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置孝悌、三老行教化，舉孝廉以入仕，頒布養老令、高年賜王杖，獎勵孝子，推動《孝經》傳播，大興孝治。標榜以“孝”治天下，形成了漢代政治和社會生活的典型特征。以往學者多從孝廉選任和人才教育的視角加以論述，其說甚是。但是，關于孝治在律令中的體現以及孝對政治社會的影響，筆者認為尚有余議可論，以求教于方家。
一、以仕宦為途徑，營造“孝治”輿論環境
儒家重視人倫，對孝悌在政治中的作用有著獨到的見解，《論語·學而》中言：“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比寮业倪@一論斷在漢代被發展成為“在朝者忠于君，在家者孝于親”。顯然，將“孝親”與“忠君”巧妙地聯系起來，孝子與忠臣等同視之。全面整合忠、孝二者的倫理關系，進而形成“以孝求忠，由孝勸忠，移孝作忠”的倫理體系。推行孝治最大限度地彌合了“孝親”與“忠君”之間的矛盾。
在保障孝親者入仕方面推行了多項舉措：其一，頒布律法，保障官吏“孝親”。漢代法律規定官吏居喪服孝，是一項重要制度。張家山漢簡《奏讞書》案例二十一中簡：“律曰：諸有縣官事，而父母若妻死者，歸寧卅日；大父母、同產十五日?！?/p>
根據簡文，縣吏為父母或妻居喪的期限為30日，為祖父母、兄弟姊妹居喪的期限為15日。這條律文使官吏居喪合法化，表明統治者對吏民居喪以示孝親的行為予以肯定，更為日后奉行孝治、追究官吏不履行居喪義務提供了法理依據。又《二年律令·置吏律》簡217：“吏及宦皇帝者、中從騎，歲予告六十日；它內官，卌日。吏官去家二千里以上者，二歲壹歸，予告八十日?！?/p>
根據簡文，官吏每年法定休假為60天，內官為40天，離家遠隔兩千里以上仕宦每兩年有一次探親假，為80天。休假探親是與家人團聚，探望遠在千里之外的家人則更顯彌足珍貴。從這個意義上說，孝文化的倡導實施，保障了官吏盡孝的權利和義務。
其二，強化等級，鼓勵吏民“孝親”。漢代統治者鼓勵毛義、周磐、張奉等人“入仕養親”的行為，史家稱“且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揚名于后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與此同時，統治者也默許官吏棄官事親，為父母侍疾、服喪。更甚者，認同官府上下級、師生間的關系應化為君臣、父子關系，推動忠孝倫理發展成為社會上普遍適用的上 下 級 人 倫 關 系?！抖?年 律 令·賊 律》簡46-47曰：“以縣官事毆若詈吏，耐。所毆詈有秩以上，及吏以縣官事毆詈五大夫以上，皆黥為城旦舂。長吏以縣官事詈少吏者，亦得毋用此律?！?/p>
根據簡文，法律保護官吏的人身權益，規定不得對執行公務的官吏辱罵、毆打，否則會處以“耐”刑或“黥為城旦舂”，這一法規不適用于長吏欺辱少吏的情況。顯然，上下級間的尊卑關系一旦確立，對官吏的升遷降黜隨即產生影響，也使官吏間出現了孝親的可能。于是東漢時故吏、屬吏為上司治喪，學生為老師服喪，蔚然成風。因此，孝親外延的拓展，對維護國家的穩定起到積極的作用。
其三，推行孝治，表彰置任孝悌。孝、悌是行義的集中體現，設置孝、悌既是對行義的褒獎，更是以之為表率，推行教化。這對于鄉里推薦人才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經學尚未確立學術獨尊地位的西漢初年，孝、悌被列入選任標準，在社會上產生的影響就更為深遠。史載，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春正月“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褒獎孝、悌，免除徭役；高后元年（公元前187年）二月“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欲以勸厲天下，令各敦行務本”；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詔令“遣謁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及問民所不便安，而以戶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
