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狹義\\)與自然科學所組成的人類大科學體系的推衍下,體育人文科學與體育社會科學、體育自然-人體科學一道,共同構成體育科學體系[1].我們在對“體育社會科學”進行相關研究和考察時,一方面基于統一性把體育人文科學和體育社會科學\\(狹義\\)合二為一,視為廣義的體育社會科學;而另一方面,在具體特性、功能等方面,二者卻存在區別和不同.在這個意義上,其統一性不能取代差異性,這也是我們在認識體育社會科學時對其二大學科類型進行分區的原因\\(下文中,體育社會科學均指狹義\\).
當前,對體育人文科學和體育社會科學的認識基本還處于未分化狀態.從相關文獻的檢索來看,除筆者發表的一篇有關體育人文科學方面的論文[2]外,還未有文獻對體育人文科學進行專門研究,更沒有對其與體育社會科學的關系進行較為系統和全面的比較、分析\\(僅在“學科”意義上提出體育人文學科,其或與本文對體育人文科學的理解相異,如其把運動心理學、體育休閑娛樂等作為整體劃入體育人文學科[3],或只在體育史學為主的基礎上探討“體育人文學科”研究中存在的歷史問題[4],或只是發現體育社會科學存在的問題而提及“體育人文學科”和“體育社會科學”體育人文科學與體育社會科學具有各自不同的內在規定和發展路徑,對二者不加區分勢必給其評價、管理帶來困惑和混亂.
現階段,體育人文學科主要有體育哲學、體育倫理學、體育美學、體育史學等.此外,“雖然有些人文學科沒有在體育中衍生為獨立的相關學科,但其主題或內容與體育有關,在廣義上也屬于體育人文科學的內容”注:從文獻體現來看,“體育文學”已略具雛形\\)[6].并且,考慮到體育科學哲學\\(關于體育科學方法、對象等的基本理論\\)的逐漸壯大和相對獨立性,可把它從體育哲學中分立出來.
體育社會科學的主要學科有體育社會學、體育經濟學、體育產業\\(學\\)、體育\\(市場\\)營銷學等,而一些學科則具有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的雙重屬性,一些學科從不同內容和層次看也可以分化為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內容,包括體育新聞學、體育管理學、體育教育學、體育法學、體育人類學等--這與這些學科的價值和意識形態取向有關.但這些學科的雙重屬性或取向并不妨礙我們把整個體育社會科學體系劃分為狹義的體育社會科學和體育人文科學,進而進行典型化的分析.
1 體育人文科學和體育社會科學的區別.
1.1從研究對象、研究領域到把握方式.
從相似性來看,體育社會科學和體育人文科學都圍繞與體育相關的人而展開研究,但二者的關注重點卻并不相同:體育社會科學是把人作為社會群體和網絡體系的成員來進行研究,其側重于在體育的社會結構、體制及其各種關系中把握人的社會屬性和社會角色,它是外在于具體個人的.一般而言,體育社會科學并不主要關注體育系統中個人的存在價值和意義\\(或體現為潛在的方式\\).從某種意義來說,體育的社會運行機制、體制和組織結構以及各種內在關系是獨立于人的主觀意志的,具有一定的內在規律,這與自然科學相似.故可以把體育的社會形態和社會結構作為類似自然物質現象來進行分析和把握.而體育人文科學對人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個體和具體的人,以及人的主觀世界和精神文化,側重于有關人的精神、觀念、內心和情感世界等形而上以及具有超越意義的理想王國,關注體育社會系統中那些有形物質形態和體制、制度、結構及其各種關系背后的意識、觀念、價值和意義.
