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冤假錯案\\( 下文簡稱為“冤假錯案”\\) ，不僅涉及刑事訴訟法的學科問題，還涉及憲法、人權法、國家賠償法和刑法的規制問題。近年來，我國影響較大的冤假錯案有湖北“佘祥林案”、云南“杜培武案”、河北“聶樹斌案”、河南“趙作海案”、浙江“張氏叔侄強奸案”、上?！懊芳槊芳獥顨⑷税浮钡?，這些案件不僅給當事人及其家屬造成了巨大的傷害，更給人帶來一種司法隨意性的感覺，對我國的司法形象產生了極其惡劣的影響，因此防止冤假錯案的發生，意義重大。為此，各地公安機關、檢察院、法院紛紛召開關于冤假錯案的研討會和座談會等，專家學者也紛紛提出了自己的觀點。但系統梳理這些觀點后發現，大家討論的視野多是集中在刑法和刑事訴訟法方面，從當前法律制度的設定來究其原因，提出的措施也多是關于立法方面的建議，并沒有從社會心理學角度來探究冤假錯案屢屢發生的根源。筆者擬在仔細研讀相關案例、參考大量心理學和社會行為學等專業書的基礎上，結合當前關于冤假錯案評析的主流觀點，從社會心理學的視角對此展開論述。

一、刑事冤假錯案的定性和影響

從社會學視野看，社會問題由四個要素組成，即物質或精神損害、觸犯權力集團的價值標準、持續時間長、解決方案多樣并難以達成一致。［1］對照這四個要素，刑事冤假錯案均是符合的，應屬于社會問題。要從社會學角度分析刑事冤假錯案，首先需要厘清什么是冤假錯案、后果有哪些。

1． 刑事冤假錯案的認定

冤假錯案是刑事訴訟中錯誤的體現，換言之，冤假錯案的出現是因為刑事訴訟出現了錯誤。古今中外，冤假錯案總是刑事司法領域中難以驅散的幽靈。［2］關于冤假錯案的認定，有學者認為，冤假錯案泛指脫離實施根據、偏離法律準繩，對公民進行錯誤的刑事追究，致公民的合法權益受到司法侵害的案件。［3］冤假錯案是冤案、假案與錯案三者的合稱。

有的國家是將冤案規定為對無辜者進行定罪或刑事追究，將假案規定為沒有犯罪而被誣陷有罪的案件，在這個意義上，冤案與假案都是出現錯誤需要予以賠償的案件?！稘h語大詞典》將冤案定義為“誤判的冤屈案件，被人誣陷、妄加罪名的案件”。鑒于此，筆者認為，可以將冤假案定義為司法機關由于故意或過失而使無辜者受到刑事追究定罪判刑的案件;錯案則是由于對犯罪事實的認定不清或者證據存疑而產生的案件。

冤假錯案的形成有著相應的過程根源，與刑事訴訟中的公、檢、法三機關均有關聯。冤假錯案形成與發展的完整過程包括: 公安機關進行的錯誤偵查，檢察機關作出的錯誤批捕和起訴決定，兩級法院作出的錯誤的有罪判決。

2． 刑事冤假錯案所造成的影響

厘清什么是冤假錯案為的是對其嚴重后果進行分析、予以正視，而長期以來我們對此的認識是不足的。首先，冤假錯案對當事人及其家屬會產生不可逆轉的影響。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彭真同志曾說過: “對于一個國家來講，出一個冤假錯案不過百分之一、千分之一或者萬分之一，但是對于一個人和一個家庭來講這就是百分之百?！保?］對當事人及其家庭而言，冤假錯案不僅意味著當事人的人身自由乃至生命被剝奪，而且使其家庭其他成員打上了“犯罪人親屬”的標簽，給他們帶來生活上、工作上的困擾，不利于家庭其他成員的發展。其次，冤假錯案意味著公權力對私權力的絕對壓制和無理剝奪，因為公、檢、法機關是代表國家行使權力的機關，冤假錯案的出現會加大普通民眾對國家公權力的詬病，這不僅有損法律的公平正義，也會削弱國家機關的公信力，不利于和諧社會的構建。另外，上升至國際人權保護層面，冤假錯案是對人權的侵害，會引發國際上的批評與抗議，對于國家在國際社會的形象是一種嚴重的損害。

