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后，我國的邪教組織逐漸發展起來。20世紀 80 年代，邪教活動一般分布在偏僻農村等落后地區，進入 90 年代，原有的和新生的邪教開始進入城市，以各種各樣的幌子招攬人群，部分高學歷人士甚至黨政干部也參與其中。近期，一系列由邪教組織導演的血案和沖擊政府的暴行讓我們震驚于其破壞能力，他們危害社會和覬覦政權的野心已昭然若揭。其狐貍尾巴早已揚起，成為危害國家安全的重大隱患，值得理論工作者和政府認真研究如何治理。
一、當前邪教犯罪的特點
現行法律體系中直接界定邪教概念的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兩高”于1999 年10 月30 日分別做出的決定和司法解釋，該法對我國《刑法》第 300 條有關邪教組織犯罪的情形進行了具體說明。據此，邪教并不是宗教，只是借助宗教的名義和形式，其本質是反人類和危害社會秩序的。與其他刑事犯罪相比，當前邪教犯罪呈現出以下特點：
（一） 犯罪成員眾多，成分復雜，蔓延迅速
為擴大其影響力和騙取財富，邪教組織吸納成員時一般不限制數量。在貧困落后農村，留守婦女和老人的生活方式極為單調，在城市，以下崗職工和其他失業人員為主體的龐大的困難群體往往對生活和未來信心不足，這部分人渴望構筑自己的“精神家園”,極易對宗教活動產生興趣，進而被打著宗教和科學幌子的邪教組織所招攬。
（二） 組織嚴密，隱蔽性強
很多邪教組織被打擊后，為逃避覆滅的命運，開始改變策略，其組織結構日趨嚴密，活動更加詭秘，上層骨干分子隱藏幕后甚至境外遙控指揮境內的邪教徒，其成員之間使用化名單線聯系甚至經常進行反偵察培訓。邪教骨干成員往往利用合法身份做掩護建立各種聚會場所，以“遍地開花”的態勢大肆發展下線，密切刺探基層干部特別是政法公務員的動向。由于其體系和具體成員難以掌控，即使有的邪教分子在被公安機關查獲后也多是裝瘋賣傻、一言不發、強詞奪理，往往使偵查工作陷入僵局。
（三） 往往依附于國外反動勢力，有險惡的政治目的
邪教組織的破壞力呈步步升級趨勢。盡管他們一再聲稱“只是為了救贖世人”、“不參與政治”,但事實上他們已經遠不是剛開始所表現的那樣---只有簡單的教義、以騙錢和騙色為主要目的，而是拼命地排斥那些與自己的歪理邪說不符的社會主流觀念和政治原則，企圖拼湊出一套自我一致的信仰體系。他們往往受國外敵對勢力資助，其在境外的首領受到外國安保人員的人身保護，對境內信教人員訴諸世俗利益，已經具有了一定的社會動員能力，成為有目的、有步驟地在全國乃至世界造成影響并最終實現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標的反政府團體。
（四） 編造各種荒謬理論，嚴重影響社會穩定
他們往往宣傳“世界末日”即將來臨，而邪教教主則自稱具有“神功”,具有決定人類乃至整個宇宙命運的能力，在這種邪說盅惑下，教主對信徒實施精神強制和敲骨吸髓的剝削，試圖將現行法律從邪教組織內部關系中排斥出去而留下專斷和壓迫，這著實是對其所宣揚的“仁愛”、“平等”的尖銳諷刺。盡管如此，卻致使很多信徒沉迷其中不能自拔，有的因此荒廢生產，有的對家庭不管不問長年在外“傳教”,有的不擇手段甚至利用色相拉攏群眾入教。在公安機關對信徒實施強制措施后，部分信徒在看守所里還如癡如醉地向其他犯罪嫌疑人“解釋教義”.
二、邪教產生的原因
信仰不僅依存于一定的歷史背景，而且也依存于普遍的心理規律。調查發現，很多群眾都承認自己是在“信仰饑渴”的情況下，毫無防備地被他人引上歧途進而越陷越深并最終被邪教所騙的。我們知道，信仰的建立和鞏固，離不開終極關懷的支撐，這正是宗教之所長。那么，為什么我們在文化建設中會出現信仰饑渴或者終極關懷的短缺呢?
