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為自己與為他人決策
人生充滿決策: 高考時要選擇學校和專業, 生活中需考慮投資方案, 患病時必須選擇醫療措施……所有的這些行為都發生在社會環境中, 它們不僅受自己意志的支配, 還會受他人影響。例如,我們可以獨立地為自己做決策, 但有時也需要尋求他人的建議, 此時, 他人作為建議者或替代決策者為我們做決定。例如, 教師為學生提供擇校建議、基金經理為投資者進行投資決策[1], 醫生為患者選擇治療方案。
既然為自己和為他人決策的情況普遍存在, 那么, 一個有趣的問題隨之而來: 當面對完全相同的決策問題時, 只是決策者角色不同, 人們是否會做出相異的決定? 近年來, 這一問題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 研究結果一致表明, 即使是一模一樣的決策問題, 為自己決策和為他人決策也存在差異[4]。研究者把這一現象稱為自己–他人決策差異[5–6]。
值得注意的是, 當人們在為他人決策時, 存在兩種不同的情況, 一種是站在自己的角度為他人決策, 另一種則是將自己置換到他人的立場, 完全從他人的角度為其決策。從現有的研究來看, 多數默認為他人決策者會站在自己的角度為他人決策, 并在此基礎上考察它與為自己決策有何差異。因此,下文所述的自己–他人決策差異是指這兩種決策的不同。
那么, 為何存在自己–他人決策差異？這種差異帶給決策者的利弊有哪些？我們如何利用這種差異促進決策質量？探究這一系列問題不僅能加深對決策理論的理解, 更有助于人們在現實選擇中尋求決策的最優解。
從理論角度而言, 如果人類是完全理性的, 那么對于同一決策問題, 無論為誰決策, 偏好應該是恒定的。但是, 研究所發現的自己–他人決策差異恰恰映證了“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7]的觀點。這一觀點認為, 人們存在智力局限和控制決策環境的局限, 因此無法實現完全理性。具體來看,決策對象\\(自己或他人\\)作為一種環境因素, 使人們無法達到理性決策的一致性標準。
從現實角度而言, 自己–他人決策差異往往會導致矛盾甚至沖突。例如, 在股票交易過程中, 如果自己和操盤手的決策偏好有較大差異, 便可能出現對操盤手的信任危機。在求醫時, 如果醫生為患者選擇的醫療手段太過冒險, 則會引發醫療糾紛。
由此可見, 自己–他人決策差異存在弊端。但它是否總帶來不良后果？也許你曾對一個問題百思不得其解, 此時他人的建議如醍醐灌頂般使你豁然開朗。
正所謂“當局者迷, 旁觀者清”, 此時的自己–他人決策差異有助于更好地解決問題。既然自己–他人決策差異有利有弊, 那么它何時會產生不良后果, 何時又會促進決策？
在解決這一問題前, 我們首先需了解為什么會出現自己–他人決策差異, 以及差異體現在哪些方面。本文基于“認知差異導致決策差異”的觀點提出, 人們在知覺與自己或他人相關聯的事件時, 在解釋水平這一認知方式上存在系統的區別, 這種認知差異進而體現在行為結果上, 即出現自己–他人決策差異。
2 自己–他人認知差異: 解釋水平的視角
在決策前, 決策者先要對決策問題進行認知。Kray[8]認為, 當人們為他人進行選擇時, 通常分為兩步, 首先對與他人有關的決策問題進行認知, 其次依據認知結果做出相應的決策。換言之, 決策行為是認知結果的體現。在為自己決策和為他人決策這兩種情況下, 雖然決策問題相同, 但它卻與不同的決策對象關聯。決策者對與不同決策對象關聯的相同決策問題會有相異的認知方式。為自己和為他人決策在決策對象上有所區別, 根據解釋水平理論\\(construal level theory\\)[9–12], 這種決策對象上的差異會導致不同的認知方式: 為自己決策時采用低解釋水平的認知方式, 而為他人決策時采用高解釋水平的認知方式。這種認知方式的差異導致決策結果的不同。
2.1 解釋水平差異.
