曼[9]指出，實證科學的最終目的是要發展出一種 “理論” （ 即 “假說”） ,旨在對尚未觀察到的現象做出合理的、有意義的預測。實證經濟學理論由以下兩種元素構成： 一是一種旨在促進“系統的、有組織的推理方法”的語言。二是一種旨在抽象出復雜現實的本質特征的實質性假說體系。

經濟學理論或假說是一個語言系統，實質是指實證經濟學理論是由邏輯或數學語言等構成的形式系統，即從基本的假定出發，運用邏輯或數學等工具進行演繹推導，得出結論的形式系統。由于演繹法沒有創新，即 “結論沒有超出前提假定”,所以經濟學理論作為一種語言，實際上“沒有什么實質性內容，而只是一系列的同義反復?！碑斎?，形式系統的構成既取決于邏輯上的考慮，又部分取決于實際上的考慮。

經濟學理論作為實質性假說體系，是對一系列現象做出 “預測或解釋”,且通過預測能力來得到檢驗。對一種假說的 “合理性”進行的唯一有效的檢驗，就是將這種假說的預測和實際情況進行比較。如果這種假說的預測與實際情況相抵觸，那么，假說就應該被拒絕； 如果這種假說的預測與實際情況不抵觸，那么，假說就應該被接受。如果在許多情況下，這種假說的預測都沒有與實際情況相抵觸，那么，假說的可信性就非常高。但是，實際證據永遠都不能 “證實”一種假說，只是暫時的 “證實”,到目前為止還沒有證偽這種假說，所以實際證據也只是說明這種假說是應該暫時地被接受的。同樣， “被拒絕”也只是暫時被實際證據所拒絕。由此可見，任何經濟學理論只是暫時地被證實，也僅僅是一個假說，因而理論和假說是一個意思。

這里的現象可以指 “尚未發生的現象”,也可以是對已經發生但尚未進行觀察或預測者尚不知道的現象。比如，一個假說認為，在給定的條件下，某種情況肯定在 1906 年發生過。如果對有關記錄進行研究，發現這種情況確實發生過，那么，這個預測就得到了證實。如果有關記錄表明這種情況沒有發生，那么，這個預言就與實際情況相抵觸，假說就得到了證偽，也就應該被拒絕。

由于觀察到的事實是有限的，而可能的假說卻可能是不計其數，永遠也不可能將可能性減少到只有一種，使得只有一種可能性的假說和有限的證據相一致，所以弗里德曼根據科學哲學原理，提出了取舍一種假說的種種標準： 第一，“成效性”.即假說說明、解釋、預測現象的準確性情況。第二， “簡單性”.即假說的出發點---假定或公理越簡單越好。第三，“完備性”.即假定或公理要盡量完備。第四， “一致性”.即假定或公理之間不能出現邏輯矛盾。

雖然取舍假說有一定的標準，但是，由于社會科學很難做 “受控實驗”,經濟學又缺乏 “決定性的實驗”,所以經濟學理論的取舍和檢驗進展緩慢、困難重重，有可能使經濟學退回到純粹的規范分析或同義反復之中。但是，弗里德曼堅持認為，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之間沒有本質的區別，自然科學中一些學科也同樣無法進行受控實驗。經濟學希望成為一門有用的科學而不是偽裝成數學，就必須進行經驗或實驗的檢驗。

由上可知： 穆勒認為， “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是就取決于人性法則而言的財富生產和分配問題?！绷_賓斯關于經濟學的定義是 “經濟學是把人類行為當作目的與具有各種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間的一種關系來研究的科學?！眲P恩斯說得更明確，政治經濟學所關注的既不是物理現象，也不是心理的或政治的現象，而是“研究產生于人類社會經濟活動中的現象的科學”.因此，他們都認為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人與物的關系，如果僅僅關注人，那就是倫理學、美學等學科，如果僅僅關注物，那就是自然科學。事實上，凱恩斯、羅賓斯關于經濟學的定義都是受穆勒觀點的影響。比如說，穆勒認為，經濟學如果是研究財富的，那就很難說經濟學將止于何處，也就很難將經濟學和物理學區別開來。受此影響，凱恩斯認為，“政治經濟學與物理學的關系就是這樣簡單，物理學的規則是它的先決條件”[6].羅賓斯特別反對經濟學僅僅是研究物質財富的 “唯物主義”定義； 同時，穆勒認為，政治經濟學討論的既不可能是人類全部財富生產和分配問題，也不可能是全部的人性，或者說，政治經濟學只可能研究的是財富、人性的一部分。受此影響，凱恩斯認為，“人的經濟活動部分取決于道德的因素，在實證經濟科學中考慮道德動機的作用是必要的，然而，科學的功能不在于研究倫理判斷； 因此，政治經濟學作為實證科學可以說獨立于倫理學”[6].羅賓斯認為， “經濟學對于各種目的而言完全是中立的……經濟學并不討論目的本身”[7].“在相對估價表中，經濟學把目的看做是給定的，探討行為的某些方面會產生什么結果”[7].而 “美學關心的是某些種類的目的。美就是一種目的，可以說，它與其他目的相競爭供人選擇?！?“只有當目的影響手段的配置時，經濟學才關注目的”[7].

