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認為，經濟運動方式的變化決定著國家政治文化等上層結構的變化。當前，全球生產方式正處于結構性轉型，其變革必然會導致國際關系研究方式的轉型。馬克思主義原理的解釋力和預見性可能再次得到印證。在中國，互聯網+已經成為一個熱門的話題。從中央政府到全國各地，從互聯網巨鱷到制造業巨頭都在探討，如何發揮“互聯網+”的威力，推動國民經濟的高速增長。對于互聯網，我們非常熟悉，它已經成為日常生活的組成部分。但對于“互聯網+”,很多學者有點困惑，它與互聯網有什么不一樣么？實際上，正如智慧城市一樣，“互聯網+”是一個中國式的概念。
簡言之，它是指傳統產業的互聯網化。40多年前，美國發明了互聯網，主要解決戰爭爆發后美國國防部指揮系統的生存和運作問題。后來，學術和專業的應用拓寬了互聯網的范圍，增加了發展的活力，一批互聯網產品都是在這個過程中產生的，包括Email、萬維網、瀏覽器、搜索引擎、BBS和FTP等，它們又很快被商業化?；ヂ摼W與計算機操作系統和辦公系統的結合，以搜索引擎為核心的互聯網技術的發展，構成了信息社會的主要景觀，也造就了微軟、IBM、雅虎和谷歌等一批信息產業巨子。中國早期互聯網的資本多數來自海內外的天使基金，形成了新浪、搜狐、網易和百度為代表的一批互聯網主力軍。它們的制高點在于成為互聯網的門戶網站，分享了以前屬于政府的一些信息特權。
下面兩個現象與“互聯網+”的產生直接相關：一是互聯網升級，包括帶寬和速度的提高、移動互聯網和智能手機的普遍應用；二是電子商務的快速發展，促進了互聯網與國民經濟的融合。2014年中國電子商務市場交易規模13多萬億元。一批超級規模的電商橫空出世，如阿里巴巴和淘寶、騰訊、京東和支付寶等。馬云和馬化騰等成為“互聯網+”的主要推手。中國政府也高度關注互聯網技術和應用的發展趨勢，于2015年提出了“互聯網+”的行動計劃。習近平在貴州專程考察大數據產業，觀看“互聯網+”的演示。從2015年政府工作報告中可以看出，“互聯網+”覆蓋面很廣，不僅面向產業和消費者，也面向政務、社會管理乃至國家管理。
“互聯網+”如此強勁的發展勢頭，肯定會帶來學術研究方式的轉型。以國際關系研究為例，傳統的國際關系研究方式無法適應快速變化的互聯網世界，也難以理解“互聯網+”所蘊含的顛覆性變革，因而不能滿足走在互聯網時代前面的中央政府的決策需求。
“互聯網+”在社會經濟文化等領域的迅速普及，引起社會及其國際關系的結構性變化。如果國際關系研究不及時調整與之相適應，就會滯后，不接地氣，無法向決策層提出切實可行的對策方案。概括起來，“互聯網+”時代國際關系研究方式有三大轉型。
研究數據占有方式的轉型
“互聯網+”時代同時也是一個大數據時代?；ヂ摼W供應商和電商借助互聯網平臺，充分利用大數據進行決策，使其對消費者的營銷更為精準化和即時化，從而快速、高效地占有市場份額。相比之下，國內國際關系學界的互聯網意識和數據意識較為落伍。具體表現在：
（1）理論研究和對策研究都缺乏數據支持，這也是國際關系研究口碑不及經濟學和社會學的重要原因。
（2）缺乏大數據思維。雖然有些學者重視數據研究，但就思維而言仍停留在小數據時代，數據收集局限于樣本采集，數據處理注重精確性，數據分析強調因果關系。數據系統也是按照結構性原理設計。因受經費和地理空間的限制，目前國內國際關系研究的主要數據源來自第二手，所謂第一手數據，很多也是來自官媒記者的現場采訪，故而可以理解鳳凰網在學界很受青睞的原因了。（3）數據處理的重點在于價值判斷而不是事實判斷。國際關系研究的刊物上確實看到運用數據進行分析的論文，但發現其目的不是為了證明事實，預測未來，而是為了與某種理論特別是具有強烈意識形態色彩的理論進行爭論。這就是國內國際關系學界對近來一些重大國際事件預測屢屢失手的關鍵原因。
盡管現在也有高校和智庫采用大數據技術，對互聯網的數據進行24小時監控，機器人抓取，但其目的仍然是意識形態層面，即進行網絡輿情監視和分析。網絡輿情確實值得重視，但多家單位重復勞動似乎有點資源浪費，對于決策者最為關注的國際關系的預測幾乎是無人問津。
