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安全意識演變對門神造型的影響-藏刊網

一

不同時代有不同的安全內容和表現形式,甚至同一社會制度背景下的不同社會發展階段或不同發展時期,也存在人們對安全的不同訴求、不同理解和期盼.通常,安全既指人們的一種主觀感覺或感受,又指國家、社會、個人所處的一種客觀狀態; 當客觀上不存在威脅,主觀就不存在恐懼,即為安全; 而且國家、社會、個人都是如此.這樣認知的基礎是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這也是筆者討論公共安全意識變遷對門神造型衍變產生深遠影響的理論基礎.

在現代社會,一方面人們逐漸形成的共識是: 無論是基于生存還是發展,安全都是永恒的話題,都是人及社會的"第一需要"; 另一方面,隨著現代文明的進步,無論是國家還是社會乃至個人都關注公共安全的話題,甚至說沒有安全的發展就是非科學發展.然而對于公共安全的理解,筆者以為有兩個維度: 一是公共安全指維護社會正常生產、生活秩序和保障社會處于良性運行狀態的社會體系,包括制度、體制、機制設置等內容; 二是指涉及并影響全體或部分社會成員正常生產、生活的一類社會失范\\( 社會問題\\) .由此,無論是從社會體系的角度考量,還是從社會問題的角度判斷,"公共安全"都是歷史范疇,"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社會組織化進一步嚴密,安全保障進一步系統化的產物"[1].

討論一個時代或時期的"公共安全意識"的產生與形成,既是強調與這個時代或時期的公共安全社會體系或社會問題\\( 社會存在\\) 之間的緊密聯系,更是突出一切社會現象都是由歷史領域活動中的人來支配的人的主體性.雖然從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的視角解讀公共安全,對應著人們的根本利益問題、人與社會發展的成本問題、人與社會的文明進步問題、人與社會發展的質量問題等等差異性,但是"公共安全"的本質在于社會可持續發展和以人為本.這也是筆者提出"公共安全意識變遷與門神造型的衍變"命題的認識論基礎.

一個時代或時期公共安全意識的變遷是社會變遷的客觀反映,并具有歷時性\\( "文化墮距"現象\\) 和共時性的特征.這種"意識"反映在不同的時空環境中會以各種形式呈現,其中就包括人類的造型等視覺符號的形式,如門神造型的本源就是出自于"人的安全"的客觀需要.人類學家弗朗茲·博厄斯說: "社會-心理的研究方法提示了文化變革中活躍的動態過程."脫離對"環境"---"文化背景和社會心理"的考察就不可能理解和解讀文化形態的任何一種特質[2].中國門神的造型及應用方式衍變的根源及路徑,與公共安全意識變遷有著內在的同構性與外顯的關聯性.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門神造型的每一次大的改變及普適性應用的文化行為,都是對特定歷史時期社會變遷與社會結構調整過程中,因公共安全意識的變遷而在精神層面和文化訴求上對"安全"的獨特回應,包括作為公共安全意識獨特載體---中國門神的衍化形式.

筆者以為,通過對影響中國傳統門神造型衍變主要因素的剖析,并重點從文化與社會發展的視角探索門神文化中具有積極意義的精髓,尤其是在當下審視公共安全以及由此決定的人們公共安全意識的變遷,并詮釋其對門神造型衍變和重構的意義,應是一種文化自覺.

二

從一定意義上講,傳統文化是一個民族社會發展和心理發展的歷史"徽號",它必然具有四大基本的社會特征: \\( 1\\) 歷史的傳承性; \\( 2\\) 主題的時代性; \\( 3\\) 制度的階級性; \\( 4\\) 發展的動態性.門神是中國傳統文化中集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自然地理、風土人情和社會心理于一體的文化藝術形態.這意味著在中國的每一個地區、每一個民族所特有的門神文化,既是這個地區、這個民族的歷史與現實交融的文化形態---不僅具有象征意義,也是一種特定的社會存在---是對一種特定生產或生活方式的特殊詮釋.因此,它是探尋、揭示、解讀一個地區的文明發展史和某一特定民族社會心理和價值取向的社會"視窗".

\\( 一\\) 歷史的傳承性

"任何文化都是有根的,因此要了解一種文化就是要從了解它的歷史開始"[3].中華文化是中華民族之魂,并因為中華民族的自覺、自醒與自強不息而發揚光大,因而審視其"歷史傳承性"是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內在要求.人們對"安全"的客觀需求是門神文化留存至今的深層原因.其造型衍變過程中所承載的文化內涵的歷時性與發展的疊加性使其成為兼具展現歷史發展脈絡與反映同時代背景印記的文化符號,具有獨特的文化信碼功能.

