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社會平臺決定社會的體育體系
體育世界是現實世界的"隱喻",現實世界的社會精神、法則以及個體的社會身份等,都會投射、反映到體育活動中來,一句話,社會形態決定體育形態,體育是社會的產物.
美國弗羅里達大學教授大衛 · 揚 \\( David C.Young\\) 在他《奧運的歷史》一書中,提出了"運動系統"的概念,他說: "在整個世界的歷史中,只有我們目前的運動系統是與希臘人較類似的,而事實上,我們的運動系統從古希臘借鑒得也最多."[1]
大衛·揚的"運動系統",我們可以近義理解為"體育體系"或者"體育模式",那么為什么當今世界的體育體系與古代希臘非常類似呢? 這就是由體育賴以生存的社會平臺決定的.
公民政治是希臘式具有社會公共性質的體育模式形成和發展的基礎,公民社會意味著公民有熱情參與包括大型競賽在內的社會公共事務,國家機構會調動學校等公共行政力量對公民進行普遍的教育培訓,國家稅收也會投入到包括體育設施在內的公共服務建設當中,公民社會的興衰牽動了公共體育模式的興衰.
在古代世界,各地域的民族都開展了摔跤、射箭等體育活動,但古代東方世界的這些活動不屬于哪個大型或正式的賽會,是個體間的競賽活動,處在民間民俗活動狀態,只有在具有公民政治性質或者說具有民主傳統的希臘、羅馬社會,先后創立了公共體育模式,希臘的奧林匹克賽會,羅馬的大型城市職業競技表演,這些大型賽會的出現以及相匹配的場館建設、體育培訓、公共推廣,都與公民政治密不可分,就像羅馬執政官屋大維用"面包和競技"政策來籠絡平民,反映了公民群體的強大和公權意識的張揚,這是公民政治推動公共體育發展的典型案例.到歐洲中世紀,因為公民政治的衰落、封建等級制度的確立,以及持續近千年的農村化進程,使歐洲的體育形態變成與東方相似的民俗活動.一直到近代歐洲工業革命前后,隨著城市興起和社會民主化進程,社會公共體育體系再度建立,并在全球統一大市場的形成過程中輻射到歐洲以外的地區,逐步形成全球一體化的通行體育模式.
公民政治成為合理解釋世界體育發展脈絡的一個理論視角,公民社會和私家專制王朝有著本質區別,在各自的社會框架內造就了自己的體育形態,私家王朝社會的體育模式是自在的民俗活動,公民社會的體育卻充滿了"公共"和"公權"色彩.近代中國正是在這樣一個社會轉型中,導致了體育體系的革命性變化.
2 近代中國體育轉型中社會公共性的三個體現
近代中國封建王朝的社會法則,在西方列強堅船利炮的逼問下崩毀,日益強化的"共和"、"公共"、"國家"等公權意識,使傳統的民俗體育向社會公共體育轉型,在社會體育活動中有了國家行政力量的介入和推動.和古代體育相比,近代體育的社會公共性主要體現在身體觀改變、場館建設、競賽組織三個方面,這是一個環環相扣,有著相互邏輯關聯的體育形態.
2. 1 身體觀,從個體養生到全民培訓對于儒、墨、道、法等傳統思維對身體鍛煉產生的影響,學界有不同的看法,但不可否認的事實是,古代傳統的體育主要是個體自在的養生娛樂活動,至少在其缺乏統一規制的私塾教育系統中,沒有對公眾進行身體培訓的概念,傳統的稚齡發蒙教育歷經千年傳至近代,體育教育幾乎是一張白紙.張君勵 1923 年在回憶 5 歲讀書時的文章中,描述了私塾中一間書房、一個先生的場景,"除智育之背誦外,體育全不講求."[2]
實際上無論東西方,在封建等級社會時代,為了維護系統穩定,都有拘束、壓制公眾身體的傾向.近代西方國家的身體觀相比于中世紀發生了根本變化,其實質是資本主義自由勞動力交換的需要,是一次對身體和心靈的解放和培訓運動,而在殖民時代,這樣的身體觀中又夾雜了民族競爭的色彩.近代中國的社會巨變,是對西方侵擾的應急反應,沒有人愿意以坐以待斃的姿態迎接新時代的開幕,由此,近現代中國人很容易理解到了后一層生存競爭的意思,因為中國人正在民族生存的壓力下難以抬頭.現代畫家豐子愷在《藝術趣味》中回憶幼年學唱歌的情景時說: "我們學唱歌,正在清朝末年,四方多難、人心動亂的時候,先生費了半個小時和我們講解歌詞的意義,慷慨激昂地說,中國政治何等腐敗,人民何等愚弱,你們倘再不努力用功,不久一定要同黑奴紅種一樣.先生講時聲色俱厲,眼睛里幾乎掉下淚來.我們聽了十分感動,方知道我們何等不幸,生在這樣危殆的祖國里.我們唱到'東亞大陸將沉沒'一句,驚心跳膽,覺得腳底下這塊土地果真要沉下去似的."這段話生動地表達了近代中國人面臨的危殆局勢和心靈處境.