（一） 以國家文化權力為視角來認識邪教
縱觀這些邪教的說教，其荒誕不經的程度不亞于當年洪秀全的《原道醒世訓》或義和團的“刀槍不入”口號，對于一個稍具理性的人，就可以輕易看出他們的荒謬?？墒?，為什么有那么多人甚至大學教授被其蠱惑得如此之深呢? 事實證明，不同時期的信仰體現了人類心理上的不同需求，難以通過專政而使之徹底消滅，簡單地對邪教分子判處刑罰、讓其“上學習班”或者讓普通民眾簽署“拒絕邪教保證書”并不能解決深層次問題。
權力的最高表現形式是國家權力，在本質上表現為特定的力量制約關系。國家的權力包括政治權力，經濟權力，文化權力和軍事權力等四種權力。政治權力是國家特有的權力。權力經過合法化之后，就建立在普遍認同的基礎上，對社會具有普遍的約束力。權力關系是一種動態平衡，永恒的、絕對“合理的”權力是不存在的。
經濟權力是國家在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過程中對勞動者和勞動產品的支配、控制權，它處理的是一國的生產與消費等問題，對公民的社會生活具有基礎作用。在現代民主政治和市場經濟下，經濟權力需要用稅收法定原則使其合法性得到確認，這一權力主要涉及到“貨幣發行權”、“匯率定價權”和“資產定價權”.當前，由于權力、市場和社會三種力量的失衡，權力幾乎得以主導我國一切的經濟活動，“權力之惡”與“資本之惡”的效果被疊加在一起，經濟活動在相當程度上成為一些官員為追逐其利益（包含但不限于政治利益） 而展開的恣意妄為的活動，這使得社會的發展（住房、教育、醫療等） 大幅落后于經濟增長，由此造成了嚴重的社會不公和管制的低效率。
文化是一個民族的整體生活方式和價值系統，所有的文化符號與實踐都體現了區分和隔離不同階層和族群的功能。文化與制度的選擇并不存在決定與被決定的必然關系，但是，文化卻能夠把現存的利益安排合法化。對于政治建設來說，文化是紐帶，通過文化認同才能建立政治認同，通過文化身份才能確定國家身份。在任何一個區域和國家，其政治合法性若無文化合法性為衣缽而得以加冕，是無法維持下去的，共同文化的認同對一切社會政治秩序的維持都是必要的。政治共同體（無論是古代的城邦，還是現代國家） 必須守衛自己的價值觀，才能成為政治共同體。由于文化已經成為一種能夠對他者行為產生影響力的重要要素之一，國家自然需要利用文化從道義上來為自己的統治進行辯護。對此，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是這樣闡述的： “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個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這就是說，一個階級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物質力量，同時也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p>
宗教是人類社會的結構性因素，它與人類文化同時形成，至今，它仍是一切人類文化的實質并在現實生活中成為重要的力量。盡管嚴格的政教合一和政教分離型國家已是極少數，但是人們的宗教信仰將會長期存在。在人類歷史前行的道路上，宗教史是這條道路上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換言之，宗教是理解社會歷史文化的必需工具。如，16 世紀歐洲的宗教改革推動了資本主義的發展，極大地影響了歐洲和世界文明的進程。美國的外交，在相當程度上是以追求意識形態為目標的外交，而其意識形態來源于基督新教，等等。在整個人類社會，居于上層建筑頂端的宗教對其他上層建筑領域有著決定性的影響，它絕非一種與現實無關的個人情感，而是在人類生活中起著重要作用的一種文化。如，在中國歷史上，每當勞動人民衣食無著的時期，往往會在宗教的引導下揭竿而起。由于我國宗法性傳統宗教的泛世性特點，盡管它對維系中華民族的團結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卻難以為人們在無限的空間和有限的時間中構建精神家園。所以，當正統宗教受到壓制、民眾對意義的尋求無法得到滿足、政治體制無法解決諸多社會矛盾時，就給了邪教一定的生長空間。
