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里所謂的“子曰”中的“子”即孔子，“子曰”即“孔子曰”、“孔丘曰”或“仲尼曰”?！蹲髠鳌分泄草d有“孔丘曰”3條，“孔子曰”7條，“仲尼曰”24條，總計孔子言語34條?！蹲髠鳌分锌鬃拥难孕须m然散見于各處，但還是有一定的理論主題，有一定的理論線索可尋的?，F有的成果對《左傳》中“子曰”包含的哲學思想偏向于平列的敘述，理論主題的把握明顯不足，這影響了對《左傳》中“子曰”的性質認定。
可以把《左傳》中“子曰”包含的思想納入到政治倫理的范疇中來加以討論。
在中國政治思想傳統的語境下談論政治倫理，有很多理論的難題，其中要回答的就是政治與倫理的關系問題，如何區分何為政治的，何為倫理的。梁啟超說:“以目的言，則政治即道德，道德即政治。
以手段言，則政治即教育，教育即政治?！保?］梁漱溟也說:“不但整個政治構造，納于倫理關系中，抑且其政治上之理想與途術，亦無不出于倫理歸于倫理者?！保?］從政治和倫理的關系來把握中國政治思想，涉及到很復雜的關系。要么把政治歸結為倫理，如梁漱溟所言，要么把倫理歸結為政治，如薩孟武所言:“先秦思想可以說都是政治思想?！保?］要么從政治與倫理二者的張力中來理解。把倫理歸結為政治則形成政治的一元論，把政治歸結為倫理則形成倫理的一元論。如認為政治有特殊的倫理規范不同于一般修身的道德規范則形成一定的二元論，如認為政治規范完全不同于道德規范也會形成一種嚴格區分政治與倫理的二元論。就《左傳》中的“子曰”而言，從政治與倫理之間的張力把握其政治倫理的意蘊是比較恰當的。
一 政治目的和手段
《左傳》中的“子曰”最高的倫理范疇是“仁”?！蹲髠鳌の墓辍分锌鬃恿信e了臧文仲不仁的三個表現，肯定了子產的仁。
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薄倌崧勈钦Z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盶\(《左傳·襄公三十一年》\\)鄭國大夫然明提出“毀鄉?！钡慕ㄗh，防止民眾“論執政”，顯然是想限制民眾進行政治參與，其著眼點是鞏固權威和穩定權力。從政治的角度來說，這個建議與政治的權力本性相適合。子產不毀鄉校所依據的是一種倫理的理由。從手段的合理性來說，子產選擇了道德為手段，即“忠善以損怨”，而非武力的手段，即“作威以防怨”。這里顯示了中國傳統政治倫理的特征，政治手段的選擇問題不全然是一個技術性的問題，其中隱含了道德的判斷，當道德的手段被納入優先性的時候，技術性手段的選擇本身就有了倫理道德的內涵。
就目的而言，子產的目的抉擇具有濃厚的倫理色彩，總的倫理原則是“不傷人”。從“不傷人”包括善惡而言，這個倫理準則是帶有普遍性的，具有政治的元德的色彩。子產考慮到了傷人的多寡問題，從西方倫理學的視角來觀察，顯然具有一定的功利色彩，在不能獲得完全的仁愛之善的時候，當選擇最大量的善?！捌渌普?，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比蕫鄣脑瓌t顯然凌駕于善惡之上。就政治來講，子產為執政大臣，鄭人為臣民，二者之間是統治和被統治的關系;但從道德上講，民眾及其賢者可以成為統治者的道德老師。在道德與政治之間出現了相反的關系，即“尊尊”和“賢賢”的矛盾。二者之間尊重的方向相反，構成了一定的張力，從而避免權力運作的失范。