所以,這種體現民族競爭的民族主義體育觀,很快在中國找到了傳播和流行的土壤,這種觀點最典型的中國式表達,是梁啟超所說"民弱者國弱,民強者國強".類似表達在嚴復 1895 年著述的《原強》中也能見到: "今者論一國富強之效,而以其民手足體力為之基."中國人很容易地理解到,國家強弱取決于民族的強弱,而民族強弱首先在于身體力量的強弱,這是近代中國民族主義體育強國思想的基本原理.
這就和中國古代社會不重視體育甚至約束民眾體格鍛煉相反,近代國民的身體被國家化了,上升到了民族生存的高度.這樣一種對體育核心價值的樸素認識,帶有"體力中心"的色彩,很快轉換成對國民進行軍事訓練的思維模式,既然國家競爭體現在民族體力競爭,為什么不把每個國民訓練成軍人,讓體育發揮直接的功用呢? 于是,近代中國的第一個國民培訓目標就像滇軍將領蔡鍔歸納的那樣,即用"軍人之知識,軍人之精神,軍人之本質"教育國民.[3]
1911 年的辛亥革命是一個劃時代的節點,從思想上掃除了很多封建障礙,日益強化的"國家"、"公民"、"民族"、"民權"等觀念,打開了社會體育意識轉變的閘門,體育不僅可以增強體力,保家衛國,還對健全公民人格培養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這是一個社會體育思想螺旋上升的過程,而這些思想投射到體育實踐中,國民培訓目標就從"軍國民"向"新民"、"公民"轉換.
不管是軍國民還是新民、公民培養,思想觀念雖有差異,但在國民身體訓練上都是以國族存亡作為出發點,全民身體都被置于國家高度,體育事業也始終都有國家行政力量的介入,從學部、教育部、訓練總監部的行政計劃推動,到 1929 年《國民體育法》的頒行,都說明近代體育被納入了國家社會管控范圍,受到各種政策的指導和促進,體現了它不同于古代體育形態的社會公共性質.注重公眾身體培訓的身體觀,是撬動新型體育形態構建的思想原動力,無論是政府行政機構,還是教育會、知識分子等民間力量,都不約而同地把身體基因作為國力強大的首要因素考量,合力把近現代中國體育導入了公共體系.
2. 2 運動場地,從市坊空地到專用賽場
公共體育設施不是一個空洞的擺設,它體現了深刻的社會觀念,是社會公共理念的物化形態.辛亥革命后共和時代的公共觀念,推動了社會公共體育設施的建設,進而促進了學校、社會體育活動的開展.
封建專制社會沒有修建公共體育設施的理念和財政投入,縱觀幾千年中國封建社會,留下來的大型建筑多為皇家苑林.古代中國社會的體育娛樂活動,多在市坊空地舉行,"市"為商業區,"坊"為居住區,宋代打破商品買賣只能在市內進行的市坊制度限制后,城市娛樂生活由此繁榮活躍,有了瓦舍勾欄中專用表演場地,其中不乏踢球、相撲、使棒等體育活動,但都是戲臺式的小型場地,適合人數不多的體育藝人展示技藝.
偶有大型娛樂活動,則臨時搭建隨意性較強的場地,北宋人莊綽撰寫的《雞肋篇》中生動再現了宋代成都舉行大型娛樂活動時的現場情形: "成都自上元至四月十八日,游賞幾無虛辰……坐于閱武場,環庭皆府官宅看棚.棚外始作高凳,庶民男左女右,立于其上如山."[4]
專用體育場是體育競賽規范舉行的物理平臺,在近現代世界體育運動規則化、標準化的背景下,設備的提供、場地的丈量是舉辦好比賽的必備前提,也為公共體育體系的建立提供了空間支撐.
