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世紀三四十年代開始，西方先發現代化國家的有識之士就開始對以片面追求物質財富增長\\( GDP\\) 為主要標志的以發展主義為核心的價值觀進行全面的反思，其反思的最主要結果，就是孕育、催生了生態理性、生態價值觀以及總體性意義上的生態文明觀的出場。

隨著中國社會現代化的進程以及愈加嚴峻的生態問題，國人逐漸意識到，社會經濟發展的真正目的與最終意義在于使人類獲得更加健康、幸福的生活，其中，生態與環境質量關系億萬人民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是國民獲得、擁有并持續性地享有幸福生活和幸福感的前提條件。

十八大報告首提美麗中國，美麗中國被賦予了新的內涵，蘊藏著多層寓意，發人深省、令人驚喜。以現代生態文明的立場做理論和實踐觀照，我們認為，美麗中國的背后，或者其底色，不是別的，是全體中國民眾生態權益意識覺醒的體現，是生態中國和諧發展的生態幸福追求的美好價值理想。

一美麗中國呼喚社會共同體之生態權益的保障實踐

早在上個世紀90年代，剛剛開始實施市場經濟體制的中國社會，經濟發展與國民幸福體驗之間的關聯性問題已經引起了國外學者的普遍關注。1990年荷蘭伊拉斯漠大學對中國國民的幸福感進行了第一次調查，以1一10為標度，當時的國民幸福指數為6. 64，這一數據在五年后發生了變化，1995年調查數據上升到7. 08，可見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國民的普遍幸福感處于上升期;2000年以后又轉入下降期;在2001年的調查中，數據為6. 60，而美國密歇根大學公布的幸福調查數據顯示，到2009年12月，中國人的幸福感持續下降，現在的中國人遠沒有10年前。

究其原因，歸結于現代化的城市問題的涌現。城市是人類社會文明的符號和集中體現，城市的生活曾經是富裕、和諧、文明、優雅的象征，令人向往。但是從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以來，隨著現代化的全球推進，隨著世界范圍內城市化進程的不斷推進，城市逐漸成了一個問題的場所，各種城市病不斷出現，城市居民的幸福感不斷下降。

就中國社會而言，改革開放與市場經濟實踐的三十年歷程，社會轉型的加速，同樣的問題開始出現。從2003年開始，中國官方每年都要進行全國范圍的中國最具幸福感城市的評選活動。評選的結果，杭州\\(被稱之為品質生活之城\\)、珠海\\(被稱之為花園城市，中國十大最有幸福感城市等\\)、長春\\(一直被譽為北國春城\\)等城市屢次名列前茅。這些并非經濟最發達城市的入選，引發我們的思考，雖然城市居民的幸福感與城市經濟發展有正相關意義，但絕不是惟一決定因素，而帶給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實質是一種更優美、更安全的自然環境和更便利、更和諧的生活氛圍?？梢?，人類社會的發展目標是求生存求幸福，而經濟的發展只是達成這一目標的手段。社會發展的目標驅動更應該關注社會總體主觀幸福感的增長狀況2007年1月15日中國環境文化促進會發布《中國公眾環保民生指數\\(2006\\) 》，調查數據顯示，86%的公眾認同環境污染對現代人的健康構成了很大威脅，影響了自己的幸福生活，另外有39%的認為環境污染給本人和家人健康造成了很大影響或較大影響因所有這些事實都表明，社會經濟主體的生態權益的保障和實現問題與其幸福感的有無、大小呈正相關。

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以來，隨著世界范圍內的反現代化思潮和實踐的崛起與不斷深入，人類對擁有一個美好的生存與生活環境的吁求愈來愈強烈。這就涉及與當代人的生態幸福追求密切相關、甚至在某種意義上構成其前提的生態權益問題。生態權益在法學界被界定為環境權利，簡稱環境權，是一項以環境為客體的權利，對環境權的侵害也往往是通過改變環境而影響人的身心健康。一般認為，公民環境權是指公民享有現有的環境受到保護，使之不被破壞，以及在某些情況下使環境得到改善的并在不被污染和破壞的環境中生存及利用環境資源的權利。