基于認知心理學, 解釋水平理論[9–12]提出, 人們對事件或物體的認知方式是分層次的。位于高層的叫做高解釋水平, 指采用抽象的、整合的認知方式; 位于低層的叫做低解釋水平, 指采用具體的、細節的認知方式。究竟采用哪種解釋水平, 既取決于決策者的特質因素, 也取決于情境因素。心理距離\\(psychological distance\\)是最重要的情境因素。心理距離越遠, 解釋水平越高。心理距離包含 4 個方面, 分別為: 時間距離\\(temporal distance\\)、空間距離\\(spatial distance\\)、社會距離\\(social distance\\)和可能性\\(hypotheticality\\)。
通過認知任務, 研究者證實存在高、低解釋水平這兩種認知方式。例如, Liberman 等[13]采用Navon 任務[14]給被試呈現由小字母構成的大字母\\(如 20 個小字母 H 構成大字母 L\\), 讓被試回答目標字母\\(如小字母 H 或大字幕 L\\)是否出現在屏幕中, 結果發現, 較遠的心理距離促使被試增加對大字母的注意, 而削弱了對小字母的注意。
值得注意的是, 自己–他人是區分社會距離的重要維度[15]。從自我中心的角度而言, 當知覺自己或與自己關聯的事件時, 社會距離為零, 因此人們采用低解釋水平, 更加關注事件的細節特征; 而知覺他人或與他人關聯的事件時, 社會距離較遠, 因此人們采用高解釋水平, 更加關注整體特征。
自己–他人與解釋水平的對應關系得到一些實證研究的證明。例如, Liviatan 等[16]給被試提供兩種目標個體: 與自己相似的他人和與自己不相似的他人, 然后讓被試想象目標個體進行各種活動\\(例如, 鎖門\\), 并給被試提供兩種不同的描述這些活動的方式, 一種為高解釋水平描述法\\(例如, 確保房屋安全\\), 另一種為低解釋水平描述法\\(例如, 把鑰匙插入門鎖\\), 要求被試選擇其一來描述目標對象的行為。結果發現, 在認知相似他人的行動時, 被試傾向于采用較低的解釋水平; 而在認知不相似他人的行動時, 則傾向于采用較高的解釋水平。這一結果表明, 不相似他人與自己的社會距離較遠, 因此人們用抽象的方式認知他們。
另外, 也有些研究通過將他人與未來自己、現在自己進行比較, 說明自己–他人與解釋水平的關系。研究發現, 時間距離決定解釋水平[9,12], 人們知覺到的未來自己比現在自己更加抽象[17–19]。
Pronin 等[20]讓被試估計在現在的某個時刻或將來的某個時刻, 自己會喝多少惡心的液體, 或為他人決策他人應該喝多少惡心的液體。結果發現為他人決策的結果和為將來自己進行決策的結果相似, 與為現在自己所做的決定有顯著差異。這一結果再次說明, 人們對他人的認知與對未來自己的認知相似,采用高解釋水平, 更加抽象地看待他們; 在認知現在自己時, 則采用低解釋水平, 視角較為具體。
總而言之, 上述研究為解釋自己–他人決策和社會距離之間的關系提供了基礎。人們在知覺自己與知覺他人時存在系統的差異, 前者的視角較微觀,關注細節, 而后者的視角較宏觀, 關注整體。
2.2 解釋水平引起的損益權重差異
對自己和他人的認知在賦予損益的心理權重方面也存在差異。損益的心理權重是指損失和獲益在個體心理上的主觀感受。經典的負性偏差\\(nega-tivity bias\\)研究發現, 個體對正、負性信息會給予不同的權重, 相比正性信息, 人們更加關注負性信息[21–24]。預期理論\\(prospect theory\\)[25]在決策領域證明了負性偏差的存在, 它認為, 等量損失帶來的心理感受大于等量獲益的心理感受。綜合而言, 相比獲益, 決策者在主觀上會更加關注損失。然而, 這一結論是依據為自己決策的研究得出的, 在認知他人和為他人決策時, 人們賦予損益的權重比會發生變化。
