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緣起
隨著２０世紀中國社會由傳統向現代的轉型，現代性逐步向中國基層社會滲透，這種滲透過程被稱之為國家建構（ｓｔａｔ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也好，文字下鄉也好，送法下鄉也罷，隨之帶來的是基層社會的構成方式和運作模式的緩慢變遷。然而，研究對象的構成方式和運作模式的緩慢變遷并沒有影響學界因為研究的需要，從抽象層面對其進行理論概括和概念提煉的需求。從邏輯上講，這種理論概括和概念提煉仍是研究工作的必經之路。
２０世紀的中國，其社會性質就是農民中國，無論研究者持何種立場、何種觀點，對于這一點均無疑義，因此，當時的所有村落研究敘事都在此基礎上展開。然而，已有研究，有的借鑒了人類學的田野研究方法，基本以某個區域社會中的某個具體村莊為研究單位或研究個案，進行解剖麻雀式的研究，因而在方法論層面就陷入了一個爭論，即社會學和人類學界有名的“費孝通———利奇公案”［１］３２０－３２２①。這段公案背后，其實質是這些研究范式能否超越二元論，即跨越特殊與一般、局部與整體、微觀與宏觀的斷裂，從而真正為中國村落研究做出學術本土化的貢獻和努力。
學界對２０世紀中國村落的性質概括出以下四種研究范式：小共同體、宗族模式、權力的文化網絡、區域體系。在筆者看來，上述四種研究范式只是研究者依據自己的興趣點、關注點與研究時的理論背景、研究者掌握的材料等相結合后產生的一種并非村落全面、真實的，而只是偏重村落某一方面的描述和分析。經常出現的情況是研究者為了證實自己的假設，在研究時對于自身研究興趣范圍內的材料關注較多，而有意或無意忽略與自身研究無關的村落材料，這即是美國社會學家默頓提出的“自我實現預言”［２］２８５－２８８。
在此，筆者并非想要推翻已有的村落研究范式及其結論，因為已有研究盡管存在缺陷，但依然反映了村莊的某一部分現實。筆者想指出的是已有研究在形成各有不同側重的理論范式時，卻忽視了村落更大的現實，即村落所處的社會文化背景———帝制中國留給近現代中國的遺產———大一統的文化及倫理價值觀。如果考慮這一層面，我們發現因為研究單位、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研究結論而導致的爭論，包括著名的“費孝通—利奇公案”都可以得到闡釋同時研究者提出的研究范式二元論自然也被超越，因為這種二元論從整個村落所處的文化背景層面考察是根本不存在的因此，本文的出發點并非試圖否定已有村落研究的意義，筆者只是想指出學界有關村落研究的一些爭論\\(無論這種爭論是技術層面的還是哲學層面的\\)都是一些虛假的問題及在這些虛假問題的基礎上產生的一些無謂的爭論。因為從村落的社會文化背景層面出發，我們發現這些爭論基本不存在因為一統的文化及倫理社會背景決定了盡管村落表現形式有些差異，但這種差異并非根本性的，而只是表現形式的差異。
二、村落研究的四種范式
得到學界公認的有關20世紀中國村落研究的生種范式分別是從中國村落社會內部的關系性質、組織模式去研究村落;另外，還有一些個別的研究從村落的對外關系、經濟關系等角度觀察村落其研究因為沒有得到學界的公認，故不能稱其為理論范式因此，文章只對上述得到學界公認的研究范式進行討論國內關于村落小共同體的研究得益于國外社會學與人類學相關成果。共同體的概念直接來源于德國社會學家滕尼斯\\(Fcrdinand Ton-nics\\)，他在1881年出版的《共同體與社會》中提出這一概念的目的是為了將其和社會進行概念類比，因而無論是共同體還是社會的概念在他那里都是韋伯意義上的“理想類型”。滕尼斯認為，“共同體的關系本身即結合，或者被理解為現實的或有機的生命—這就是共同體的本質······一切親密的、秘密的、單純的共同生活，……被理解為共同體的生活”、幾一幾、在滕尼斯看來，共同體是一種具有親密關系、共同的精神意識和歸屬感、認同感的實體。
