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經濟學理論上講,一個具備了國際儲備貨幣、國際收支平衡、國際資本流動和管理三方面職能的國際貨幣體系,才稱得上完備和穩定.然而以此來看,當前的國際貨幣體系卻存在著重大的缺陷,即:國際儲備資產中美元占據絕對支配地位,國際收支長期不平衡,以及國際資本流動極度不對稱[1].這或許是近 30 年來國際金融危機頻生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基于倫理的視角,國際貨幣體系的動蕩是各國\\(各地區\\)在國際貨幣往來活動中利益沖突的結果,其根源在于"貨幣"本身.國際貨幣體系以"貨幣"為核心,是國際間貨幣支付及其引起的經濟活動與制度安排的總稱.但"貨幣不是東西,而是一種社會關系"[2],體現著通過商品交換實現的勞動主體間的相互關系,尤其是一種利益關系.國際貨幣體系中的貨幣,具有國家權力和利益代表的特征,國際間的貨幣往來,體現著國家與國家、地區與地區間的利益關系,其架構、組織與運行,始終處于不斷的利益沖突和博弈中.因此,才會有現實中各國貨幣政策合作與競爭、共贏與對立的交替出現,以及國際貨幣體系的不斷變遷.
在此視角下,國際貨幣體系的內在缺陷表現在國際間資本擴張的無序性、國際貨幣體系作為全球公共產品集體行動的倫理困境、國際儲備發行國的道德風險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職能異化等方面.
一、資本擴張的無序性
馬克思認為:"商品就其本身來說是超越一切宗教、政治、民族和語言的限制的.它們的共同語言是價格,它們的共性是貨幣."[1]借助貨幣的力量,商品體現了一種"世界性"的本質特征,使之能夠突破地域、制度、甚至習慣的限制,延伸至世界的每一個角落,從而完成吉登斯意義上的"脫域\\(disembed-ing\\)".即從原有彼此互動的地域性關聯中,脫離時空以及內在規定性,向外部空間延伸和突破[2].
商品的"脫域",實質是貨幣與資本的"脫域".貨幣的脫域,在于它是"時---空延伸的工具,它使在時間和空間中分離開來的商人之間的交易成為現實"[3].在現代社會,最具特色的脫域形式之一就是"資本主義市場\\(包括貨幣市場\\)的擴張,從其早期形式向現代國際性規模的發展.'貨幣'是這些脫域形式卷入空間伸延的整體部分所不可或缺的"[4].而貨幣以資本面目出現后的資本"脫域",在于其本性總是"力求超越一切空間的限制"[5],將脫離并摧毀地域限制的力量發揮到極致,并力求觸及、控制國際市場的每一個領域.一方面竭盡全力"摧毀交往即交換的一切地方限制,奪得整個地球作為它的市場,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時間去消滅空間"[6].如果說貨幣的脫域還帶有理性的色彩,那么資本的脫域,則表現出擴張的極度無序和無約束性,并因此導致了國際資本市場以及國際貨幣體系的動蕩不安.在倫理的視閾下,國際貨幣體系是一國貨幣與他國貨幣、與全球整體貨幣資源之間關系的制度體現.不同的主權貨幣在國際經濟領域中必然存在著競爭,在國際商品交換的過程中,都力圖成為具有比較優勢的一方.在相互競爭主導者地位的博弈過程中,貨幣及資本獲取了巨大的利益投機空間.在原初逐利性的助推下,資本投機的力量呈現出非理性的擴張態勢,國際貨幣市場也隨之陷入無序狀態,成為引發國際金融危機的重要因素.