法律體現的是人性的尊嚴，是普遍的國民的福社的保障。在現代法律思想史的意義上，環境權主要是本世紀六七十年代世界性環境危機和環境保護運動的產物。從國際范圍和歷史角度看，環境權的觀念和運動主要發端于美、日、歐等工業發達國家和地區，并在20世紀70年代和90年代形成了兩次理論研究和立法的高潮，20世紀70年代，隨著工業污染危害的日益凸顯，各國在環境立法的問題上出現轉機，美國一些州的法律環境保護納入到公共信托理論的保護范圍。1970年，密執安州的《環境保護法》的第2節第1條規定，把空氣、水體和其他自然資源列入公共信托原則所保護的物質客體的范圍;賓夕法尼亞州憲法中則明確聲明:人民享有對于清潔空氣、純凈水和保存環境的自然的、景觀的、歷史的和美學的價值的權利。

賓夕法尼亞州的公共自然資源是全體人民包括其后代的共同財產。作為這些財產的受托管理人，州政府必須為全體人民的利益而保護和保持它們，在亞洲舊本的環境立法也經歷了一個自下而上的推動過程。早在1902年，日本著名學者宮崎民藏就在其發表的《人類的大權》一文中提出，地球為人類所共有、為天下生成的全人類所共有的主張。由于學者的集體性努力與呼吁，環境權逐漸在各主要發達國家的學術界得到認可，也促進了環境權益在立法部門的法律確認和司法實踐中的具體貫徹。

其中，1969年頒布的美國《國家環境政策法》和日本《東京都防止公害條例》，在這些法律條文中都出現了關于環境權益保護的內容。1972年6月，在斯德哥爾摩召開了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會議通過的《人類環境宣言》提出:人類環境的兩個方面，即天然和人為的兩個方面，對于人類的幸福和對于享受基本人權，甚至生存權利本身，都是必不可缺少的，同時基于人類對子孫后代的基本生態責任，宣言同時指出，人類有在過尊嚴和幸福生活的環境中享受自由、平等和適當生活條件的基本權利，并且負有保護和改善這一代和將來的世世代代的環境的莊嚴責任。

二、生態權益保障基礎上的生態安全是美麗中國的充分必要前提

現代人的生存，本質上是一種非安全性生存。人們的生存與生活不斷遭受到來自各個方面的威脅，而首當其沖的，是生態環境的安全回身處多重艱難困境中的現代人，需要在文明的新起點卜開始新的精袖成長與人性亨歸的壓程牛杰圭福理念和實踐正是這場偉大的復歸運動的惟一合理根基和可靠支點。生態幸福作為幸福觀的當代形態，致力于恢復屬人之真實幸福的生態位，澄明此種幸福的總體性意義上的生態本體性前提。在具體的實踐中，該觀念推崇以包括人在內的生物多樣性生態幸福狀態的是否達成作為評判人類一切活動之合理性和確當性的惟一剛性新尺度。換言之，生態幸福尺度旨在超越以往評價人類進步的歷史性尺度\\( 實質上是生產尺度\\) 和價值性尺度\\( 實質上是人的自由和發展尺度\\) 的諸多弊端，著力彰顯生態系時代人類歷史的新倫理文化意蘊，是當代以及未來人類生存之道德秩序賴以形成和確立的價值新向標，已經引起并將在更大范圍、更大意義上引起人類生存和生活方式的深刻、根本而持久性的革命性變革。

毫無疑問，人的安全性生存的基礎是其周圍的生存環境，但是，自工業革命以來，環境的被破壞已經到了威脅人的生存條件的底線的地步。環境污染指由于人為的因素，污染物質進入環境，使自然環境的組成、狀態發生了變化，結構、功能遭到破壞，引起環境質量惡化，生態系統破壞和對人類生產、生活產生危害的現象。