由于研究對象和領域的不同,體育人文科學與體育社會科學在研究和把握方式上也表現出差異.或說,在對“人”的研究和把握中,體育社會科學主要基于“類本位”,而體育人文科學則主要從“個體本位”出發.體育社會科學著眼于體育系統中人作為社會關系的存在而重點考察那些一般性和普遍性的規律和社會現象,把人作為“類”來對待,關注人的一般性社會屬性.而體育人文科學卻重視體育系統中具體的人及其存在狀態,對具體個性進行理解和把握.如:體育社會科學研究通過“抽樣”、“問卷”以體現整體狀態,但體育人文科學研究則不以社會群體乃至專家、學者的普遍認可而人云亦云,而反思其合理性.
在類本位和個體本位的推衍下,體育社會科學是對人的外部規范,而體育人文科學是對人的內部體驗;體育社會科學關注群體和社會狀態下所謂的“經濟人”、社會人,這是一種無差別的人性假設,而體育人文科學則關注具有豐富個性的“道德人”和“思想者”--如彰顯“奉獻精神”的倫理價值;體育社會科學所關注的結構和關系都是一種具有客觀性、因果性制約的社會存在,其類似自然規律的“社會法則”之上可以建立起邏輯實證和數理邏輯,而體育人文科學所關注的精神、價值等則具有更大的主觀性,很難從因果關系加以考察;與體育社會科學大量運用事實、原因、規律等概念不同,體育人文科學使用的概念,除了寬泛的價值、意義,還包括理想、人格、人性、尊嚴、美丑、善惡等.
正如有學者在論及體育學兩種理論建構方式時所指出的,一種是“以宏大敘事方法在社會生活宏觀層面的聯系中建構的理論,是以先國家后個體人們的方式來建構的官本位的體育理論”[7],另一種是“以活生生的個體人們為本\\(人本\\)的方式來建構的、人文體育理論”[7].對于前者,極端的情況是“其中每當談論到人就對人進行抽象”[7].作者雖然是從理性主義\\(或科學主義\\)與人文體育價值觀相比較的意義來探討這兩種理論構建方式,實則分別體現了體育社會科學和體育人文科學在研究關注點上的不同介入.
值得指出的是,體育科學哲學的某些內容,如關于體育科學研究程序、解釋的邏輯等則屬于非意識形態范疇.與體育社會科學的具體研究不同,其是對學科自身基本問題的研究,是理論\\(方法\\)的理論.
1.2研究方法方面.
體育社會科學以社會事實為研究對象,其中的相關社會結構、體制以及各種社會關系作為人的主體活動的產物,當然地具有人的屬性,但它們的形成、演變和運行過程具有較大的一般性、穩定性和規定性,可視為具有普遍性、客觀性和內在規律性的客體來認識和研究.相應地,這使得體育社會科學可以借助于自然科學的某些研究方法,以此對體育社會系統的結構、功能、機制等進行理性和實證性的研究,而得出體育社會系統運行和發展的一般規律或模式.在具體方法上,可以更多地運用觀察、調查乃至實驗\\(如教學、心理實驗\\)等方法,以及歸納、演繹、統計、數學的方式來對研究對象進行一般性把握,并建立具有較大內在相關和邏輯性的理論體系.
體育人文科學研究的是體育系統中人的觀念和精神世界,在許多領域,體育人文科學研究活動則更要通過人的精神和心理體驗,靠心性來領悟和感知.體育人文科學一方面也需要有科學的理性原則加以規范,需要從社會歷史背景和時代條件的制約中來把握體育人文現象.另一方面,體育人文科學所關涉的價值、意義世界和情感領域與自然物質現象具有很大的差異.
與自然科學那種以客觀經驗事實為基礎的邏輯實證與理性方法不同\\(這些方法的適用性在體育人文科學中受到很大的限制\\),體育人文科學的研究方法更突出研究對象、研究者和解讀者等各方面的復雜關系,更強調主體介入因素和體悟、體驗、反思、批判等方式,表現出濃厚的主體性、獨特性和個體性特征,具有思辨色彩.
