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巴西世界杯已經完美謝幕，但該屆賽事所留下的經典畫面以及鮮明印象卻永遠留存在了世界杯歷史記憶的長河之中。毫無疑問，足球移民現象的再度崛起成為該屆賽事的重要特征之一。所謂足球移民現象，即是指擁有諸多移民背景球員的球隊獲得世界杯等大賽成功的鮮明案例，并由此所產生的轟動效應現象。比如1998年擁有13名移民背景球員的法國隊的奪冠成為足球移民勝利的一大歷史標桿。但2014巴西世界杯比之前有過之而無不及，數據顯示，本屆大賽移民球員的數量達到了歷史之最，占到了球員總數的30%[1];另外，擁有諸多移民球員的球隊大都取得了較為理想的成績，除德國作為足球移民的最大贏家以外，比利時、法國、荷蘭、瑞士、阿爾及利亞、美國等國皆有奪目表現?？梢哉f，巴西世界杯開創了足球移民的全盛時代。而與歐美諸國強勢的表現相比，亞洲足球無疑表現慘淡，從移民足球角度來看也處于弱勢群體和邊緣狀態，因此筆者將以足球移民的歷史流變為脈絡，分析足球移民現象帶來的積極影響及其困惑，以為我國足球適應足球移民時代的變革提供理論參考。
1 研究方法
主要運用文獻資料調研及邏輯歸納分析等研究方法，通過三個渠道搜集文獻資料，其一是利用上海體育學院圖書館、蘇州大學圖書館、常熟理工學院圖書館等查閱國際移民、移民政策、體育全球化、足球全球化等方面的相關著作，積累足球移民問題的背景資料；其二是以1980年至2014年為檢索年限，利用中國知網數據庫、谷歌學術搜索、EBSCO全文期刊數據庫等中、外文數據庫及學術網站，以體育移民、足球移民、球員轉會、國際移民、足球全球化、移民政策等為關鍵詞共計檢索中外文獻213篇，選取了其中相關度最高的78篇期刊文獻進行仔細閱讀；其三是通過閱讀相關的報紙和網絡新聞資源進行相關消息的搜集與整理。
2 足球移民現象的歷史流變
2.1工業革命以來至戰前：足球移民的萌芽期
雖然中國“蹴鞠”已被國際足聯認定為世界足球的最初起源形式[2],但一直以現代足球鼻祖身份自居的英國人才是“現代足球”真正意義上的締造者和現代足球文明的世界傳播者。經歷18世紀60年代至19世紀中期近百年的工業革命之后，英國社會完成了工業文明社會的構建，為現代足球的誕生提供了先天土壤，1948年《劍橋足球法典》的問世標志著現代足球規范體系開始逐漸建立。而隨著1863年英國足球總會（世界上第一個足球管理機構）的建立，英國人依靠強大的足球組織系統陸續將足球文明傳播至海外。
1876年英國僑民在哥本哈根建立了丹麥第一家足球俱樂部，之后在荷蘭、德國、瑞士、意大利、捷克、比利時、西班牙、奧地利甚至冰島等歐洲諸多國家，足球文明的種子在歐洲大陸生根發芽；而在世界足球的另一極南美大陸，在歐洲移民潮涌入拉美的背景下，早在1891年四個受雇于烏拉圭鐵路的英國人組建了烏拉圭歷史最為悠久的著名足球俱樂部佩納羅爾。而在阿根廷，英國投資者于1865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成立了第一家體育俱樂部，隨著歐洲國家的移民愈來愈多，足球俱樂部相繼建立。
巴西同樣如此，著名的弗拉門戈足球俱樂部受英國人影響而于1891年建立[3].綜上所述，憑借工業革命給英國社會帶來的巨大結構性變革，催生了現代足球文明最早誕生于這個熱愛戶外游戲的國度。隨著對外貿易和殖民的擴張，以英國為首的歐洲老牌殖民帝國逐漸將足球文明移植海外，催生了世界各地足球文明種子的發芽。因此，19世紀中期至20世紀初的一戰之前可以稱之為足球移民的萌芽期。
2.2二次世界大戰前后：足球移民的突破期
