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言
政府信任的式微已成全球蔓延之勢，成為各國政府治理面臨的一大難題。面對這一難題，學者們開始關注并思考：一個良好的社會秩序該如何建立并得以維持？于是，信任—-作為構建良好社會秩序的中心問題受到學界廣泛關注[1]。學界從各視角對其進行了探討[2]，[3]。楊靜通過對供應鏈內企業間信任的研究，將信任產生機制分為三個方面：（1）信任方特征；（2）被信任方特征：（3）雙方關系特征[4]。事實上，信任是雙向的。就城鎮居民與政府間的信任而言，既包括城鎮居民對政府的信任，也包括政府對城鎮居民的信任。而前一種信任，即城鎮居民對政府的信任關乎政府的合法性問題，對政府意義重大，甚至對我國和諧社會建設和建成小康社會也至關重要。
城鎮居民對政府的信任受到政府自身特征如政府形象、政府能力的影響。本文將以城鎮居民作為施信方，政府部門作為被信任方，從政府特征視角出發，研究影響政府信任的因素，以期為政府提升其在城鎮居民中的信任提供參考。
1 研究假設
1.1 政府信任與政府形象間的關系與研究假設
政府形象是政府被公民認可的重要基礎之一。誠實可靠的名聲是被信任方的寶貴財富。 因此，建設服務型政府，塑造親民的政府形象對政府信任的提升是極為有利的[13]。
筆者提出關于城鎮居民對政府信任與政府形象間的關系假設如下：
H1:政府形象越好，城鎮居民對政府的信任越高。
H1a: 政府形象越好，城鎮居民對政府部門的契約型信任越高。
H1b: 政府形象越好，城鎮居民對政府部門的合作型信任越高。
H1c: 政府形象越好，城鎮居民對政府部門的制度型信任越高。
1.2 政府信任與政府能力間的關系及研究假設
政府能力指政府通過公共權力的運用以吸取并調動公共資源和社會資源，通過政策的制定和有效執行，在實現其目的和履行職能過程中表現出來的效率和績效。城鎮居民在考慮是否參與公共事務管理，與政府合作共同治理社會事務時也要首先考慮政府進行社會管理的能力。
也就是說，城鎮居民是否信任政府，首先要考慮政府能力的高低。同樣，對政府這種組織而言，其提供公共服務能力的高低對城鎮居民的信任也有影響。因此，筆者提出關于政府能力和政府信任的關系假設如下：
H2：城鎮居民對政府的信任受政府能力強弱的影響。
H2a：城鎮居民對政府的契約型信任與政府能力呈正相關關系。
H2b: 城鎮居民對政府的合作型信任與政府能力呈正相關關系。
H2c: 城鎮居民對政府的制度型信任與政府能力呈正相關關系。
1.3 政府特征與信任關系的模型構建
根據以上研究假設，本文構建了一個以政府特征為基礎的城鎮居民對政府的信任關系模型，如圖1所示。接下來筆者將通過問卷調查收集數據，運用SPSS17.0軟件，通過相關分析和回歸分析檢驗研究假設和圖 1 的概念模型。
2 研究設計與數據處理
2.1 問卷設計
本研究量表來源于近年國內外核心期刊關于信任的文獻中那些信度效度均較高的成熟的量表，結合本研究需要，在對專家學者和城鎮居民進行訪談的基礎上修改量表。在成都進行了2次預測試，以檢驗問卷的信度和效度并進一步修改問卷。最后得到量表由30個題項組成，所有題項均采用李克特（Likert）7級量表進行測量。數據分析工具采用SPSS17.0完成，采用相關分析和回歸分析檢驗研究假設。
2.2 數據來源
本研究主要對城鎮居民進行調查，故選擇的調查對象為年滿18周歲、在城鎮生活六個月以上、有穩定收入、有參與社會事務管理能力的城鎮居民。所有數據采集均來源于問卷調查。為增強樣本的代表性，在成都進行小樣本調查的基礎上，先后在上海、杭州、成都、西安、廣州、深圳、武漢、鄭州、北京和沈陽10個城市進行大樣本調查。大樣本調查從2013年月6月開始，歷經2個多月，于2013年8月20日結束。每個城市發放問卷200份，回收問卷1885份，回收率為94.3%；剔除無效問卷，共回收有效問卷1117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59.3%。因本研究樣本抽樣框較大，問卷回收極為困難，故本研究無法做到隨機抽樣，只能做到便利抽樣。
2.3 數據分析
本研究對問卷進行的信度和效度分析主要采用因子分析法進行，所用軟件為SPSS17.0，具體分析過程略。
2.3.1 政府形象、政府能力與政府信任的相關分析通過SPSS17.0對政府形象、政府能力同契約型信任、合作型信任和制度型信任的顯著性及Pearson 相關系數進行了檢驗，并對這些變量進行p＜0．01 的雙尾顯著性檢驗。數據處理結果詳見表1。由表1可知，政府形象同契約型信任顯著正相關（P＝0.588），同合作型信任顯著正相關（P＝0.547），同制度型信任顯著正相關（P＝0.469）；政府能力同契約型信任顯著正相關（P＝0.573），同合作型信任顯著正相關（P＝0.551），同制度型信任顯著正相關（P＝0.470）。 因此，分析結果驗證了假設H1a、H1b、H1c、H2a、H2b、H2c.