相關研究方法的采用,前者如:通過對問卷調查和對運動員的若干個案研究,指出成績作為運動員社會流動和地位獲得的資本[8];通過對教練員的訪談,指出他們普遍并不認可在一些比賽中的“消極”判斷,并提出應一分為二地看待比賽中的消極行為[9].后者如:以人文價值理性\\(而非效率和激勵依據\\)作為考量的基點,提出體育應樹立基于公正的發展觀[10];以非實證化的抽象方法,得出中國體育從“工具”到“玩具”的轉變[11].
1.3研究成果方面.
體育社會科學的研究成果,除了以理論、著述的形式存在外,還表現為戰略、規劃和決策的制定,以及改革的實踐活動\\(乃至一些具體的“工具”,如體育教學評價軟件\\).如體育法律的制定或修訂需要結合實踐和實證研究,體育管理體制改革的理論依據須經由前期的調研,這些研究均體現于作為最后“成果”的相關制度或舉措,屬于體育社會科學研究的范疇.而體育人文科學的研究成果,除了以理論、著述的形式存在外,很難以器物、技術等形式予以呈現--體育人文科學雖然能為體育實踐的變革及管理活動提供動力、思想和理論武器,但是主要以人們的認可等間接的方式表現出來.如,我國所進行的體育社會化、市場化、職業化的改革嘗試,無不是以觀念和意向等“輿論”的呼喚和力量作為先導的.其既表現為理論、學術上的迫切,也表現為媒體通過“問題”所呈現的不滿和呼吁.
體育社會科學的成果更多表現為定律、可操作性的方法和對策,以及各現象相互關聯的量化關系,這些成果所體現的理論較易隨著社會環境的變化而變得不合時宜,穩定性相對較差;而體育人文科學所留存下來的基本概念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不斷被激活,更具有永恒性--當然,這些概念在不同的時代也被不斷重新梳理,不斷被賦予新的涵義,成為體育人文科學發展的資源.如關于體育的價值和意義,在不同時代分別可以指向軍事、國家利益、教育、個人發展等單維或多維方面;而涉及體育參與“合法性”的議題,其對于性別等身份的規定,在不同時代的判定也不相同--有時還與特定的歷史人物相聯系.體育人文現象諸如此類的特性使得其相關研究、考察及其理論、結論、觀點必須具有時代特征.
1.4價值、精神與事實、物質的參照.
體育社會科學基本上是關于體育社會實踐系統“是什么”的客觀說明,體育人文科學則更多是對體育社會實踐系統和個人“應該是什么”的理想追問.體育社會科學的目的在于為人們提供關于體育社會系統的結構、制度、組織、功能、管理和運行的規律性知識,而體育人文科學則試圖解決體育系統中關于人的存在、觀念、精神、價值、意義和情感等方面問題--乃至帶有“終極性”色彩的命題,在構筑理想的超越中反思和推動體育社會實踐的發展;如果說體育社會科學旨在以較為直接的方式創造物質和現實世界的話,那么體育人文科學則指向為體育實踐主體構建一個精神、情感的世界和家園,以及以間接的方式推動改變現實的不合理狀態.從這個意義來說,體育社會科學更注重工具、技術和效率理性,而體育人文科學則更為關注價值理性.誠如體育社會科學與體育人文科學在介入運動員的社會保障問題時,其主要介入點并不相同:前者更為注重激勵、\\(社會\\)穩定、回報、補償等社會性因素,而后者更為注重主體作為“人”的權利等非效率、非效益性的“人本”因素.