馬斯洛的需要層次理論認為: "人類安全的需要處在僅次于生理需要的第二需要層次,是人類最基本的需要之一,是人類社會賴以發展的最基本的保障."①縱觀歷史,"……有了階級社會后,先是統治階級門上畫虎,隨著宮殿建筑藝術的發展,統治者權力的增強,門上又出現了神荼郁壘及古代勇士,賴以保衛生命財產之安全"[4].自漢代,有王充在《論衡》中引《山海經》佚文②,"黃帝時代門戶畫神荼郁壘",應劭在《風俗通義》中記神荼、郁壘為最早的司門之神,在漢畫像磚石中可見其護宅避兇的實際生活應用; 南北朝時期有宗懔撰《荊楚歲時記》也涉及民俗和門神; 唐、宋、元、明、清不同時期開始出現以歷史人物為門神,如秦叔寶、尉遲恭、關羽、岳飛、常遇春等.尤其在南宋時期,門神形象由神化到人化的衍變過程充分映射出在改朝換代的社會變遷中公共安全意識變遷的痕跡.原始巫性門神逐漸被代表"忠、孝、仁、義"的英雄人物所替代,客觀的社會實存"是民眾普遍的道德倫理及情感需求,創造、選擇了這些形象化的題材和內容,使其成為道德教化的工具和倫理情感的符號"[5].這種"求神不如求人"的替代與其說是以"神"震懾鬼魅,不如說是從祖先崇拜的原始意識中以更加理性的方式直接滿足和順應了現實社會中人們更為實際的公共安全需求,并一直沿襲至今.

在二戰時期,中華民族面臨關系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安全"問題,出現了大量以普通抗日軍民為形象的"抗戰門神",門神形象有了從"求神不如求人"到"求人不如求己"的變化,足以說明門神在特定時代背景下發生"衍變"的根本原因---即當公共安全出現危機\\(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一定選取最為民眾所接受,最深入人心,最能代表一個民族面對國家民族危難,最具有鮮明道德教化和情感內涵的形象為門神,這是特定的歷史進程中公共安全意識變遷的共性體現.表面看來是門神形象的改變,實則反映了在社會結構變遷中因公共安全意識的變遷在精神層面和文化訴求上對"安全"的獨特載體---門神進行"隨時而變"的必然.因此"……門神畫的功能涵義起了質的變化,即門神的身份已由守門看護、防范鬼魅轉變為教育人們敬愛國家、反抗侵略,從而增強了中華民族團結意識……"[4].

由史可見,歷史的發展不斷賦予門神更為豐富的精神內核.門神從"宮門"到"家門"再到"國門"而發展至今,其造型如同其詞匯已逐漸成為一種從歷史形態中抽離出的具有普適性與共時性同存的超越意識形態的文化符號,蘊含強烈的民族意識,具有民族文化認同的共同性和價值觀念,是"民族精神"的重要寄托.

其主要根源仍在于它承載著社會各個時期、各階層民眾對"安全"的共同期望."文化有自己的歷史,本身有歷史的繼承性,有著自身的發展規律,體現在一般所說的'民族精神'上"[6].門神在中國大地上歷劫不衰,以強大的生命力步入信息時代,所依托的正是這種一以貫之的"民族精神".

\\( 二\\) 主題的時代性

文化是人類文明之精華,它為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兼收并蓄和不斷更新提供了養分,因而把握其"主題時代性",是豐富和發展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客觀需要.門神是具有深厚文化內涵的藝術形態,析其衍變是對歷史縱向的梳理與解讀并隨著歷史的發展在橫向上比較社會中諸多因素的影響.

文化符號所象征的文化精神具有溝通民族成員的普適性和時代性,具有自我維護與統攝能力.門神自產生之日起一直就是一個民族"公共安全"系統的代表符號,是獨特的社會組織化與安全保障系統化的歷史文化遺產.雖然在特定時代背景下因"環境"的不同直接映射出人們對公共安全的解讀有同有異,但任何時代背景下的主體意識系統的核心都是公共安全.