在滕尼斯提出這個概念后，英國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和布朗分別在其著作《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和《安達曼島人》中，以后來成為人類學學科標準的田野研究法研究了當地社會，在某種程度上用初民社會的案例證實了滕尼斯意義上的共同體的存在。此后的西方人類學開始借鑒這個概念，用于研究不同于西方工業文明的文明形式，這其中也包括日本學者的研究和中國本土學者的努力這些相關研究盡管沒有得出最終的結論，然而卻初步描述了當時中國基層村落社會的性質和社會結群樣態，為廓清人們心目中的中國村落基層社會性質和社會結構奠定了初步基礎盡管日本學者對于中國基層社會村落共同體爭論的出發點和動機不同，但他們卻都注意到了中國基層村落內部的血緣和地緣紐帶。在這些血緣和地緣紐帶基礎之上，村落民眾通過村落的水利事務、民間信仰等活動不僅形成了共同的群體意識和村落認同，而且形成了一個命運共同體’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基層村落符合滕尼斯意義上的共同體而后來的國內學者，無論是費孝通，還是楊慰春，也無論是林耀華，還是許娘光，他們的村落研究無不向人們展示出中國村落的共同體的性質。當然，這種共同體的存在和再生產，文化是其中最重要的機制。費孝通在村落共同體基礎上，從文化角度提出了中國社會的“差序格局”結構，梁漱溟先生更進一步地把整個中國社會定義為一個倫理本位的社會，更是把文化提高到一個前所未有的、決定中國社會性質的高度。
有關中國村落共同體的研究，我們發現有以下幾點相似:一是學者們都認為村落是研究中國社會的基礎和起點，如果村落的性質都研究不清楚，那么對中國社會性質的認識是無從入手的;二是村落相當程度上是一個完整的實體，它自身具有很強的再生產能力;三是村落更多憑借著內部的道德倫理、意識形態、組織結構等實現其整合;四是村落的共同體具有相當的邊界，這種邊界使它能夠向外界顯示出自治的傾向。
這種自治傾向的研究在弗里德曼的有關華南地域社會的研究中表現特別明顯弗里德曼試圖厘清中國基層社會的組織方式與性質，他借鑒人類學研究非洲社會出現的宗族\\(\\(lineage\\)模式及世系群理論，結合中國社會的血緣群體特征，形成了他的宗族研究范式。弗里德曼認為完備的宗族有三大決定因素和表現形式:祠堂、族譜、族產缺少這三項中任意一項或者兩項的都是非完備的宗族表現形態。從他對于宗族的這種定義出發，我們發現中國基層社會并非是村落，而是家庭，“家庭是宗族的最小和最基本的單位，每一個家庭都有家長。幾個家庭組成一個復合體，每個復合體有首領。幾個復合體組成一個房支，每個房支有首領。幾個房支組成一個宗支，每個宗支有首領。幾個宗支組成一個宗族，宗族有首領。這種結構的建構，以一種非常有規律的方式從底層開始。家庭是基本的經濟單位，包括父親家系的所有合食的成員?！保郏担荩矗蹲谧宓牡胤阶灾翁卣鞅憩F明顯，從基本的經濟單位———家庭作為起點，大的復合體形成基本的政治和社會單位，宗支是信仰和祖先崇拜的單位，家長和宗支的首領共同形成了宗族委員會，這個委員會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宗族的族產分配、領導宗族的儀式活動、調解宗族的矛盾糾紛、抵制國家對宗族利益的入侵和對抗其他宗族對宗族利益的侵犯。某種程度上，宗族就是一個兼具經濟、政治、社會、信仰、教育和軍事等功能的單位。宗族內部的血緣、親屬、祭祀、信仰等關系及宗族之間的聯合、聯姻、斗爭等活動把宗族內部和宗族與宗族之間連接起來，從而既構成了中國基層社會的動態場景，也構成了中國區域社會的運作模式?；谧谧宓拇艘惶攸c，學界普遍認為宗族是一種法人團體的共同體模式。
然而，使用中國經驗證實或證偽西方社會學與人類學理論的努力在中國情境中遭遇到不小的麻煩。這種麻煩表現在滕尼斯意義上的共同體在面對中國這個擁有幾千年歷史的一統帝制國家和復雜文明時無法妥善處理其概念內涵與中國現實的張力。中國的帝制國家從秦統一以來就能夠征用、分配全國物資與人力，而且還能使用多種選官制度遴選各種高素質人才進入執政隊伍，從而帝制國家也掌握了影響文化資本分配的最高權力?；诖艘粴v史事實，２０世紀４０年代開始，學界開始討論溝通村落與帝制國家橋梁的士紳階級的研究。相關研究表明，帝制國家以科學考試為中心的選官機制及從這套選官機制深化出來的士紳階層把基層村落與帝制國家緊密聯系在一起。