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歐洲老牌帝國主義的海外移民性質發生了巨大的改變，由早期的海外投資貿易移民逐漸轉變為政治避難，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大量的政治避難難民紛紛涌入美洲，從而遠離戰爭之苦?？梢哉f，由于當時各國政治之間的緊張和國際局勢的不穩，該時期的足球推廣工作是尤為艱難的。早在1904年，國際足聯第一任主席法國人羅貝爾蓋蘭便向各國領導人提出了創辦世界杯的想法，但最終由于表示愿意參加的國家不多以及各國政治的不和導致了計劃的流產。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法國人勒·雷米特當選國際足聯主席后又重新醞釀該計劃。
1927年6月5日國際足聯在赫爾辛基正式通過了舉辦世界杯的議案，隨即在1930年遠離歐洲的烏拉圭舉辦了第一屆世界杯賽，而1934世界杯首次來到歐洲，當時由墨索里尼當政的意大利作為舉辦國，東道主一路殺進決賽并最終擊敗捷克斯洛伐克奪冠，但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當時意大利是阿根廷重要的移民球員出入地，因此造成當時的意大利隊有諸多球員是阿根廷后裔，因此這支奪冠的意大利隊也成為歷史上第一支較為著名的背負移民烙印的成功球隊。而在4年之后的法國世界杯上，意大利隊則再次依靠移民球員的力量蟬聯世界杯冠軍。在這兩屆世界杯后，國際足球旋即進入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陰影籠罩之下，世界杯賽也停辦了長達12年之久，直到1950年才恢復?？梢哉f，二次世界大戰夾縫中的國際足球取得了飛速發展，尤其是世界杯的成功舉辦標志著世界足球突破了此前欠組織化的制度瓶頸時代，為世界足球以后的發展模式鑄造了模型，同時也象征著足球移民時代的正式開啟。
2.3戰后至20世紀90年代：足球移民的穩定發展期
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重創的歐洲幾乎成為一片廢墟，迫于歐洲經濟重建的需要以及內部勞動力的極度匱乏，歐洲成為戰后世界移民的主要流向地之一，歐洲各國也大都采取較為寬松的移民政策來吸引海外移民，其中歐洲海外殖民地的移民人口成為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雖然20世紀50、60年代是很多歐洲海外殖民地國家獨立的時期，但這些國家的獨立非但沒有遏制移民潮，反而進一步刺激了移民步伐的加快，如1962年獨立的阿爾及利亞在當年移民法國的人口達到了歷史頂峰，截止到1970年，歐洲已經成為世界上吸納移民最多的大陸，這一年當年進入歐洲的外來移民人口從1950年的400萬增至1 100萬[4].但隨著歐洲經濟社會重建的基本完成以及20世紀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機對歐洲社會經濟發展的打擊，歐洲此前寬松的移民政策開始轉向了非常嚴厲的移民控制與排斥方向，從而逐漸造成了20世紀80年代大量非法海外移民的滋生。但前期的大量的移民積累已經足夠為歐洲足球帶來一大批優秀足球人才儲備。但與移民給歐洲經濟建設與發展帶來的直接而顯性貢獻相比，移民給歐洲足球帶來的效應則具有滯后性特點，原因在于雖然這些移民中不乏直接的足球移民，但畢竟只是少數，而這些移民的二代甚至三代隨著歐洲足球的復興而接觸并從事足球職業的機會則大增。因此，20世紀90年代以前，足球移民在歐洲的表現較為平穩，并沒有產生足夠大的轟動效應，在世界杯賽場上較為突出的案例主要是1966年擁有尤西比奧的葡萄牙，1986年普拉蒂尼率領的法國軍團，以及當時的歐洲紅魔比利時。世界足壇的格局仍然是被巴西、德國、阿根廷、意大利等老牌強隊所占據，足球移民并沒有撼動傳統秩序。
2.4 20世紀末至今：足球移民的全盛期