20 世紀二戰時期,面對日寇侵略,全民族團結一致,共同抗日,不論是解放區或國統區均有騎馬跨刀殺鬼子的"抗戰門神"出現,門神在原有消災辟邪的功能意義上具有了喚起民眾的愛國熱情,體現全民族抗日救國的時代主題; 新中國成立初期,面對國內外錯綜復雜的局面,"提高警惕,保衛祖國"和"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成為新中國門神畫的時代主題.手持鋼槍、托舉鋼爐、懷抱麥穗的工農兵形象成為那個時期的門神.這一時期的門神還有由男到女的衍變,傳說中的穆桂英、花木蘭和現實中"不愛紅裝愛武裝"的女性英雄人物也進入門神行列,體現出"時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樣"的強烈時代氣息; 在文革時期,"破四舊,立四新"使傳統門神完全絕跡,楊子榮、李玉和、郭建光、阿慶嫂、嚴偉才等樣板戲中高、大、全、紅、光、亮的工農兵形象成為特定時期的門神;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弘揚和復興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時代步伐不斷向前推進,隨傳統文化的回歸,秦叔寶、尉遲恭等又站立在百姓的大門前,除辟邪之外,更是表現了為民祈福的愿望; 改革開放以來,20 世紀 80 年代,四川出版社大量印刷"敬愛的元帥",中華人民共和國九大開國元勛形象的戎裝騎馬像被千家萬戶貼在門上成為民眾的守護神,并在第 6 屆全國美展上獲政府金獎,體現出上下一心,撥亂反正,振興中華的時代渴求; 新時期的門神形象中有了科技工作者和航天英雄,傳統門神也高舉北京奧運火炬,信息時代不同文化間的交流日漸暢達,外來文化中的超人、蝙蝠俠、機器人擎天柱、威震天等也"客走旺家門",以洋為中用的姿態躋身當下中國門神行列.

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下都有"門神"出現在民眾的視野里,作為一種文化符號,它總是在特定的時空坐標中因公共安全意識的變遷實現著需求與功能的轉化,其造型始終體現著時代性與民族性的有機統一.門神之所以能夠保留至今,正是特定的時代性和民族性相互制約、互補整合的結果.所以,不論以怎樣的方式或視角去理解、表達不同時代社會變遷或社會結構調整中公共安全意識的變遷對門神造型的影響,門神文化的精神內涵都可以跨越意識形態和時空,在不同的時代表現著代謝和更迭.因為社會可持續發展和以人為本才是"公共安全"的本質所在.恩格斯說: 從已有的歷史和正在發展的過程得出確切結論.我們民族創造的門神文化,在未來的歷史進程中還會不斷融入新的時代元素,為創造新的文化留下與時俱進的基礎.

\\( 三\\) 制度的階級性

文化是制度之基,研究公共安全意識的變遷與門神造型的衍變關系則無法回避"制度的階級性"問題.

從根本上講,最初的造型行為是沒有階級性的.一切社會現象都是由歷史領域活動中的人來支配,人是創造"門神"文化的主體.作為一種藝術形態,其所體現的價值的階級性和社會屬性都是由客觀的社會存在決定了特定時空中人們的公共安全意識變遷的反映,凝聚著民族歷史、時代特征和特定的制度基元."從社會學視角理解制度文化往往借助一種意識形態作為影響社會的精神力量,因而具有一元性,但作為主要反映精神生活的精神文化則是多元性的"[7].如神荼、郁壘的最初應用是因統治者權力增強的安全需求.

漢代盛行厚葬,墓室門上多見武士則是新興地主階級的安全需求; 秦叔寶,尉遲恭曾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個人護衛等.沿襲至今,在門神的造型中仍可見封建制度的殘留形式.因為文化墮距現象及文化的變遷雖然是一定時代的政治經濟的反映,但它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下又滯后于一定的政治經濟的發展和變遷,這就是"傳統"形成的原因.

"思想、觀念、意識的生產最初是直接與人們的物質活動,與人們的物質交往,與現實生活的語言交織在一起的"[8]."門神"作為一種歷史遺留的藝術形式或文化符號,不同歷史背景甚至相同歷史背景下的人在特殊的環境條件下對它\\( 傳統\\) 的態度、應用、解讀、評價等都有所不同.因為人的意識形態的意義具有歷時性和共時性,這是客觀事實.而"階級性是國家的根本屬性"則是基本常識.馬克思主義認為: "沒有脫離政治的經濟,也沒有脫離經濟的政治."[9]

中國憲法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③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又反作用于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所以不難理解在特定時空中的門神造型為何具有特定制度基元的痕跡.如 20 世紀 50 年代的"總路線"、"大躍進"、"大煉鋼鐵","文革"時期的樣板戲人物和"抓革命、促生產"的工農兵形象,20 世紀 80 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元勛形象等都屬于"無產階級門神".