實際上,我們所說的“人文精神”就無形地滲透在體育人文科學的各門具體學科、知識體系和思想、理念中,成為體育人文科學及其研究活動的內在靈魂.當然,并非說體育人文科學就沒有知識和客觀事實的成分,也不是說體育人文科學就不存在客觀的研究過程和運用于實踐的工具性作用.如其論證也須以史實、現狀等為依據,體育人文科學的許多知識和理論,如體育史、體育美學和體育倫理學知識,對于人們體育實踐來說也有明顯的實用意義.甚至一些體育人文科學還可為現代“體育產業”提供具有市場和經濟價值的文化因素和資源,使其作為體育文化產品或消費品而出現.同樣,也不是說體育社會科學領域就只有知識而沒有觀念,只有事實沒有價值,只有客觀分析沒有體驗和感悟.應該說,體育社會科學不乏價值判斷,也包含意識形態、道德因素甚至情感成分.但是,將體育人文科學和體育社會科學比較來看,其各自的傾向性和偏重又是特別明顯的.
2 體育人文科學與體育社會科學的分化.
2.1基于困境:體育人文科學走出體育社會科學的必要在以往乃至當前,由于忽視了體育人文科學與體育社會科學的差別和區分,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對體育人文科學的損害\\(并當然地影響整個廣義上體育社會科學的發展\\),即以體育社會科學的研究方式和研究功能、成果來要求體育人文科學.表現之一是主張體育人文科學也應以數學化、實證性等為主要研究方式,之二是主張體育人文科學的功能和研究成果也要像體育社會科學的研究成果那樣具有實用性.這兩種傾向產生的負面影響為:使體育人文科學研究陷入了科學主義與功利主義的困境.具體表現如下:
2.1.1體育人文科學不恰當的“科學化”
人們將體育人文科學混同于體育社會科學,忽視了體育人文科學的獨特性,并以體育社會科學的“科學”標準和范式來要求體育人文科學,把體育社會科學乃至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與認識模式簡單地移植到體育人文科學研究領域中來.或者力圖把體育人文科學改造成類似于\\(體育\\)社會科學那種有嚴格邏輯和方法體系的“硬科學”.具體表現為:從體育社會科學認識論和方法論的視角,認為體育人文科學的任務也應是以“客觀的”、“實證的”,繼而是“數學統計的”、“精確量化的”方式和方法來展開其具體研究.要求體育人文科學研究者拋開個人的價值取向、個人的主體性而以“客觀”的立場“反映”“體育社會存在”,“忠實”地“描述”和分析體育社會現實.這樣的結果是將體育人文科學建立在一種機械的反映論和因果律的基礎上,忽視了體育人文科學的主體性及其價值選擇、價值判斷和情感因素.
從體育人文科學來說,那些關于事實、現實、現狀的“社會存在”確實可以通過社會科學的研究方式和方法來進行“描述”和“反映”.從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從體育倫理學的研究中發現“道德社會學”的痕跡,從體育史學研究中可以找到“考古學”和“人類學”的影子.但那些涉及到價值判斷、人文精神、情感因素,那些飽含人類哲學智慧和現代文明理性的批判精神和引領作用卻不是體育社會科學所能替代的,而這些乃體育人文科學的核心.最簡單的例子,體育發展中“公正”性問題就不是一個“科學”和“實證”問題,而是一個價值問題--其滲透了階級、利益集團、時代等方面因素,而這正是體育人文科學從自己獨特角度所關注和探討的.
2.1.2體育人文科學不恰當的“功利化”
從研究功能和成果來看,體育人文科學的研究與體育社會科學的研究呈現出較大的差異性.體育社會科學的根本功能與作用是通過體育社會科學的知識和理論推動和促使體育社會系統、結構、體制的建立,使得其發展、變革更加有序,其機制更有效.
可以說,相比較而言,體育社會科學通常具有明顯的實際運用價值及較大的功利性,直接作用于體育社會系統的運行發展,而體育人文科學研究的實用價值則較為隱晦,呈現較大的非功利性,主要作用于體育社會中各主體的內在方面,它們兩者在某些方面不可等同或有不可比之處.也就是說,在學科屬性的實用性及其追求方面,二者表現出分野.這并不是說體育人文科學沒有用,只有體育社會科學才有用,而是說體育人文科學是一種無形之用,而體育社會科學則是一種有形之用.兩者相比,體育社會科學更為直接指向體育社會現實和問題,對體育的社會實踐產生直接的影響.特別是體育社會學、體育經濟學的研究成果更是如此.很大意義上,這些學科可以作為一種資源較直接、明顯地推動體育相關社會實踐領域的發展,提高體育管理的效率,帶來明顯而直接的“投資效果”.