真正的國際關系研究必須建立在事實基礎上。高質量的研究成果是通過采集分析大量數據后才能獲得的。
在模擬時代，無論是國內機構還是駐外機構，數據來源主要是通過閱讀西方主流媒體、專業雜志的文獻、專業書籍、政府檔案、國際組織和相關國家政府統計資料和官方文件等方式而獲得。朱镕基在做研究的時候就熟讀西方專業雜志。王歧山也曾做過學術研究，重視數據調研，熟悉國外社會發展狀況。然而在大數據時代，大部分數據已經數字化，并遷移到互聯網上，并每時每刻都在產生巨量數據。
此外，外交事務也因其邊界擴大而導致數據總量的增加。在工業社會早期，國內事務和國際事務之間存在著嚴格的分界線，外交事務屬于少數精英涉獵的領域，但在全球化時代，國內外事務完全混雜在一起，邊界非常模糊。以中國為例，以前國內事務在國際社會無人問津。但隨著中國國際影響力的劇增，目前國內很多問題如廉政和高考、房市和股市、交通事故和食品安全都可能成為國際社會議論的熱點。
面對如此巨大的變化，國際關系研究只有通過互聯網平臺，通過提高對大數據的處理和分析能力，才會對時局變化了然于胸，才能給決策層提供有價值的對策建議?？梢灶A料，隨著“互聯網+”的滲透，以前國際關系研究那種單打獨斗的作坊研究方式肯定要被淘汰，代之以適應新時代的新型組織方式。
研究組織方式的轉型
互聯網時代帶來的一大沖擊是，迄今為止，同其他領域一樣，“單位”是國際關系研究最基本的組織形式。任何有能力、有影響的專家學者總是依附于某個“單位”,總是通過單位的組織架構發揮國關方面的資政和研究的作用。目前已經形成一個潛規則：衡量一個國關學者是否成功的標準，主要看他（她）是否拿到國家和省市的縱向課題，而要拿到這些課題必須通過單位的渠道去申報。此外，學者的決策咨詢研究成果也是通過單位的流程傳遞到決策機構?！皢挝弧背蔀閲P專家學者賴以生存的基礎，也是決定專家學者社會影響力的決定性因素。同等水平的學者，如果所處的單位不同，其社會影響力和知名度也全然不一樣。
然而，“單位”既能夠給專家學者提供助力，也會成為一種限制，因為“單位”是滋長官僚主義的天然土壤。單位的領導不會關注學者研究成果的社會價值，而是更看重能否給單位帶來近期利益。因此，有些具有挑戰性的前沿課題往往被冷落?！皢挝弧睅淼牧硪粋€負面后果是，非常排斥協同合作，因為每個單位都想獨占研究成果。從整個社會看，除了少量國家級的智庫外，大部分高校和地方的智庫基本上受制于國家社科基金和其他類型社科基金的左右。而這些基金課題的設置、申報、審批和完成很大程度上是各個單位之間的博弈，夾雜了很多人為的因素。
顯然，這種落后的生產關系已經阻礙了先進生產力的發展。在“互聯網+”時代，國際關系研究的這種組織形態必須打破。一種基于互聯網平臺的協同合作研究模式，將成為國際關系研究組織方式的新常態。新模式將打破“單位”的界限，降低“單位”在研究過程中的支配性作用。就像人們對于互聯網上的服務器、超文本網頁和巨量數據的地理位置信息不會關注一樣，在“互聯網+”時代，學者專家的“單位”印記被淡化，人們更看重的是他們的觀點、他們的判斷和他們的預測?！皢挝弧币坏┩顺?，研究者合作的主要壁壘就被打破。學者和專家，無論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利用互聯網和大數據提供的便利相互之間進行溝通和交流。他們會變得很單純，目的就是一個，探索真理。而當前各種名目繁多的帶有濃烈“單位”印記的頭銜和稱號，將會成為一種歷史的記憶。
研究主體角色的轉型
“互聯網+”時代，傳統產業因為擁抱互聯網而產生新的價值和新的營運方式。例如，最近風靡世界的優步打車軟件，在中國也刮起了一陣旋風。優步公司通過網絡平臺和打車軟件，為私家車司機和乘客提供第三方平臺。優步不抽成，司機可以業余兼職。優步開辟了人民優步的業務，允許不認識的乘客拼車，降低車資。優步的車輛有檔次，從寶馬、奔馳到豐田或帕薩特。優步服務體貼，不會拒載，車內還有礦泉水，并且司機彬彬有禮。這些特點國內出租車行業很少具備。優步打車提供了一流的服務，但價格很便宜。一是因為拼車；二是優步補貼。司機和乘客都有補貼，特別是司機，優步公司提供很多優惠。因此短短一年，優步已在中國很多大城市全面鋪開。優步之所以屢屢告捷，除去商業招數外，正是充分利用了互聯網平臺和大數據技術。
