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將社會轉型作為宏觀社會背景，從社會心理學理論出發，借鑒社會學及傳播學的相關研究成果，分析和梳理了當前中國社會心理特征在八個方面的特點。大家在相關論文寫作時，可以參考這篇題目為“當代中國社會轉型中社會心理特點變遷”的社會心理學論文。
原標題：社會轉型：當代中國社會心理特征嬗變及其走向
摘要：本文將社會轉型作為宏觀社會背景，從社會心理學理論出發，借鑒社會學及傳播學的相關研究成果，分析和梳理了當前中國社會心理特征在八個方面的特點： 價值觀從多元向國家核心價值觀過渡； 自我觀從自我中心化向自我實現和協調發展轉化； 幸福觀從幸福本位化向國家幸福和共同幸福演變； 道德觀從道德實用性向道德自律和社會公德轉變；人際觀從人際世俗化向人際信任和人際和諧發展； 親社會觀從親社會行為的口號化向自愿志愿者行為轉型； 群體觀從群體無序化向群體秩序和社會公平遷移； 網絡觀從網絡碎片化向網絡規范化和集約化轉軌。筆者認為，中國社會轉型期出現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結構的發展變化，是影響中國社會心理特征變遷的核心因素。
關鍵詞：社會轉型；社會心理；社會變遷；文化變遷
社會心理，是民眾對社會生活的認知、情感和期望的一種表達，其本質是人們對各種社會現實問題形成的共識，以及對社會結構和社會運行現狀的直接反映。它既包括個體心理現象（ 如歸因、態度、價值觀等） ,也包括群體心理現象（ 如群體凝聚力、群際關系、社會輿論等）。社會心理特征則是研究者對社會心理現象特征的梳理、概括和總結，集中反映了社會大眾對當前及未來社會生活的所思、所感和所盼。它既是社會發展的“風向標”,也是社會現實的“晴雨表”,更是勾勒時代“精神氣質”的“素描”,反映了社會變遷與文化變遷的歷史軌跡。
當代中國社會心理特征的嬗變與中國的社會轉型環境密切相關，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與社會結構、經濟結構、文化結構的調整，社會心理因素逐漸凸顯。社會心理特征對社會結構變遷、社會階層分化和整合、社會輿論傳播，乃至對整個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作用日益為人們所重視。
社會環境與社會心理是雙向互動的。人們在認識論層面須關注社會結構對社會心理的影響，在實踐論層面則須關注社會心理對心理預期、社會行動的影響，兩者都離不開對社會心理特征及其發展趨勢的把握。本文將從價值觀、自我觀、幸福觀、道德觀、人際觀、親社會觀、群體觀、網絡觀等八個方面梳理和總結當代中國社會轉型期中社會心理特征嬗變及其走向。
一、價值觀： 從多元價值觀向國家核心價值觀過渡
1911年，辛刻革命終結了統治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王朝。1919年五四運動后三十年，新文化運動導致中國社會一直經歷價值觀的動蕩---傳統文化、共產主義思想、西方資本主義三足鼎立。新中國成立后三十年，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乃至“極左”思朝一度成為中國社會主流價值觀。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國門的打開和經濟的發展，西方現代價值觀開始第二次輸入，同時中國傳統文化價值觀又重新抬頭（ 如國學熱、佛教熱） ,改革開放形成新的價值觀，由此形成了新的鼎立三足---多元價值觀并存的時期。
多元價值觀并存，反映了中國現代文明社會的開放及進步，同時也出現了大眾信仰的“真空期”,一些享樂、拜金、物質主義思潮涌現，社會戾氣、怨氣，貪污、腐敗等各種社會問題屢見不鮮。如果中國社會長期缺乏一個主流價值體系的支撐，則不利于國家現代化事業健康發展和中華民族復興之“中國夢”的實現。
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報告首次明確提出了24字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并進行了廣泛宣傳。我們應從兩方面分析： 首先是歷史演進性。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提出，實際上經歷了一系列的歷史演進。其相關提法如新中國成立之初的“為中國的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和富強而奮斗”（《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 ; 改革開放之初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家”（1982年憲法） ; 中共十三大的“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 中共十七大的“富強、民主、文明、和諧”,以及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四方面內容：“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社會主義榮辱觀”.上述有關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的不同提法，在某種程度上都是對當時特定歷史與社會問題的回應。中共十八大提出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既具有歷史演進性，同時也回應了中國最近一個發展階段對國家層面核心價值觀的迫切社會歷史需求。
