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尚盟并儼然成風，堪稱宋代文學史上獨具特色的現象之一。北宋徽宗、欽宗兩朝處在歷史銜接期，這一時期的文人結盟在整個有宋一代頗顯特別，對于文學也有重要的意義。
一、形成原因
文人結盟的認定主要考慮一是有一位中心人物，即所謂“盟主”; 二是成員多秉持相近的文學主張，堅持較統一的文學觀點和創作理念； 三是主要的交流方式與文學創作有緊密關聯，一般要有一定的實際活動如拜謁來往、結社聚會、詩文唱和等。文人結盟當然非肇始宋代，但至此尤為興盛。宋初文士仿慕唐人，通過怡老會、同年會等組織嘗試性結盟，還未形成特色。北宋中期文人以文壇領袖為中心進行了聲勢浩大的集會（ 甚至有西園雅集這樣赫赫有名的案例） ,結盟形式更加成熟，元佑年間更成為文學史上結盟的輝煌時段。南渡后文人結盟則表現出很強的地域性、政治關聯性，與北宋有明顯差異。
宋代文人結盟風氣興盛，與獨特的時代政治背景密切相關。宋朝統治者施行崇文抑武、以文馭武的國策，建構起文人政治的格局。宋廷曾三次對“結盟”與否進行討論[1]（ P15），而當時官吏普遍具有文人身份，他們極易將“結盟”傾向無意識地帶進文學活動中。這令當時的文士獲得了很大的活動空間，具備了結交成為群體的條件。文人結盟以文事為聯系紐帶，與政治關聯頗密，甚至一定程度上“文學結盟是政治結盟的邏輯延伸”[2]（ P128）。因此與此前歷代相比，宋代文人的結盟更加普遍、持久而聲勢浩大。
處在歷史銜接期的徽、欽朝的文人結盟，既有整個趙宋一代的歷史原因，又是特殊的時代環境使然。一方面，文士對于朋黨有了新的理解和接受?！熬佑悬h論”在宋初幾朝的論證及其傳播，使廣大文人普遍產生了結成群體乃至聯盟的傾向。熙、豐黨爭的現實，誘使不同主張的文人各自向群體靠攏。諸如“我亦漫浪者，君何許同盟”（ 黃庭堅《以酒渴愛江清作五小詩寄廖明略學士兼簡初和父主簿》其五） 、“只有詩盟偶未寒”（ 陳與義《又和歲除感懷用前韻》） 、“詩盟聊可歃銅盤”（ 陳與義《張迪功攜詩見過次韻謝之二首》其一） 等，文學聯盟的觀念常流諸筆端，并且涌現出江西派、理學派等文人群體。另一方面，政令刺激也是重要誘因?；諝J時期，新黨獨政，蔡京等人對元佑舊臣立“黨人碑”,施以黨禁。如此極端化的政策幾乎以強權方式褫奪了當時文人自由活動的可能，造成了文學創作上的消極生態。生存壓力加之禁而愈行的逆反心理，使得單個作家唯各自向適合的團體靠攏，試圖通過群體來消弭或至少減輕政治上的壓迫所造成的損害，“在荒謬的時代面前，個體是孤單的。但當這些孤單的個體團結起來，就足以形成群體的力量”[3]（ P153）。
二、主要類型
文人聚合的動機，有的出于對某個人物的崇拜，有的出于對某種理論的贊同，有的則是對某種事業的共同追求，由此形成了北宋后期文人結盟的三種主要類型。
（ 一） 熱力聚合型。蘇門文人群的存在歷史跨度較長，從神宗熙寧年間開始醞釀至北宋亡，經歷半個多世紀，其間歷神、哲、徽、欽幾朝，走過輝煌時代，也遭逢了徽欽時期的困境。作為承接元佑而來、具有特殊意義的文人群體，蘇門是聚合型結盟的代表。
結盟的文人群體中，中心人物即盟主的作用非常重要，其個人人格或某方面才能為眾人所推崇，對成員有明確指導舉動； 成員則愿意向其靠攏； 兩者在互動中取得了切磋共進的效果。蘇門的精神領袖無疑是蘇軾，群體的凝聚很大程度上就依賴于他在文壇中的巨大威望。蘇軾性格熱情開朗，樂于獎掖后學，聯絡文友，“蘇子瞻泛愛天下士，無賢不肖，歡如也”[4]（ P436）。神宗在位年間，蘇軾已名揚天下，他熱情延攬晚輩才俊，也得到了很多人的積極響應?！八膶W士”、“六君子”等看重蘇軾“文宗”的地位與影響，紛紛聚于他門下，并逐漸成為蘇門的骨干。另如李之儀雖未列“六君子”,但終身崇仰、追隨蘇軾，“空慚南郡三家學，賴有東坡一集詩”（ 李之儀《讀東坡詩》） ,成為蘇門中堅定的一員。唐庚與蘇軾則更似于“神交”的方式?！昂笏膶W士”李格非、廖正一、李禧、董榮，另有晁說之、毛滂，以及蘇過兄弟等，也是蘇門的重要組成人員。