研究發現, 損益的心理權重受諸多因素的影響[26], 解釋水平是其中之一。在抽象的高解釋水平認知方式下, 人們采用提升焦點\\(promotion focus\\),對事物的積極特征較為敏感, 即關注獲益; 而在具體的低解釋水平認知方式下, 人們采用防御焦點\\(prevention focus\\), 對消極特征更加敏感, 即關注損失[27–28]。
在自己–他人決策這一問題中, 因為為自己決策者和為他人決策者在解釋水平這一認知方式上存在系統的差異, 所以兩者在損益的心理權重上也會有所不同。具體而言, 為自己決策時, 解釋水平較低, 賦予損失更大的相對權重; 而為他人決策時,解釋水平較高, 賦予獲益更大的相對權重。
上述差異得了到實證研究的支持。例如, 在一項人際關系冒險的研究中, 研究者要求被試為自己或為他人進行風險決策, 并羅列決策理由[29]。結果發現, 被試鼓勵自己的朋友去做那些自己不會進行的冒險行為\\(例如, 與不認識的異性約會\\)。更為重要的是, 為自己決策的被試比為他人決策的被試給出更多負性理由, 表明在對損失的關注程度上存在自己–他人差異。
在非人際情境中, Polman[30]給被試呈現若干決策問題, 讓其為朋友或自己決策。之后, 測量被試的調節焦點\\(regulatory focus\\), 結果發現為他人決策時多采用提升焦點, 關注事件的正性特征; 而為自己決策時多采用防御焦點, 關注事件的負性特征。
在 Polman[31]的另一項研究中, 發現損失厭惡在為他人決策時減弱, 究其原因, 為自己決策時, 決策者更加關注損失, 因此在主觀心理層面放大損失,所以出現損失厭惡; 而為他人決策時相對更加關注獲益, 因此損失厭惡程度降低。
此外, Garcia-Retamero等[2]也從成本–利益\\(cost-benefit\\)的角度分析了自己–他人決策時對損失和獲益的關注程度。他們發現, 醫生為患者決策時較多地考慮醫療手段的益處但很少考慮缺陷, 而醫生為自己決策時更多地考慮醫療手段的缺陷。這也表明為自己決策者賦予損失更大的心理權重, 而為他人決策者較多地關注獲益。
3 認知差異導致自己–他人決策差異
正如前文所述, 決策行為是認知結果的體現。既然存在自己–他人認知差異, 那么這種認知差異會進一步導致之后的決策差異。下文將從解釋水平和對損益的關注程度這兩種認知差異出發, 闡述自己–他人決策差異具體體現在哪些方面。
3.1 解釋水平與決策差異
3.1.1 屬性權重
由于為自己決策時的解釋水平較低, 而為他人決策時的解釋水平較高, 因此, 會出現決策者認知方式和選項特征的匹配效應: 為自己決策時更看重解釋水平較低的特征, 偏好在這些特征上占優的選項; 而為他人決策時更看重解釋水平較高的特征,偏好在這些特征上占優的選項。
1\\) 主要特征和次要特征
主要特征\\(primary feature\\)指事件的核心的、上位的、與目標相關的特征; 與此相反, 次要特征\\(secondary feature\\)指事件的邊緣的、下位的、與目標無關的特征[32]。
研究發現, 為自己決策時更關注次要特征, 為他人決策時更關注主要特征。例如, Liviatan 等[16]要求被試為與自己相似或不相似的人決策, 并提供事件的主要特征信息\\(如工作的薪酬、晉升空間、工作安全等\\)和次要特征信息\\(如工作地點的房屋特征、吃飯的選擇等\\), 結果發現, 被試為與自己相似的人決策時更多地關注次要特征, 而為與自己不相似的人決策時則更多地關注主要特征。
這種自己–他人決策差異的原因可以從解釋水平理論中找到答案。由于主要特征屬于高解釋水平特征, 而為他人決策者采用高解釋水平的認知方式,因此存在屬性和決策者認知方式的匹配效應: 為他人決策者看重主要特征。反之, 次要特征屬于低解釋水平特征, 而為自己決策者采用低解釋水平的認知方式, 因此他們更看重次要特征。