其次，正名性。所謂名正則言順，這種對社會歷史需求回應的意義不僅在于其具體內容，還在于冠之以明確稱謂。因此，雖然相關提法不斷出現，但有實無名。中共十八大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正名，還進一步在不同群體和個體層面開展系列宣傳及普及，使其逐步深入人心。國家、社會和個人三個層面價值取向的確定，具有凝魂聚氣、強基固本的基礎作用。特別是國家層面強調“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核心價值觀，會起到振奮人民群眾對國家發展的信心，提升民眾民族自豪感的作用。但也應該看到，放眼中國百年歷史，核心價值觀的確立絕非易事，從執政黨到知識精英再到社會大眾的普遍接受和認可，尚需假以時日。因此，從價值多元轉向未來的國家核心價值觀是需要一定時間和過程的。
二、自我觀： 從自我中心化向自我實現和協調發展轉化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逐步確立后，中國人被壓抑多年的主體意識重新覺醒。其最顯著的標志是自我意識的增強、獨立意識的提高和個性的張揚。應該說，中心化的自我觀既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提供了必要的社會心理準備，同時也是每個社會從傳統轉向現代時不可避免的過程。
鑒于中國的特殊國情以及當代社會變遷速度之快，自我轉化的被動性和快速性導致這種轉變發生了極端化。例如，人們越來越關注自身利益，注重自我感受，并逐漸形成了實用主義哲學觀、急功近利的利己觀和自我中心主義傾向。這種利己和自我中心主義的自我觀，如果再與權力相結合，極易成為滋生權力腐敗的溫床。權力腐敗是一種出于私利而對公共權力的非公共使用，腐敗者為了私利而置他人、群體和國家利益于不顧。有學者曾將權力腐敗分為三種類型： 集體腐敗、群體腐敗、個人腐敗[1].然而，無論是那種類型，其社會心理基礎都是急功近利的利己觀和自我中心主義傾向。
與此同時，如果將這一現象置于社會轉型的宏觀視野，就會發現這一轉變的發生并非僅限于中國。當代中國社會改革開放的三十多年時間，與西方發達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五六十年代十分相似。當時，西方社會也與目前的中國一樣---私欲觀念泛濫，物質主義盛行。美國學者羅納德·英格爾哈特（Ron-ald Inglehart） 觀察到了這種現象并繼而提出，在物質主義發達之后，社會將從物質主義轉向后物質主義。在這個過程中，對經濟保障的強調會逐漸減弱，而歸屬、自我尊重和個體自我實現的需要則會變得日益重要。在后物質主義時代，雖然人們仍關注社會經濟政治上的安全保障價值，但會更看重生活質量等非物質方面的要求，同時自由和自我的表達意愿也會明顯增強[2].
可以預計，在中國的下一個發展階段，人們的自我觀也會有所轉向。而中國社會本身特點，如儒家文化重視國家、集體利益，再如政府自上而下的頂層設計思路，將會讓民眾根據社會所提供的自我實現多元化途徑，以國家利益和集體利益為重，兼顧個人利益和自我發展需要，按照一定的人生觀、價值觀和個人能力興趣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標，逐步實現個人、集體和國家利益的協調發展。
原標題：社會轉型：當代中國社會心理特征嬗變及其走向
摘要：本文將社會轉型作為宏觀社會背景，從社會心理學理論出發，借鑒社會學及傳播學的相關研究成果，分析和梳理了當前中國社會心理特征在八個方面的特點： 價值觀從多元向國家核心價值觀過渡； 自我觀從自我中心化向自我實現和協調發展轉化； 幸福觀從幸福本位化向國家幸福和共同幸福演變； 道德觀從道德實用性向道德自律和社會公德轉變；人際觀從人際世俗化向人際信任和人際和諧發展； 親社會觀從親社會行為的口號化向自愿志愿者行為轉型； 群體觀從群體無序化向群體秩序和社會公平遷移； 網絡觀從網絡碎片化向網絡規范化和集約化轉軌。筆者認為，中國社會轉型期出現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結構的發展變化，是影響中國社會心理特征變遷的核心因素。
關鍵詞：社會轉型；社會心理；社會變遷；文化變遷
社會心理，是民眾對社會生活的認知、情感和期望的一種表達，其本質是人們對各種社會現實問題形成的共識，以及對社會結構和社會運行現狀的直接反映。它既包括個體心理現象（ 如歸因、態度、價值觀等） ,也包括群體心理現象（ 如群體凝聚力、群際關系、社會輿論等）。社會心理特征則是研究者對社會心理現象特征的梳理、概括和總結，集中反映了社會大眾對當前及未來社會生活的所思、所感和所盼。它既是社會發展的“風向標”,也是社會現實的“晴雨表”,更是勾勒時代“精神氣質”的“素描”,反映了社會變遷與文化變遷的歷史軌跡。
當代中國社會心理特征的嬗變與中國的社會轉型環境密切相關，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與社會結構、經濟結構、文化結構的調整，社會心理因素逐漸凸顯。社會心理特征對社會結構變遷、社會階層分化和整合、社會輿論傳播，乃至對整個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作用日益為人們所重視。
社會環境與社會心理是雙向互動的。人們在認識論層面須關注社會結構對社會心理的影響，在實踐論層面則須關注社會心理對心理預期、社會行動的影響，兩者都離不開對社會心理特征及其發展趨勢的把握。本文將從價值觀、自我觀、幸福觀、道德觀、人際觀、親社會觀、群體觀、網絡觀等八個方面梳理和總結當代中國社會轉型期中社會心理特征嬗變及其走向。
一、價值觀： 從多元價值觀向國家核心價值觀過渡
1911年，辛刻革命終結了統治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王朝。1919年五四運動后三十年，新文化運動導致中國社會一直經歷價值觀的動蕩---傳統文化、共產主義思想、西方資本主義三足鼎立。新中國成立后三十年，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乃至“極左”思朝一度成為中國社會主流價值觀。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國門的打開和經濟的發展，西方現代價值觀開始第二次輸入，同時中國傳統文化價值觀又重新抬頭（ 如國學熱、佛教熱） ,改革開放形成新的價值觀，由此形成了新的鼎立三足---多元價值觀并存的時期。