首先,資本逐利的天性以及擴張的無序性,使得國際資本市場必然充斥著各類矛盾沖突與利益糾葛.由于"金融虛擬性與全球化使貨幣在全球內快速轉移變得容易,能在瞬間于全球范圍內尋求'最高的和最好的'回報,貨幣因此而成為一種自我推動的力量,它的流動受控于某些機構或受托人編定的計算程序,這種程序不斷作出新的評估,尋找回報最大的方式,這已經建立了一個測量所有經濟活動的'新標準',這個'新標準'是只以貨幣及其收益為度量的體系,這個體系對于尋找將支撐人類文明的可持續的未來幾乎或實際上是無關的"[7].對于資本而言,這種以收益為度量標準的特征表現更為明顯,亦如當今的國際經濟領域中,發達國家總是借助國際資本的流動,以國際貨幣制度為載體,在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往來中獲取巨大收益.
其二,作為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必然要求,金融自由化使得資本的大規?？鐕鲃映蔀槠毡楝F象.
一方面,由于資本的獨立運行與實物經濟的日益脫離,資本流動的全球化必然導致國際金融市場的不穩定,例如信息不對稱所引發的無效率現象.另一方面,各國貨幣當局在管理和控制貨幣能力上的明顯弱化,也增加了這種不穩定性.其結果是資本的大規模流動,工業國匯率的頻繁波動,發展中國家經濟的持續失衡,以及宏觀貨幣管理政策的失靈[8].此外,權威性的國際金融監管機構,對國際資本的有序流動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它們在規范資本運行的方式、遏制其投機性和破壞性方面,應當起到積極的作用.而現有的管理機構和制度,在這方面似乎力度匱乏,不僅未對國際游資實施有效監督,而且鼓勵金融自由化,更加劇了國際資本的短期跨國流動和金融危機的爆發.
二、全球公共產品集體行動的倫理困境
薩繆爾森認為,公共產品是指將效用擴展于他人的成本為零,且無法排除他人共享的產品,其基本特征是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1].它們顯然具有物質的成分.但"一國的自然資源、基本的安全、有效運作的法治、相對沒有腐敗的商業環境、有益于商業的文化、公民的體面教育和衛生保健等"[2]這樣一些具有非物質成分的內容,也屬于公共產品.故而,斯蒂格利茨將公共產品的范圍拓展為地方性公共物品、國家性公共物品和全球性公共物品,并認為國際金融穩定、全球多邊自由貿易、國際安全、國際環境、國際人道主義援助等,都應屬于全球公共產品[3].金德爾伯格也指出,公共產品存在于國際領域,它包括開放自由的國際貿易制度、穩定的國際貨幣以及國際安全.
全球公共產品\\(Global Public Goods\\),是公共產品在全球范圍內的概念延伸.世界銀行將其界定為:"具有很強跨國界外部性的商品、資源、服務以及規章和政策體制,它們對發展和消除貧困非常重要,但也只有通過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合作和集體行動才能夠供應此類產品."[5]
作為聯合國的公共產品問題專家,英奇·考爾也給出了一個相對權威的定義,即:所有國家、人民和世代都可享有其收益的產品[6],并據此闡釋了全球公共產品的三重內涵:在受益空間上,突破了國家、地區和集團的局限,將所有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包含在內;在受益時間上:必須考慮到當代人和未來各代人的利益;在受益對象上,顧及任何國家或地區的所有公民.
那么,國際貨幣體系何以能成為全球公共產品?基于前文對全球公共產品概念的權威界定,國際貨幣體系屬于其范疇.薩繆爾森所給出的"公共產品"定義,明晰了一般屬性,即: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國際貨幣體系恰好具備了這兩種屬性.前者表現在,當國際貨幣體系被特定的國家或地區使用或消費時,其他國或地區也在同時使用或消費.而后者則是指這一使用或消費行為的對象,不能被其他私人物品所替代.值得關注的是,國際貨幣體系作為公共產品,在資源的獨一性上顯示非競爭性,并非意指在使用國際貨幣體系的過程中沒有競爭.恰恰相反,國際間理性有序、以多贏為目標的"合作性競爭",正是國際貨幣體系合理存在的道德基礎.此外,國際貨幣體系在受益空間、受益時間以及受益對象三個方面,也符合考爾定義下全球公共產品的特質.