仁是政治最高的倫理原則，其動機在于對所有人的愛，其目的在于保護大多數人的利益，也就是公共的善?！昂玫闹卫韺で蠊采频膶崿F，壞的治理尋求個人的善的實現?！保?］36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盶\(《左傳·文公二年》\\)春秋時候魯國大夫臧文仲不仁的表現有三。仁德表現為尊重賢能的人，賢能的人能夠給民眾帶來更大的利益。臧文仲“下展禽”顯然會損害公共利益?！皬U六關”有兩種解釋，一種解釋是:塞關、陽關等六關是禁絕末技游食之民的，臧文仲廢除了六關;另一種解釋是:本來自由通行不征稅，現在設置六關收稅?！皬U六關”為什么“不仁”呢?如果按照第一種理解，顯然孔子認為禁絕末技游食之民更能保護大多數百姓的日常生活秩序，更能實現公共善。如果按照第二種理解，顯然孔子認為設置六關征稅是官員在與民爭利。其三，以家中女奴為妾，或者讓家奴織席出售則是在謀私利，而不是謀求公共利益。
這三個不仁的表現顯然包含了追求個人善的實現和追求公共的善的實現的區別。
在保證愛更多人的前提下，可以采取合適的手段來實現。魯昭公二十年，鄭子產生病了，告誡子大叔有關治國方略，提到治國以“寬”或“猛”的問題。后來，由于子大叔“不忍猛而寬”，導致“鄭國多盜”，最后不得不興兵滅之?？鬃訉Υ耸麓鬄楦锌?。
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
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薄白赢a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盶\(《左傳·昭公二十年》\\)“所謂猛，是指刑殺而言，《論語》中并無孔子強調用刑以治國的論述，當然也沒有寬猛相結合的思想?！保?］119“寬”和倫理手段，“猛”和刑罰手段不完全等同，“寬”和“猛”更為抽象，刑罰則更具體一些。
另外，倫理手段也可以猛。這里的“寬”與“猛”基本上可以定位為政治中的手段的合適性問題?！笆侄蔚倪m合性問題是在我們希望就有效的治理進行考慮時出現的，它顯然是一個技術性的而不是道德性的判斷?！保?］46”“寬”還是“猛”最終要落腳在對大多數人的仁愛，能夠實現多數人的仁愛的手段就是合理的。政治手段要和政治的倫理目的相適應，并受到倫理目的的約束。手段和目的之間有一定的張力，這個張力有的時候體現了政治和倫理的張力。從政治訴求來看，合適的手段可以達到有效的治理，但如果手段的運用脫離了倫理的目的，就不是好的治理。
政治的最終目的包含著仁愛和權力目標的沖突，包含著個人善和公共善的沖突。而從手段和目的的角度來看，圍繞仁愛目的的論述包含著道德手段和刑罰手段的沖突，包含著手段和目的間的關系的處理?！蹲髠鳌分械目鬃訄猿秩蕫鄣闹辽闲?，具有倫理一元論的色彩。但這不意味著孔子忽略了政治與倫理之間矛盾沖突，恰好對仁愛的堅持是建立在對二者之間的沖突的認知基礎上的。
二 政治規范
對于春秋時期的政治生活而言，各諸侯國力求增強自身的經濟實力、軍事實力，力求開疆拓土漸成風氣。相應的，政治人物自身的政治行為也往往會脫離原有的禮儀規范的軌道，向著追求個人私利或者國家權力的領域傾斜。這樣就造成了禮儀制度和國家權力和私人利益膨脹間的緊張關系，禮制遭遇了合法性的危機。倫理規范和變動了的社會現實的關聯，其核心的內容是規范和利益關系的調整。這種調整往往是雙向的。
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于乾溪?”\\(《左傳·昭公十二年》\\)楚靈王，公子圍，楚共王之子。楚靈王伐吳，駐兵于今安徽亳縣東南，因國都內叛亂自殺。在孔子看來，楚靈王伐吳的行為是和“克己復禮”相違背的。楚靈王的政治行為帶來了惡的結果，這給孔子批評這種行為提供了機遇。政治行為要合禮，才是一種好的政治行為，政治行為要從屬于道德的判斷，或者說應該包含著道德的判斷。
孔子在這里還把守禮的結果進行了推理和想象，也就是“豈其辱于乾溪”。按照禮制而行的政治行為獲得的政治結果比違背禮制得到的結果更好。