到中國近代,最早修建公共體育設施的是在中國的外國僑民,1848 年,英國人在上海租界開設了被稱為"拋球場"的上海跑馬場.以后,其他通商口岸的租界中也出現了西式公園,但多為外僑專用,所以,到1915 年中國舉辦第 2 屆遠東運動會時,作為籌辦者的王正廷回憶說: "說來慚愧,偌大一個上海,居然沒有一個中國人自己所有的像樣的運動場,我只好向外僑借用虹口靶子公園充數."[5]
辛亥革命后,改變了中國"私家王朝"的社會性質,公共觀念得以流行.民國成立后,1914 年北京成立了京都市政公所,在北京建設公園成為該機構最優先的大事,皇室空間的收繳歸公,也為改造公園提供了便利條件.1914 年 10 月 10 日,中央公園\\( 1928 年更名中山公園\\) 正式向社會各階層人士開放.以后又陸續開放了先農壇公園和北海公園等,全國各大城市也紛紛修建了公園.
公園除了給人們提供優美的環境,就是給大家提供公共娛樂的場所,除了圖書館等文化設施外,最重要的一個場地就是體育設施,它是學校體育設施之外,社會人群進行體育活動的重要場所,也是社會精英階層倡導健康生活方式的物質條件.蔡元培在論述公園與教育關系時就說: "公園制度,不但有益于衛生,如英雄之銅像,如偉人之豐碑,后人觀摩觀嘆,則足以引起建功立業之心,如報紙、書籍、如運動游戲,又在是體育上、知識上之助.故外人認公園為社會教育之一種,良有以也."[6]
實際上,公園中的體育設施最受人們喜愛,甚至為爭球房發生沖突.社會精英還在公園中組成了"行健會"等體育社團,為振興體育開展活動.
除了公園中的體育設施,專業的體育場館也在這段歷史時期開始在各地修建.1913 年,民國教育部在北京修建京師通俗圖書館的同時,附設一所公共體育場.1915 年,政府又通令各省在省城修建公共體育場,提倡社會體育.1917 年上海第一所民眾公用的運動場在西門外斜橋北落成.此后各省體育場陸續興建,各縣體育場則零星修建.這些設施有利于從社會渠道"造成健全公民".
在政府財政撥款之外,社會力量在公共體育設施修建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基督教青年會在全國多個城市修建青年會所,并開辟運動場,比如 1910 年在成都文廟后街購地數畝設置足球場、網球場、棒球場.到1920 年,基督教青年會在全國擁有體育館 9 處,1923年增至 26 處.[7]
中國古代體育除皇親貴族偶有馬球等私家場地零星開展比賽外,民間體育大都成為流落在勾欄瓦肆的街巷娛樂.近代由政府和社會機構出資修建的體育設施,雖然還不能覆蓋廣大人口,但也形成了一個初步的網絡,為競賽的開展提供了專業的平臺,這是和古代體育形態之間"明擺著"的區別.
2. 3 競賽推廣,從學堂體育到全國賽會
近代體育和古代體育的另一個區別,就是賽事體系的建立.近代中國運動開展和比賽由學校、軍隊發軔,這是最具群體組織性的行業,尤其學校最為突出.
1903 年,清政府頒行《奏定學堂章程》,中國近代教育制度和學制體系建立,作為全民身體培訓的操控手段,體育正式進入學校,列為學校教育內容,規定了課程體制和學時標準.從1903 年的"體操科"到1922 年正式更名"體育科",反映了學校體育 30 年間的課程內容變化,也反映了社會對體育運動認知程度的提高.
近代賽事體系建立的基礎是運動項目的逐步傳播、普及.競技項目作為西方舶來品,西方人是最早的傳播者,通商口岸的外國人帶來了西方游戲,也帶動了中國人的參與.而西方體育在中國有組織的推廣機構是基督教青年會,正如《中國青年會之史的演進》所總結那樣: "青年會是中國新體育的向導,這也是盡人皆知的,最初是各學校的體育班,后來是校際的比賽會,接下來是各省和全國運動會,最后是國際的運動會,都由青年會首先倡導."[8]
基督教青年會的組織形式很像現代的體育推廣公司,它有嚴密的組織結構和有效的推廣模式,影響力覆蓋全國主要城市,而外國人擔任的體育干事,為西方競技體育項目在中國傳播建立了快速通道.除此外,青年會先后開辦體育干事培訓班和"中華全國基督教青年會體育專門學校",介紹推廣足球、田徑、體操、乒乓球、羽毛球、水球、跳水、拳擊、舉重等眾多項目,培訓了一批體育專門人才.到 1924 年在武昌舉行的第三屆全國運動會上,"一切現代運動的比賽都有了",標志著西方體育項目在中國的初期傳播過程完成.