然而公共產品的供給,總是存在著一定的困境.這種困境很早就被亞里士多德所洞悉,他認為,由于人們總是關注自己擁有產權的東西,因而屬于多數人的公共事務,往往受到最少的照顧,即使人們對其有所關注,也僅限于與己相關的部分[7].這一觀點之后被理論化,形成了哈丁的"公共地悲劇\\(Tragedy of the Commons\\)"和奧爾森的"集體行動邏輯\\(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1968 年,哈丁以生物學教授的身份,在《科學》雜志發表了一篇頗具人文色彩的文章---《公共地悲劇》,闡釋了個體理性期望并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為如何導致了公共利益受損:假定有一片對所有牧民開放的公共草地,作為理性的經濟主體,每一個牧民都會盡可能多的放養牲畜,因為變賣額外增加的牲畜便可獲得額外收益,而過度放牧所導致的草地退化成本則由所有人共同承擔.于是共用草地的理性個體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增加放牧的數量,以此擴大自己的收益.悲劇卻因此發生:公共地被過度使用,草地不斷退化,最終導致所有的牲畜無草可食,所有牧民的利益受損.
在國際貨幣金融領域,也時常上演著個體利益侵蝕公共利益的悲劇.對于各個國家\\(地區\\)而言,整個國際貨幣體系就如同一塊"公地",可以非排他地自由使用,也不會被私人物品替代,但在使用的過程中卻存在一定的競爭性.尤其是出現"對抗性競爭"時,就意味著對"公地"的過度使用,從而形成國際貨幣體系的"公共地"悲劇.此時各國行為的價值導向,甚至異化為誰能掌控國際貨幣體系的架構與運行,誰就可以從中獲取巨大的收益,至于體系動蕩抑或崩潰的成本,自然由全體使用者承擔.在這種理念的推動下,國際貨幣體系中必然存在著激烈的利益沖突與貨幣霸權主義.
奧爾森所提出的"集體行動邏輯"理論,則是從公共選擇的角度,為我們解析國際貨幣體系的倫理缺陷提供了依據.社會科學家往往認為,一個具有共同利益的群體,其成員一定會因利益的一致性而采取統一的集體行動.譬如同一個社區的居民,會愛護該社區的公共環境;同一個國家的公民,必定支持本國貨幣的堅挺等等,都緣于他們之間具有共同的利益訴求.奧爾森卻指出,利用這個假設,并不能很好地闡釋和預測集體行動的結果,除非該集體只有極少數成員,或者存在強制性手段以及其它特殊手段,使得個體行動的結果對集體有益.否則在大部分情況下,許多合乎集體利益的集體行動并不必然發生.與之相反,個體出于自利考量的行為卻時常出現,引發對集體不利的后果[1].
究其原因,又在于集體行動中"搭便車"現象的普遍存在.集體行動的結果具有公共屬性,不論是參與且承擔行動成本的那些成員,還是未參與者都可從中受益.例如罷工的結果是所有工人均得益,但為之付出成本、承擔風險的,僅僅是參與者而已.沒有參與罷工的人,卻因為搭上罷工者的"便車",不付成本也坐享了他人之利.由于"搭便車"行為的存在,降低了集體行動參與者提供公共產品的意愿,進而導致了公共產品供給的不足.同理,在國際貨幣體系這一全球公共產品的供給上,每個國家都樂于搭乘他國的"便車",而不愿意自己被"搭便車",都希冀能從他國的努力中獲得收益,而不愿為其有序穩定的發展承擔成本、分擔風險,從而導致了全球性的集體行動陷入困境.
這種困境的出現,不僅意味著以共同利益為訴求的集體行動難以采取,而且更為突出地表現在各國間頻繁的利益沖突中.首先,以自身利益為出發點,發達國家熱衷于爭奪國際貨幣體系和國際金融的主控權.例如美國堅守著當前國際貨幣體系的格局,歐盟卻試圖用歐元挑戰美元的主導地位,日本則積極主張建立以日元為核心的亞洲貨幣體系.其次,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利益沖突明顯.