《左傳》中“子曰”賦予倫理道德行為以好的結果的思路曾經引起一些學者的質疑，認為這一思路更像是左丘明的想法，而不是孔子的想法。吳榮增認為，“《左傳》貶低泄冶所起的作用，將是鼓勵人們去明哲保身，這是左氏崇尚功利的一種表現，和儒家提倡的為義而犧牲個人利益的精神有點格格不入?！保?］116從《論語》來看，孔子曾對政治進行功利性的考量?！白迂曉?‘有美玉于斯，韞櫝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論語·子罕》\\)這句話大約發生在孔子離開魯國，初到衛的時候?！按Z者”雖然包含一定諷刺意義，不過也說明孔子對政治功利性的認知。
孔子對政治領域特殊的倫理邏輯有認識，關于這一點本杰明·史華茲有一定的說明?！叭藗兇_實在《論語》中發現了如下的緊張關系:一方面是‘純粹倫理’;另一方面是政治生活的倫理學，后者常常涉及到在較大邪惡和較小邪惡之間進行權衡的那類政治選擇?！保?］108對于個人自身道德修養來說，可以選擇為義，而不為利。但對于政治過程來說，涉及到公共的利益，如果守護禮制不能給政治生活中的個人帶來政治善和給眾人帶來公共善的話，禮制本身就會因為利益的沖擊而逐漸喪失其合法性，從而帶來合法性危機。規范要能保護和體現利益。規范帶來的利益往往需要思想家去發現和說明?；趥€人利益的沖動或者國家眼前利益的膨脹往往讓統治者出現了智慧的短視，看不見違背規范帶來的長遠損失?！蹲髠鳌分械目鬃颖容^注重說明守護禮制才能獲得更大量的善，包括私人善和公共善。
新筑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p>
\\(《左傳·成公二年》\\)仲叔于奚要求衛國大夫孫良夫賞給自己周代諸侯用的樂器和馬的裝飾。對孫桓子而言，對救過自己的人進行回報，是合乎一般的道德準則的，而且回報的是“邑”，應該說是很豐厚的?？鬃语@然覺得在物質利益上可以多付出一些，但是涉及到禮的部分要謹慎?！熬取焙汀耙亍睂Φ?，恰好停留在物質利益的層面。而把“救”和“曲縣”與“繁纓”聯系起來，就存在物質利益和禮制之間的交換關系，這種關系會逐漸瓦解禮制的合法性，從而帶來制度的危機，進而發生社會危機。有了禮，人們才能恰當地認知自己的政治義務，從而帶來公共善。
在“夾谷之會”的故事中，犁彌的觀念把“禮”和“勇”對立起來，認為“孔丘知禮而無勇”，在政治與倫理的張力中偏向于政治的一面。結果孔子指出“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逼好”，認為否則“于人為失禮”說服了齊侯。而后孔子由以私人善說服齊侯放棄“享”禮。指出“享”是為了起到“昭德”的效果?，F有條件下舉行“享”禮“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無助于齊侯的私人善\\(《左傳·定公十年》\\)。對守禮帶來的利益的合理說明，收到了武力無法企及的效果，使得“夾谷之會”成為孔子政治生活中精彩的一筆，也成為學者爭相討論的話題。其中涉及的問題是:當時的孔子身份與可能發揮的作用問題。當時孔子為相，是否是卿呢?孔子為中都宰相?！跋唷敝皇菄碾S從，還是起到卿的作用?不同認識會得到不同的結論。從文本來看，孔子是相禮的“相”?！跋鄷x也”［7］1577。關鍵就在于相禮的“相”能發揮多大的作用的問題?！按呵飼r，所重莫如相，凡相其君而行者，非卿不出?！菚r以陽虎諸人之亂，孔丘遂由庶姓儼然得充其使，是破格而用之者也?！保?］1577因禮本身的地位，相禮也自然成為重要的政治地位。否定這段文本的真實性的學者認為這段話給孔子注入了智勇的表現，“從《論語》等書中找不到孔子具備這樣的性格”［5］119。這樣的討論應該說偏離了主題，孔子不過是自己親身積極地去守護禮制，并且解釋守護禮制的利益罷了!