現實中,由于忽視了體育人文科學與體育社會科學的區別,忽略了體育人文科學具有不同于體育社會科學的功能與作用,結果人們常常要體育哲學、體育史學、體育美學、體育倫理學也去發揮同體育社會科學一樣的功能,像體育社會科學那樣去直接為體育運行、發展和管理提供實用性的知識與技術.這樣做的結果,導致體育人文科學喪失自己的學科特征、獨特價值與功能,偏離了屬于自己的特有領域而走向迷途,陷入不知所措的尷尬境地.或說,這種錯位使得體育人文科學被趕鴨子上架般地逼入一個自己陌生的領域,去扮演與自己身份不相適應的技術性、管理性角色,及發揮自己并不能發揮的類似體育社會學、體育經濟學等社會科學那樣的功利性、實用性作用.體育人文科學卻又因為自己本身固有的學科局限而難于在這些領域遂人心愿,于是對體育人文科學之貶斥、蔑視,視體育人文科學為“清談”、“無用”之聲必然四起.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體育人文科學不能真正把握自己學科之正確定位,并面臨四處迎合、不知所措的危機.
應該充分意識到這兩類學科具有不同的價值與意義,它們服務于體育發展的方式和途徑也有很大的差異.在強調體育人文社會科學為體育發展服務的時候,要看到體育人文科學對于體育發展的作用方式與作用范圍與體育社會科學是不一樣的.不能只從實用、經濟的角度來看待或要求體育人文科學.因為體育社會科學雖然可以為體育發展提供越來越科學、完善、豐富的知識與理論,但它卻不能真正解答關于體育發展最終方向和目的,以及體育發展下人們生存的終極意義和價值的問題.因此,體育人文科學與體育社會科學的分離,對于體育人文科學來說,可以使它將重點更多地放在關于體育及人的發展中那些關于價值、觀念、精神、情感等問題上,更多地去關注和探究體育各相關主體的生存意義.
2.2 基于“科學化”:體育社會科學從體育人文科學分化的意義.
2.2.1有利于體育社會科學知識、理論屬性的獨立性發展
體育社會科學追求以確定性的社會經驗事實來構建自己的理論假說,并以經驗事實來對這些理論假說加以驗證,這就有可能使體育社會科學在某種程度上形成為一種具有價值中立、盡可能具有經驗客觀性和實證性的科學形式.從而使得體育社會科學的發展和研究過程,可以盡可能地擺脫不必要的外部因素,如政治權力、意識形態的干預,減少這種人為因素介入的主觀性和隨意性,同時也盡可能使體育社會科學避免基于不同價值觀念、文化傳統和意識形態而產生的對研究者個體主觀和自覺體驗的過多依賴所造成的局限性.這有利于促進和推動體育社會科學形成具有普遍性和一般性的理論和知識,形成相對穩定的研究理論和方法.在此基礎上,體育社會科學才有可能真正成為一種專業性、規范性和職業性日益明顯的科學,而不再被認為是一種依附于某種意識形態的政治觀念或宣傳輿論.對于體育社會科學,只有當它獲得了獨立于政治權力和意識形態等人為因素的隨意性干預或支配,它才有可能獨立地去開展研究,得出客觀的結論和具有說服力的理論.
在這樣一種背景下,體育社會科學各學科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超越個體主觀體驗和情感、道德方面的束縛,可以超越國家、民族、歷史背景和文化傳統的差異,形成具有普遍意義的體育社會科學理論體系.特別是在一些應用性較強的體育社會科學領域和具有較強技術性特征的體育社會科學分支學科中,更是如此.