在實證經濟學和規范經濟學關系上，弗里德曼認為，經濟政策上意見的一致，較少取決于規范經濟學本身的進步，而較多地取決于那種所得出的結論應該而且值得人們廣泛地接受的實證經濟學的進步。弗里德曼特別強調： 實證科學的最終目的是要發展出一種 “理論”或 “假說”,它能夠對尚未觀察到的現象做出合理的、有意義的預測。這就是說，弗里德曼將規范經濟學 “存而不論”,而專門論述實證經濟學。就像羅賓斯認為的 “經濟學把目的看做是給定的”觀點一樣。

因此，在經濟學研究對象上，穆勒、凱恩斯、羅賓斯和弗里德曼的表述雖然有一定的區別，但是，他們的觀點本質上是一致的。凱恩斯、羅賓斯和弗里德曼的觀點源于穆勒的觀點。

從上面的分析也可以看出： 穆勒、凱恩斯、羅賓斯和弗里德曼對經濟學研究對象的理解和馬克思的觀點是相通的。事實上，馬克思的觀點深受穆勒、斯密等觀點的影響，比如，《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就顯示，馬克思當時就研讀過穆勒等 “一流經濟學家”的著作。

馬克思在 《資本論》第一卷序言中明確指出： “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10].接著他又談到 “本書的最終目的就是揭示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10].馬克思認為，經濟學研究不僅包含了物質資料的生產和交換，還包含了在這其中產生的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人與自然界之間的相互關系。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一開始就有兩個特征： 第一，它生產的產品是商品。使它和其他生產方式相區別的，不在于生產商品，而在于，成為商品是它的產品的占統治地位的、決定的性質”[11].接著他又談到：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第二個特征是，剩余價值的生產是生產的直接目的和決定動機”[11].恩格斯也在 《反杜林論》中關于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有過明確的表述： “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研究人類各種社會進行生產和交換并相應地進行產品分配的條件和形式的科學”[12].在 《卡爾·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中，恩格斯強調指出： “經濟學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13].

總之，在馬克思經濟學理論中，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生產方式。而資源配置的方式屬于生產方式范疇，對資源配置方式的研究也就應該被包含在生產方式的研究范圍之內。但是，對資源配置方式的研究僅是生產方式研究的一個方面，絕不能把政治經濟學或經濟學研究的全部內容僅僅理解為資源配置問題。

三、結 論

學界對經濟學研究對象最大誤解就是對羅賓斯的經濟學 “稀缺”定義這一最標準的 “工程學”定義的誤解。一些人認為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就應該是對稀缺資源的配置問題，進而，認為經濟學是對自然資源配置問題進行 “工程學”研究。費希爾等[14]認為， “經濟學研究社會怎樣以有限的，稀缺的資源決定生產什么，怎樣生產和為誰生產”.帕金[15]認為， “經濟學研究人們怎樣試圖用他們的有限資源來滿足他們的無限需要”.曼斯菲爾德[16]認為， “按照一個標準的定義，經濟學研究滿足人們需要的在可供選擇的用途之間配置資源的方式”.曼昆[17]認為，“經濟學研究的是社會如何管理自己的稀缺資源”.從而，一些人就將經濟學的 “目的”放在一邊，也時常引用羅賓斯的觀點來加以論證，羅賓斯說： “經濟學對于各種目的而言完全是中立的……經濟學并不討論目的本身”[7].其實，如上所說，羅賓斯并沒有否認經濟學不關注 “目的”,“在相對估價表中，經濟學把目的看做是給定的，探討行為的某些方面會產生什么結果”.“只有當目的影響手段的配置時，經濟學才關注目的?！倍?“美學關心的是某些種類的目的。美就是一種目的，可以說，它與其他目的相競爭供人選擇”[7].這就是說，美學等為經濟學提供賴以生存的前提--- “經濟學的價值目標”.從這一點可以說，沒有美學、倫理學等學科，就沒有經濟學。經濟學如果出現了大的“問題”,往往會出現在其 “根”這一塊，即其“目的”上[18].因此，森[19]認為， “雖然從表面上看經濟學的研究僅僅與人們對財富的追求有直接的關系，但在更深的層次上，經濟學的研究還與人們對財富以外的其他目標的追求有關，包括對更基本目標的評價和增進”. “經濟學，正如它已經奉獻出的那樣，可以通過更多、更明確地關注影響人類行為的倫理學思考而變得更有說服力。我的目的并不是要列舉經濟學已經取得的成就和正在進行的研究，而是要提出更高的要求”[19].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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