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比l，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
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茍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左傳·哀公十一年》\\)這里面表現出了“貪冒”和“禮”的沖突，在孔子看來守護禮才是解決經濟問題的根本，稅負低，福利支出多，勤事創造財富，適當處理一些事務的耗費，才能“足”，用多征稅的方法，在不約束貪欲的情況下，是不會達到“足”的結果的?！翱鬃觾纱胃鶕宋锏牡滦信c亂禮行為對其未來的命運作出預言，這在《論語》中是找不到的，孔子是從不喜歡預言禍福休咎的?！保?］這里所說的兩次其中一次是指《左傳·昭公二十九年》記載晉國趙鞅鑄刑鼎、著刑書的事情?？鬃诱f:“晉其亡乎!失其度矣?！盶\(《左傳·昭公二十九年》\\)孔子認為鑄刑鼎、著刑書會擾亂君臣的秩序?！爸倌嵩?‘趙氏其世有亂乎!’”\\(《左傳·定公九年》\\)因為陽虎來到晉國，孔子就斷定晉國有亂。把倫理道德和一定的功利結果聯系起來，是《左傳》中“子曰”的一個很重要的特征。不過，孔子這種斷定不單純是一種預言，而是建立在禮的客觀作用的認知基礎上的。
孔子主張維護周禮，也主張對其進行適當的損益，從《左傳》中的“子曰”來看，孔子維護周禮更為重視的是周禮本身的倫理訴求。從上面來看，“周公之典”在稅負和福利方面的相關規定是合理的。
孔子說子產:于是行也，足以為國基矣?！对姟吩?“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弊赢a，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禮也?！盶\(《左傳·昭公十三年》\\)子產“藝貢事”強調“列尊貢重”，“合諸侯”強調“諸侯修盟，存小國也?！盶\(《左傳·昭公十三年》\\)在權力和私人或者國家的眼前利益和倫理訴求處于高度緊張關系的情況下，禮制被突破是常有的事情，從而發生“禮”和“仁”之間的矛盾關系。一個違背禮制的人，也可能做出好的政治行為并帶來了符合仁愛要求的政治結果。這種情形見于《論語》之中，在此加以補充有助于思考《左傳》中“子曰”和《論語》的關系。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論語·八佾》\\)作為一個大臣，管仲在他的門前建一照壁，這是諸侯國的統治者才能享受的儀式特權。從個人修身的角度來看，管仲的道德狀況是有缺陷的。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論語·憲問》\\)子路的觀點就是從一般倫理學的角度來看待政治人物管仲的?？鬃涌隙ü苤俚摹叭省憋@然是從政治最終的倫理目的角度出發的。從功利原則來思考，桓公不用兵車之力九合諸侯取得的“善”的量顯然高于犧牲個人道德操守這一“惡”的量?！皩τ谝勒掌胀ㄈ穗H關系的瑣細道德標準來判斷偉大政治家的做法，他頗不以為然。這里，我們又面臨著兩者之間的如下緊張:一種是個人道德觀念，它以動機、意圖的純潔性為基礎;另一種是關懷，它關懷的是良好的社會政治‘后果’，這種‘后果’要通過有杰出才能但很難說有什么德性的政治家才能取得。當然，孔子并非黑格爾，他的學說總體上似乎是給世界帶來和平與和諧的社會目標只能通過由‘仁’人組成的政府來實現。但在這里，他似乎猛烈地朝‘國家理性’\\(raisond’état\\)傾斜?！保?］108管仲支持公子糾，但在公子糾被殺以后，他又支持桓公。從一般倫理學來看他不是一個仁者。但是從政治倫理學的角度來看，從功利原則來看，他給民眾帶來了好處。從禮的原則退守到仁的原則，恰好是政治偏離孔子倫理訴求的情況下，導致的一個倫理結果。
三 政治理性