和歐洲一樣,中國近代的體育競賽也是從校際比賽肇始,校園是近代體育開展的搖籃,如作者柏林1906 年在《運動會之規則及實際》一文中所說: "吾國中小學堂,日見發達,春秋二季,亦多開運動會以獎勵體育."[9]
1905 年北京通縣協和書院與北京匯文書院進行田徑、網球、棒球、足球等比賽,是北京最早的校際比賽.1907 年南京舉辦的校際比賽規模宏大,定名江南第一次聯合運動會,江浙、湖南幾十所學校參加.在這樣的區域運動會的基礎上,發展出了全國性的運動會.1910 年,青年會牽頭在南京舉辦了"全國學校區分隊第一次體育同盟會",全國 150 名運動員參加,成為近代中國第一屆全國運動會,到 1924 年,中國人自己的體育組織---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成立,負責主辦全國運動會以及遠東運動會等國際賽事的對接工作,標志著中國人已經從外國人的體育培訓中結業,有了獨立完成賽事組織和推廣的能力.
運動競賽的興盛,是公共體育體系形成的一個重要標志,近代人對運動會價值的認識也日見成熟.
1923 年盧自然在《競賽運動的討論和錦標主義的批評》一文中宣講運動會的價值尤為重要,"研究衛生的,研究教育的,提倡公共體育的,莫不重視."[10]
至1947 年,體育家郝更生清晰地解答了社會對于全國運動會耗財費力的困惑,他著文強調了運動會對全國體育開展的牽引作用: "全國運動會是有檢討國民體格與技能、使全國各單位互相觀摩的作用,各省市縣因準備參加全運會而必須舉行預選,省以區為單位,區以縣為單位,縣以鄉鎮為單位,于是一次全運會的舉行,體育空氣必激蕩于全國."[11]
近代成定制的公共體育競賽與古代社會分等級的零散競賽活動有著本質區別.
從清末到 20 世紀 40 年代的 50 余年間,是中國公共體育體系發蒙和確立的時期,在困頓的生存格局中,國家、社會強烈的國民身體培訓訴求、行政推行計劃,最終形成了區別于古代社會的體育形態.
3 近代體育轉型的意義及時代局限近代體育轉型的意義,是中國人的身體前所未有地受到國家體制的重視,由此近代體育改變了古代體育處于四散、個人式、沒有統一規制的狀態,較快地在學校體育、運動訓練、競賽組織等多方面初步實現與國際接軌.這樣一種由國家力量主導的公共體育形態,與后來新中國體育事業的發展形成了承襲關系.新中國建立初期的體育教師隊伍與上個時代有師承關系,其它如體育場館的遺存,尤其社會觀念對體育的倡導,都是一筆一脈相傳的財富.一句話,具有"現代性"特征的體育形態在中國社會得以創立和發展,近代體育轉型是一個歷史的開篇.
同時我們看到,受制于當時的社會政治經濟條件,中國近代體育的發展也存在著時代的局限:
其一: 中國近代體育發展的動力主要來自外部壓力,不像西方近代體育的發展動力來自工業革命時期城市生活的內部訴求,特別是周末假期的制度化確立,以及生產線上的工作時間與休息時間按鐘點分格,產業人群有了明顯的娛樂需求.由此,在全民身體培訓的公益性質之外,商業性的職業體育也得以開展,體育超越簡單健身功能,成為資本主義文化工業領域一個生產和消費的行業,變成城市人群共同精神文化消遣的社會公共產品.中國作為一個仍然以農業經濟為基底的國家,商業資本經濟并不是帶來這場體育變革的基本因素,產業工人的力量非常弱小,并且沒有西方工人的經濟條件和閑暇時間.盡管上海、香港 20、30 年代有了城市業余足球聯賽,也有了金融等行業贊助的大獎賽,出現了門票銷售等市場化痕跡,但時代最強音還是身體擔負的國家使命,這也成為中國近代開展一切體育活動的起始點,即使舉辦各類賽會,也不帶有西方職業體育那樣的高水平商業表演性質,其主要功能還是示范國民身體鍛煉成果.所以,近代中國公眾對體育概念的理解,還是從國權維護角度出發停留在強身健體、尚武衛國的原初層面上.社會公共體育體系主要依靠國家財政支撐,是一種更多偏重于公共事業性質的全民身體規訓體制.然而國家財政捉襟見肘,舉辦運動會的財政撥款經常遲遲不見落實,有時在開賽前臨渴掘井,劃撥一點場地修繕費用.資金匱乏和來源渠道的單一,制約了近代中國體育發展的深度與廣度.