優步不需要自己養車養人，主要依賴閑置的社會資源，把資金用于提高服務質量。
互聯網平臺和大數據技術為許多專業領域提供了簡便易用的公共平臺。公共平臺上擁有豐富的免費研究資源，這些資源即使再強大的智庫也難以與之競爭。
例如，谷歌地圖將全球的衛星圖像進行匯總，將數以萬億計的觀察數據放在網上供研究者和愛好者使用。
谷歌地球的引擎本身也開發工具，美國研究人員用它來制作了超高清的全球森林變化圖。聯合國提出全球脈動的項目，對每日生成的全球數據進行觀測和篩查，以此發現經濟機遇或者是危機預警。由于項目涉及很多領域，因此聯合國采取眾包的形式完成該項目。于是更多的參與者通過身邊的電腦或智能手機參與聯合國的項目，分享其他人的研究成果。
這些案例對于國際關系研究意味著什么呢？意味著參與主體角色的轉型。一層意思是參與人員沒變，但其思維方式和研究方法必須改變。另一層意思就是其他人員的跨界參與。國關研究本來門檻很低，它越來越需要其他領域的專業知識和信息的加入。
而“互聯網+”提供的技術手段，使得以前只有政府智庫才能從事的專業研究，業務好手竟然也能完成。實際上，高手在民間。國內散落著很多沒有單位但研究水平非常高的“業余高手”.他們中有些是國外留學回來的；有些是從體制內脫離出來的。這些人的研究水平不亞于體制內的研究人員，因此我們常常能從網上看到一些研究質量相當高的佚名文章。
如果政府看清這個格局就會明白，在“互聯網+”時代，可以花費很低的成本卻能獲得自己所需要的研究產品，而且挑選范圍非常廣，價格機制透明，買賣很公平。以前花費巨資包養智庫和學者的方式似乎有點得不償失。在“互聯網+”時代，國際關系研究的智庫將會以這樣一種形式展示在世人面前：有一個類似優步的超級智庫機構，為政府和研究者提供第三方網絡平臺?！俺壷菐臁笨梢栽O置基本條件，讓符合條件的人員注冊為研究者。在另一端，政府的各種機構甚至大型國企也可在這個網絡平臺上注冊。供求雙方在此平臺上合作。政府一方需要咨詢和資政時，只需要在網絡平臺上發布請求，而研究一方則搶單、接單。當然，具體過程肯定比優步打車復雜，這要根據具體情境而定。
“優步”類智庫的好處是快速靈活，政府不養人，沒有“單位”的損耗，信息高度透明，政府的選擇余地非常寬泛。例如，目前大家一個感覺是缺乏地區問題專家，而培養一個合格的地區專家需要十年。政府肯定等不及。但“優步”類智庫很快會通過網絡平臺找到所需的地區專家。這些專家本身來自專業領域，但由于各種原因退出江湖。他們平時閑云野鶴，不在政府的視野里。但他們也需要賺錢養家糊口，只要有合適的機會和價格，他們肯定樂于參與。再如，地區國別的研究，首先需要外語人才，但培養少數語種的專家時間很長，機會成本很高。然而如果使用“優步”類智庫，發現不缺語言人才，因為幾乎在世界各地都有熟悉當地語言又會說漢語的華人。更為重要的是，“超級智庫”已經建立了國際關系研究的大數據系統，很多問題先經過大數據系統的篩選，已經簡化為事實判斷題。
如果大數據系統也不能解決，就把這類的問題通過網絡平臺眾包，總會找到合適人才。當然，這里沒有否認國際關系研究中語言人才的重要性，但我們應該學會追求成本效益，消除人才浪費現象。
“互聯網+”時代國際關系研究主體角色的這種轉型，是一種雙贏的格局。對于研究方來說，由于不存在“單位”的依附，人際關系變得非常簡單。他們可以專心致志地研究解決問題的方案。對于政府方來說，由于不需要養人，可以節約大筆財政開支。重要的是，繞開了“單位”后，財政不會浪費在很多“閑雜人員”上。這些錢完全用于具有真才實學的研究人員上。中國地大物博，人才眾多，足以提供所需要的智力支持。從整個社會來看，由于實行“優步”類智庫，可以讓人力資源和財政資源獲得高度的優化配置，極大地節省了社會資源，而決策層又能夠源源不斷地獲得高質量的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