因有“士無賢愚，惟其所遇”[5]（ P351）的觀念，在與晚輩后學的交往中，蘇軾是相當主動的。如熙寧五年（ 1072 年） 、十年（ 1077 年） ,蘇軾多次稱賞黃庭堅的詩文，主動表示友善。張耒原本受知于蘇轍，后為蘇軾賞識。甚至后來貶謫海南，蘇軾還熱心教導瓊州青年姜唐佐，鼓勵他積極進取，譜寫了扶持邊遠地區后學的文壇佳話?！独潺S夜話》卷十八載：
公（ 蘇軾） 嘗杖而來，指西木榻自坐其上，問曰： ‘秀才（ 姜唐佐） 何在？’……言： ‘入村落未還?！邪鼰粜募?，公以手展開書滿紙，囑曰： ‘秀才歸，當示之?！癧6]這則故事將蘇軾樂為人師、關懷后生的熱心描述得相當生動。正是由于他的熱情獎掖，諸多年輕的文士對之如眾星拱月、奉若神明?！睎|坡的氣質，可以說是一種偏于情緒的多血質“,”情最盛，意次之，智又次之“[7]（ P87），憑借自身的威望及熱情，蘇軾主持了一個”熱力聚合型“的結盟文人群體。蘇門凝聚對蘇軾的過分依賴，導致了蘇軾去世后群體的離散。一者，江西詩派醞釀于蘇門衰落中。
黃庭堅另起爐灶，錘煉江西詩法，也引導了一部分原來學蘇的后學轉而師從之，極大地分散了蘇門的”人力資源“.再者，留在蘇門中的成員也被”去中心化“.晚輩蘇門文人常在作品中書寫被邊緣化的感覺，蘇過等人詩中即反復陳述自己”江湖“的身份。政和七年（ 1117 年） 春，蘇過、蘇迨及潁昌諸公卿后裔，與移知潁昌府的葉夢得唱酬并集有《許昌唱和集》，風流儒雅雖極一時之盛，終究非蘇門主導。第三，一些學蘇的后輩詩人甚至轉而投向執政的”新黨“以致人品遭人質疑。如毛滂在蘇軾去世后先后依附曾布和蔡京兄弟，早先受蘇軾、劉安世等前輩贊譽的吳可后來與宦官梁師成關系密切，”小坡“蘇過也因曾客佞臣高俅之館而為趙鼎臣作詩《聞蘇叔黨至京，客于高殿帥之館，而未嘗相聞，以詩戲之》嘲笑。
此間蘇門式微的情況頗似唐代韓愈為中心的文人群體及其古文運動。蘇門已不能與元佑年間的匯聚一堂、主導當時詩壇文壇之盛相比，或云已由一個”文人集團“降格而為”松散的文人群體“[8].
（ 二） 文法傳承型。蘇軾在詩歌方面最得意的弟子黃庭堅摒棄了熱力聚合的模式。他講求文法，憑借實用性的理論主張贏得了眾人的擁護，宋代詩壇第一大宗派---江西派在北宋末年由是得以形成。宏觀地看，江西派文人之聚合可謂是”點“與”線“的聯接。建中靖國元年（ 1101 年） 至崇寧四年（ 1105 年） 間，受黃庭堅直接教誨的洪芻、高荷、吳則禮等后輩，圍繞黃氏謫居地鄂州、荊州、宜州形成了地理上的”一組點“.以學黃為宗尚的其他后輩文人，以小群體的形式連成”一線“.他們是受黃氏倡導的文法思路吸引。原先受教于蘇門者如韓駒、李彭、何覬等轉而學黃。又如陳與義及其小群體本來較為獨立，因服膺經呂本中等傳播的山谷詩學，在詩風上與黃、陳（ 師道） 呈現一致[9]（ P143 -144），成為”三宗“之一和”江西派后期之振響與趨變“[10]（ P545）?？傊?，他們是由對江西派旗幟性綱領的認同而凝聚的。
后輩文人向黃庭堅靠攏的主要動機，是學習其為文作詩的方法。他們對于結盟群體有積極體認，如李彭《用師川題駒甫試卷后韻》詩云： ”誰謂涪翁呼不起“、”丘壑同盟從已定“、”有人應作畫圖看“,表達了對于黃氏宗主地位、結盟團體及其建構方式的認識。黃、陳（ 師道） 不吝所學，積極與后輩文人”互動“,來往酬唱中逐漸建立起一套較為穩定的理論主張。其”點鐵成金“、”奪胎換骨“等理論主張，都是在與江西派詩友交往、探討的過程中產生的。由此足見，山谷詩學并非故意為之，而是經過了初時零散感悟到較為成熟系統的理論化的過程，其實現的途徑就是與諸師友門人的交流。他將自己文學創作的點滴靈感以書信等”應用文體“傳遞給他人，而這些凝結了他苦心孤詣的”研究“結晶得到了眾人的贊同，由是得以推廣； 這一過程也是眾人凝聚、結為聯盟的過程。江西派將為文作詩的法度傳承了下來，提高了整個群體的水準。凝聚眾人的是以山谷詩學為代表的江西派”學問“,這與蘇門主要是借助蘇軾個人凝聚力顯然不同，江西派結盟堪稱”文法傳承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