發達國家長久以來對國際貨幣體系的控制,以及發展中國家地位的不平等,是國際貨幣秩序紊亂的根源之一.盡管發展中國家對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呼聲日漸高漲,但為政治經濟實力所限,很難在短期內取得突破性進展.隨著世界經濟政治格局日趨復雜,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矛盾日益激烈.第三,發展中國家自身在使用國際貨幣體系這一公共產品時,也存在著明顯的"搭便車"行為.理論上由于經濟結構和利益訴求相似,在國際貨幣體系中又多同處弱勢,發展中國家間更易于結成聯盟,共同努力構建國際貨幣新秩序.而在實踐中,恰恰因為這種相似性的存在,一些經濟政治勢力相對弱小的發展中國家,更傾向于選擇"搭便車",將革新國際貨幣體系的重任交由他國去做,認為即便不參與其中,也可享有成果[2].
三、國際儲備貨幣發行國的道德風險
國際貨幣體系的有序與穩定,內含著各國間相互依賴與合作的倫理訴求.而合作的實現有賴于集體的努力,因此國際貨幣制度便具有這樣一種內在規定性,即對國際貨幣契約\\(一個各國對貨幣幣值穩定和發行規范所作出的承諾\\)的遵循.國家多樣性與利益自為性的存在,必然導致在履行"契約"的過程中產生協商成本.除非達成妥協與退讓,否則絕大多數國家,尤其是那些在國際貨幣制度中擁有主導權的國家,都存在道德風險,致使其"違背'國際貨幣契約',采取'以鄰為壑'的貨幣貶值等做法,只考慮本國經濟而不顧及對世界其他國家經濟的影響"[1].那些力圖改革的國家,必須憑借足夠的政治和經濟實力才能打破這種局面.然而,實力與地位的懸殊,決定了國際貨幣體系中包容、合作、共生與多贏理念的稀缺.
現行國際貨幣制度下的格局,仍是"美元本位",呈現出以美元為主導的"中心-外圍"結構.在這樣一種非中性的制度結構下,各國貨幣地位必然不平等[2].美國藉此獲得了巨額的鑄幣稅,并隨時可將通貨膨脹與經濟危機的成本轉嫁給外圍國家.雖然金德爾伯格曾經說過:國際貨幣體系中出現一個霸權中心,實際上要比眾多主權貨幣間的無序競爭更有利[3].此論在某種意義上不無道理,因為完全競爭條件下,各國貨幣當局間的貨幣政策極易發生摩擦與沖突,一個趨于主導的貨幣力量的存在,可以帶來某些紀律約束和利益制衡.但在經濟實踐中,作為全球的貨幣權力中心,是否總會追求一個有益于全球福祉的貨幣政策?抑或是,在以自身利益最大化為價值取向的前提下,是否總會考慮他國及全球整體利益?
很顯然,美國作為主要的國際儲備貨幣發行國,盡管從這一體系中享受到了額外的經濟收益,卻出于本國利益至上的考慮,常常拒絕履行維持國際貨幣體系穩定與公平的倫理責任和道德義務,甚至借助向其他國家輸出貨幣的特權轉嫁金融風險.這種收益與成本嚴重不對等的狀況,必然造成國際貨幣體系本身的不穩定,并使得發展中國家在金融危機中成為主要的受害者.事實表明,當美國的自身利益與他國或者整個國際貨幣體系的利益產生沖突時,它更偏向本國利益而放棄整體利益,其結果往往是全球性的災難[4]:20 世紀 30 年代,美聯儲國際責任的缺失引發了全球范圍內的通貨緊縮;70 年代,美國政府為越南戰爭融資所引發的通脹直接導致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解體;進入新世紀以來,美聯儲基于國內利益考量而一直實行寬松貨幣政策,又加劇了全球經濟的不平衡,并以 2007 年次貸危機為導火索,引發了全球金融危機.而對于美國而言,這種道德風險形成的機制來自于其他國家對美元的需求的無彈性特征.這就在某種程度上更賦予了美國一種優先權,使之不僅作為儲備貨幣的發行國獲得額外收益,甚至充當了經濟規則的制定者,為道德風險的產生創造了條件.