2\\) 渴望性和可行性
通常一件事情包括兩個維度: 渴望性\\(desira-bility\\)和可行性\\(feasibility\\)。前者指事件或行動結果的價值, 后者指完成預定目標的困難程度[9]。
研究發現, 為自己決策更看重可行性, 為他人決策更看重渴望性[5–6]。例如, Danziger 等[33]發現,為自己決策者考慮的因素更實際, 而為他人決策者更理想化。Lu 等[5]進一步從決策過程的角度證明了這一現象。在決策時, 為自己決策的被試傾向于參加渴望性低\\(任務枯燥\\)但可行性高\\(地點方便\\)的實驗, 為別人決策的被試則相反, 傾向于推薦參加渴望性高\\(任務有趣\\)但可行性低\\(地點不便\\)的實驗。在決策前, 為自己決策者搜尋更多可行性信息,為他人決策者搜尋更多渴望性信息。在決策后, 為自己決策者回憶出更多選項的可行性特征, 為他人決策者回憶出更多渴望性特征。
從解釋水平理論來看, 渴望性屬于高解釋水平特征, 而可行性屬于低解釋水平特征。為自己決策時解釋水平較低, 因此關注低解釋水平的可行性;而為他人決策的時候解釋水平較高, 因此關注高解釋水平的渴望性。
3\\) 多維度和單一維度
研究發現, 為自己決策時, 人們傾向于同時考慮選項在多個維度上的表現, 而為他人決策時只考慮突出的單一維度。Kray 等[8,34]給被試提供兩個候選工作, A 工作的收入高, 但與被試的生活目標不符, B 工作收入一般, 但能幫助被試自我實現。被試為自己或為他人決策。結果顯示, 相比為自己決策, 為他人決策的被試更多地選擇 B 工作。Kray將這一結果解釋為, 相比為自己決策時要權衡各維度\\(如工作是否能實現自我價值、收入等\\), 為他人決策時只考慮重要的維度\\(如工作是否能實現自我價值\\), 因此更偏好 B 工作。
Polman[35]的研究也能間接地表明這一決策差異。他發現為他人決策相比為自己決策會經歷更多的決策前失真\\(predecisional distortion\\), 而決策前失真是指被試根據屬性選出優勢選項, 即根據突出屬性進行決策。此外, Laran[36]發現, 為自己選擇的消費者嘗試多元目標管理\\(the management of multiplegoals\\), 而為他人選擇時則不使用多元目標管理。
以上研究直接或間接地表明, 為自己決策考慮多屬性, 為他人決策則考慮單一屬性。這種差異的原因也可由解釋水平理論解釋。為自己決策者的認知方式為低解釋水平, 關注具體和細節信息, 因此傾向于同時兼顧多維度; 而為他人決策者的認知方式為高解釋水平, 關注整合信息,而突出的單一屬性基本上構成了整合信息。
4\\) 價格和屬性權衡
在購物過程中, 產品的屬性會影響消費者對于產品質量的判斷, 例如消費者可能覺得玻璃制品的質量優于塑料制品。同時, 價格也會影響質量判斷,常言道“一分價錢一分貨”。這兩者誰的影響更大？
Yan 等[37]的研究結果顯示, 為自己決策時, 人們習慣于通過產品屬性評價質量, 而為他人決策時,則傾向于通過價格推斷質量。從解釋水平的角度來看, 價格相對抽象, 因此對采用高解釋水平認知方式的為他人決策者影響更大, 而產品屬性相對具體,所以對采用低解釋水平認知方式的為自己決策者影響更大。
總之, 自己–他人決策在屬性權重上存在差異,具體表現在主要特征和次要特征、渴望性和可行性、多維度和單一維度、價格和屬性之間的權衡中。這些差異都能從解釋水平理論的角度給予解釋。為自己決策的個體采用低解釋水平的認知方式, 關注具體和次要的信息; 而為他人決策的個體采用高解釋水平的認知方式, 關注抽象和主要的信息, 并從整體、宏觀的角度看待事物。