軍事權力是國家行使敵對和毀滅力量的權力，是最高級別的暴力。在農業社會，需要軍事權保護的國家利益基本只限于領土和領海，在工業社會，這一范圍擴展到空中，在信息時代，國家利益被極大地激活，該范圍擴展到網絡空間、基因安全、太空等領域。由于戰爭有嚴重的犧牲立法權力而增加行政權力的傾向，因此，在當今國際法體系下，戰爭權的行使已受到諸多限制，但在上述領域的軍事實力上對他國持有物理優勢進而使自己持有心理優勢仍然是必要的。當前，軍事手段已不再是首選的捍衛主權的手段，國際合作帶來的共贏成果和核武器的毀滅力量使各國對使用戰爭方式解決糾紛心懷顧慮，而經濟規則制定、價值觀滲透等手段正日益取代戰爭等“硬權力”方式成為維護國家利益的核心力量。但在此種情況下，仍然沒有一種文化能夠獨自解決這個世界的所有問題。
因此，任何國家、特別是西方強國必須克制文化殖民的欲望，而應尋求以文化對話的方式與其他國家達成諒解。當然，也有人認為國家權力有三個來源，即暴力、財富和知識（文化） ,但這種說法與上述觀點大同小異。上述四種權力之間的相互關系是理解社會發展的最佳切入點，其互動態勢不但能夠影響歷史方向，而且這些權力本身也為社會提供了組織和制度手段。
盡管上述四種權力在地位上是平等的，但在不同的背景下，每個權力在影響歷史發展上所起的相對作用是有差別的。在人類歷史上，暴力曾經決定一切，以后，金錢又成為至高無上的力量； 現在，知識（文化） 已經成為一個極為重要的因素。在建立全球經濟新秩序、氣候變化或應對病毒（虛擬的和現實的） 等諸多關鍵問題上，武力幾乎無法奏效。以本文論述的文化權力為例，由于一定的文化總是與一定的思維方式和價值理念相聯系，自然而然地它會從社會關系中創造出自己的組織和制度，即一個具有自身感性形態的象征系統，而非僅僅反映現行的社會關系。
“因為我活著，所以我活著”,這不是人的生存狀態，而是動物的生存狀態。人是有理想有信仰的高等動物，宗教需求是人類正常的社會現象，古代有、現在有，將來人類還是要繼續尋找新的終極關懷。如果一個國家的文化供給與需求相比存在短缺，如果政府沒有把文化需求作為人民的切實利益加以考慮并且予以滿足，那么，客觀上邪教就會乘虛而入占領人們的頭腦。
在這一點上，美國曾經有過切膚之痛。該國歷史上曾經歷了嚴厲的宗教壓迫，現在終于選擇了宗教自由和政教分離，盡管新興宗教層出不窮，但那些傳統的、正規的宗教在面臨新興宗教的挑戰時不斷地增強了自己滿足信眾需求的能力，所以該國雖然也存在邪教勢力，但始終處于社會邊緣。
（二） 我國當前文化權力行使存在的問題
文化生產的過程在西方社會已經成為經濟過程的一個重要、從屬的部分，可是，在我國，文化的生產過程卻在很大程度上從屬于政治權力，大量反應生活真實的、為公眾所喜聞樂見的文化作品無法被生產出來。盡管人們需要比較穩定的價值觀念，但是，價值解釋終歸是特定背景中的解釋，而這個背景肯定要經常發生變化。改革開放以來，急劇的社會經濟變遷使傳統的社會結構風雨飄搖，而頻繁的社會流動又使人們的情感無處寄托。在這個情況下，如果國家仍然倡導基于計劃經濟甚至革命戰爭時代的的意識形態，那么很多人就會有“聽天書”之感，該意識形態的空洞說教自然無法打動人們的心靈，也是無法為社會問題的解決提供有效方案的，人們也將普遍感到失望和困惑，社會上自然會出現價值和信仰危機，傳統的計劃體制的意識形態必然受到諸如西方價值觀和邪教的歪理邪說的挑戰。我們應認識到： 現代文明最大的特質就是價值觀多樣化，而價值觀多樣化其實正是自由本身的體現。對于價值觀多樣化環境下的社會治理，當然不能指望過去的那種絕對的意見統一，也不能寄希望于可遇而不可求的道德自覺，最根本的還是要靠制度本身的完善健全，靠法治的程序規則，靠法律的強制執行力和保障力，靠憲法賦予民眾的權利。