3． 刑事冤假錯案與社會心理學

研究表明，刑事冤假錯案的產生源于刑訊逼供，而刑訊逼供的產生，除了制度設計上的缺陷外，很大程度上是心理的博弈。訊問者與被訊問者之間在一開始就被劃分成了兩個不同甚至對立的陣營，各自代表著不同的社會角色。探討不同角色在特定情景下的行為模式選擇，需要我們考慮當時的外在環境對作出選擇的影響，而作出選擇的過程就是一個完整的心理波動過程。因此從社會心理學的視角來理解刑訊逼供，有助于學科間的交融，能為預防冤假錯案的發生提供新的思路。冤假錯案與社會心理學的另一個交集表現在各種信息的整合上。判定一個案件所需要的相關資料都是通過一系列的資料整合而獲得的，這是一個原始信息再處理的過程，其中便涉及與社會心理學相關的記憶認知。社會心理學認為，人的行為是遵循一定模式的，而且面對相似的情形往往會呈現出相同的第一反應，這是經過長期發展而形成下來的一種既定模式。在司法實踐中，辦案人員對于第一犯罪嫌疑人往往會在思維過程中作有罪推定，即不自覺地將其推定為犯罪人，所關注的信息點也主要是能證明其罪行的相關信息，而對于否定性信息則會不自覺地忽視。顯然，這樣的信息搜集整合容易出現偏差，其對案件的后續發展所產生的影響必然是消極的。

二、刑事冤假錯案發生的原因

造成冤假錯案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冤假錯案的出現，表面上看可能是一種偶然，但偶然之中包含著必然，因此探析冤假錯案產生的成因，需要我們透過表面的偶然現象揭示其內在的必然本質。下面筆者僅從社會角色沖突及社會認知的偏差這兩個方面來進行分析。

1． 社會角色沖突

最早將角色理論運用到社會學中的是美國芝加哥學派的米德，美國人類學家林頓進一步發展了這一理論，其后的社會學家如帕森斯、默頓、達倫多夫、戈夫曼等相繼對社會角色理論進行了完善。林頓把社會角色定義為: 在任何特定場合作為文化構成部分提供給行為者的一組規范［5］，認為社會文化雕塑了社會角色，角色表演是根據文化所規定的劇本來進行的。

冤假錯案中的社會角色沖突首先表現在刑訊逼供中。作為刑訊逼供主體的訊問人員其社會角色是值得反思的。著名的“斯坦福實驗”能有效地詮釋社會角色對一個人所造成的影響。為了進行這一實驗，當時從一些自愿的大學生中挑選出來 9 人進行試驗\\( 這 9 位同學經過一系列的心理學測驗，被確定屬于遵紀守法、情緒穩定、身體健康的普普通通的平常人\\) ，通過投擲硬幣來隨機分配看守和囚犯的角色。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得出下面的結果: 被選為看守角色的同學，一改平日文氣溫雅的面孔，變得高傲甚至殘酷; 而被選為囚犯角色的同學，則出現了不同程度的情緒低落、抑郁和思維紊亂。這些原本都是正常普通的大學生在受領不同角色時，表現出完全不同的人格。社會學家將導致這一現象的原因解釋為社會角色和規則的作用。社會角色是在社會生活的長期發展中人們對于不同身份的人所賦予的一種行為表現期待，比如說警察的社會角色就應該是既嚴謹又威嚴的，而教師在學識和做人方面就應為學生的表率。規則是人們的行為所遵循的原則與行為規范，是社會對角色行為的一種規制。大多數人認為刑事冤假錯案的出現應歸咎于偵查人員的刑訊逼供，認為是偵查人員的個人素質不高或片面追求破案率或訊問環境過于封閉造成的，但再往深處探究，會發現這其實是與社會角色息息相關的。

認為訊問環境的封閉性易導致刑訊逼供的看法是片面的，因為大量的心理學研究表明，人們在私秘狀態下反而更容易坦誠溝通。至于偵查人員的個人素質，他們大多是經過層層篩選之后留下的佼佼者，雖然也有少數是靠關系進入偵查機關的，但他們并不能代表偵查人員的整體素質水平。在引入社會角色概念后，我們便能很好地理解訊問過程中訊問者的暴力等傾向了。首先，訊問中犯罪嫌疑人無疑是被打上了標簽的，如“反社會”“渣滓或敗類”，是等待判刑的犯罪人員; 而訊問者則是保護社會大多數人既得利益的權力階層，他們的任務就是打擊和懲治破壞他們利益的“敵對者”。這樣簡單地將問題上升至敵我矛盾的角色分配，會使得多數訊問者在開始訊問前就已經認定那些嫌疑人是有罪的人了，他們厭惡、憎恨犯罪的個人情感極易摻雜在訊問的過程中。許多實證調查發現，帶著個人情感的訊問者所提的問題都會不自覺地帶有誘導性質，誘導嫌疑人去承認本來不是自己所犯的罪行，一旦嫌疑人不認可，換來的可能是強權的壓迫。這樣就使得本來就顯得有些對立的角色沖突更加激化，一方是主動行使權力的主體，一方是受權力制約的對象，訊問者的身份和心理優勢都高于被訊問的人，并在角色互動過程中進一步強化。這樣的沖突就是角色和規則的影響直接帶來的，它們會導致刑訊逼供的出現，會增加冤假錯案出現的頻次。