20世紀90年代是世界足球移民現象的分水嶺，東歐劇變和巴爾干動亂促使歐洲再次面對了一次移民大潮的發生，隨著民主德國和聯邦德國的統一，以及大量東歐德裔的回遷，加之德國移民政策的進一步放開，以德國為首的歐洲發達國家在吸引移民上成為國際移民目的地的首選。數據顯示，到2000年，歐盟3.8億人口中，外國人總數為1 300萬，占人口總數的3.4%.在德國，移民占人口總數的9.7%,在法國為6.3%,在英國則占3.8%,都超過了平均數。另外，非歐盟成員國瑞士的移民占人口總數的19%,為歐洲之最[4].20世紀90年代的法國足球首先成為世界移民潮流的最先受惠者，由于在20世紀90年代初法國本土球員的表現慘淡，法國足協大膽啟用了更多海外移民背景的球員，以阿爾及利亞后 裔齊 達內為代表的 法 國 隊 先 后 在1998年世界杯和2000年歐洲杯折桂，掀起了足球移民現象的歷史高潮。在法國移民足球效應的啟發下，國際足聯進一步為足球移民效應的發酵提供催化劑，于2002年發表了21歲以下具有雙重國籍的球員有權選擇代表其中一個國家參賽的聲明，這促使很多年輕球員可以實現代表國家隊出戰國際大賽的夙愿[5].另外，現有國際足球政策還規定，球員只要沒有代表過某一國成年隊參加國際賽事，就可以允許其選擇自己多重國籍中的某一國籍身份參加國家隊賽事，這就更加為足球移民現象的發生開辟了條件。于是在2002年以來，足球移民現象的發生率逐漸程遞增趨勢，德國先后有莫桑比克后裔、波蘭后裔、土耳其后裔甚至突尼斯后裔加入球隊，意大利的阿根廷籍球員、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巴西籍球員等等都是鮮明案例，而2014年南非世界杯上歐洲足球無疑成為國際足球移民最閃亮的形象窗口，其中的瑞士隊成為擁有足球移民最多的球隊。
3足球移民現象產生的正面效應
足球移民是世界移民潮流的產物，更是足球全球化發展的最終需要。當前的世界足球正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兼容并茂、海納百川之勢，傳統守舊的思維方式已經不再適合世界足球發展的潮流。作為足球發展模式創新之舉，足球移民現象正在給世界足球發展帶來積極而微妙的影響。
首先，足球移民現象豐富了足球技戰術風格層面的內涵。傳統國際足球秩序中，各國球隊打法鮮明，技戰術特點大相徑庭，如英格蘭傳統的長傳沖吊打法、意大利典型的防守反擊、荷蘭隊全攻全守的特色以及巴西華麗的技術足球等等，但隨著國際足球交流的廣泛與深入，球員的國際流動趨勢明顯加強，足球移民球員的人數急劇增加，歷史資料顯示，從1934年瓜里希開始，80多年來巴西轉籍球員多達83人，分布在全球32個國家和地區，遠超排名第二的阿根廷成為足球運動員更改國籍最多的國家[6],身為足球王國的巴西成為足球移民輸出的最大來源，除了南美以外，非洲、東歐和巴爾干半島也成為足球移民主要的輸出地帶，總體上看，出自上述地帶的球員和傳統的西歐球員相比，顯然在腳下的細膩程度而言要高出以強調身體對抗的傳統歐洲球員一籌，因此這給歐洲傳統足球打法和思路注入了更多的技戰術選擇，如最為典型的便是德國隊。如今德國隊的傳控配合顯然變得更加“拉丁化”,但在球隊的戰術素養層面則比典型的“拉丁”風格更為嚴謹和務實。這顯然是德國足球在擁有更加多元化球員背景的基礎上所選擇的技戰術風格革命所致。而反之，如今的巴西足球由于球員的流失現象嚴重，優秀的海外球員缺乏，造成教練在構建自身技戰術體系時無人可用。因此，多種風格背景球員的巧妙結合將給足球技戰術風格帶來更加豐富的色彩。
其次，足球移民現象為歐洲足球的集團化發展創造了條件。從全球來看，歐洲足球無疑是足球移民現象的最終受惠者，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正是因為足球移民現象帶來的活力，給歐洲足球在巴西世界杯上的強勢表現帶來了動力。當西班牙、意大利、英格蘭和葡萄牙等歐洲老牌足球強隊在巴西顯得水土不服之時，移民背景濃厚的德國、法國、比利時、荷蘭、瑞士等國站出來捍衛了歐洲足球的整體榮譽，并且打破了長達84年的歐洲球隊無法在南美奪冠的魔咒，體現了當今歐洲足球極強的海外作戰適應性。
