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集體人格應該是什么樣的呢？這個問題，既帶有歷史性、現實性，又帶有理想性。

顯然，這種集體人格必然與其他民族很不一樣。我可以再借一個外國人來說明這個問題。十六世紀到中國來的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對中國文化進行了數十年精深和全面的研究，很多方面已經一點兒也不差于中國文化人，但我們讀完長長的《利瑪竇中國札記》就會發現，最后還是在人格上差了關鍵一步。那就是，他暗中固守的，仍然是西方的“圣徒人格”和“紳士人格”。

與“圣徒”和“紳士”不同，中國文化的集體人格模式，是“君子”。中國文化的人格模式還有不少，其中衍伸最廣、重疊最多、滲透最密的，莫過于“君子”。這也可以說是一個龐大民族在自身早期文化整合中的“最大公約數”。

“君子”，終于成了中國人最獨特的文化標識。世界上的其他民族，在集體人格上都有自己的文化標識。除了利瑪竇的“圣徒人格”和“紳士人格”外，還有“騎士人格”“靈修人格”“浪人人格”“牛仔人格”等等。這些標識性的集體人格，互相之間有著巨大的區別，很難通過學習和模仿全然融合。這是因為，所有的集體人格皆如榮格所說，各有自己的“故鄉”。從神話開始，埋藏著一個遙遠而深沉的夢，積淀成了一種潛意識、無意識的“原型”。

“君子”作為一種集體人格的雛形古已有之，卻又經過儒家的選擇、闡釋、提升，結果就成了一種人格理想。

儒家先是謙恭地維護了“君子”的人格原型，然后又鮮明地輸入了自己的人格設計。這種在原型和設計之間的平衡，貼合了多數中國人的文化基因和文化選擇，因此儒家也就取得了“獨尊”的地位。

不少中國現代作家和學者喜歡用激烈的語氣抨擊中國人的集體人格，揭示丑惡的“國民性”?？此粕羁?，但與儒家一比，層次就低得多了。儒家大師如林，哪里會看不見集體人格的毛??？但是，從第一代儒學大師開始，就在淤泥中構建出了自己的理想設計。

這種理想設計一旦產生，中國文化的許許多多亮點都向那里滑動、集中、灌注、融合。因此“，君子”兩字包羅萬象，非同小可。儒家學說的最簡捷概括，即可稱之為“君子之道”。甚至，中國文化的鑰匙也在那里。

對中國文化而言，有了君子，什么都有了；沒有君子，什么都徒勞。這也就是說，人格在文化上收納一切，沉淀一切，預示一切。任何文化，都是前人對后代的遺囑。最好的遺囑，莫過于理想的預示。后代應該成為什么樣的人？中國文化由儒家作了理想性的回答：做個君子。

做個君子，也就是做個最合格、最理想的中國人。我一直認為，中國文化沒有淪喪的最終原因，是君子未死，人格未潰。中國文化的延續，是君子人格的延續；中國文化的剛健，是君子人格的剛??；中國文化的缺憾，是君子人格的缺憾；中國文化的更新，是君子人格的更新。

如果說，文化的最初蹤影，是人的痕跡，那么，文化的最后結晶，是人的歸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