因此,體育社會科學從體育人文科學中分化出來可以使體育社會科學得以走出體育人文科學那種主要靠直覺、悟性,靠形而上的思辨方式的缺陷,而形成客觀、規范、具體的體育社會科學個性特征.
相應地,這種分離使得相關知識與理論不再停留于一些抽象思辨和形而上的精神理念,而具備現實的應用價值.這樣可以促使體育社會科學由此日益成為一種可以推動體育發展--包括體育社會管理、運動水平、運行效率以及經濟效益的實用性知識.
2.2.2符合體育社會科學運行和管理的專門化取向
與體育人文科學相比,體育社會科學在研究基本理念、假設、方法等方面表現出特有的范式特征,其科學共同體具有不同的心理和價值取向.這使得體育社會科學的運行與管理表現出與體育人文科學相異的方式和模式,乃至機制和體制設置.如體育人文科學研究具有個體化的特點,而體育社會科學則需要來自不同機構、學科人員的集體協作和分工,這就需要統一管理的整合機制.在功能發揮方面,體育社會科學與體育人文科學具有不同的適用范圍和特點;在成果評價方面,體育社會科學與體育人文科學具有不同的評價方式和指標體系.對體育社會科學與體育人文科學進行分門別類的管理,不僅有利于體育社會科學的協作化、規范化、科學化發展,也有利于體育人文科學的獨特性和專門化發展.
體育社會科學與體育人文科學的分化,也是體育社會科學國際交流的需要.體育社會科學與體育人文科學分化,可以獨立地發展更為開放的內容和形式,如共同的術語、概念體系、評價指標--這些可以超越體育人文科學那種受政治意識和價值取向限制的局限,而建立超越國家和政治邊界的交流平臺.
當然,如前文所述,體育社會科學與體育人文科學的相互獨立也是相對的,其首先是在與自然科學的參照下,建立在與體育人文科學共通和融合的基礎之上的.
3 體育人文科學與體育社會科學的互動.
3.1體育人文科學對體育社會科學的作用和影響
3.1.1體育人文科學\\(思想或哲學\\)是一些體育社會科學學科的母體
社會科學作為獨立的科學形態得以發展肇始于19世紀,與此相應,在此以前,并沒有獨立的各門體育社會科學學科.體育社會科學的相關主題和內容包含在人文科學之中,是在體育人文科學\\(主要是體育哲學的思想\\)的范疇內展開的.當時對于體育社會科學問題的思考和探討,主要是由人文學者\\(如哲學家\\)來承擔的,這些思考和探討的成果,也往往與人文科學的成果相混合,保存在人文著述中.如關于體育與教育的關系,體育對培養健全的人所起的作用等.在中國古代,也有一些關于體育現象與社會文化關系的論述和觀點--如關于文與武的關系,以及其表現的重文輕武傾向;近代關于體育的社會價值,以及其作為軍國民的手段等.關于這些論述的史料混雜在一般人文學科中,總成為模糊的體育人文思想和哲學,但并無獨立的體育社會科學形態.
3.1.2體育人文科學把人文精神貫穿于體育社會科學之中
體育人文科學把人文精神貫穿在體育社會科學之中,使體育社會科學研究體現出人文精神,以人文精神引導體育社會科學,批判體育社會科學研究中的唯金牌論\\(單向度地追求競技成績\\)、技術、工具理性、經濟主義和科學主義.
如,體育經濟學的人文精神在于強調人的全面發展和完善為體育經濟學的終極目標,而不是單純的經濟利益最大化.體育經濟學不能只在統計數字和計算報表中生存,它還應該有道德信念與人文情感;體育經濟學研究者不能只是體育經濟學“工匠”,成為只關注利潤和收益的“會計師”、“計算師”、“統計師”,他們還應該有人文精神與人文理想.在體育領域中關于效率與公正、體育發展、經濟收益、人文發展等問題上,體育經濟學研究者應有自己更廣闊的評判和學術視野.盡管體育經濟學研究對這些問題的評判方式和過程會與體育人文科學有所不同,但這種不同并不能成為體育經濟學研究者躲避或忽略這些問題的理由.體育經濟學研究者對人的理解,不能只基于“經濟人”的假設,還要基于“文化人”、“道德人”、“情感人”的視角.