然而，促成歐洲足球“東邊不亮，西邊亮”的良好整體性格局的重要原因則要歸功于歐洲足球的一體化發展戰略，隨著歐盟逐漸放寬內部勞動力流動障礙，歐盟成員國公民在歐盟內部擁有了更為廣泛的就業空間和機會，諸多歐盟足球小國的在籍球員在很多歐盟內部國家踢球幾乎不受外援名額限制，因此獲得了比歐盟成員國以外國家球員更多的接近歐洲主流聯賽錘煉的機會，這大大提升了諸多歐洲足球二流國家甚至是三流國家的足球實力，從而促使歐盟內部國家的足球實力向總體均衡方向發展，形成了歐洲足球集團化良性發展格局。近些年來，波蘭、比利時、瑞士等傳統歐洲二流國家足球水平的崛起便是重要證據?？偠灾?，這些逐漸崛起的傳統二流足球國家的足球發展模式都是建立在“堅定吸納海外足球移民+歐洲主流聯賽培養與錘煉”的模式，兩者缺一不可，但無疑前者是重要前提，后者則是普遍通道。
再次，足球移民現象客觀上為諸多國際球員實現足球夢想提供了平臺。從世界范圍來看，歐洲和北美等發達國家憑借完善的移民政策以及經濟、社會、教育、體育等良好的發展環境在吸引足球移民人才中已經占得歷史先機，促使他們獲得了更為優質的足球人才儲備庫，這是歐洲足球長期保持強勢的重要因素。然而從個人層面來看，這種足球移民的流向客觀上也為海外青少年球員以及很多職業球員實現足球的終極夢想（參加世界杯比賽甚至獲得世界杯冠軍）創造了一個通道，雖然要順利穿越這種通道需要付出常人難以企及的努力。早在上世紀90年代至21世紀初，巴西國家隊在1994年至2002年連續三屆世界杯中打入決賽，并且兩度奪冠，曾幾何時的巴西隊可謂群星璀璨，即便是在當時德甲如日中天的最佳射手拜仁球星埃爾伯也得不到巴西國家隊的征召，從而無法實現參加世界杯的夙愿，可以說很多有天賦有名望的球員都無法圓夢世界杯成為一大遺憾。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前文提到的國際足聯新規的誕生，促使很多雙重國籍球員擁有了更多選擇，從而使他們有幸獲得了更多機會參與到國家隊層面的賽事之中?？陀^而言，這是對個人價值的認同和對個體需求的解放，是對足球夢中人性自由表達的一大利好。
4 足球移民現象帶來的負面效應
足球移民現象雖然在客觀上對部分國家的足球發展產生了巨大的促進作用，打造了新一代的足球移民強國，但足球移民畢竟仍然面對著諸多無法回避的問題，這些問題如果不能妥善得到處理，非但不能發揮足球移民的優勢，反而會危及到原來的足球生態平衡。
首先是足球移民所產生的民族情節和國家歸屬感問題。足球重大賽事尤其是四年一屆的世界杯賽是各個國家展示自身民族和國家形象的重大舞臺，在數以億計目光注視下的足球比賽所承載的深層社會意義遠遠超越足球本身的勝負概念，在巴西世界杯上我們看到巴西國家隊球員亢奮歌唱國歌的盛況，也看到部分球員歌唱國歌時所留下的動容淚水，這背后無疑是受到強大的民族情節和巨大的國家使命感驅使，可見足球運動其背后所背負的民族和國家負擔有多么重大。當然，如果受到這種民族情節和國家歸屬感的情感壓迫過重，則會促使球員過度緊張而不能正常而理性面對比賽，但如若毫無民族情節和國家榮譽感可言，則無法激發出球員戰斗的正能量。在巴西世界杯德國的比賽開場儀式上，雖然諸多媒體報道了德國隊多名球員閉口不唱德國國歌的尷尬場面，從而對德國移民球員的民族歸屬和國家榮譽感產生了質疑，但事實證明德國隊并未像外界傳言的那樣，反而移民球員在德國隊所表現出的團隊精神獲得了由衷的贊譽。尤其是德國波蘭后裔球員克洛澤，作為新科世界杯進球記錄創造者，其場外的低調和場內的敬業和團隊意識堪稱移民球員的典范。但并非所有球隊都能像如今的德國一樣如此完美地處理好對內的民族融合問題，像荷蘭、法國等國雖然具有較早的引入移民球員的歷史，但在歷史不同時期也時常出現對內的種族對立和球員的派系爭斗，造成團隊的分裂。因此，民族歸屬和國家情感問題始終是客觀存在于球隊內部的矛盾與隱患，一旦失控則隨時會損耗球隊的戰斗力。