這些士紳具有雙重身份———既是村民的代理人，又是帝國的代理人［６］４３－５０［７］４０－５６［８］４４－５６。士紳的理想人格是“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這種士紳的鄉治結構在科舉廢除與帝制崩塌之后相應轉換為精英治理。某種程度上，弗里德曼的宗族長老承擔著士紳與精英的角色。然而，隨著國家體制本身及其對社會推動的現代化運動的深入，精英越來越脫離村落，不再肩負雙重代理人角色，只擔負國家代理人角色，由此村落成為單向度的國家基本細胞，自治功能喪失。美國學者杜贊奇注意到了中國基層鄉村士紳身份的轉換，進而根據日本滿鐵的調查資料提出了權力的文化網絡范式。
權力的文化網絡注意到國家政權建設帶給基層鄉村社會的影響。近代中國，無論是政治領導人還是知識分子對于傳統中國鄉村都有一個“一盤散沙”的印象，由此帝制崩潰之后國家要竭盡全力加強對鄉村的控制，以權力方式把鄉村組織起來，改變人們印象中一盤散沙的局面。國家權力的這種擴張帶給了鄉村消極的影響。在杜贊奇看來，這種消極影響在于與傳統士紳角色對應的“保護型經紀”的隱退與“掠奪型經紀”的興起，村落的內卷化和村落的原子化［９］１５７－１６２。從中國社會變遷現實考察，隨著近代在國家政權介入村落組織過程之后，中國基層村落原有的文化網絡開始解體，村落逐漸由自治單位和村民合意單元轉變為國家行政單元和細胞。當代中國許多社會學者以豐富的材料、嚴密的論證證實了杜贊奇的這一觀點。在這些學者看來，國家權力對于村落的控制使得村落原有的文化傳統逐漸淡化，轉而成為國家行政的附庸。如果國家行政體系從村落退出，那么村落將趨于瓦解或者空洞化?？梢哉f學界的這種擔心成為當下的現實［１０］３７２－３７７［１１］［１２］２２－３０［１３］。當前，大多數集體經濟失敗的村落失去了自身原有的社會團結和整合機制，村落的人口、土地與自然資源正在被外界的城市和市場急速吸納，從而將村落納入全國或全球商品經濟鏈條之中。傳統意義上的村落已經空洞化了，它已不再能夠成為人們精神和心靈的歸宿地，也不再能夠形成與城市對應的連續譜的一端。在此種意義上，村落小共同體的衰敗也是情理之中。
除了上述由共同體這一概念引發的對于中國村落性質、村落組織方式爭論的研究外，美國人類學家施堅雅另辟蹊徑，從人類學一直關注的行動者的交換行為出發，以四川成都作為調查樣本，建構出獨具一格的區域體系范式。這種范式把村落中的民眾作為考察對象，以他們日常生活中對于信息、物資和其他資源的交換活動和交換距離為半徑，分別以交易活動的規模、影響范圍等，劃分出市場集鎮、中間市場、中心市場三個層級的圓心，從而最終構建出獨特的六角形基層市場區域類型，并擴展至地方社會的組織方式［１４］２４－３１。一般村落民眾的日常生活依靠這種六角形的市場結構即能得到滿足，這包括民眾的經濟需求、文化活動、宗教信仰、婚戀對象等。三個層級的村落和市場集鎮相互嵌套，不斷向上發展，從而形成了區域體系。在這個體系中，不僅上述活動能夠得到滿足，而且基層社會的人才流動也沿循從基層村落向更高層次區域體系的結點流動，從而以這種方式實現由下而上、由上而下的文化、商品、信息與人才的交流與互動，中國社會幾千年大一統的真正原因即在于此。施堅雅的這種開創性研究為其在中國村落研究中奠定了堅實的地位，區域體系的研究范式成為后續研究中國集鎮史、鄉村社會、區域社會不可回避的理論對話者。許多研究者聲稱對其進行了超越，然而直到今天，這種研究范式依然是所有學者津津樂道的，因為施堅雅首次把行動者的行動納入研究視野，他注意到了以往研究范式所忽視的因素———村落中的人及人的主體性、主動性———交換。盡管施堅雅的研究成為學界公認的村落及區域社會研究范式，他也關注到行動者及其行動———交換，但因為其主要著眼于市場交換，而且主要著眼于成都平原的市場交換，而忽視了村落內部及村落之間在交換之外的權力因素、文化因素等，因此后續研究者多從這一點出發對其理論提出批評。
三、共同體、文化與村落公共性
盡管上述四種村落范式因為研究者的研究角度、關注的興趣點、研究方法、研究對象等各有差異，從而使得這些范式呈現出獨特和差異之處。然而在這種獨特和差異的背后，我們也能看到其共同之處，這種共同之處構成了中國村落的公共性。