人類生存質量和身體健康狀況的下降是環境污染所帶來的最直接、最容易被人所感受的后果，例如空氣污染或水污染\\( 特別是飲用水的污染\\) 所帶來的發病率上升、胎兒早產或畸形，等等。已有專家研究證明，目前我國75% 的慢性病與生產和生活中的廢棄物污染有關，癌癥患者的 70% ～80%與環境污染有關。特別是隨著人們的生態意識和環境保護意識的不斷加強，面對生活環境遭受嚴重污染或潛在威脅時，一些群體性事件的爆發開始在各地顯現，越來越受到各方的關注。環境污染已經不僅僅是危害人民的身體健康，更帶來了嚴峻的社會矛盾和沖突，形成了社會不穩定的因素，國民的和諧、幸福的生活更是無從談起。

身處后發展時代，全球社會范圍內越來越多的國家和政府開始認識到，創造條件，加大投入，以技術和政策保障的方式為民眾提供優美、健康的生存與生活環境，其實就是最大的民生?，F代社會的基本生態文化共識是: 環境狀況直接決定著人的生存質量，直接影響著普通民眾的幸福感體驗的程度。湛藍的天空，清新的空氣，新鮮而干凈的蔬菜、瓜果，宜人的氣候，安靜的環境，富饒而適宜耕種的土地，生機勃勃的樹木花草，鳥語花香的世界……這是每個人都期望擁有和享有的。

三、生態幸福是真實的生態權益和生態安全的實現狀態

圍繞幸福概念，從古到今—直爭論，大致可以歸結為兩派: 快樂論與德性完善論?？鞓氛摰闹饕碓谥袊袟钪旒暗兰业哪承┲?，在西方有穆勒、休謨、霍布斯等; 德性完善論的代表在中國主要是儒家，在西方有亞里士多德、柏拉圖、阿奎那等?？鞓氛撜J為幸福即快樂; 德性完善論認為幸福即自我完善、自我實現、自我成就，是自我潛能的完滿實現。兩派觀點分歧的根源主要在于幸福的結構和類型的不同理解。

與本文的主題相結合，我們需要反思的是這樣一個問題: 在追問幸福的時候，我們為什么總是以人自身的生存和發展為立場的? 反思的結果表明，幸福的涵義被做了基于犧牲和忽略生態意義上以財富占有和人類為主體的享樂意義上的非常狹隘的理解和使用。這種人類中心主義的思維方式，導致我們忽視了其中一個最為簡單的道理: 沒有良好的生態為基礎，一切幸福都只能是暫時的、難以長久的。具體而言，以往關于幸福的理解，實際上忽略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前提: 真實的、具體的、實在可觸的幸福生活的最重要的基礎———生態。宇宙間的萬事萬物之存在，本質上是一種基于系統性要素整體的生態性存在。同樣道理，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幸福作為一個總體性概念，本質上是關涉生態的。生態性存在同樣是人類幸福的根本，真正的、真實的幸福應該是一種生態性狀態的確立與達成。

現代社會酷烈的生存環境與生活情景，使愈來愈多的人們逐漸深刻地認識到: 屬人的幸福以及人屬的幸福本質上理應是一個有機整體。既然幸福是社會與個體生活的美滿圓融狀態，那么，生態性生存境界就是通達這種幸福理想的最為合理的通道。生態幸福的觀念是要申明，符合生態的生活，才是可欲的幸福的生活。屬人的幸福，一定是基于、并同時為了一種優良的生態整體的，換言之，優良的生態整體意義上的幸福的獲得，才是可理解、可追求的幸福生活和幸福體驗本身。屬于人類的幸福，僅以人類文化與制度系統為參照是難以得到自洽和自足性證明的，此處所謂生態是關涉生態系統的多樣性關聯的。