其次是足球移民產生倫理、精神以及宗教信仰問題。所謂倫理是指在處理人與人、人與社會相互關系時應遵循的道理和準則[7].雖然不同地區和國家的倫理也具有相通性，但由于不同地域受到不同的歷史文化影響，其倫理道德體系也具有顯著的差異性，進而衍生出不同的倫理價值觀和道德觀。來自不同地域以及家庭背景下的移民球員其倫理道德價值體系的形成仍然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宗主國文化的影響，這種藕斷絲連的血脈聯系必然在潛意識中會影響人物性格和行為規范。因此，當不同背景球員組織在一起的時候必然存在著行為和理念上相互碰撞與沖突。如2014年巴西世界杯賽前荷蘭白人球員羅本與黑人球員因迪因一次拼搶而產生了摩擦，而從兩人之間的動作來看，因迪的拼搶動作雖有過大嫌疑，但基本屬于到位防守，而羅本由于認為遭到了“不應該的侵犯”而推搡了對方，顯示出了不理性的一面。但最終由于范加爾對球隊較好的調教與把控，基本化解了荷蘭隊內的矛盾。另外，精神與宗教信仰是足球移民過程中不得不面對的另一大問題。雖然歐洲是主要信仰基督宗教的大洲，但基督宗教下仍然有很多宗教派別，如意大利和西班牙以天主教為主、英國以清教和英國國教為主、德國以路德新教和加爾文教為主、法國以加爾文教和天主教為主，巴爾干半島則更為復雜，伊斯蘭教、東正教、天主教等錯綜分布，難以調和的宗教沖突成為巴爾干地區局勢不穩甚至戰亂沖突的重要導火索。當前，400多萬土耳其移民成為德國移民群體中最為龐大的外來人群，而由于土耳其移民遲遲不能融入德國社會，造成了土耳其移民文化的“孤島”現象，德國相關機構數據顯示，德國移民中24%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其中土耳其移民貧困比例高達42.5%[8],可見宗教背景復雜的土耳其移民是多么難以融入德國社會，因而試想這么多年來德國國家隊能出現一名土耳其后裔國腳厄齊爾是多么艱難。
再次，足球移民現象造成經濟欠發達國家的足球人才流失嚴重。雖然足球移民為諸多國家的足球人才走上國際化足球發展道路開辟了通道，但毫無疑問，部分國家必須要面對足球人才流失的被動局面。除了前文提到的巴西、阿根廷等國流失足球人才嚴重以外，還有很多發展中國家面臨足球人才流失問題。
2008年歐洲杯期間，生活報刊文《足球移民讓歐洲杯變成“世界杯”》對歐洲錦標賽中的移民球員做了統計，結果顯示16強中非洲移民球員總數為22人，成為最大的足球移民輸出地區，其中的主要國家包括剛果、塞內加爾、阿爾及利亞、摩洛哥、喀麥隆、加納、科特迪瓦等國家；美洲足球移民則達10人，除巴西占6個名額外，阿根廷、哥倫比亞、蘇里南、瓜德魯普各占一名；歐洲內部移民則占18席，主要來自南歐諸國和中、東歐國家，而亞洲和大洋洲則總共僅有2個名額[9].從這些主要的足球移民輸出國家的社會背景來看，他們大都是傳統上的足球人才盛產國度，海外淘金的足球移民人數眾多，但國內經濟發展水平并不發達甚至落后，并且這些國家和歐洲經濟發達國家關系密切，很多具有殖民歷史關系以及當今的經濟貿易往來關系，這促成了他們之間形成了牢固的足球移民往來歷史傳統，而絕非是偶然和臨時性質的足球移民流動關系。但從這種足球移民關系的本質來看，這些國家對外輸出的足球人才正像他們向發達國家輸送農產品、鐵礦石等原材料或半成品一樣，實際上獲得的回報和利潤遠遠要低于經過發達國家深加工的成品價值，即意味著這些經濟欠發達國家的足球人才流失所帶來的負面影響要遠遠要高于球員輸出給這些國家所帶來的回報，當前以巴西為代表的球員輸出大國所承受的損失則是最好例證。
5 足球移民時代我國足球發展的相關應對策略
我國當前在乒乓球、羽毛球等傳統優勢項目上逐漸發生了諸多體育移民海外的案例，海外軍團的異軍突起逐漸拉近了世界乒乓球、羽毛球與我國的差距，不得不承認，體育移民是把雙刃劍，其正反面的雙重效應將深刻影響國際競技體育的走勢。但在足球項目上，我國的足球移民現象還并未發生，當前的中國足球既沒有從足球移民中獲利也沒有從足球移民中直接受損，但足球移民時代的到來必需引起我國足球管理相關部門的重視。