無論我們對于村落是否為一個共同體持何種態度，村落都是中國基層民眾生活的空間，在這個空間當中，民眾通過基本的血緣、地緣關系建構一個村落，共同應對個體無法應對的不確定性風險。在建構村落的過程中，形成了共同的權威、規范和儀式。這些共同的權威、規范和儀式能夠有效調整村落內部成員之間的關系。
然而，這些共同的權威、規范和儀式能否調整不同村落之間的關系依然存疑，這即是社群公共性問題。一方面，人們活動離不開相應的組織、制度，并通過這些組織、制度達成合作與應對風險；另一方面，人們同時也希望組織、制度能夠實現正義、保障個體安全、提供個體依靠個體力量無法獲得或要付出極大代價才能獲得的公共物品和服務。在已有的村落研究范式中，村落的這種公共性主要體現在村落擁有共同的文化，正是這種共同的文化決定了村落的組織模式、組織結構、運作方式等。在這種共同的文化背景下，村落內部的民眾關系與村落之間的關系處理能夠在某種文化與倫理基礎上達成共識。
作為一種社會事實的公共性，它的核心表現是文化。經由文化，不同身份、不同角色、不同地位、不同知識的人能夠在某種共同底線基礎上相互理解，形成某種普遍的意向性。在中國村落傳統的語境當中，“公”的意涵可以概括為三種：即“表示權威實體的公，表示作為倫理道德的公，表示共同體乃至共同空間的公”［１５］。比如我們現在依然耳熟能詳的公德、公家、公理等語匯本質是這三種意涵的文化和社會反映。
村落中的公共機構或具有公共身份的權威（宗族、公所、族長、士紳等或者類似于這些機構和身份的人）為了維持自身的威望、利益和保全自身，不斷地將社會資源按照某種規則相對均等地分配給為這個公共機構所覆蓋的社會成員，由此村落公共空間得以形成。如果根據學界已經在相當程度上有共識的家國同構原則對帝制中國國家層面的公共性進行推理，我們發現其實帝制時期整個國家的公共性都是基于此種模型，也即帝制的首領（皇帝）為了維持自身的統治，不斷按照某種規則（血緣、地緣、科舉等）將社會資源分配給治下民眾，整個帝國的公共空間由此形成。有關中國社會公共性的這種克里斯瑪的性質，張江華先生有過精彩的論述［１６］。
學者在研究中國村落時提出的小共同體、宗族組織、權力的文化網絡、區域體系論等范式都只是概括了村落中個體與群體、群體與群體、村落與外界聯系的具體紐帶。這種紐帶也許同時并存于一個村落中，也許只存在一個或多個。
無論如何，這種具體紐帶只是村落公共性的外在表現形式，在這種表現形式的背后有著更深刻的文化背景，這種文化背景是村落公共性得以形成的根本原因，筆者稱其為村落文化公共性。在筆者看來，村落文化公共性由三個部分組成：首先是共享這種文化的成員范圍；其次是這種文化帶給成員的權利與義務能否被成員接受并且成員能夠享受權利，承擔義務；最后是這種文化帶給成員何種價值判斷。仔細分析村落文化公共性這三個組成部分，我們發現其在中國的村落中普遍存在。
在學者們提出這四種研究范式時，中國的村落依然是基于血緣關系和地緣關系聚集在一起，即使是宗族組織不太明顯的華北、西北的村落，村落內部的民眾同樣具有一定的血緣或姻緣關系，只不過或多或少缺失祠堂、族譜、族產等弗里德曼界定的宗族要素而已。在血緣和姻緣基礎上結群建立的村落，能夠基于親屬的日常實踐，不斷生產和再生產出原有的村落社會結構、權力結構、社群關系、經濟理念、消費理念、宗教信仰、儀式等。村落的成員基于血緣、姻緣與地緣關系，同時分享儒家文化理念及以儒家倫理方式處理個體與群體、個體與村落、個體與國家關系。這種以儒家倫理處理種種關系的社會 被 梁 漱 凕 先 生 稱 為 “倫 理 本 位”的 社會［１７］７７－８８。在村落層面，儒家倫理的核心理念成為當時民眾的文化自覺。普通民眾在日常生活中不斷實踐儒家文化理念，村落的文化公共性得以形成。這種村落文化公共性甚至建構了民眾的基本價值觀念和消費理念，從而影響民眾的生活方式、消費方式、思考方式。這種村落的公共性通過克里斯瑪式人物的身體力行，成為整個社會共享的價值觀。儒家文化的核心理念在中國村落中根深蒂固。正是這種文化公共性的存在決定了村落文化公共性在中國社會歷史發展進程中的基礎性地位，即村落田園生活不僅歷來為文人墨客所向往，而且同時也為整個社會提供精神家園和心靈歸宿。
四、文化公共性與當代鄉村建設