不能正確理解禮本身的價值內涵，并對守禮的結果進行評估，本身就是缺乏智慧的表現。魯哀公哀悼孔子，子貢轉述孔子的話說:“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е緸榛?，失所為愆?！盶\(《左傳·哀公十六年》\\)孔子在評價臧文仲的時候直接把“知”和“禮”聯系在一起加以考慮?？鬃诱f臧文仲“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盶\(《左傳·文公二年》\\)《論語·公治長》說:“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棁?！鄙焦?，刻成山形的斗拱;藻棁，畫有藻文的梁上短柱。臧文仲使用的器物與自己的地位不符合。僖公為閔公之兄，也曾為臣，雖然繼位，死后神位當在閔公之下，但夏父弗忌取悅新繼位的文公，將僖公置于閔公之上，臧文仲并沒有制止。海鳥爰居停在魯國東門外，臧文仲以為神，讓人祭祀這個海鳥。顯然這些都是違背禮的行為。在孔子看來，只有順禮并從充分考慮到他人的利益和立場才能更好地推行政務。
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于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断臅吩?‘念茲在茲?！樖?、恕施也?！盶\(《左傳·襄公二十三年》\\)“知”的重要性就在于認識禮及其價值內涵，這增強了守禮的認識論基礎，能夠增強自我約束的自覺性，從而限制自己的欲望，從而構成調節政治與倫理張力的重要環節。
是否能“知”牽涉到是否能夠限制欲望的膨脹，欲望的膨脹往往伴隨著“知”的匱乏。但這不意味著“知”與對政治中的權力運作了然無知。齊國大夫慶克和齊靈公的母親聲孟子私通，鮑叔牙的曾孫鮑牽把這件事情告訴了齊國執政大夫國武子，希望國武子能夠加以勸誡和制止。結果“秋七月壬寅，刖鮑牽而逐高無咎?！盶\(《左傳·成公十七年》\\)孔子對這件事的評價是:“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盶\(《左傳·成公十七年》\\)葵花會向陽光，并且轉動保護自己的根部。當君子準備去向政治惡作斗爭的時候，是要取得成功的，是要有倫理結果的。孤注一擲向惡作斗爭適合于個人修身，卻不適合政治倫理行為，因為政治倫理涉及到眾人，涉及到公共利益。政治倫理要求有智慧，有“知”，政治倫理之“知”要考慮實現政治理想的可能性，要考慮自身生命的價值。
當政治生活中的人能夠正確認識權力運作的現實的時候，這就增加了實現政治倫理訴求的現實性，君子就能夠更好地結合倫理與現實的關系進行恰當的倫理判斷，決定自己的進退取舍。能否正確認識權力運作的現實是是否具有政治理性的問題。認為《左傳》中的“子曰”為來自左丘明的偽造的一個理由是左丘明喜歡以成敗論人，結果往往顛倒是非。
以成敗論人論事，是政治理性的表現?！蹲髠鳌分械摹白釉弧北憩F出一定的政治理性?！罢卫硇援a生于人類群體生活中的制度性焦慮，道德理性則產生于人類個體生命中的存在性焦慮;政治理性解決的是如何安頓人類群體生命的問題，道德理性解決的是如何安頓人類個體生命的問題;政治理性要求通過設計制度與建立教化來對治轉化人的氣質之性;道德理性則要求通過主觀證悟與身心修為來對治轉化人的氣質之性?！?/p>
政治理性也有政治和倫理的張力，有不同的倫理取向。從政治取向和功利的角度來看，政治理性表現在對政治現實的認識，以及對成功的追求，對政治生活中自保的考量。而倫理的取向則表現在對禮制的認識和對其中包含的合理性的認知?！蹲髠鳌分械摹白釉弧睆娬{認識禮制的價值。形成合理的制度規范需要較好的理性能力的發展，遵守制度規范也需要理性能力來守護。仁愛和理性之“知”形成了守護政治倫理價值的雙翼，這是《左傳》中“子曰”思想的重要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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