在幸福問題的理解和詮釋上，生態維度的切入，意味著人類必須承認和重視生態系統與人類福祉的永久性關聯，意味著人類必須承認并保護、完善和實現生物多樣性、生態系統服務價值?，F代生態學的研究成果表明，生態系統關涉人類的全部福祉。在這個意義上說，屬人的幸福一定是生態的，是生態幸福，一點也不過分。生態系統服務功能提供給人類的價值是巨大的。事實上，遠在在生態系統服務功能這一科學術語明確提出來以前，人們就已經在長期的生產活動中逐漸認識到自然對人類社會發展的巨大作用。然而，啟蒙運動以來，人類高舉科學理性和自由的旗幟，改造自然的獲得越來越密集、工業和土地開發越來越快速，新能源、新化學藥品的使用導致了高污染型的產業發展，造成了農田、森林、草原和濕地的生態遭到嚴重破壞。

自上世紀 70 年代末以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帶來的一個非常嚴峻的社會問題是: 自然生態非安全現實已成了一個客觀的顯在的事實\\( 實際上，除了自然生態以外，社會生態和精神文化生態的失衡和危機也變得越來越突出，這是另外兩個相關的問題\\) 。生態環境的被持續不斷地破壞，已經使一代中國民眾憂心忡忡。不僅其健康，而且其精神和心理都難逃厄運。

生態非安全現實主要表現在包括不可再生資源的迅速枯竭\\( 不可再生資源主要指經過漫長的地質年代形成的礦物能源和其他礦物資源\\) ; 由于物質生產的持續高速發展和破壞性的開發利用使可重復利用資源迅速貶值;伴隨著森林尤其是天然林的破壞和生物多樣性的逐漸消失，可再生資源銳減; 包括酸雨沉降、有毒化學品污染、海洋污染、臭氧層破壞等環境污染現象日益嚴重等。而所有這些問題，在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發展中國家中普遍存在，甚至日益嚴重。

發展是人類永恒的主題，但需要選擇一個可持續的發展模式。經濟增長創造了財富，但不一定使人們更幸福。

怎樣才能使經濟增長與人們的幸福感具有一致性? 如何核算經濟增長引起的財富損失? 當前的循環經濟發展模式、綠色經濟、低碳經濟、生態經濟與可持續發展和人類幸福是什么關系? 怎樣評價我們的幸福? 財富與幸福是什么關系? 這些都是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

社會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以來，富裕起來的一代中國人的生存和生活觀念開始出現了非常重要的變化。有人做出了這樣的概括: 從養生到養心，從縱情到怡情。我們的這個時代就處在這一拐點上。無論你是否意識到，人類對自然的態度正在發生變化，從掠奪轉為感恩，從征服變為敬畏，彼此如同一對戀人在交往與對話中，尋找一種微妙甚或美妙的平衡感。有關生態幸福的感受，其實很直接、很切身、很真切，每個人都有不同程度的體驗和感悟。的確，當人以赤子般的心情對待養育自己的大自然的時候，一種敬意和敬畏必然油然而生。富裕起來的一代人開始用心打量和思考自己與自然的關系，上水怡情———為什么大漠的壯美會讓我們胸中涌動豪情，為什么大地上的田園藝術會讓我們感動天地的神奇，為什么那一座座聳立的山峰，會讓我們折服上天的造化? 或許那僅僅因為我們在與自然對話時，聽到了內心里自己呢喃的聲音: 幸福其實很簡單，就是心里的那一點點歡喜，世界其實很豐盛，就是那在早晨的陽光中，響起的花開的聲音。