四、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職能異化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是國際貨幣體系中最大的國際金融機構,其成立的初衷是為了促進國際間的貨幣合作、協調國際間的貨幣政策、確保國際貨幣體系的有序運行.但在發展的過程中,卻呈現出較為明顯的立場單一性:發達國家憑借自己的經濟實力占據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話語權,控制和支配著國際貨幣經濟活動,而發展中國家在組織中的地位一直未得有效提高,利益也未受重視.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創建于上世紀 50 年代,當時發達國家在國際貨幣領域占據絕對支配地位,發展中國家的弱勢十分明顯,其利益也未得到 IMF 的重視.到了 60 年代,隨著南北貨幣金融關系的矛盾加劇,發展中國家逐漸成為發達國家爭論與沖突的籌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其態度也因此有所改變.但發展中國家自身經濟運行中的一些問題,也在此時日益暴露,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貸款的需求激增.IMF 開始對其提供幫助,但往往附有強制的、或捆綁性的苛刻條件,發展中國家的利益仍未受到足夠重視.70 年代初,布雷頓森林體系瀕臨解體,國際貨幣體系改革被提上議事日程,為發展中國家地位的改善提供了契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其關系亦有所好轉.但是基金的性質卻未得到實質改變,諸如特別提款權、貸款數量和條件等一些關乎發展中國家切身利益的事宜,始終未得到良好解決.
國際貨幣格局在牙買加體系建立后顯得更加錯綜復雜,發展中國家受發達國家影響制約的程度也進一步加深.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職能行使的價值維度,此時卻越來越偏離了其創立的初衷,從一個原本應當幫扶成員國共度難關的中介,幾近轉變成了一個忽略倫理責任的純粹金融機構.成員國之間的共同利益目標不復存在,而分化為有錢的貸款國和需要援助的借款國,IMF 的地位日漸衰落.
盡管 2007 年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使得國際社會再次認識到國際基金組織地位的重要性,但其內在的倫理缺陷仍不容忽略,集中表現在這樣兩個方面:一是 IMF 缺少公正的內部規則.對于重大事項的表決,IMF 采用的是加權制.組織內各成員國的投票權由份額票和基本票共同組成,與份額票比重與日俱增的趨勢相比,基礎票的投票權卻從最初的 11.3 降為僅有的 2.1%.很顯然,成員國所持基金的份額,是投票權的決定性因素,基金份額的顯著差異導致了成員國投票權的失衡.僅美國一國,就擁有 16.77%的投票權,足以令其在重大事項決策中實施一票否決[1],讓 IMF 成為其手中的工具.發展中國家經濟實力雖連年增長,但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地位卻得不到應有的提高.組織決策中話語權不平等的直接后果,是 IMF 成員國之間磋商地位的不平等,以及磋商結果公平性與效率性的匱乏.二是IMF 缺少獨立的主體權利.IMF 是理論上獨立的國際金融機構,在監督和調節成員國國際收支狀況時,具有自主權.然而實踐中這種自主權卻往往被消解,例如在幫助成員國解決國際收支失衡問題時,僅能要求逆差國調整經濟政策,而無權對順差國提出類似要求;在化解國際金融和債務危機時,其決策權和執行權常常被少數發達國家所左右[2].總體上講,IMF 在國際貨幣事務的處理上陷入一種兩難的境地:一方面,設立的宗旨要求它努力構建公平有序的國際貨幣環境;另一方面,仍然擺脫不了少數發達國家霸權力量的支配,無法獨立地進行公正合理的評判和有效的協調化解.
可見,從倫理的角度看,國際資本的無限擴張帶來了各國間利益沖突的頻生,并使得國際貨幣體系的利益妥協與平衡難以形成,而各國間"搭便車"的行為又導致目標一致的集體行動難以采取,加之美國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發行國責任缺失所引發的道德風險,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職能產生異化,當代國際貨幣體系的重構與改革可謂步履維艱,需要為之付出艱辛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