建構現代文明，需要文化反思，尤其是關于文化的精神價值的反思。信仰危機影響政權的意識形態合法性，如，以階級斗爭學說為例，其在當前環境下就很難自圓其說。因為現代政府的施政目標是全體公民的善，而非只是“人民”的善； 每個公民都是政府的主人，而非部分公民是政府的主人。換言之，階級歧視是現代政治文明所不能容忍的，何況階級就其本質意義上至今都存在很大爭議。人并沒有階級性，人的階級立場在客觀現實中根本無法操作劃分?？墒?，“要加強階級斗爭”、“人民內部矛盾”的呼吁卻常見報端，這種輿論很顯然會引起人們的質疑和嘲笑。意識形態的“掐架”和解釋力虛弱問題必然會使官方的宣傳無法滿足人們個人情感的需求，人們自然會尋求一種對現實具有更強解釋力的意識形態，一些邪教學說必然會逐漸占據人們的信仰空白。換言之，我們越是在現代化道路上狂飆突進，就越需要仰望歷史星空確定價值航向、補充精神給養。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市場經濟的建設不僅是狹義的經濟變革，而且是一種文化的變革，一個系統的變革，是一場深刻的有時候甚至是痛苦的革命。
改革開放后，由于未能解決好權力的邊界問題，官場貪污腐敗盛行，官德及社會道德全面淪落，令人觸目驚心。腐敗已由以前的小范圍腐敗轉向如今的大面積腐敗，由以前的個人腐敗轉向如今的家族、集體、行業和體制腐敗。一些地方的個別官員已經墮變為一個自我服務型的極端自私的小團體，其職能只是代表該小集團對該地區或行業實施政治經濟統治，并裝模作樣地兼顧社會公共事務的管理。他們對社會資源過度抽取的必然結果是民眾的生存權利被嚴重剝奪。如果民眾稍有反抗或者不滿，就對其進行剛性“維穩”.這些官員所期望的“穩定”,只不過是在“人民利益”的幌子下，為自己升官發財而肆意進行施政。在這種情況下，利益受損者必須放棄任何反抗，聽任被剝奪而無所怨言。盡管這些官員在公開場合也口口聲聲宣揚其“信仰”,但在這個民智漸開的時代，民眾都可以看到其“信仰”無非是通向世俗利益的階梯，早已被權力所腐蝕，事實上是極端功利的假信仰。在此情況下，法律只是被視為國家自上而下制定和執行的機械規則，社會在強力維穩下日益萎縮而不再是法律與文化的創造之源。所以，法律自然形同具文而無法維系正義，而信仰的缺失使人們失去對當前和未來的信心，正常生活空間和興趣空間嚴重縮水。于是，一些人對人生價值等重大問題茫然失據，對社會變遷無所適從，精神上陷入強烈的空虛和迷惘，甚至于一些干部和高級知識分子也對此感到沮喪。
人性先于文化，任何文化形態無法改變人性的邏輯，而只能改變人性的實現形式。人類社會運行的規則是人性，它可以改變現行的看似非常堅固的政治運行邏輯。盡管從長期看，人性存在著變化，但是其變化卻是非常緩慢的，政治家們處理現實問題必須立足于人性而非一廂情愿。道德的歸宿是信仰，盡管這個宿主有可能是非宗教信仰，但不可否認一些人尋求道德的努力會被引導到宗教信仰上去，邪教憑借著其偽裝的對社會正義和道德的關切而粉墨登場?？墒?，與道德無緣的邪教絕不可能把人從庸俗引導到圣潔，反而讓人更加庸俗不堪和可怕。
所以，文化權力需要重塑，唯此才能生產出更多的文化產品慰藉人們尋求意義的渴求，進而向頹廢和偏執開戰； 而只有信仰得以確立，法律才能在構建正義方面富有效率并消除社會不公，由此讓邪教失去生長的土壤。
三、治理邪教的對策建議
從一定意義上講，文化和犯罪之間有著十分重要的關系，犯罪根源于文化的缺陷，犯罪不過是文化的一個側面。因此，基于上述對文化權力的分析，我們就要對文化進行進一步的規劃和建設，營造良好的文化氛圍來預防和治理邪教犯罪的發生。
（一） 靈活掌握從嚴從寬的條件，堅持教育與懲罰相結合
要把不明真相參與邪教活動的人和組織與利用邪教組織進行非法活動、蓄意破壞社會秩序的犯罪分子區別開來，對組織者、策劃者、指揮者和屢教不改的參加者才根據“兩高”《解釋》的規定追究其刑事責任。同時，還要做好實施邪教違法犯罪者的教育、改造和轉化工作，不僅要用科學精神去揭露邪教，而且要用正面的人文價值與之相抗衡，避免一些人陷入精神貧困和心理無助的狀態，使社會充滿關懷和溫暖，以控制反邪教局勢，贏得主動權，消除社會危害。當今社會，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是支撐完整文化價值體系的兩大支柱。我們要加強反邪教宣傳工作，普及有關邪教防范的知識，讓廣大群眾充分認清邪教反人類、反社會、反科學的邪惡本質，提高人們對于邪教的免疫能力，這是與邪教斗爭、并最終鏟除邪教的重要出路。
（二） 加強基層政權建設，強化戰斗堡壘作用