3.1.2 創造力
在當今大力追求創新的環境中, 如何才能激發出富有創意的想法？Polman 等[38]的研究檢驗了自己–他人決策在創造力上的差異。他們采用不同的指標衡量創造力, 包括繪畫的新穎性、問題解決能力等, 并要求被試為自己或他人決策。結果表明,相比為自己決策, 為他人決策時更富創意。
解釋水平理論能有效地分析這一結果。創造力的產生需要抽象思維[39], 即高解釋水平的認知方式。為自己決策者的認知方式不符合這一特點, 而為他人決策者的認知方式正好滿足創造力產生的條件, 因此出現自己–他人決策差異。這一有趣的結果啟示人們, 在需要創意的時候不妨尋求他人的建議。
3.1.3 冒險行為
除了屬性權重、創造力外, 自己–他人決策在冒險程度上也有所不同。這一領域最主要的發現是為他人決策比為自己決策更冒險。
例如, Pollai 等[40]的研究中用風險化解行為\\(risk-defusing operator, ROD\\)來反映冒險。風險化解行為指決策者為了降低風險而采取的行動。根據Huber 等[41]的研究, 可以將其分為事前風險化解行為\\(pre-event RDOs\\)和事后風險化解行為\\(post-eventRDOs\\)。相比事前風險化解行為, 事后風險化解行為更冒險。研究中讓被試在牽連到自己或他人的不同概率的消極事件上選擇風險化解行為的形式, 結果發現牽連他人的時候更多地選擇事后風險化解行為, 這就說明為他人決策比為自己決策更冒險。此外, 以經濟決策和人際交往決策為情境的研究都重復了這一結果[29,42–43]。
為何會存在這種差異？分析風險的性質和其與解釋水平的關系有助于解答這一問題。無論是期望效用理論還是主觀期望效用理論都認為, 風險由兩部分組成: 第一是效用或主觀效用, 第二是概率。
效用或主觀效用具有高解釋水平特征, 因為它決定冒險的最終狀態的好壞; 而概率具有低解釋水平特征, 因為它表明有多大可能達到最終狀態。Sagris-tano 等[44]的研究證實, 效用和概率存在解釋水平高低之分。為他人決策時, 由于采用高解釋水平的認知方式, 因此更加看重效用或主觀效用, 進而傾向于冒險以獲取效用; 而為自己決策時采用低解釋水平的認知方式, 因此更看重概率, 認為渴望的效用并非輕易能達到, 所以傾向于不冒風險。
但是, 也有個別研究得出不一致的結論, 即為自己決策比為他人決策更冒險[45–46], 或兩者無差異[47]。值得注意的是, 冒險除了受認知因素的影響, 還受情緒因素的作用[48–49]。這也提示自己–他人決策除在認知方面有所不同之外, 也可能在情緒上存在差異。
3.2 解釋水平、損益權重與決策差異
3.2.1 損失厭惡
損失厭惡\\(loss aversion\\)[25,50]作為一種經典現象, 已被證明具有穩健性。它是指決策者對客觀損失和獲益賦予不同的心理權重, 在主觀感受上, 放大損失的影響。那么, 損失厭惡的程度是否會因為決策對象的不同而發生變化？
Polman[31]的研究驗證了這種自己–他人決策差異。例如, 他讓被試為自己或他人進行硬幣投擲游戲, 獲得的代幣越多則有越多的機會進行之后的抽獎。結果發現, 為他人決策時比為自己決策時投入更多的賭注。在另一個實驗中, 被試為自己或他人進行真實的經濟決策, 用損失規避指數反映被試的損失厭惡傾向, 結果也發現為他人決策的時候比為自己決策的時候更少地規避損失。
另外, 有研究發現自己–他人決策差異受損失/獲益框架的調節。在獲益框架下, 被試為他人決策時更冒險; 而在損失框架下, 為自己和他人決策的風險偏好無顯著差異[51]。換言之, 相比為自己決策, 當決策對象為他人時, 人們對于損失的關注程度下降。然而, 通過損失框架提醒為他人決策者關注損失, 自己–他人決策在損失厭惡上的差異隨即消失。