再如,體育法學也有必要引入人文科學的價值與意義追問.體育中的法律由人制定與實施,因而,體育法學者、立法者和執法者都不能回避體育法必然要涉及的價值意義、法哲理和法理學問題.某種體育法律制度的好壞,除了從效率的角度去理解,還必須從其合理性、公正與否的價值層面去考察.如在國家層面,體育法律和政策如何均衡競技體育、社會體育與學校體育的關系,如何體現對大眾體育的保障.
事實上,在體育社會科學各學科里,研究者除了進行客觀性經驗事實的真偽判斷和具體知識的積累外,總是很難完全規避人文學科所涉及的體育價值、理想與意義追尋方面的問題.
此外,社會發展與道德價值失落的二律背反現象也提示我們不能單向度地發展體育社會科學并任由其功利追求的擴展.其規約機制中,體育人文科學的價值導向作用不容忽視.
3.1.3體育人文科學為體育社會科學提供思維框架
體育哲學的一個重要作用即為體育社會科學各學科所關涉的基本性和根本性問題進行思考和探討.這種思考和探討主要指向體育社會科學各學科的基本理論、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等--不是指那些具體問題,而是這些學科中以“元研究”形式體現出來的根本性或基本性問題.如,《體育社會學理論與實證研究誤區辨析》[12]、《體育社會學研究視域的構筑》[13]、《應用體育社會學:理論反思與學科建構》[14]等.這反映出體育社會科學各學科在思維框架上需要體育哲學的幫助.
此外,體育人文科學還開展對體育社會科學及其各學科史的研究.這也是體育社會科學各學科的“元研究”內容之一.
3.2體育社會科學對體育人文科學的作用和影響.
3.2.1體育人文科學對體育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吸取
實際上,體育人文科學受此方面的影響也同時來源于一般社會科學,但由于體育社會科學在某種程度上是一般社會科學的直接內化,且其更為直接地與體育人文科學發生互動,故我們把相關內容置于此議題下.
在體育人文科學領域,有一些傳統的學科已經和正在吸取和借鑒\\(體育\\)社會科學的方法,我們以體育史學和體育倫理學為例.
傳統意義上,體育史學被認為是典型的體育人文科學,其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表現為思辨色彩和價值取向,然而在體育史學的領域中,關于如體育運動項目開展、演變等較為具體實在的研究工作,更多表現為一種知識性真偽判斷而不是價值性善惡判斷,它為人們提供正確的符合歷史原貌的事實和知識,因而是一個具有相對客觀性和實證性的研究過程.
再如體育倫理學,作為一門人文科學,關注的是體育領域中的道德善惡關系,但體育道德與倫理又是一個具有社會性的問題.其既指向體育相關的精神、價值與情感的維度,又指向體育社會關系與體育社會結構的維度.當代體育倫理學不僅具有明顯的應用、實用性功能,而且在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也一定程度上也開始借用社會科學中的實證方法、社會調查、數學統計方法,從社會學等的角度來進行考察和研究[15].
具體來看,體育人文科學吸取和引進\\(體育\\)社會科學的方法,除了包括社會調查方法,還包括階級分析方法\\(主要用于體育史學、體育倫理學及體育與政治議題的研究\\)等.