進入信息時代,全球化為多元文化主義向跨文化主義嬗變提供了機遇,為不同文化的交流與融合提供了可能,但跨文化主義潛在的基元---強勢文化造成對不同民族文化特性的蛻變甚至消解的可能性也同時存在.對于一個民族,不是以人種來區分,而是以文化來界定."民族傳統文化是一個民族的精神指向,它將為民族的延續和國家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撐"④.因而任何一個面對 21 世紀全球化進程的民族國家,都必須從國家、民族生存、發展的戰略高度,檢視其特有的民族文化的安全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講,保文化就是保江山.門神造型的制度階級性反映了不同文化之間的普遍性和一元性的關系以及門神文化自身在時間歷程中所顯示出的特殊性和多元性的關系.

中共十八大明確提出要"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勝利","建設優秀傳統文化傳承體系,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等政治主張與文化戰略思想.這從主流意識上確立了傳統文化的價值,促進了門神造型的衍變.如河南省以"弘揚民族精神"為指導思想,以朱仙鎮年畫產地為試點,選取歷史上在開封任職又為官清廉、剛正不阿的人物,如包拯、范仲淹、寇準、楊繼業、海瑞等作為門神創作的選題內容.這種"選取",從方法學的角度看,一方面,如費孝通所說"任何事物的現代性都能從歷史中找到根源",因此根植民間和現實生活是創作與創新的基礎; 另一方面,遵循唯物辯證法關于發展的基本要義,任何事物的歷史價值,只有經過現代性的詮釋才能得到升華,才能"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才能為今天所倡導的科學發展提供精神財富等等.當下這種對門神等傳統文化進行"重新詮釋"的態度和應用方式仍然體現了特定時空中的制度基元,卻表現得更為普適、開放、包容、和諧和充滿自信.

門神造型衍變的這種制度痕跡最終會隨歷史的發展成為一種感官上物的形態而逐漸褪去特定時空中特定意識形態的意義."當人類進入沒有階級存在的共產主義社會之后,意識形態的階級性也將隨之消失,一些意識形態的形式也會發生極大的變化,但那時還會有意識形態的存在,道德、哲學、藝術等形式還會存在下去,卻是無可置疑的"[10].

\\( 四\\) 發展的動態性

如前所述,門神作為公共安全意識的獨特載體,其造型的衍變及普適性應用的文化行為,都會在特定歷史時期的社會變遷與社會結構調整過程中,因公共安全意識的變遷而在精神層面和文化訴求上對"安全"作出獨特回應.公共安全意識的變遷與門神造型的衍變二者之間的發生及互動關系則體現著民族文化與民族精神動態發展的內在合力.

在全球化已作為一種國際性語境的塑造與實存的時代背景下,藝術作為人類傳承文明的重要方法與途徑,決定了沒有一個國家的藝術是完全封閉的或"能夠"選擇封閉.于是事物的發展具有了不同的社會參照\\( 社會、政治、思想、觀念、經濟、文化、藝術等\\) .門神形態本就是特定"環境"的造化物,其文化特質雖具有不可替代性,但其風格與形式體系及應用方式等在衍變過程中則一脈相承地體現了基于歷史、關注時代,同時以新的姿態回應時代的新訴求.

筆者認為,當下對中國門神文化的系列研究,既不是否定傳統、脫離傳統或者背棄傳統,也不是抄襲傳統或簡單地基于傳統來演繹"傳統",而是深植于傳統的土壤中,尋覓、探索中國傳統文化中具有積極意義的現代意義; 是希望通過對中國傳統門神文化的現代詮釋,努力揭示和把握中國傳統門神文化中具有規律性的要素……因為我們有這樣的基礎.對傳統文化的基元、表現形態和制作技法等作"現代詮釋"的實質,是一種積極的揚棄,是使其富有時代特征的新的生命力和藝術感染力.因此,這在一定意義上是一項系統工程.基于系統論,任何系統都是開放的并與其他系統之間構成依附關系.對中國傳統門神的現代詮釋,是開放的"兼收并蓄",并在多元形態的結合中嘗試創新的過程.