將表彰和置任孝、悌并行。據尹灣漢簡，東?？たh38，鄉178，而孝、悌則各120人①。由此可知，縣鄉下置孝、悌自文帝以來確已成定制，且以人口比例設置。此外，《漢官舊儀·補遺》曰“高后選孝廉為郎”，表明郎官選任也一度以孝廉作為標準。另據《漢書·昭帝紀》，元鳳三年（公元前78年）三月“賜郡國所選有行義者涿郡韓福等五人帛，人五十匹，遣歸”，詔令曰：“朕閔勞以官職之事，其務修孝弟以教鄉里。令郡縣常以正月賜羊酒。有不幸者賜衣被一襲，祠以中牢?！睂τ诠倮舳?，在家要孝順父母，為官要尊崇上級，效忠君主。對于布衣而言，以孝、悌的行義得到政府的褒獎，并在鄉里推行教化，成為晉升仕宦的重要途徑。
二、以選官為舉措，鋪陳“孝治”政治內涵
“孝親”與“忠君”相統一，成為漢代孝治理論的重要內容，這為統治者以孝為標準選任人才提供了依據，也使孝成為兩漢選官的重要標準。漢代的仕進制度是一種以察舉為主的人才選拔制度，其科目名類大體有常行科目和特定科目兩種，?？浦杏忠孕⒘疄樽钪?。孝廉之語，顏師古注云：“孝謂善事父母者，廉謂清潔有廉隅者?！?/p>
舉孝廉以漢惠帝四年春正月詔令“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高后元年二月詔令“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文帝前元十二年的詔令“以戶口率置三老孝梯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等為訊號。雖然此時只是統治者對孝者的賞賜或免除賦役，并未派官任職，但舉孝廉的仕進模式已初露端倪。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舉孝廉大幕正式開啟。自此，兩漢時期有關舉孝廉的詔令和記載不絕于史書。據黃留珠先生統計，有漢一代共舉孝廉約7.4萬人，其中西漢約3.2萬人，東漢約4.2萬人②。規?；统B化的舉孝廉，使很多人以孝入官。由詔令始、自下而上察舉、選任，促進了漢代仕進制度的發展。通過選舉產生的孝廉，在政治建設中出謀劃策，在維護漢室和社會秩序層面上積極有為。但也應注意到，在政治失效時，選官過程中存在察舉不實、假公濟私等問題，導致孝廉的政治素養良莠不齊，飽受后人詬病。
前文所述，孝、悌的設置在西漢初年已經逐步制度化，而中央王朝自上而下對孝的褒獎，反過來也為自下而上察舉人才提供了重要的標準。經學興起后，《孝經》的傳播逐漸政治化，加之哀帝時允許博士弟子為父母服喪3年，儒生對孝的標榜，有利于他們爭取察舉孝廉的機會。東漢“世祖詔”中強調丞相府“四科取士”的基本標準為“皆有孝悌、廉公之行”，這是東漢時期特別提出的征辟標準。在繼承了西漢以孝作為標準設置察舉、征辟科目的基礎上，東漢進一步明確了將孝悌、廉公視為選任官吏的基本道德要求，將孝治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從中央王朝標榜鄉里孝悌，到舉“孝”察“廉”，再到特科察舉孝者以及征辟孝者、丞相四科以“孝悌、廉公”為基本標準，可以說孝治對仕進制度的影響在不斷加深，并最終促使“孝”成為兩漢選官的一個重要的標準。統治階級對孝治的推崇，不僅使“孝”成為選官的重要標準，還鼓勵孝親者以多種途徑仕宦為官，更為重要的是通過制定法律督促官吏“孝親”，將服喪作為選官的條件。然而，在選任制度推行中還是出現了許多問題，比如官吏以“孝親”為由棄官，吏民為仕宦而投機取巧，統治者在官吏是否行3年喪這種儀式上的態度反復，對行政秩序、選舉秩序都有一定的負面影響。