3.2.2體育人文科學對體育社會科學成果的吸取
體育社會科學的研究可以深化、豐富體育人文科學的內容.這表現為體育社會科學的研究內容和成果,經過體育人文學者的再闡釋,被吸收和轉化到體育人文科學中來,從而促進體育人文科學的發展.體育人文科學對體育現象的思考和分析只有基于體育運行和發展中事實和現狀的基礎上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即體育社會科學的真理性成果和結論,成為體育人文科學展開命題的基礎.如體育哲學就是對體育社會現象的高度概括和反思,而這些事實和現狀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體育社會科學提供的.故體育社會科學的發展對于開拓體育人文科學的研究空間、豐富體育人文科學的研究內涵具有基礎和背景意義.
3.2.3體育社會科學對體育人文科學的規范
從體育人文學科的科學性來看,其應滿足內在邏輯的嚴密性和外在邏輯的實踐性,而不應是脫離理性制約邏輯的一種完全隨意性的東西.當前,體育人文科學某些研究的科學性和合理性還受到人們的質疑,一定程度上還被排除在科學的殿堂之外.這一方面是由于人們對體育人文科學的不正確認識,另一方面也與這些研究自身所存在的問題有關.
從體育社會科學的學科品質來看,其內含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理性精神.因此,從這個角度,體育社會科學這種實證精神、理性思維和邏輯體系可以對體育人文科學加以規范和平衡,防止體育人文科學的研究走向主觀建構性的極端,從而避免體育人文科學變成一種完全不可溝通的隨意幻想.
由以上幾方面可知,體育人文科學在如何保持自身特色與個性優勢的同時,適當地借用或汲取體育社會科學的規范、客觀、確定和實證的特點,使其避免陷入過于主觀性、個體性、隨意性乃至偏執性的困境,是現代體育人文科學需要認真加以考慮的問題.
當然,體育人文科學和體育社會科學的相互作用和影響,除了置于相互參照的語境下,也應該置于一般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背景下.并且,因為體育社會科學本身也處于自然科學的影響和催生下,因此在某種意義上,我們也可以說,體育人文科學所受的這種影響也是其在自然科學參照下的結果.
4 、體育人文科學與體育社會科學的互補.
4.1 體育人文科學也可以深刻揭示體育社會問題
體育社會科學各學科所關注的問題也是體育人文科學從獨特的角度所關注和思考的,這主要基于其高度概括的宏觀思維以及反思、批判的角度,涉及思想和方向層面的把握.在很大意義上,這種把握對體育社會問題的解決及體育運行和發展在很多情況下具有更為深遠的意義.如,由徐寅生主持的課題“國球長盛考”的重要組成部分《星光為何這般燦爛》[16-17]\\(由謝瓊桓撰寫,發表在《人民日報》、《中國體育報》、《光明日報》等\\),全面總結了我國乒乓球隊40多年來長盛不衰的經驗,其產生了較大的社會反響,“受到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中國乒協名譽主席李瑞環同志的表揚,得到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同志的充分肯定,成果被全國60多家網站或報刊雜志轉載”\\(引自2006年國家體育總局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介紹\\).謝瓊桓的另一項研究《中華體育精神是全民族的精神財富》[18]也同樣引發了較為廣泛的影響.這些研究,雖然以大量史實和事實作為論證依據,但其總體則具有人文科學的色彩.
4.2 體育社會科學研究可以深化體育人文科學研究的內容
體育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雖是處于體育社會結構和社會關系中的人,但也涉及到人的行為的根本動因,即涉及人的本質和人的文化生命的存在\\(如“人性化”假定及以“人”為本理念\\).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在體育社會科學研究中,也會包含人文價值的內容和因素,這些內容和因素反映了人的行為、文化、生命現象與其本質、存在之間的關聯.而這種關聯,往往是單純的體育人文科學研究難以深入的.如在體育管理學中研究運動隊等的組織文化,體育中行為主體的激勵理論,研究人的精神因素等,往往涉及到各種外在社會環境、制度因素,以及社會心理學等理論,甚至實證考察,而非為單維度的精神、價值分析及個體性考察等人文科學傳統方法所能深刻揭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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