通過分析解釋水平、損益權重便可理解這種自己–他人決策差異的原因。在解釋水平這一認知方式上, 為自己決策者采用低水平, 為他人決策者采用高水平。這一差異引發損益權重的不同: 為自己決策者賦予損失更大的相對權重, 而為他人決策者賦予獲益更大的相對權重。損益權重的不同便在決策行為上表現為損失厭惡程度的強弱: 相比為自己決策, 為他人決策時損失厭惡傾向減弱。
3.2.2 現狀偏差\\(status quo bias\\)
現狀偏差指決策者傾向于維持當前狀態而不愿意改變[52]。例如, 當某一政策被標定為現狀時,與沒有這一標定時相比, 人們對其評價更為積極[53–54]。造成這一偏差的原因是損失厭惡。并且根據預期理論, 人們在決策過程中把現狀作為參照點, 將新選項與現狀進行比較, 把新選項優于現狀的部分視為獲益, 差于現狀的部分視為損失[52–53]。因為損失的心理感受大于獲益, 因此, 當客觀損失與客觀獲益大致相等時, 主觀獲益卻難以覆蓋主觀損失, 所以決策者出現現狀偏差。
但是, 在現狀偏差上也存在自己–他人決策差異。Lu 等[55]發現, 當人們為自己決策時, 出現現狀偏差; 而為他人決策時, 則出現反轉的現狀偏差,即決策者更樂于改變。Polman[31]的研究結果也提供了間接證據。被試在實驗結束后會得到一張價值$25 的 VISA 卡。他們有升級獎品的機會, 可以選擇換取價值 $40 的 VISA 卡或價值 $40 的 Master卡。被試為自己或他人決策。結果顯示, 相比為他人決策者, 為自己決策者更多選擇價值 $40 的VISA 禮物卡, 即繼續選擇相同品牌的禮物。
導致這種自己–他人決策差異的原因也是解釋水平和損益權重。正如前文所述, 為自己決策者由于解釋水平低而關注于損失, 從而力求避免改變帶來的損失, 因此安于現狀; 為他人決策者由于解釋水平高而關注于獲益, 從而看到改變的益處, 出現反轉的現狀偏差。
3.2.3 選項過載效應\\(choice overload effect\\)選
項過載效應指隨著選項數目的增加, 決策者體驗到的決策滿意度降低[56]。Polman[30]的研究發現, 為自己決策的個體會經歷選項過載效應, 而為他人決策的個體會體驗到反轉的效應。在一個實驗室研究中, 被試的任務是為自己或他人選擇墻漆顏色。在選項多的條件下, 給被試提供 35 種候選顏色, 在選項少的條件下, 只提供 8 種。結果發現,為自己決策的時候, 在選項少的情況下比選項多的情況下更加滿意, 即出現選項過載效應; 而為他人決策的時候, 情況正好相反。隨后, 在針對葡萄酒消費者的現場研究中, Polman[30]重復了這一結果。
這種差異也是由不同的解釋水平和損益權重所引起。對于為自己決策者, 由于解釋水平低而關注損失, 所以力爭避免錯誤的決策。然而, 選項越多就越有可能出現錯誤, 因此, 在選項較多時, 決策者的滿意度就會降低。對于為他人決策者而言, 由于解釋水平高而關注獲益, 所以力圖追求更好的結果。選項越多就越有可能得到更好的選擇, 因此,在選項較多時, 決策者的滿意度反而提升。
4 總結: 自己–他人決策差異
生活中決策無處不在, 每個人既在為自己做決定, 也在為他人決策。但是常常會出現為自己和為他人決策之間的差異。本文從決策者對與不同決策對象所關聯的決策問題的認知上存在差異這個角度出發, 對自己–他人決策差異進行總結。這種認知差異主要體現在解釋水平方面, 進而也引發損益權重的不同, 最終, 它們導致決策行為的差異: 在屬性權重、創造力、冒險行為、損失厭惡、現狀偏差、選項過載效應上都出現自己–他人決策差異。從理論上來看, 正如第 1 節所述, 這種自己–他人決策差異證實 Simon[7]的有限理性說, 說明決策者并非是理性的經濟人。隨著決策對象變化而改變偏好的現象從一個新的角度說明人類的有限理性。