多元價值觀并存，反映了中國現代文明社會的開放及進步，同時也出現了大眾信仰的“真空期”,一些享樂、拜金、物質主義思潮涌現，社會戾氣、怨氣，貪污、腐敗等各種社會問題屢見不鮮。如果中國社會長期缺乏一個主流價值體系的支撐，則不利于國家現代化事業健康發展和中華民族復興之“中國夢”的實現。
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報告首次明確提出了24字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并進行了廣泛宣傳。我們應從兩方面分析： 首先是歷史演進性。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提出，實際上經歷了一系列的歷史演進。其相關提法如新中國成立之初的“為中國的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和富強而奮斗”（《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 ; 改革開放之初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家”（1982年憲法） ; 中共十三大的“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 中共十七大的“富強、民主、文明、和諧”,以及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四方面內容：“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社會主義榮辱觀”.上述有關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的不同提法，在某種程度上都是對當時特定歷史與社會問題的回應。中共十八大提出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既具有歷史演進性，同時也回應了中國最近一個發展階段對國家層面核心價值觀的迫切社會歷史需求。
其次，正名性。所謂名正則言順，這種對社會歷史需求回應的意義不僅在于其具體內容，還在于冠之以明確稱謂。因此，雖然相關提法不斷出現，但有實無名。中共十八大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正名，還進一步在不同群體和個體層面開展系列宣傳及普及，使其逐步深入人心。國家、社會和個人三個層面價值取向的確定，具有凝魂聚氣、強基固本的基礎作用。特別是國家層面強調“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核心價值觀，會起到振奮人民群眾對國家發展的信心，提升民眾民族自豪感的作用。但也應該看到，放眼中國百年歷史，核心價值觀的確立絕非易事，從執政黨到知識精英再到社會大眾的普遍接受和認可，尚需假以時日。因此，從價值多元轉向未來的國家核心價值觀是需要一定時間和過程的。
二、自我觀： 從自我中心化向自我實現和協調發展轉化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逐步確立后，中國人被壓抑多年的主體意識重新覺醒。其最顯著的標志是自我意識的增強、獨立意識的提高和個性的張揚。應該說，中心化的自我觀既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提供了必要的社會心理準備，同時也是每個社會從傳統轉向現代時不可避免的過程。
鑒于中國的特殊國情以及當代社會變遷速度之快，自我轉化的被動性和快速性導致這種轉變發生了極端化。例如，人們越來越關注自身利益，注重自我感受，并逐漸形成了實用主義哲學觀、急功近利的利己觀和自我中心主義傾向。這種利己和自我中心主義的自我觀，如果再與權力相結合，極易成為滋生權力腐敗的溫床。權力腐敗是一種出于私利而對公共權力的非公共使用，腐敗者為了私利而置他人、群體和國家利益于不顧。有學者曾將權力腐敗分為三種類型： 集體腐敗、群體腐敗、個人腐敗[1].然而，無論是那種類型，其社會心理基礎都是急功近利的利己觀和自我中心主義傾向。
與此同時，如果將這一現象置于社會轉型的宏觀視野，就會發現這一轉變的發生并非僅限于中國。當代中國社會改革開放的三十多年時間，與西方發達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五六十年代十分相似。當時，西方社會也與目前的中國一樣---私欲觀念泛濫，物質主義盛行。美國學者羅納德·英格爾哈特（Ron-ald Inglehart） 觀察到了這種現象并繼而提出，在物質主義發達之后，社會將從物質主義轉向后物質主義。在這個過程中，對經濟保障的強調會逐漸減弱，而歸屬、自我尊重和個體自我實現的需要則會變得日益重要。在后物質主義時代，雖然人們仍關注社會經濟政治上的安全保障價值，但會更看重生活質量等非物質方面的要求，同時自由和自我的表達意愿也會明顯增強[2].
可以預計，在中國的下一個發展階段，人們的自我觀也會有所轉向。而中國社會本身特點，如儒家文化重視國家、集體利益，再如政府自上而下的頂層設計思路，將會讓民眾根據社會所提供的自我實現多元化途徑，以國家利益和集體利益為重，兼顧個人利益和自我發展需要，按照一定的人生觀、價值觀和個人能力興趣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標，逐步實現個人、集體和國家利益的協調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