2． 社會認知的偏差

一個刑事案件的處理，必然少不了社會推理。而依照社會心理學的觀點，社會推理要經過信息的搜集選擇和整合判斷兩個步驟。在司法程序上，公安和檢察機關負責搜集選擇信息，而法院則負責對前面兩個機關提供的信息進行整合并形成自己的判斷。在這一過程中，人們的先前經驗會不自覺地影響到他們對信息的收集，而信息收集的偏誤又會導致整合判斷的失誤，這正是冤假錯案形成的機理。

\\( 1\\) 偵查活動中的認知偏誤

決策的概率理論表明，人們在不確定情況下的決策通常依賴于出現的概率。在多數公安辦案人員的認知里，犯罪嫌疑人就等同于最終的犯罪人。因此，公安人員在辦案之始可能就會先入為主地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進而是搜集證據支持自己的判斷。

以“杜培武案”為例，“妻子與他人有不正當兩性關系———杜培武懷恨在心———產生殺人動機———實行謀殺”，公安人員對犯罪重構的這一因果鏈條是建立在其豐富的辦案經驗基礎上的，之所以這樣推斷，是因為“因奸殺人”的犯罪圖式在公安人員的頭腦中易于提取。因為在之前公安機關所辦的案件中，出現過“因奸殺人”的案例，而且這樣的案例在辦案人員腦海中形成了較為深刻的印象，在面對看似類似的案件時，這樣的認知就會立刻浮現。在這一認知圖式的引導下，公安人員將最大嫌疑人鎖定為杜培武就不難理解了。

心理學研究表明，人們的一些想法會對他的社會意識和行為產生影響，他們總是有選擇地去解釋并記憶某些能夠證實自己既存的信念或圖式的信息。［6］以“杜培武案”為例，公安機關經過相關信息排查之后就將最大犯罪嫌疑人鎖定為杜培武，然后搜集有罪證據支持嫌疑人有罪。姑且不論杜培武是否知道妻子與他人的不正當兩性關系，即使知道是否一定要以殺人的方式解決，另外以杜培武身為民警多年的經驗，不可能不知道自己會成為最大犯罪嫌疑人，以及用軍用槍支殺害兩名民警所造成的罪惡，而且在警方偵破中，從警十多年的杜培武竟沒有運用自己的反偵破能力，如此等等，這些疑點，公安偵查人員都沒能予以考慮。至于犯罪用的工具———手槍，在經過刑訊逼供后的“招供”中根本找不到的情況下，公安偵查人員采取的是不予理睬的態度。

整個偵查，所謂的“氣味”“泥土”“火藥殘留物”等，以及讓人難以忍受的刑訊逼供，都是為了印證杜培武的殺人行為成立。至于在警察與嫌疑人的互動中，杜培武最終選擇了做出有罪的供認，這與他的從警經歷是相關的，他深知在案件偵辦中，將自己列為最大犯罪嫌疑人，在許多辦案人員眼里自己已然就是犯罪人，堅持無罪的辯駁只會為自己招來更大的肉體和心靈上的折磨。這是行為證實偏差的典型表現: 人們對他人的社會行為總有一個規則方框，只有在規則方框內的行為才是人們所期望的表現，任何的不一致都會引起公眾對行為人的詬病。