事實上，進入生態幸福話語本身視野中的生態本身一直是建立在發展主義或進步主義這一線性思維下的一個反思性實踐。所以，20 世紀以來，生態學為什么突然興起? 這與西方左派對于現代性及全球化的反思是息息相關的。在人類學、倫理學意義上，強調生態的目的是為了回到本土化、在地化、自然化的生存空間。因此，實際上生態本身還有著保守的一面。生態在中國，一方面有我們自身的歷史淵源，有我們自身對于自我生存空間的自覺與反思; 另一方面我們不能回避西方意識形態在中國所面臨的困境，包括社區、社群，在西方，它有一個前提和底色，就是自由主義\\( 價值取向上的個人主義、生活方式上的消費主義信念均源于此\\) 。我們認為，站在人類文明的新起點上，作為一種理念，生態幸福無疑是傳統幸福文化的現代表達，它汲取了以往幸福觀念的合理因素，辯證地揚棄了其不足，力圖實現幸福觀念的現代超越。

在生態幸福的理論范式里，幸福是人格信念的高超境界，代表了人在宇宙、生命和社會秩序中的不同位置應有的修養成就，這就為契合西方的真理或稱契合東方文化的道提供了可能，但與后者的不同點在于使人的出發點和終極目標產生不同的道路和表達。幸福滿足指我們存在的完備和生命的完美運動，其深層含義在于，幸福也就是人格及其生態的上升與滿足。這一識見要求我們對幸福的理解必須完全深入到人和環境協調的發展當中去。

人在人格及其生態的上升與滿足過程當中，有一個基本的觀念甚至是能力，那就是要讓人的環境在維護生態平衡的狀態下保持自然的上升。人格及其生態的上升與滿足的識見將人的肉身、精神、靈魂及其依托進行整體凈化，并與社會的真理結合起來，是人類對幸福理解上的價值新向標。

生態幸福的語義所指以及語用學意義，主要包含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就生態學與生物學意義上的生態指涉生物與其環境之間的相互依存關系而言，所謂生態幸福一定是作為認識和實踐主體的人對自身與生態環境之間復雜的關系樣態進行評價的結果，因為生態本身無所謂幸?；蛘叻切腋?。

其二，生態幸福是環境對人的生存和活動正向影響的最大公約數。作為一種評價性結果———價值認識，即所謂生態是指生物體之間的一種和諧美好的存在和有機整體關系狀態而言，生態幸福一定是屬人的，是指文明發展的特定歷史時期特定社會文化共同體中，人依據自身的生存和生活經驗，從對人類未來可持續發展的前景展望和理性預期的立場，通過對自身生存環境進行綜合認知的結果。這種認知的結果啟示我們，人的真正的、真實的幸福系于環境本身，人的幸福感和幸福體驗離不開特定的生存環境。因此，人不僅要改造環境，更要適應環境、維護和不斷改善環境。

其三，生態幸福話語實踐的合理性表明，生態是幸福的本體。生態性存在是社會演化和人自身發展的高級狀態，是人屬的以及屬人的對象世界存在的本真狀態。在這個意義上，所謂屬人的幸福事實上是一種趨生態性存在、擬生態性存在，并最終實現準生態性存在的理論真趣和生活目標。

其四，生態幸福追求整個地球和人的生存本身的全安全性、合宜性，并認為一切制度安排都應該遵從生態幸福的實現規律，并以此為內在規約，反思、調整甚或重新設計人的存在的方式。

科技和人文的進步、經濟的增長、社會的發展，都要以保護人與自然長久的和諧為目的。和諧的價值取向能引導人們以親近、同情、愛護的態度對待大自然。正忙于現代化建設的中國，應當從中國傳統文化中汲取與自然相和諧、相融合的思想資源，以免我們陷入物質的陷阱。我們在肯定自然的價值的同時，要妥當地處理經濟發展與利用資源、保護環境的關系，使其得到和諧的發展。這就是幸福的自然生態觀，能制造幸福、創造最完善幸福的自然生態觀。由此，我們對于生態幸福的內涵，有了新的理解和界定。

1． 追求幸福是人與生俱來的、不可剝奪的權利，這種權利的實現是有前提的，必須得到社會的保障。西方文化認為，幸福感的獲得是社會進步和個人發展的一個重要指標。英美和歐洲的國民健康生活指標、日本的國民福祉指標等涉及對民眾生存與生活環境的改善。聯合國所制定人類發展指數中，其中有兩項指標都與人們生存與生活環境的質量有關。