三、以養老為契機，締造“孝治”社會體系
漢代推崇孝治，因此養老、敬老既是家庭事務，又是國家、社會共同關注的問題。頒布優撫高年詔令，出臺供養高年法律、寬宥違法高年法律，不僅區分國家、社會和家庭在高年養老中的責任，而且保障了高年的權益，使高年老有所依、老有所養。
（一）政府主導，頒賜高年
作為積極推行孝治的機構，官府是制定養老法規、頒行具體養老舉措的部門，在養老問題上承擔著引導的職責。根據《漢書》和《后漢書》的記載，兩漢皇帝幾乎都頒布過優撫高年的詔令。其中，也有部分針對某一地區三老、高年下達的頒賜詔令。頒賜形式主要有物品和王杖兩種。詔令規定，頒賜物品由令長親自查看，保證物品的品質。對于90歲以上高年者，由縣丞、縣尉負責發放；高年不滿90歲者，由嗇夫、令史負責發放，二千石守相則派遣都吏進行督導。對于鰥寡孤獨高年，官府承擔一定的救助職責，對于貧老無依無靠者施以援助，賜帛以蔽體，賜食以充饑。詔令中頒賜的物品以粟、帛為主，也有酒、肉、錢等。漢文帝在制定“養老令”的詔書中稱“老者非帛不暖，非肉不飽”，符合《禮記·內則》中“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暖，八十非人不暖，九十雖得人不暖矣”的養老之義。漢代律法規定，對高年者授予王杖，作為特殊身份的象征，受到特殊的待遇。漢代正史記載的受王杖者多是國三老、太師、大鴻臚、太中大夫等朝中老臣，而甘肅武威磨咀子18號墓出土的兩枚鴻杖以及《王杖十簡》《王杖詔書令冊》中表明受王杖者多為平民，這大抵可以表明高年受王杖作為一項法律制度在全國范圍內推行。
（二）社會協從，寬宥高年
高年的社會地位和尊嚴是通過法律規范體現出來的，因此漢代寬宥高年的法律不可不謂詳備。漢惠帝時即頒行法律：“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滿十歲有罪當刑者，皆完之?！?/p>
這與《二年律令·具律》中的規定是一致的，簡83規定：“公士、公士妻及□□行年七十以上，若年不盈十七歲，有罪當刑者，皆完之?！?/p>
根據文意，70歲以上有罪當刑者依法可以寬宥?！稘h書·刑法志》記載了景帝、宣帝時期頒行的寬宥高年的律文。包括：景帝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年），詔：“高年老長，人所尊敬也；鰥寡不屬逮者，人所哀憐也。其著令：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及孕者未乳，師、朱儒當鞠系者，頌系之?！?/p>
宣帝元康四年（公元前62年），詔：“朕念夫耆老之人，發齒墮落，血氣既衰，亦無暴逆之心，今或羅于文法，執于囹圄，不得終其年命，朕甚憐之。自今以來，諸年八十非誣告殺傷人，它皆勿坐?！?/p>
根據文意，景帝時法律規定80歲以上的高年拘禁時不用刑具，宣帝時法律規定80歲以上高年除誣告、殺人外一律免于追究法律責任。此后，平帝、光武帝時期又分別頒行詔令，寬宥高年?！稘h書·平帝紀》記載，元始四年（4年），詔：“蓋夫婦正則父子親，人倫定矣……惟苛暴吏多拘系犯法者親屬，婦女老弱，構怨傷化，百姓苦之。其明敕百寮，婦女非身犯法，及男子年八十以上七歲以下，家非坐不道，詔所名捕，它皆無得系。其當驗者，即驗問。定著令?！?/p>
《后漢書·光武帝紀》又載，建武三年（27年），詔：“男子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婦人從坐者，自非不道、詔所名捕，皆不得系。當驗問者即就驗。女徒雇山歸家?！?/p>