\\( 2\\) 法院審判中的認知偏誤

在公安機關鎖定的犯罪嫌疑人經檢察機關認定并起訴而成為被告人后，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的認知結論及其支持材料就會一起移送初審法院，此時，需要法院作出罪與非罪的判斷，如有罪，還需要作出罰輕罰重的判斷。法官判斷罪與非罪時，首先應該判斷各種證據是否可信，客觀的證據只有在賦予主觀解釋之后才有意義。法院在認知時依據的材料除了公安、檢察機關賴以作為判斷基礎的一切信息，還有被告的口供，辯、訴雙方的主張。在司法程序上，法官首先看到的是起訴意見中對事實的陳述，然后才是口供和其他證據，被告方的辯護意見是在公訴方的起訴材料之后進入法官的認知過程。認知心理學表明，材料的呈現順序通常會影響人們的判斷力。此時，法官在判斷時，會受到認識上的首因效應的影響。［7］公訴材料將有效調動法官的知識和記憶，并由此引發啟動效應［8］，這將使法官作出有罪的判斷。在這樣的過程中，口供和其他線索只是起到了驗證公訴材料所陳述內容的作用，法官的第一印象對最終的判斷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如果不能對法官的第一印象作出有力的調整，那么最終的判斷與第一印象就不會有太大的差別。

綜上，社會角色沖突和規則的影響是刑訊逼供的社會學誘因，而有選擇地解釋證實自己既存信念或圖試的社會心理又會使得辦案人員因認知偏誤、信息收集偏誤出現信息整合判斷失誤，從而導致冤假錯案的發生。如何最大程度地化解社會角色沖突，降低司法人員的認知偏誤，這是減少冤假錯案應該深思的問題。

三、預防刑事冤假錯案的對策

2013 年，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沈德詠在廣州舉行的刑事審判工作調研座談會上指出: “要像防范洪水猛獸一樣來防范冤假錯案，寧可錯放，也不可錯判。錯放一個真正的罪犯，天塌不下來，錯判一個無辜的公民，特別是錯殺了一個人，天就塌下 來了?！保?］由此可見，冤假錯案的發生，其后果是巨大的，對冤假錯案的應對，應當落實到切實有效的舉措上。冤假錯案的應對，有廣義與狹義之分: 廣義上不僅包括案件判決前的應對，還包括如何正確啟動冤假錯案的糾正及對其不良影響的應對; 狹義上則僅指如何盡可能地減少冤假錯案的判決。鑒于本文的分析角度及前文所述，在此所討論的冤假錯案的應對只是狹義上的，僅從社會角色設置與司法程序設置兩個方面作一探討。

1． 社會角色設置

社會分工不同會導致社會角色的千差萬別，同一個人在不同場合也會承擔不同的角色。綜上所述，社會角色沖突和規則的影響是導致刑訊逼供這一現象的內在誘因，而冤假錯案的發生往往又緣于刑訊逼供，因而，解決社會角色的設置沖突，能有效地防止刑訊逼供，對冤假錯案起到防范作用。

社會角色雖已經既定無可更改，但是，社會角色的內涵是可以改變的，這就需要整個社會對社會角色給予全新的系統的闡釋，使其內涵符合社會發展的基本潮流。在刑訊逼供事件中，訊問者與犯罪嫌疑人的角色應該是平等的，要明確犯罪嫌疑人與犯罪人是兩個不同的角色，將二者混同會造成社會角色的混亂，對認知也會產生一定的影響。訊問者是權力的執行主體，只能客觀公正地進行訊問并記錄，而不應該視自身角色代表社會的熱切期望，而濫用權力。公眾希望通過訊問查找真兇，這樣的社會期待摻雜進角色設置，往往是錯誤的開始。

因此，應以一種客觀公正的心態去看待每一個不同的社會角色，剔除過多的個人情感期望，遏制“過度角色化”，唯有如此方能在訊問中正確地對待犯罪嫌疑人角色。社會角色的設置需要整個社會的共同努力。

2． 司法程序設置

社會認知是長期形成的，許多依據社會認知的判斷來自于先前的經驗。社會認知偏誤雖是正常人在推理判斷中的正常失誤，不可避免，但是在司法人員辦案過程中，由于他們的認知偏誤與司法程序有著密切的關系，因此可以從完善制度設計上來保障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 免受無端的刑事追究。

一是可以引進心理學家作為第三方出具專家證言。在我國法律中，關于口供的證明力沒有給予特別的規定，多是由法官判斷是否采納，即“自由心證”，而且要在特殊情況下口供的證明力才受證據規則的規制。對于非法言辭證據的規定，我國法律規定過于籠統，對于如何查明口供是以刑訊逼供等非法手段收集的，以及非法收集的證明責任和證明標準，沒有作出明確具體的規定，更沒有明確何時以何種程序予以排除。這種規定上的疏漏，使得判案的嚴謹性很大程度上要依賴于法官的個人判斷。鑒于此，可以借鑒國外的引入心理學專家作為專家證人的制度，完善證據的補強規則。近年來，心理學家在英美法系評議有爭議的供述案件中發揮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在我國，關于有爭議性的供述證據的采納標準完全可以借助于作為第三方的心理學專家作出評估。