2． 良好的生態是屬人的以及人屬的幸福 \\( 生存與生活\\) 的根本。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被剝奪了與自然之間不可分割的、有機聯系的現代人，是一個生活在失樂園中的流浪者，談不上所謂生態幸福。從此處所謂生態，首先是自然生態，其次還包括優良的社會和文化生態?，F代化進程中的中國人，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正如生命權、發展權和自由權等是神圣的、不刻剝奪的一樣，生態權利以及生態權益同樣是個人和社會幸福生活的基礎和重要內容。很難想像，一個生態極其惡劣、根本不適合人居的社會共同體，有所謂真正的、真實的幸?？裳?。

3．生態幸福是最基本的、最重要的民生，對生態幸福的追求，包涵、寄寓著民生的深蘊、精義，是當前和今后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中國民生問題理論和實踐轉向的普遍的國民福祉的目標、方向和最終的落腳點。實現生態的幸福，是當代中國社會民生新政的應有之義。生態幸福的提出和實踐，表明正在享受著現代化的成果和慘痛代價的中國社會，正在告別傳統的對 GDP 的迷戀，而果斷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轉向對國民生活品質、生存的體面和尊嚴感、責任意識以及健康的生活方式的向往。在這個意義上，生態幸福應該成為衡量民生改善的一個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指標。

4． 生態非幸福是綠色生態勞動嚴重缺失的結果。傳統的勞動實踐觀，本質上是一種主體單方面征服、改造和支配客體的活動形式，它所造就的是一個占有性的主體，導致了人和自然之間關系的緊張以及生存的非安全狀態。

生態幸福觀吁求一種新的生態勞動觀念的提出，它致力于實現人和自然以及全部對象性世界之間的合乎自然和社會本性意義上的合理的物質、能量和信息的交換。

生態幸福觀念指導下的人類實踐有其明確的理論和現實表征。長期以來，由于我們對屬人的勞動、實踐活動本身以及在此基礎上所形成的自然、社會、文化等與人本身存在的生態性內在關聯本質缺少明確的、清楚的認識和自覺，因此，傳統所理解和被規定的幸福本身必然是非生態性。非生態性表明這種幸福其實一直是以異化狀態得以存在的，是與人相對立的。

在生態幸福的理論視野下，現代人對于自己日益升級、日益多樣化的需求的合理滿足，其必要而充分的前提，在于肯定自然、社會\\( 歷史\\) 本身的全生態、擬生態性質，即必須認識到，屬人的幸福的真正實現，取決于人與對象世界\\( 自然界、人類社會\\) 之間全生態的深切、持續關照。馬克思對此有深刻論述: 社會化的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將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把它置于他們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讓它作為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 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無愧于和最適合于他們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變換。如此，生態幸福才是實際可觸摸的真實的、真切的幸福，是整體意義上的幸福，而不是傳統所謂的原子化個體的一種不可通約式的純粹主觀感覺和體驗等。個體化的幸福之所以不可通約，根源在于基于個體的私利化欲望的非正當性吁求，是反生態的碎片化的幸福，而幸福的碎片化意味著真實的幸福對人性的疏離。

參考文獻:

［1］郄建榮: 《環保部鼓勵公眾參與建設美麗中國》，載《法制日報》2012 年 11 月 29 日。
［2］唐珍: 《誰偷走了我們的幸?！?，載《工友》2011 年第 7 期。
［3］《中國 20 城市獲選2012 中國最具幸福感城市》，新華社中央政府門戶網站，2012 年 12 月 30 日。
［4］呂忠梅: 《再論公民環境權》，載《法學研究》2000 年第 6 期。
［5］杜群: 《論環境權益及其基本權能》，載《環境保護》2002 年第5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