其二: 近代中國體育從古代民間活動切換到公共體制后,傳統民俗項目出現了與時代發展脫節的現象.畢竟近代西方體育是直接對自己的傳統民俗活動進行體育化改造,是一個連續的自然發展過程,比如英國公學和體育俱樂部通過規則制定,改造出了足球等現代體育運動,而近代中國體育主要靠舶來,是一次歷史的轉折,在新的體育組織形態和推廣模式下,活動內容主要以西方傳入項目為主,傳統民俗體育活動處于邊緣化的位置.如何在競賽方法、推廣手段等方面把傳統體育活動被納入國家體育體制的范疇? 是近代中國留待后世解決的一個命題.近年,隨著中國經濟發展與文化復興,傳統體育活動作為健身、娛樂手段回歸公眾生活的時代條件已經趨于成熟,其發展興衰的關鍵,不在于內容的東西方區別,而在于是否為這些傳統活動提供公共培訓、場地、推廣組織系統,成都在"太極成都"活動中進入社區、學校推廣太極拳就是一個好的案例.由此可見,公共體育模式才是現代體育推廣的載體,只有把傳統體育項目作為公共體育服務的一個組成部分,傳統體育活動才能在新的社會時代找到生存空間.
4 結束語透視近代中國體育的轉型,我們可以觸摸到體育形態與社會背景相匹配的動態演進規律.古代體育處在民間自然生存狀態,缺陷是缺少國家體制關注,近代中國在令人驚慌的生存危機中,過去被忽視的"身體",在社會視野中的能見度空前提高,只是限于時代條件,近代體育偏重于國民身體培訓,缺少了體育發展的市場商業推動.但無論怎么說,近代體育轉型都具有開創性意義,其發展的階段性價值,是奠定了未來中國可持續發展的基本模式,直到今天,中國體育仍然在這樣一個公共體育模式的軌道上推進,這是一個和民主化、城市化進程相匹配的一個本質趨向.我們當今面臨的工作,是如何在新的市場經濟條件下,既重視由國家財政投入的體育公益事業,又能運用市場機制,在賽事組織、場館建設、大眾體育管理方面進一步完善這樣的公共體育服務體系.
參 考 文 獻
[1]大衛·楊. 奧運的歷史[M]. 蕭文珒、林錚頭,譯. 臺北: 博雅書屋有限公司,2012: 17.
[2]張君勵,學生自治[J]. 教育雜志,1923\\( 9\\) : 1.
[3]奮翩生\\( 蔡鍔\\) ,軍國民篇[G]. 新民叢報 1903 年匯編: 7 -1.
[4]轉引自熊自沖. 娛樂文化[M]. 成都: 巴蜀書社,1990: 4.
[5]王正庭,王正庭自轉. 顧往開來[M]. 香港: 凌天出版社,2012: 4.
[6]蔡元培全集. 第二卷[M]. 北京: 中華書局,1984.
[7]來會里.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報告第九次全國大會書. 1923 年 10 月,上海檔案館 U120 -0 -63,第 16 頁.
[8]轉引自趙曉明. 基督教青年會與近代中國體育的歷史考察[J]. 中國社會近代史研究集刊,北京: 社科出版社,2007.
[9]柏林. 運動會之規則及實際[J]. 云南雜志,1906\\( 2\\) : 83 -90.
[10]盧自然. 競賽運動的討論和錦標主義的批評[J]. 學生雜志,1923,4\\( 10\\) : 61 -65.
[11]郝更生. 漫談全國運動會與世界運動會[J]. 青薈月刊,1947\\( 3\\) : 2 -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