"中國文化的現代變遷乃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的延續,中國文化的現代變遷將是一個多元化的價值體系"[11].在當下,回歸傳統的門神文化符號在造型形態、應用空間、功能詮釋、表現技術、使用方法等方面有了更加廣泛的拓展.其造型衍變的多樣性以及"功能"的多重性仍體現了基于歷史與現實的公共安全意識變遷的"以人為本"的本質內涵."任何一個文化既是民族的,又是時代的,……民族性即是形式也是內容,時代性即是內容也是形式"[12].如在現代設計中,門神一改以往威風凜凜、怒目圓瞪的守護家門的保安身份,將手中的鞭、锏、斧、鉞等兵器換成了手機電話、奧運火炬、大禮包、聚寶盆等,笑瞇瞇的表情和腳下踩著健身運動滑板、腰上轉著呼啦圈的模樣深受民眾歡迎; 在各類視覺識別系統的設計中門神也成為頻繁應用的傳統元素,如北京奧運和上海世博的招貼設計、各類特色時尚的旅游紀念品中的 Q 版門神等; 在高速發展的信息社會中,虛擬社會成為現實社會的延伸,筆者作品"東西南北"將門神符號運用其中,從社會學角度結合美術學的表現手法思考了當前網絡安全的社會問題; 在新時期的現代美術作品中,出現了大量以門神為素材的原創美術作品,如筆者獲國家文化部金獎的"德門積慶"、"民富國強滿堂紅"等作品,包括當下對民間非物質文化遺產中門神年畫的保護與推新等行為,不論在其造型衍變和應用方式上如何動態,都在需求的"本質"上體現著一個民族對優秀傳統文化認同的普適性、群眾參與的共建性及解讀現行政策的回應性等.

充分反映了廣大民眾對"以德治國、依法治國"的熱切期望和希望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構建和諧社會的心聲.

從古至今,門神文化已深入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對"門神"一詞的詮釋已不僅是單指一種造型藝術形態,作為民族精神的獨特載體貫穿于民族生活的各個方面,應用范圍的邊界也在"隨時延伸",對其"功能"的界定與解讀已經變得更加豐富.傳統門神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一脈相承的文化符號,其衍變還將不斷見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

三

文化人類學認為,文化在適應環境的過程中會出現特殊化,且呈現"特殊進化"與"多線進化"態勢,必須承認,文化必須采取自己的環境所要求具備的形態[13].因此,對公共安全意識的變遷與門神造型的衍變研究,實質上梳理的是一種社會意識在橫向上所具有的"共性特征"和縱向上遞進并連續發展的系統過程.基于門神造型衍變的內核分析,其構建的是一個從特殊性中抽離出的普適性與共性特征,即對生命安全的渴求,反映著一定經濟、政治、社會發展的軌跡的三維結構: 以時間為軸線的社會歷史進程中隨公共安全意識的變遷門神造型的衍變研究; 以空間為基本范疇的門神文化所反映的時代特征分析; 以特定社會結構且跨越時空抽離了意識形態的精神特質和文化意涵的解讀.正如費孝通先生所說: "任何事物都有一個產生和發展的歷史……事物的現代性特征離不開傳統,一切現代性都可以在傳統中找到根源."[14]

始終堅守對中國傳統門神做現代性詮釋的基本理路、基本取向、基本路徑和基本方法,在傳統延續中,揭示發展內在規律; 在歷史積淀中,尋找現實新的啟迪; 在現代詮釋中,彰顯主題的時代性; 在現代演繹中,校正價值的階級性; 在技法創新中,豐富門神的藝術性.歷史給人啟示,更給人警示,人創造了歷史,歷史也改變了世界,從原始的族群安全,到封建社會的對門戶安全、生命安全、社會安定的需求,再到現代文明社會的對生活富足和長治久安的渴求.可以說,人們對于安全的需求從未停止,還更大地擴展和延伸了安全的概念和范疇.

在當下社會背景中,深入研究傳統門神現代詮釋的相關論題需要進一步反思幾個深層問題: \\( 1\\) 文化傳統性與現代性交匯需要怎樣的社會條件與環境.\\( 2\\) 對傳統門神作現代詮釋的社會認同如何提高.\\( 3\\) 對傳統門神現代詮釋應如何市場化.中國門神的歷史也是中華民族創造文化的歷史,代表了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在未來的歷史進程中,本著對歷史負責的態度,中華民族還將不斷地創造新的文化和書寫著燦爛輝煌的歷史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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