根據文意，80歲以上的男子除“不道”“詔所名捕”外一律不得拘禁，只在居所接受驗問。除此，對持王杖者，更有優撫。據武威磨咀子漢墓出土王杖10簡釋文：“制詔御史曰：年七十受王杖者，比六百石，入宮廷不趨；犯罪耐以上，毋二尺告劾；有敢征召侵辱者，比大逆不道。建始二年九月甲辰下?！?/p>
根據簡文，年七十受王杖者，與六百石官吏享有同等社會地位，入宮廷無需行大禮；“犯罪耐以上”免于起訴；“征召侵辱者”依法以大逆不道罪判處極刑。這樣使受王杖者享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得到社會的尊重。
寬宥律令的出臺，體現了官府對高年犯罪在拘禁、量刑上的優待，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高年的尊嚴，讓整個社會對高年有所敬畏。
（三）家庭承接，供養高年
家庭是高年老有所依的居處，具體負責高年養老，責任最為重要。漢代制定了養老相關法律，從制度上保障了老者的權益。以《二年律令》為例，家庭承擔的養老責任主要包括：其一，子（孫）為戶，必須供養父母（祖父母）。漢代，祖父母、父母與子、孫同居是較為普遍的現象，《二年律令·戶律》簡337-339規定：民大父母、父母、子、孫、同產、同產子，欲相分予奴婢、馬牛羊、它財物者，皆許之，輒為定籍。孫為戶，與大父母居，養之不善，令孫且外居，令大父母居其室，食其田，使其奴婢，勿貿賣。孫死，其母而代為戶，令毋敢逐夫父母及入贅，及道外取其子財。
《二年律令·戶律》簡342-343規定：寡夫、寡婦毋子及同居，若有子，子年未盈十四，及寡子年未盈十八，及夫妻皆癃病，及老年七十以上，毋異其子；今毋它子，欲令歸戶入養，許之。顯然，子為戶、孫為戶，都有供養父母和祖父母的義務。
其二，子有尊重和孝順父母的義務?！抖曷闪睢べ\律》規定：“毆詈泰父母、父母、假大母、主母、后母，及父母告子不孝，皆棄市?！备鶕單?，子必須尊重和孝順父母、祖父母。
其三，子有居家侍奉病重父母的義務?！抖曷闪睢め媛伞泛?08規定：“諸當行粟，獨與若父母居老如睆老，若其父母罷癃者，皆勿行?！?/p>
根據簡文，父母病重，子有居家侍奉的權利和義務。子如不能盡到贍養父母、祖父母的義務，長輩有權將其逐出并以其田供養父母，役使奴婢。同樣，母代孫為戶主，也有責任贍養夫之父母。對于鰥夫、寡婦、70歲以上無人贍養者，法律規定入戶得到贍養。這凸顯了家庭在高年養老問題上負有的重要責任。
由于家庭在供養體系中承擔較大的責任，政府出臺了一系列減免供養高年家庭賦役的律法?！抖曷闪睢め媛伞泛?07規定：睆老各半其爵徭，□入獨給邑中事。
當徭戍而病盈卒歲及系，毋攝?！抖曷闪睢め媛伞泛?08-409規定：諸當行粟，獨與若父母居老如睆老，若其父母罷癃者，皆勿行。金痍、有□病，皆以為罷癃，可事如睆老。其非從軍戰痍也，作縣官四更，不可事，勿事。勿（？）以□眕（？）瘳之令、尉前。
根據簡文，睆老根據爵位行徭役之半，父母年老當睆老、病重可以免除行粟一類徭役。另據《二年律令·傅律》簡357規定：“不更年五十八，簪裊五十九，上造六十，公士六十一，公卒、士伍六十二，皆為睆老?！备鶕單?，睆老為公卒、士伍62歲以上，根據爵位年齡依次遞減。根據《二年律令》，公卒、士伍62歲開始為睆老，徭役減半，子到行粟年齡可以免行。而對于父母病重者，也可免去行粟的徭役。漢武帝時也有兩則減免供養高年家庭賦役的詔令頒行：《漢書·武帝紀》記載，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二月頒布政令曰：“年八十復二算，九十復甲卒?！?/p>
根據詔令，官府部分減免了供養高年家庭的賦役。同年四月又頒布詔令曰：“古之立教，鄉里以齒，朝廷以爵，扶世導民，莫善于德。然即于鄉里先耆艾，奉高年，古之道也。今天下孝子順孫愿自竭盡以承其親，外迫公事，內乏資財，是以孝心闕焉。朕甚哀之。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為復子若孫，令得身帥妻妾遂其供養之事?！?/p>