2.3.2 政府形象、政府能力與政府信任的回歸分析從觀察散點圖的分布情況可知，自變量政府形象、政府能力同因變量契約型信任、合作型信任和制度型信任間存在線性關系，應進行線性回歸分析。進一步觀察殘差直方圖和標準化殘差概率統計圖得知，殘差隨機分布在穿過原點的直線兩側，且殘差符合正態分布，符合多元線性回歸的條件，故對政府特征和信任進行多元線性回歸。根據圖1的概念模型，城鎮居民與政府特征同政府信任的回歸模型方程如式（1）所示：
從表2的分析結果可以看出，模型較好地解釋了樣本對契約型信任（F＝356.829，P ＝0．000，R2＝0．390）、合作型信任（F ＝298.235，P ＝0．000，R2＝0．349）、制度型信任（F＝190．947，P＝0．000，R2＝0．255）的影響?；貧w結果也表明：政府形象同契約型信任顯著正相關（Be-ta＝0．327，P＜0．01），政府能力同契約型信任顯著正相關（Beta＝0．335，P＜0．01）；政府形象同合作型信任顯著正相關（Beta＝0．324，P＜0．01），政府能力同合作型信任顯著正相關（Beta＝0．390，P＜0．01）；政府形象同制度型信任顯著正相關（Beta＝0．262，P＜0．01），制度型信任還受到政府能力的顯著影響，且呈正相關關系（Beta＝0．309，P＜0．01）。因此，分析結果再次驗證了假設H1a、H1b、H1c、H2a、H2b、H2c。就Beta值的大小而言，政府能力對三種信任的Beta值均大于政府形象對三種信任的Beta值，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城鎮居民在考慮對政府部門的信任因素時，能力是更重要的因素。分析結果與現實相符。對城鎮居民而言，他們對政府部門的期望就是政府能解決他們的實際問題，滿足他們的需求和偏好，提供優質高效的公共服務，而這些都與政府能力密切相關。
就中國居民而言，他們對中央政府的信任高于對地方 政府的信任，所以他們的利益遭到侵害時往往選擇到北京上訪，這也是由于中央政府的能力高于地方政府的緣故。故政府能力越強，越有可能獲得城鎮居民的信任。
根據表2可得到如下回歸方程：
契約型信任=1.645+0.327*政府形象+0.335*政府能力 （2）
合作型信任=1.231+0.324*政府形象+0.390*政府能力 （3）
制度型信任=2.213+0.262*政府形象+0.309*政府能力 （4）
假設H1a、H1b、H1c、H2a、H2b、H2c通過相關分析和回歸分析均得到了驗證（如圖2 所示）。研究結果與現實感知相符，即政府提供公共服務、解決城鎮居民實際困難的能力越強，城鎮居民越是信任政府部門；政府部門形象越好、在城鎮居民中的口碑越好，越有可能獲得城鎮居民的信任。
3 研究結論與建議
3.1 研究結論
通過上面的實證分析結果，可得到如下結論：首先，政府部門的形象越好，城鎮居民越信任政府部門，實證結果驗證了研究假設H1a、H1b、H1c。表明形象較好的政府部門其政府信任度也較高。如教育部、民政部等；而形象不佳的政府部門其政府信任度也較低，如城管等政府部門。
其次，城鎮居民對政府部門的信任受到政府能力的顯著且正向影響，從而驗證了研究假設 H2a、H2b、H2c 得到驗證。說明政府信任受到政府能力高低的影響。由此得出結論：從被信任方特征（本研究指政府部門）視角研究城鎮居民與政府間信任關系時，政府信任受政府形象和政府能力的影響。最后，政府能力對信任的影響略大（政府形象對契約型信任、合作型信任和制度型信任Beta值分別為0.327，0.324，0.262；而政府能力同契約型信任、合作型信任和制度型信任的Beta值分別為0.335，0.390，0.309）。也就是說，兩個政府形象沒有明顯差異的政府部門，能力越強者越容易得到城鎮居民的信任。
3.2 對策建議
通過上述研究，對政府部門可得到如下啟示：
第一，提升政府形象是提高政府部門在公眾心目中信任度的重要舉措。我國政府部門信任偏低，其主要原因是形象不佳，如各種貪污腐敗導致民眾對政府部門意見極大，而貪污腐敗則是導致形象不佳的主要原因。目前，還有一些政府部門存在“官本位”和“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的現象，這些現象也導致政府形象不佳。新一屆政府大力提倡的反腐運動，“老虎蒼蠅一起打”的反腐策略及“八項規定”等舉措，對政府形象的提升是極為有利的，這些舉措會增進公眾對政府的信任。
第二，增強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是提高政府在公眾心目中的信任度的又一重要舉措。在我國，城鎮居民對中央政府的信任要高于對地方政府的信任，如果城鎮居民的切身利益受到侵害，他們首先選擇到北京上訪，他們相信中央政府能解決他們的難題，其原因在于中央政府具有比地方政府更強的資源調配能力和擁有更高的權力。
因此，研究結論告訴我們，政府部門要想獲得城鎮居民的信任，除提升自身形象外，增強為公眾服務的能力、尤其是解決城鎮居民面臨的實際問題和困難的能力對提升城鎮居民對政府的信任將有極大的促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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