當然, 這樣的有限理性也有其優勢。例如, 損失厭惡、現狀偏差、選項過載效應都是決策偏差的體現。如何避免這些偏差, 在不確定的世界中做出理性選擇? 尋求他人的建議不失是一條有效的途徑。這也映證了“當局者迷、旁觀者清”的古訓[4]。
除了決策偏差, 為自己決策者和為他人決策者在決策過程中所考慮的因素也各有偏重。例如, 前者更加看重低解釋水平的因素, 如次要特征、可行性等, 而后者更加倚重高解釋水平的因素, 如主要特征、渴望性等。我們在現實決策中需要認識到這些差異, 并有效地利用它們。例如, 在為自己決策時, 人們往往受到可行性因素的羈絆, 一葉障目而不見泰山, 忽視了欲追求的目標。此時, 請他人為自己決策能有效地強調事件的渴望性, 提醒決策者關注核心問題。
另外, 做出好決策的一個前提是, 人們要欣然接受這種自己–他人決策差異。以醫生和患者為例,如果雙方認識不到這種差異是由不同角色的認知差異造成的, 那么就可能將差異歸結為動機或其他因素, 從而引發矛盾和沖突。如果能意識到雙方的認知差異, 明確彼此良好的出發點, 則能有效地利用差異, 全面地考慮問題。
5 未來研究展望
盡管自己–他人決策差異的研究越來越受到重視, 取得了一些結果, 但仍存在一些局限。
第一, 為他人決策存在兩種情況: 站在自己的立場\\(旁觀者\\)和置換到他人的立場\\(當局者\\)。目前的研究或只關注前者, 或沒有對兩種情況進行區分。隨之而來的問題便是: 研究發現的自己–他人決策差異是由于不同的決策主體\\(自己/他人\\)引發的, 還是由不同的立場\\(旁觀者/當局者\\)導致的？未來研究可以進一步關注立場對自己–他人決策差異的影響, 并考察觀點采擇、共情在其中的作用。
第二, 對“他人”這一概念并沒有進行很好的定義。日常生活中, 人們常常為一個他人進行決策?，F有的很多研究中的“他人”都采用朋友這一角色[5–6,29–31,51,55]。但是, 很多情況下, 人們需要為一群他人進行決策。例如, 政治家代表他所在群體的利益進行決策, 董事會代表廣大員工進行決策, 長輩代表整個家族的利益進行決策等。為一個他人和一群他人決策是否會產生不同的結果？一群人相比一個人而言更加宏觀和抽象, 決策者對他們的認知可能采用更高的解釋水平。此時, 自己–他人決策可能產生更大的差異。
第三, 在現有的很多研究中, “他人”采用的是一個抽象的個體, 只是告訴被試為其朋友選擇, 但并未指明哪個朋友[6,30,51]。然而, “自己”則是一個具體的個體。因此, 自己–他人差異是否真的是因為決策對象的不同而產生的？還是因為決策對象的具體和抽象的屬性導致的？可喜的是, 陸續有學者認識到這一問題, 在實驗中要求被試為一位真實的朋友或在現場的他人決策[5,31], 從而更嚴謹地觀察自己–他人決策差異。在未來的研究中, 研究者應該格外重視這一問題。
第四, 本文從認知方式的角度對自己–他人決策差異進行探討, 然而除了認知差異外, 可能還存在其他因素影響自己–他人決策。例如, Leonhardt等[57]提出, 在不確定情況下, 除損失規避外, 責任規避\\(responsibility aversion\\)也會對風險決策產生影響。所謂責任規避, 是指個體最小化自己與事件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由于很多決策情境都存在不確定性, 因此為自己決策和為他人決策可能在決策中產生強度不同的責任規避傾向, 進而導致相異的決策結果。所以, 今后的研究可以進一步探討雙方在責任或責任規避上的差異, 以及這種差異如何影響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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