二是認真貫徹落實“疑罪從無”原則。改革開放前，長期以來，在“左”的思維及環境的支配下，“寧可錯判，不可錯放”一直左右著我國的司法工作，它像夢魘一樣糾纏著司法工作者，由此導致許多冤假錯案發生，其教訓十分沉痛?？v觀媒體所披露的一些冤假錯案，其實很多案件的判決都是存在疑點的，可惜的是，盡管有不少學者呼吁，但事實上不少案件作出的都是“疑罪從有”的判決?！耙勺飶臒o”的設置可以改變案件的最終判斷，其操作不同于公安辦案人員的心理認知，而法院的主審法官的認知過程已接近尾聲———他一方面已經知曉辯方提出的疑點，而疑點的存在就說明案件可能不成立，另一方面他自己也對案件的成立有主觀性認知，此時的判斷就是在疑慮中進行的; 而“疑罪從無”原則正好可在這種認知不協調的處境中發揮作用。

“疑罪從無”原則實際上是從外部為認知行動者提供一個需要遵循的解決認知不協調的方案，它會促使法官不是僅依靠原有自然而然產生的主觀上的認知直接確認有罪的可能性，而是繼續思考案件不成立的可能性能否依據“疑罪從無”而被最終否認。這種思維上的爭斗達到一定程度，就會使得法官停止之前自然認知的發展，或者降低主觀定罪的可能性，從而作出無罪的判決。切實貫徹“疑罪從無”原則是冤假錯案預防機制的最后一道屏障，無論前面的認知達到何種地步，只要存在難以證明的疑點就應當判決無罪，這不僅不會損害司法的公信力，而且還會大幅度地減少冤假錯案的發生?！耙勺飶臒o”，可能會犯錯誤———放縱了壞人，但不會同時犯第二個錯誤———冤枉好人; 但“疑罪從有”，則可能同時犯兩個錯誤———在冤枉好人的同時，放縱了壞人。這就是結論。

四、結語

刑事冤假錯案如果不經發覺與糾正，可能損害的是嫌疑人的長期自由甚至生命。探究冤假錯案發生的原因及在此基礎上提出有針對性的糾正措施，是必要且重要的。當前，由于輿論媒體力量的日漸強大，冤假錯案的披露有了更便捷的通道，這使得關于冤假錯案的討論又被推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本文避開了常規的從現有制度來拷問我國的司法體系的論證道路，而以社會學中的角色和社會認知為思考點，來展開對這一問題的論述。冤假錯案的產生除了法律制度上的原因外，與整個社會大環境有著密切的關系。在社會分工之初，人們就有了不同的角色，社會治安的維護者被賦予了較多的責任，不僅要求其自身要以身作則，還要求其對其他人進行監督，這樣的被賦予多重內涵的角色容易使其產生權力的膨脹，也極易導致不安因素出現時的一種壞人擴大化傾向，使無辜的人遭受到不合理的懷疑。此外，在一系列信息整合過程中，經驗主義等導致的認知偏差往往會對事情的公正處理產生重大影響。這些因素不是僅從法律的層面就能簡單得到糾正的，需要從問題最初產生的地方進行層層探究。

冤假錯案的危害是巨大的，全面預防冤假錯案的發生，是我們司法工作者與普通大眾的責任和義務。除了檢討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之外，將冤假錯案這一社會性的案件放在社會化的大背景下去思考是非常必要的。在學科相互交融愈加明顯與頻繁的今天，多角度地分析問題是一種發展趨勢，對冤假錯案的研究不應僅僅限于法學領域，還可以從經濟學、社會學、哲學、心理學等多重視角進行探析。當對一個問題的研究滲透到各個相關領域時，對于這一問題的解決也就指日可待了。

［參 考 文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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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永杰． 論冤案的概念［J］． 法治論叢，2008\\( 6\\) :89．

［4］ 游勸榮． 冤假錯案成為人們判斷司法工作焦點指標［EB/OL］． \\( 2014 － 03 － 11\\) ［2014 － 09 － 20］．

［5］ 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社會學》編輯委員會．中國大百科全書\\( 社會學卷\\) ［Z］． 北京: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1:311 －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