高度發達的社區自治文化，能夠在客觀上壓縮邪教的活動空間，避免一些人被裹挾而加入邪教?；鶎痈刹颗c群眾接觸最多，掌握情況最及時全面，也是一些邪教組織刻意拉攏腐蝕的對象。要加大投入，強化教育，提高其反邪教工作意識，通過他們去做群眾工作，全面落實“領導、管理、打擊、改造、教育、防范”等綜合治理措施，構建并完善反邪教網絡體系。
（三） 豐富群眾文化生活，從根源上杜絕邪教產生的源頭
人都是有物質需求和精神需求的，只有兩者都得到滿足，人的心靈才不會畸形，內心才能平和。邪教犯罪多發背后蘊含的危機實際是社會認同危機。
人沒有本性，其本性就是其歷史，沒有歷史，我們就會迷失，我們就會遭受記憶闕失之苦。當前的意識形態建設要注意建立在傳統文化的積極因素之上，同時吸收借鑒世界其它文明的精神成果，讓傳統文化成為順應時代發展、體現中國精神、具有世界視野的先進文化，讓人們不至于荷包滿滿，四顧茫茫。在核心價值體系建設中，我們要注意把最能體現大眾需求的東西梳理出來，努力豐富文化品種，引導人們樹立健康的文化商品消費意識和觀念，從而將文化由失調狀態轉化為和諧狀態。如，我國傳統文化中有大量的可供現代人安身立命的因素，如果對其充分闡發，有助于現代人在激烈的社會競爭中安排自己的生活和科學看待人生價值，避免出現焦慮、彷徨、不安等癥狀。民族文化的意識和自覺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根本要求，我國傳統文化追求的大同社會與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并無本質矛盾，但前提是必須去掉革命戰爭時期共產主義意識形態里等貴賤、均貧富等“破”的內容以適應現代化。
文化本身具有自我發育的能力，除非權力本身刻意去扼殺其這種能力。因此，我們對文化創作要有開放和自信的心態，要注意通過市場機制來激發文化創造力，建立多元化的文化產業投資格局，通過改造落后文化和抵制腐朽文化，讓文化產品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通過市場機制得以實現。我們決不能放棄應有的文化自覺，決不能讓文化市場成為粗俗文化滋生的土壤，否則，我們就無法描繪出這個時代最美麗的心靈圖景以引領民眾。
歷史證明，正統宗教勢力是邪教傳播的有力壓制力量。當前，一些人在加速前進的社會生活節奏中希望尋找心靈的避難所。傳統宗教能給他們以精神上的慰藉，從而減少邪教產生和發展的可能。所以，如果在政府的引導下，有正規的健康的宗教供人們信仰的話，那些邪教在相當程度上就沒有了生長起來的可能。我們要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與傳統宗教在愛國主義的底線上求同存異； 同時建立民間信仰引導機制，促使其朝著健康良性的方向發展。但是，宗教只能成為文化建設的補充和輔助，而不能成為主導，以宗教為主來建設一國文化的不良后果在世界上已大量顯現，這應引起我們的警示。
（四） 實行法治，加大反腐敗力度，密切黨群干群關系
調查表明，那些有“被剝奪感”的人，往往會轉向宗教以尋求慰藉的替代物，進而可能會被邪教所蒙騙以否定現行社會秩序。這在相當程度上是因為當前制度的缺失不能達到表達利益訴求和獲得利益平衡的效果。因此，我們不應陶醉于改革開放后經濟的發展所帶來的巨大變化和美好前景，而應該深刻認識到分配正義的缺失和治理體制的不足并迎頭趕上。此外，黨內不正之風和腐敗行為正影響著人們對黨的性質和宗旨的認同，腐敗使部分群眾對意識形態的有效性與權威性產生了懷疑情緒，引發一些民眾對權力主體的離心傾向，滋生百姓的不滿與自卑情緒，精神危機于是由此而生。
當前，我們必須從消解傳統文化中對法治不利的因素著手，從根本上促使傳統文化走向以民主自由為前提的法治文化?，F在的當務之急是通過對政府權力的限制帶來更廣闊的自由空間，通過中間社會的成長使得人們的權利訴求走向更加有序，通過獨立而公正的司法制度讓正義得以伸張； 我們必須廢除“法律工具論”,賦予法律以神圣性，因為沒有這種神圣性，所有的強制都將無效，法律會退化成機械的法條主義，因為強制者本身也會腐敗，而這種強制性就是法律的意識形態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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