村落社會地位及其文化公共性的逐步衰落和被改造源于近代中國社會經歷的屈辱，這種屈辱盡管對于當時的村落民眾沒有太大影響，然而卻引起了近代中國社會仁人志士的反思，他們把中國社會在近代遭受的屈辱歸結為中國社會的文化和思想問題，再把文化和思想問題定性為個人的認識和態度問題。這些仁人志士認為要改變中國遭受的屈辱局面，必須從文化層面改造國民個體及整個國民素質。而要從文化層面改造，首先文化必須改造。隨著這種主張逐漸成為社會朝野上下的共識，西方文化開始被引進并用于改造原有的儒家文化和基層村落中的民眾。這種改造是以杜贊奇筆下的國家政權建設，費孝通筆下的文字下鄉方式進行的。
近代中國社會歷次社會運動，無論是“廟產興學”還是“新文化運動”，無論是“鄉村建設學派”還是“文化大革命”，無一不把改造個體，造就能夠接受西方新知和實踐西方公德的新人作為目的。在這種背景下，村落原有的、以儒家文化為核心的文化公共性逐步失去其自身的神圣性，并在隨后的改造過程中逐步失去其作為村落社群共識的基礎地位。然而這種改造的社會效果并不明顯，究其原因在于當時條件下的生產方式并未得到較大發展和改變，因此盡管村落文化公共性受到新文化理念的挑戰，但它依然按照原有邏輯運行。此時的村落文化公共性的運行已經逐步具有新的特點，即在把社會問題當成文化問題，當成個人問題的時代背景中，文化開始逐步依附于政治，整個社會開始使用生產政治的邏輯生產文化。
即使文化依附于政治，整個社會開始使用生產政治的邏輯生產文化，但是因為經濟基礎沒有太大改變，這種文化公共性的生產依然只會影響高層，而很難影響村落社會。然而，一旦這種文化公共性生產的經濟基礎受到挑戰，那么這種文化公共性的根基就會被抽空，其再生產的社會經濟基礎及氛圍就會消失。對于村落文化公共性的挑戰在進入新世紀之后因為經濟全球化、市場經濟的加速推進而突然成為引人注目的問題。市場經濟引起了鄉村產業結構、人口結構乃至城鄉社會結構的顯著變化。村落的土地、勞動力、資金開始從鄉村凈流出，隨之出現的是村落的價值被整個社會的意識形態人為貶低，村落原有的文化被塑造為愚昧落后的表征。此時的村落文化表現為一種“脫域”的狀態。一種新的、基于市場經濟的、城市消費主義的文化開始影響農村，試圖填充“脫域”狀態下的村 落，進 而 轉 換 為 新 的 村 落 文 化 公 共性［１８］２５８－２７２。
然而，在利益分化、意義競爭、規則多元的現代性村落社會中，文化公共性對于多元階層的整合、對于社會動員力的增強、對于社會共識的達成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在筆者看來，新的村落文化公共性的形成必須基于三十多年的市場傳統、一百多年來的啟蒙傳統、兩千年的歷史傳統三者之間的激蕩與融合。除此之外，新的村落文化公共性形成還必須從村落文化的三重內涵入手，這三重內涵分別是:社會信仰層次、行為規范層次、實體文化層次。新時期只有解決了這三重內涵問題，亦即解決了人的意義問題、為追尋這意義如何行動問題、為追尋這意義需要何種外界條件問題，才能為新農村建設找到確定的目標，才能在以城鎮化為中心的城鄉關系間重新找回村落的定位，才能重新奠定村落于當代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地位，超越村落研究的二元對立也才能最終實現。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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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美）默頓：《社會研究與社會政策》，林聚任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２００１年版。
［３］（德）滕尼斯：《共同體與社會》，林榮遠譯，北京：商務印書館１９９９年版。
［４］李國慶：《關于中國村落共同體的論戰》，載《社會學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６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