詔令規定減免供養90歲高年家庭中子或孫一人的賦役。從西漢初年到漢武帝時期，法律、詔令在賞賜高年常態化、規范化的基礎上，又明確了供養高年者的義務，也使供養高年的家庭得到了特殊優待，《戶律》中維護老者被贍養的權益，王杖詔令維護受王杖高年的權力，《徭律》減免睆老及其家人的徭役等。由是觀之，漢代積極推動養老立法，將養老作為一項經常性的事務，督促官吏嚴格執行，使“孝治”在養老問題上得到極大的推行。
漢朝統治者倡導“以孝治天下”，將“孝”提至十分重要的地位，影響著漢代社會發展的各個方面，尤其是對漢代法律的制定和實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使“孝”漸次成為漢代立法的對象和主要內容，并被廣泛運用到司法實踐之中。與此相對，嚴懲不孝成為漢代刑法的主要內容之一。據《漢書·武帝紀》，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制定法律追究郡國二千石官吏不履行舉孝廉的法律責任：“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p>
不僅如此，西漢后期大司空何武、丞相薛宣、大司農孫寶都以“不孝”的名義策免。由此表明，官吏任職期間必須履行“孝親”義務，否則將被免官。元初年間鄧太后“詔長吏以下不為親行服者，不得典城選舉”，桓帝永興二年（154年）二月至延熹二年（159年）三月還曾一度推行“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服”。漢代官吏行喪服的制度尚未形成定制，但是對于官吏選任時將喪服作為一項基本的選任條件則日趨明確。東漢明帝時鄧衍因在職“不服父喪”而自慚免退。東漢名臣陳蕃任郡太守時還曾嚴加查辦趙宣“行服二十余年”“鄉邑稱孝”的騙局。這些案例表明，漢代不僅追究官吏不服喪的法律責任，迫使其離職免歸，而且對于假借“孝親”而仕宦投機者依法追究法律責任。若是殺害父母，則更是被視為嚴重悖逆人倫之事，入大逆不道罪?；缸T曾記載了漢武帝時有男子畢康殺其母，有詔“燔燒其子尸，暴其罪于大下”，以示對喪盡人倫之人的嚴懲。
由此觀之，對不孝者的嚴懲進一步推動了漢代“孝治”的發展。
注釋
①參見連云港市博物館、東海博物館、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中國文物研究所：《尹灣漢墓簡牘》，中華書局1998年版。
②參見黃留珠：《秦漢仕進制度》，西北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參考文獻
［1］劉厚琴.漢代倫理與制度關系研究［D］.山東：山東大學，2006.
［2］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釋文修訂本［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3］漢·司馬遷.史記（全十冊）［M］.北京：中華書局，1982.
［4］漢·班固.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2.
［5］清·孫星衍等輯.漢官六種［M］.周天游，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90.
［6］考古研究所編輯室.武威磨咀子漢墓出土王杖十簡釋文［J］.考古，1960（6）.
［7］南朝·范曄.后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