首先，我國足球發展應順應時代，從足球外援做起，擁有積極融入足球移民潮流的心態。雖然從嚴格意義上來說我國足球還未有海外移民球員的成功先例，但當前我國中超聯賽在外援、外教等足球技術專業人才的引進力度上逐漸加大，這些外來人員都屬于“短期移民”,但他們在中國少則半年多則數年的生活給他們提供了更加了解中國文化甚至熱愛中國文化的絕好平臺，像北京籃球外援馬布里則由于對中國文化的熱愛而號稱自己是“中國人”.因此，來到中國發展的外籍球員經歷一定周期的國內生活后必然會逐漸融入這個社會，無論是在行為規范和理念思維上，而這也正是我國足球拉近與這些“短期移民”距離的機遇，也是我國足球與日后真正可能出現的移民球員相處的前期經驗積累。因此當前我國足球俱樂部及其國內球員和相關工作人員對待外援時應更具有國際風度，以積極融入國際社會的心態來和睦而成熟處理與外籍球員的關系，甚至用思想與行為將其“同化”,而絕非將其視為俱樂部提高成績的“工具”.總之，融入是雙向選擇的結果，足球移民如果有朝一日選擇為中國效力，那我國也應盡早具有積極融入足球移民潮流之中的胸襟。
其次是積極改善移民政策，排除障礙，大膽吸引與啟用足球移民人才。隨著我國與國際接軌步伐的加快，海外友人移民中國的人數也逐漸在遞增，另外隨著中國社會開放度的提高，中外聯姻現象也逐漸在提高發生率。因此，今后逐漸增多的來華移民人才資源無疑會進一步豐富我國足球的選材空間。不得不承認，如果擁有多元血統的足球移民加入國足，必然會對我國足球技戰術形成、強化與豐富產生有效的補充和助動作用。但在當前我國國家移民政策上主要傾向于來華的海外投資移民，而在技術移民領域則未形成相應完善的政策措施，故而這也造成來華發展的海外友人很難獲得在中國的永久居住權，更難以獲得中國國籍，這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并打擊了外籍人士來華發展并移民中國的積極性。
《國家中長期人才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精神也指出，在未來的9年中，我國需要進一步完善外國人永久居留權制度，吸引外籍高層次人才來華工作，論證和制訂我國的“技術移民法[10]”.這也從反向角度證明了我國當前在外籍人才使用中的落后與不足。因此，對我國足球發展而言，必須要重視對現有移民中具有足球天賦的人才資源的挖掘、保護與培養工作，同時力爭在我國可能調研修訂并試行“技術移民法”過程中，加大對體育技術移民方面的研究工作，以為我國體育技術移民的規范和法制化發展提供充分的智力支持。一旦我國體育技術移民立法工作取得突破進展，我國足球管理部門便應排除制度障礙，大膽吸引并啟用移民球員加盟，深刻彌補自身足球發展模式的不足。
最后應重視并維護同根同種的血緣紐帶，注重對海外移民球員資源的挖掘與保護工作。當前隨著中國國民收入水平的大幅提升，選擇海外移民的中國人越來越多。這部分群體大都奔赴海外發達國家接受先進教育制度及其體育環境的熏陶，如奔赴美國教育的移民群體越來越受到美國籃球文化的影響，又如奔赴歐洲發展的移民群體則更有機會接觸到歐洲足球的先進訓練系統，如意大利俱樂部每年會在當地招收12歲以下的孩子進行每周4次的專業足球訓練，并配給周末比賽，而每年只需要交費500歐元[11],這種成本投入對當前的中國海外移民群體而言可謂物美價廉。因為目前中國移民海外的群體性質大都為投資移民，他們經濟實力相對雄厚，并不為求職謀生所累，因此更加有錢和閑暇來參與競技體育活動，而在早期的中國海外移民則以技術移民為主，他們大部分是擁有專業技術的高級人才，其子女也更多的是進入歐美知名大學深造并成為文化精英。因此，鑒于當前的移民特征，我國足球管理部門也應出臺更多鼓勵性的足球人才吸引與開發政策，充分調動海外移民從事國外高水平足球訓練的積極性，并且注重建立海外球員的跟蹤服務與保護工作，同時建立包含各種足球技術指標的系統科學的球員數據庫，進而最大化和最優化的發揮出移民球員在海外的成材度，并最終通過各種溝通工作、政策引導和獎勵措施調動他們為國家足球發展而貢獻的積極性、自覺性和榮譽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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